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风土新志

美哉海南岛
袁水拍
刚踩过北方的残雪,一下飞机就踏上这花团锦簇的常春之岛,一种畅快的心情自然是难以形容的。海波轻拂沙滩,椰树高插云天,台阶上摆着玫瑰、秋海棠、菊花和红梅的盆栽。室内气温华氏七十度,吃西瓜,喝椰子水,软风吹来海的亲切的气味,唤起一个久别南方、远离海边的人的回忆。
现在还只是3月,海南岛还没有进入热带的夏季,尤其是在北方的海口市,主人们虽则穿着单衫,客人们却还一时不习惯不穿毛线衣,我们显然还来得早了一点。不过在一个外乡人看来,这里的花卉鲜果似乎不分什么季节而是连绵地开着成熟着。青的椰子高悬树梢,成熟了的已经落到地上,而刚出芽的椰树秧只有一尺高。古人的咏海南诗确是纪实:“海外风光别一家,四时杨柳四时花,寒来暑往无人会,只看桃花纪岁华。”
这样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自然是物产丰富的重要因素。中共海南区委书记杨泽江同志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海南的物产和建设情况。他从两熟的水稻说到名贵的热带作物橡胶和香料,从著名的莺歌海盐场说到鱼翅、胭脂木和水晶,从水利建设说到交通规划远景,使我们听出了神。当我们参观了一个小规模的当地物产的展览室,旅行了几个地方,接触了一些干劲十足、热爱海南的本地和外地的干部之后,我们更加相信海南岛真是个又富又美的宝岛,天然资源,加上勤劳的革命的各族人民,加上大跃进,海南岛必将迅速建设成为比现在更加美好的、祖国的一颗掌上明珠。
去看搜书院
在北京欣赏过马师曾、红线女演的粤剧“搜书院”。剧本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海南岛。“搜书院”中把谢宝写得很好,戏也是个好戏,因此,听到海南宣传部副部长刘青云同志说,那个书院的遗址还在,大家就都想去看看了。从招待所坐汽车十几分钟就到。当年的琼台书院遗址,现在是琼东师范学校所在地。据师范的历史教员告诉我们,谢宝是清康雍年间人,出生在琼山龙岐乡,中了进士,做了几个月官之后就辞官回乡掌教书院,有一百多个门生。据说龙岐村附近还有他的坟墓。
琼东师范的校舍当然比过去的书院大了,但后院确有一座古老的二层楼。院子里一株巨大的鸡蛋花树正在开花,楼房的柱子是石头的,雕花的桁梁。楼上还藏有好几架线装书。书虽非谢宝旧物,但历史教员告诉我们,据老先生们讲,这座楼是谢宝书院的房子。据志书载,谢宝培养了一些高材生,并且说他善于识别人才,有“藻鉴不爽”之誉。但是现在我们的学校的规模远比过去为大了,琼东师范有六、七百学生,除正式学习的,还有函授的。我们去参观时,看到墙上贴着关于“青春之歌”讨论材料的壁报,师范学生和附属小学学生在作体育比赛,有男的有女的,不禁使人联想起谢宝时代的婢女的命运来。海南岛是1950年4月解放的,当时中学校只有五十三个,学生八千多人,到今年中学校已增加到三百四十九个,学生达七万二千多人。
苏东坡的流放地
访问了这个古迹,便引起了去看另一古迹的兴趣。琼州在交通闭塞的古代,是逐臣和囚犯的流放地,“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大家视为畏途。历代贬官之中,李纲、苏轼是最著名的。现在还有王公祠、苏公祠等名胜,祠内有苏东坡的石刻像和墨迹碑好几块。据说是诗人开凿的“浮粟泉”,至今清冽如旧。院子里种着红蓼、立鹤、麒麟吐珠等花草,还有各种热带树木,槟榔、桄榔、金鸡纳树等,是一个幽静的游览地点。
外地人一时不易辨别椰树、槟榔和桄榔树,都是羽状叶子的树。这种叶子可以像茅草一样用来复屋编墙。苏东坡被贬到此,开头租了官屋居住,后来不让他住了,只得“结桄榔奄以居”,想来就是那种羽状叶铺复的草棚。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样的遭遇所压倒,从他的诗中看,他是乐观的,自信的,他对于当时被歧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是平等相待的,他一再地赞美海南岛。有这样一些诗句:“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空余鲁叟乘槎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我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南来万里真良图”。他和海南黎族朋友一起喝酒,有“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等句。他的一首四言诗更明显地表达了他有民族平等、同情弱小的思想:“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接着下面还有更激烈的痛责汉官的话,“贪夫污吏,鹰鸷狼食”。
苏轼用不少诗句赞美海南:“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快意雄风海上来”。四年流放生活,竟使他愿意留居下来,化为黎民,甚至索性自称为当地人:“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指他的海南朋友),鴂舌傥可学,化为黎母民”,“我本儋耳(古代海南地名)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比如事远游”,后四句是他被赦回大陆时留别当地朋友的诗。
