第7版()
专栏：
“血液写成的大字”
萧三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萧三同志为“革命烈士诗抄”写的序言的摘要，题目是我们加的。这本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报副刊上将要陆续转载其中一部分诗作。
这本“革命烈士诗抄”，不是普通的“诗抄”或“诗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诗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诗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他们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诗篇。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题词。可以说，这也是对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赞誉。
殷夫烈士写过一首诗——“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
是的，就因为这样，就因为烈士们遗留下来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来的，而不是寻常的“创作”，所以常言说的“诗如其人”在这本诗抄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光辉。
革命烈士们都是真正的、伟大的诗人。
革命烈士们的诗，都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
笔者参加这本诗抄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和初读全部壮烈的诗章，内心经常十分激动。我想起那些曾经认识和共同工作过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虽然不曾认识但是读了遗诗就在我的脑际巍然矗立起来的烈士们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笔来，默默向他们全体和一个个致哀，致敬！
他们，无数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连姓名都没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没有细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过程，是漫长而曲折、艰苦而残酷的过程。没有千千万万先烈的英勇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约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就不能站起来。
李大钊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坚定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难时的诀词中又说过：“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当我每次背诵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说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杨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诵的英雄壮语：“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我也似乎看到吉鸿昌同志在刑场地上用树枝所写的壮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刘绍南同志在刑场上高唱的“壮烈歌”将永远响彻云霄——“……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李少石同志的遗诗将永远激励后代：“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 “莫讶头颅轻一掷，解悬拯溺是吾徒。”吕惠生同志在狱中写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崇高的抱负：“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欣天破晓，竟死我何求！”陈然同志在狱中痛斥敌人写的“自白书”又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坚贞的气节：“……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葬歌埋葬蒋家王朝。”
在这样英勇坚毅的共产党员的面前，敌人的一切残酷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而对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丝一毫也摧折不了！
叶挺同志在重庆狱中写过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们所写的每一首诗的写照。
我们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每一位都抱着“己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同志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方志敏同志诗）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刘伯坚同志诗）、“心志既坚定，苦汁甘如饴”的风格和品质；都表现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诗）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他们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真“像金子一般的坚，像金子一般的亮”（蔡梦慰：“意志在闪光”），给我们全党党员、全体革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经作到了古人所说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们，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组织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他们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负，终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们又做到了古人说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言”——这就是他们还留下了许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钊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论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记”，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赵世贵同志的记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诸同志为青年写的许多热情的文章，柔石同志的小说，殷夫同志的诗等等，这些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陆续出版或将要继续出版。它们对于我们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教育意义。
我们现在辑录在这本诗抄里的烈士遗作，只是目前我们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诗歌创作，而且如李大钊、瞿秋白、殷夫、续范亭、李少石、陈辉诸同志的作品，也只是他们全部诗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收集出版。