椰林里的公社
虽则古代也有个别的人对黎族苗族抱同情心的,但无论哪一个封建王朝或反动统治都是执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只有解放以后,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才获得了民族平等的权利。过去他们被迫逃到深山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现在黎苗同胞已经走出深山,不少迁到平地上居住,组织了公社,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大大提高了。
在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一个叫做鹿回头的村庄里,我们访问了一个公社的生产中队,拥有五百多亩地,包括一百二十八户,共六百多人口,大部分是黎族。他们住的椰叶盖的屋子整齐地排列在椰树荫下,家家门口种着鲜花,门上写着鼓舞生产劲头的对联,用的是汉字。他们原无文字,愿意学汉字。支部书记黎玉山同志是个二十八岁的能干青年,他告诉我们这里的适龄儿童已全部入学,有中学生二十多个,有两个大学生在广州,两个在北京学习。他自己呢,过去不要说读书,连地也没有得种,一棵椰子树也没有,只靠砍柴过活,只有一件衣服。土改后他参加了党,读民校,现在能够看报,做笔记,写报告。1958年还进党校学习。在村子里走,一路上门窗墙壁和树上到处都是标语和民歌,看得出群众学文化的劲头。
这片椰林和附近的稻田原来都是地主的,一个汉族地主占了一百多亩,一个黎族地主占了三百多亩。农民自己开了荒也要被地主抢去,野果变成了他们的仅有的粮食。大跃进以后他们三顿都吃米饭。海南岛去年粮食大增产,总产量比解放初期多了一倍多。鹿回头中队的农民平均工资七元,最高十元。他们办了小学,民校,小孩有了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们被一位黎族的妇联主任带到托儿所和幼儿园去看。孩子们不分汉黎在一起生活得很好。托儿所的孩子躺在吊床里摇荡着睡觉。幼儿园的孩子看见客人到,奔跑出来拉我们的手,非常活泼,唱着“社会主义好”和别的歌子。
阳光把椰叶的疏朗的影子撒在河滩上,热带的各种不知名的鸟四处鸣叫,一位在海南岛农村中以忠诚于党受人称颂的黎族干部,陪着我们穿走在椰林里,一边畅谈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以及公社的远景。我们抬头看见公共食堂墙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像,和大跃进的口号标语,这一切使我们感到虽则这儿远在祖国最南方的边陲,我们之间民族不同,却是心心相印的兄弟和同志,我们走着同一的道路。
一路谈一路走,不觉出了村,这时想起了鹿回头这地名。多么有趣的地名!有什么来历吗?黎玉山同志好像有点靦觍似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其实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从前一个黎族猎人在五指山上追猎一匹鹿,一直追到榆林港海边,鹿再也没处跑了,就回头一望,也许是找别的出路吧。这时,猎人也顺着鹿回头而望的方向去看,恰好发现有一个黎族姑娘……后来他们结了婚,他们的后代就在这地方定居了下来。漂亮的地方该有这样漂亮的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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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岛黎族姑娘 (套色木刻) 黄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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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三日行
朱光
琼海上空浪跨铁鸟海南游,五指骄娆不俗流,千里波涛歌盛日,人天一色有何求。
榆林远眺榆林浪静碧油油,海阔天空任自由,借问群鸥知乐否?东风携我也飞舟。
夜宿鹿回头天涯猎尽鹿回头,获鹿良缘志已酬。此夜海涛腾万里!椰浆作酒听潮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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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梢舟
劲,是体力和脑力通过劳动,作用于一定事物表现出来的能和量。人没有劲,就不能生存和生长。
劲也是物质力量,但它不是一个死的数目字,不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永远不变的东西。它是在和客观事物较量中表现出来和增长起来的。常推车的人腿劲大,常挑担的人肩劲大,脑子越用越聪明,劳动里边出英雄。不用劲,不斗争,就降服不了你的工作对象,你的劲也不好增长。惜力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思想懒汉,就会越来越愚笨。革命事业心强的人,革命干劲越大;盲肠不劳动,不起作用,就越来越退化。