古人说：“诗以言志”。现代人常说：诗是真实感情的流露。的确，通过革命烈士的诗作，我们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们的伟大襟怀；这些诗，都是革命者的伟大心声。同时，诗歌又是最容易传诵、最能动人心弦的，因此，许多烈士的诗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但读起来真是比千行长诗还有力量，更加使人受到感动和鼓舞。
烈士们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因此，他们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写诗作歌的使命。
李大钊同志写“岁晚寄友”，邓中夏同志写“新诗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写“劳动节歌”，杨靖宇同志写“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李兆麟同志写“露营之歌”……这些都是他们直接用自己的笔，创作了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宣传鼓动的诗歌。
从小就写诗、后来成为革命诗人的殷夫同志，不愧为“历史的长子，海燕时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几乎全部诗歌都是配合当前任务的。他是我们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诗人。他有几首诗，很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态度：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我们是青年布尔塞维克”
这几句诗，真可以作为青年读者们的座右铭。他把钢铁的语言和钢铁的头颅、钢铁的纪律并举，可见烈士对于写作是怎样严肃而认真。
这样的诗是战斗的诗，这样的诗人是战斗的诗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后才是写诗。写诗也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诗人。写诗正表达了共产党员崇高的品德。
我们目前收集到的革命烈士的诗歌遗著，还很不完全——这有待于逐渐发现，许多革命前辈和烈士亲友还有很多宝贵资料可以慢慢回忆或搜集，这又有赖于后死者的我们广大读者继续不断地收辑。
但是，仅从这本诗抄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万紫千红的盛景，看到了烈士诗作的高度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和风格；有现实主义的，有浪漫主义的，但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而且大都是二者相结合的。
烈士们自己都是深入生活的革命战士，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参加了火热的、剧烈的实际斗争。他们的诗作都写出了自己爱祖国、爱人民和对党忠诚的热烈感情，显示了他们豪迈磅礴的气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这些诗作的思想性，无疑都是强烈的。有些烈士又写旧体诗，又写新体诗。由于诗中燃烧着炽烈的阶级感情，都写得很好。例如邓中夏同志的“贡献给新诗人”（旧体诗），“新诗人的棒喝”（新体诗）；又如，任锐同志的“送儿上前线”，这是一首好的五言古体诗。她的新体诗“午夜”，作为烈士之妻，写母亲的心非常亲切，虽凄凉而乐观，也写得很好。
瞿秋白同志生前热情地提倡文艺大众化，极力为劳动人民群众着想。他“坐而言，起而行”，自己写了一篇“东洋人出兵”的大众化长诗，而且用普通话和上海话两种语文发表。由此可见我们共产党人和职业的革命者从来就都不陷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而总是主张和实行为革命而艺术、为斗争而艺术的。秋白同志也写歌词，如“赤潮曲”，又善于利用民族的传统形式。他的“平津令”杂剧和旧体“无题”、“王道诗话”又极尽讽刺之能事。
贺锦斋同志的诗与词，熟练地利用旧体来写革命的内容。他在殉难前写给乃弟锦章同志的信中附诗二首，其中有“吾将吾身交吾党……誓为人民灭虎狼”之句。其弟作悼诗说：“只知有党不知他……一腔热血洒泥沙”（泥沙是锦斋烈士死难地名）。这不是一般诗作者的普通唱和，而是革命诗人们的热血交流和赤心相印。这种深挚的革命交谊，在许晓轩同志的“赠别”，贵州殉难者的“读‘感赋’有感敬和原韵”等中也有动人的抒发。而续范亭同志的“赠毛主席”、袁国平同志的“和毛主席长征诗”、李少石同志的“祝董老六十大寿”，更表述了革命战士对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前辈的无限敬意。
黄励同志仅存的一首歌“工人苦”，非常通俗。青年烈士欧阳立安同志的“天下洋楼什么人造”也是利用旧形式写新内容。
使我们读者今天特别感到兴趣的，还有广东女烈士张剑珍同志就义时唱的四句山歌：“人人喊我共产嫲，死都呒（不）嫁张九华！红白总要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和又一位广东农村女烈士就义时唱的一首山歌：“又吹号筒又拿枪，咁多士兵来送葬，咁多官员做孝子，死到阴间心也凉。”
论诗体，这两首都接近民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烈士本人就是劳动妇女。她们的语言非常朴素，然而很有气魄：坚强、豪爽，而且幽默，你读时，看得见革命烈士的态度从容，内心骄傲，乐观无畏，视死如归的神情。
限于篇幅，我不能一篇篇地列举了。总之，无论旧体、新体、格律诗、自由诗，烈士们的遗著都是好诗，都可以反复吟味。鲁迅先生所说的：是革命者写出来的文学便是革命文学，是血管挤出来的便是血，在这里又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在每位革命烈士的遗诗后面，我们还附了烈士的事略，并选载了某些同志所写有关这些遗作的诗话。对于诗中涉及的某些史实和比较难解的词句，我们也作了一些注释，这是为了帮助读者读其诗而知其人，也大概地了解一下当时的革命形势。我们相信，这些附录对于青年读者是有益处的。特别是烈士的战友亲属所写的文章，都是真挚动人足以震撼人心的。
近来全国各地许多同志都在写革命回忆录，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宜乎很受读者的欢迎。这类著作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教育的良好教材。
我们的烈士们都是“宁断头颅不改心……壮志凌云死亦生”的。他们坚信“红白总要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因此他们无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且自豪地蔑视敌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林基路同志）。他们的确是“一死真如泰山重，千年万古永留芳”。龙华殉难者的狱中题壁最后两句写得好：“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正是烈士们的鲜血灌溉了我们神圣的国土，灌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鲜花。
年仅二十四岁就英勇牺牲了的陈辉烈士曾经写道：
我的生命
被敌人撕碎，
然而我的血肉呵，
它将
化作芬芳的花朵，
开在你的路上。
——“献诗——为伊甸园而歌”
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
也将有鲜红的花儿生长。
——“为祖国而歌”
是的，烈士同志们，全中国的每条路上，每堆土上，今天都生长着无数鲜艳的爱情的花、幸福的花、自由的花。让烈士们安息吧！我们永远纪念他们，向他们学习。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烈士们的鼓舞下，我们当更加鼓足干劲，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美丽的祖国，以继承烈士们未竟的遗志。正如殷夫烈士所写的：