劲有多大?标准应该用工作结果来衡量。所谓潜力无穷,劲也是不断变化着的物质力量,可以不断地增长。目下拿不动“千斤石”,练上几练,七练八练,就可能拿动。今天钻不透某一个问题,钻上几钻,七钻八钻,就可能钻透。劲在变化着,所以今天干劲足了,随着跃进形势的发展,劲若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就可能是相对的不足。因此,劲可鼓,不可泄。
劲是斗争性,也就是革命意志的表现。革命热情旺盛的人,必然干劲经常十足。松劲情绪,实际上是革命意志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一定问题上的动摇。
医生扎针,首先懂得“穴道”。如果扎错了“穴”,病情可能加重,甚至有致命危险;如果针扎到骨头上,还可能折针;这不光是个有劲使不上的问题。把钢使在刀刃上,所以巧干很要紧。熟能生巧。熟有两个意思,一是熟悉事物的规律,知道工作对象的性能,劈木识纹道;一是工作中掌握技巧,运用自如。熟也好,巧也好,都是从干中来的。苦干,是用劲的标志;巧干,是用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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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报写不完
——伐木队纪事
王主玉
天刚亮,伐木指挥部的门前,就挤满了人,熙熙攘攘,像过节日一样的热闹。人们是来打听关于伐木二连创造新纪录的消息的。
指挥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耀眼的大红纸,上面的那个又大又黑的?字,墨迹未干。这是一封向上级党委报捷的喜报,上面工整地写着:“……昨天二连十八号锯的三人小组,奋战十二小时,创造人工伐木八百一十一立方的高产纪录……这是伐木大军在完达山上创造的第一个奇迹……。”
王书记把这张捷报看了又看,读了又读,最后,他若有所思地告诉统计员:“这张捷报我自己送去,好把一些具体情况再当面向首长汇报。”话音未落,电话铃响了,统计员拿起听筒,“喂,找王书记。”他把听筒递给王书记,并顺便说明一句:“一连来的,大概是询问关于二连创造新纪录的事。”
王书记和对方刚讲几句话,脸上便现出惊喜的神情,并大声反问:“多少,再说一遍,……呵,一千二百一十九立方,工效核对了没有?……是五十号锯……三个人……十一小时的激战……好的……”王书记一句一句地复述着,句句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他才放心。这时,屋里屋外一片欢呼声:“破千方大关了!”
好久,好久,人们才安静下来。王书记高兴得像过去在部队上打了个“歼灭战”一样,他大声招呼:
“快,快改捷报,不,再写一张,用大笔,用大纸……。”这张捷报还没写完,电话铃又响了。统计员拿过耳机,几乎蹦了起来,他用高呼口号的嗓音给对方讲话:“……农业大学伐木队……多少?……一盘锯,什么?……啊,创造人工伐木二千七百六十一立方!”这个喜讯,又一次掀起人们欢乐的浪潮,不知是谁在门外放起鞭炮来了,年轻人在纵情歌舞……
王书记红光满面,拿起捷报就向外走。
“喂,书记,第二张还没写完哪!”
“不写啦,捷报是写不完的。”
“那……这第三个最大的捷报,还是写了好。”
“这个在我心里写好了;……那你们就给人民日报写个报道吧……”王书记说着大步跨出门外,但他又回头看了看那部“三传捷报”的电话机,才匆忙地离开这个“前线司令部”。
战斗在北大荒的人们,在祖国严寒的北方,在荒无人烟的完达山上,把战鼓擂响,把红旗插遍,把这张光辉夺目的红色喜报,高高地、高高地撒向太空,撒向远方,撒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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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报杂感

隔行不隔山
看了钱三强同志和方纪同志关于“原子能两首”的通信(三月二十日八版),很有点感想。
这还是新鲜事儿。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诗人,俩人就诗歌交换了意见。科学家要求作家多描写科学生活。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这个
“山”早就被搬掉了,你看他们两位的信,谁还会感觉得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存在着一座山呢?不。他们同为了一个目标,这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发扬。
本来,生活在辽阔的原野上,文学的足迹应该是无所不至的。科学生活这领域不能说成是“禁地”,但是过去在文学上的反映,确实是很少的,尤其是用诗歌形式来写。如今,诗人打破了陈规,大胆尝试,这种精神是值得欢迎的。
隔行虽然不隔山,但终究是新的事物,需要认真学习。不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又怎么能够写表现现代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呢?  
  武汉读者 陶宏宽


第8版()
专栏:读报杂感

热切的期望
看了钱三强同志与方纪同志的两封信之后,深受感动。钱三强同志指出方纪同志诗中的缺点,正表现了他对科学求实和负责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科学家热情地关心文学的精神。正如编者的话中所说的:“诗人努力去表现新的科学技术的题材,科学家热情地关心文学活动,这事只有我们这时代才能出现,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的确,要求文学家去“熟悉崭新的事物”,尤其是熟悉科学活动,是我们时代文化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希望科学家拿起笔来,用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自己的创造性的活动呢?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像郭老那样,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但能不能抽暇写一些精悍、隽永的诗歌和小品呢?我想还是可以的。
齐齐哈尔和平机械厂 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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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百花坛

笑——然而不是轻佻
张真
川剧的语言很值得我们的喜剧作家学习,语汇丰富,文法多变化,善于表现人物情绪,而且讲话讲得极有风趣。看川剧的时候,常常惊叹川剧怎样会有那么多的幽默,几乎俯拾即是。讲话讲得有风趣当然不只是口才或文才,而是作者会看生活的有趣味的一面。作者似乎是兴致勃勃地生活着,观察着,于是就能够随时有富余的机智,把生活中的人物描上那么深刻而谐谑的一笔速描。
像“玉簪记”,潘必正蹓跶到陈妙嫦房里去,看陈妙嫦睡着了,他跑到她书桌上翻,不料翻出一首情诗来。在这里,潘必正不是看到她爱自己,就飘飘然,而是逗的自己诗兴大发:她一个出家人,都会作诗,我秀才倒不会作呀?我也要和她一首。他就坐下写起来了。这一个书呆子的形象很突出,但他又呆得多么风趣?写完,把陈妙嫦的诗放在袖里,看她睡得出汗,他就热心地去代为打扇了。扇来扇去,陈妙嫦醒来,怪他跑进禅堂,“成的什么规矩?”要去告他姑母。他先是有些害怕,但又摸到袖里的诗,便洋洋得意道:“什么规矩不规矩,我拾到一样好东西!”
这些地方,演来情趣横溢,人物生动,观众大笑,然而演员却是在认真做戏,他们并没有故意在逗观众发笑。潘必正是在认真的做诗、打扇,陈妙嫦是在认真地焦急,想叫这个傻角快些出去。他们不自知自己可笑,于是这样的笑就是从现实生活派生的而不是外加的。我还看过川剧周企何的一个小折子戏:“迎贤店”,他演个店婆子,对那个投宿的穷书生十分无礼,后来看到他有了钱,她大为羞赧,就自说自话地努力打圆场,陪笑脸,打哈哈,令人捧腹。而这笑料却不是外加的,正是生活本身的真实性。
演员在那里依照生活的严密逻辑而行动,而笑——这是观众的事情,这样的喜剧,我认为是高明的。因为,这样的笑里就充盈着生活的智慧。这笑不仅仅是可笑,而是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观点,对人物的评论,对生活真理的深刻的理解。观众一笑,是同意了作者的观点和理解的,他们随着作者,深一步观察到生活的矛盾了。
“玉簪记”的潘必正,按老本原来是有些“刁”的。他拾着陈妙嫦的情诗,作为把柄,对她大有要挟之意。现在的川剧改本,潘必正不那么趣味低下了,然而喜剧性却丝毫没有减少。陈妙嫦在书桌上到处翻,找到诗笺,笼在袖里偷看,潘必正也在一边偷看自己袖里的那一张,陈妙嫦发现自己的情诗已经换了潘必正的情诗了,正在惊疑,潘必正却双手举她的原诗还她了。这些地方演来都引起观众的笑声,但是它所引起的观众的感情却不是轻佻的,而是温厚甚至有些庄重的。这个人物典型得到更好的提炼,喜剧的趣味也更提高了。(但还诗一举,我却觉得与潘必正此刻的感情不尽符合,在他得了陈妙嫦的诗,一定是珍如拱璧,只要他无意借端要挟,倒也不必双手奉还以避嫌。因为他已又送了同样的把柄在陈妙嫦手里了。我想以偷诗始,以换诗终,也就很好。)
喜剧难得的是趣味高尚,我看川剧里有不少喜剧情节,是使人感到高尚的。逗人笑,不一定就要表现某种浅薄的感情。过去有些戏曲每每讥讪弱者,把瘸子或“乡下老”的怯口加以形容以博笑,这样的笑不一定是十分健康的。而在川剧中,却往往看到对一些正面的人物:一个性急的情人,一个善妒的穷酸,一个即将处死而十分达观的强盗,一个勇于替别人充新娘的文弱书生……做成了喜剧人物,剧中对他们的嘲笑是温和的,善意的,不是“冷嘲”,而是一种亲切的笑。这种写正面人物的手法,很适合给我们的描写人民内部矛盾的喜剧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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