让死者死去吧，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让我们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逐步实现近百年来中国志士仁人们的伟大理想，革命先烈们的伟大理想，保卫我们得来不易的革命果实，保卫我们人民的自由幸福，保卫持久的和平吧！
1959年3月14日 北京（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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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果戈里和苏联文学
——纪念果戈里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苏联教授 尼·斯捷潘诺夫
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名字和他的天才作品，是真正不朽的。果戈里把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看作是自己的天职。以讽刺手法揭露剥削制度，嘲笑卑鄙的生活，同时又以不共戴天的愤怒火焰攻击那使人遭受压迫、凌辱的社会不平现象，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伟大和美好的未来的信心，充实了果戈里的创作，使它富有蓬勃的生气。
在1952年纪念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时，苏联文学的著名代表之一的列奥尼德·列昂诺夫，在莫斯科举行的果戈里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是有道理的。他说：“看来，我们同尼古拉·果戈里的时代的距离，不是一个世纪，而是整整一大段地质时间。从打那个时代起，我们国家从人民生活方式直到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一切都起了变化……但是，我们也和我们的祖父一样，对这位鼓舞人心的诗人感到无比的亲近……”
果戈里对于其后的整个俄国文学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俄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对于像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柯夫·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也夫斯基、契呵夫及其他好多作家，发生了有益的影响。果戈里的人道思想、他对当代卑鄙龌龊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无畏的反抗、他对人民的热爱和他对普通小人物的命运的同情，——这一切使俄国的、而且不仅是俄国的文学繁荣滋长。
果戈里的艺术技巧和他的鲜明多采的文笔，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苏联作家在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时，过去和现在一直学习果戈里的创作，学习他的精湛的艺术语言的技巧，以及他那深刻而精心地掌握人民语言的功夫。同时，他们在汲取这种传统时，又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使它适用于新的生活条件，并且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了来自果戈里的那些原则。
苏联文学继承了果戈里的基本遗训和他对人民及人类优秀品质的爱。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者高尔基的创作中，可以看出果戈里传统的具体反映。高尔基对果戈里的天才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且不止一次地建议苏联作家向这位伟大的艺术语言大师学习。1930年，高尔基把果戈里列入那些世界闻名的讽刺作家的行列，这些人“对统治阶级丑行的揭露，是一丝不苟地真实和严厉……”。高尔基创作中的歌颂英雄事迹的题材，也同果戈里的传统相呼应。阿·卢那察尔斯基曾写道：“果戈里和高尔基一样，狂热地追求美。”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的人物，使人不禁想到果戈里作品中的主人公。果戈里的艺术典型化原则，对于高尔基的创作的成熟，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果戈里的讽刺原则，特别是他的戏剧艺术对于苏联文学的另一位最著名的代表马雅可夫斯基，也有重大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作的“臭虫”和“澡堂”，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手法——喜剧的离奇同讽刺的概括和典型化结合。苏联的喜剧，一般说来多应归功于果戈里。像罗马朔夫的“科里沃雷里斯克的末日”这样的剧本，以及其他好多苏联戏剧家的喜剧作品，都汲取了喜剧大师果戈里的卓越经验。
在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和“金牛犊”，以及其他苏联作家的好些讽刺作品中，都能找到果戈里的讽刺传统。我认为，萧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运用的那种尽情的幽默，也同果戈里的具有深刻人民性的幽默相接近。
来自果戈里民间叙事诗“塔拉斯·布尔巴”中的另一个英雄主义传统，它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得很清楚。试举苏联文学早期作品之一、绥拉菲摩维支所写歌颂国内战争的英雄史诗“铁流”为例来看。在这里，这部史诗的基础，贯穿着果戈里作品的精神，它提到第一位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人民群众的英雄行为。塑造人物形象的强劲有力、叙事语言的激动人心，也使人想到果戈里的作品。甚至那决定了“铁流”风格的诗一般的韵律，也是出自果戈里的那种手法。
果戈里的创作经验，对于苏联散文作家萧洛霍夫也有不小的影响。“静静的顿河”的英雄主义激情，它那壮丽的抒情的画面，又不能不使我想到俄国语言的大师果戈里。
可以指出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对于发展苏联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的积极作用。阿·蔡普雷金的“拉辛·斯捷潘”、“游逛的人”，沃·舍什科夫的“耶美里扬·普格乔夫”，阿·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都是在苏联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写成的、文笔生动多采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继承了果戈里作品风格的许多原则。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里，正如在果戈里的作品里一样，摆在第一位的是人民。正是因为这样，它们广泛地运用了民间创作，探索叙事诗的诗歌的源泉，并精心地学习人民的语言。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果戈里对苏联作家创作所起的这种卓越影响。但是，问题不在于例子的多寡，而是在于整个苏联文学广泛地利用俄国及世界古典文学的成果。著名的苏联戏剧家之一的罗马朔夫，成功而动人地刻划了果戈里对我们时代的意义。他写道：“他的创作精神、他那雄伟的艺术气魄，他写的那种激情的大风暴，不由地激发了苏联艺术家们的高尚情感，使他们更加锐敏地注视到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远景，在我们的现实中，和在英勇地建设未来的现实的人们身上，清晰地感到共产主义的具体轮廓，并且积极地为反对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事物而进行斗争。”果戈里模模糊糊梦想实现的那种东西，那种“在整个俄罗斯土地上奔驰、到处充耳可闻的威风凛凛的人的雄伟姿态”，在我们今天就是苏维埃人新性格的实际体现，而且仿佛果戈里是在号召我们从艺术上体现这些新的人民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