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群众路线的胜利
——京西木城涧煤矿大华采区全面大跃进的调查报告
傅冬 朱立荣 袁丁 莫艾
旧的矛盾刚刚消失，新的矛盾又诞生了，事物在矛盾中运动着和发展着。京西木城涧煤矿大华采区的全面大跃进，正是这个客观规律的反映。这个采区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不断揭露矛盾，让群众认识它，掌握它，进而解决它；而且是，一个课题刚刚结束，另一个课题又通过典型实例在向人们发出动人的召唤了。来自群众的新事物，经过党的领导和组织，就很快成为一面鲜明的红旗，在发展生产力的长跑中，引导着全采区的职工不断向前跃进。
1958年，这个采区跃进的步子是很大的，在人员减少、设备没有增加什么的条件下，煤产量由1957年的二十七万多吨上升到四十五万多吨。除质量、回采率两项指标稍差外，其余各项指标在京西矿务局所属各矿中，都名列前茅：全员效率——每工每天产煤一点九二吨，成本——每吨煤为六点六五一八元，安全生产——全年无死亡事故，重伤事故一人，轻伤事故比1957年减少一半以上。它是京西矿务局所属各矿中的一面红旗。
“文明活地”打开了跃进的大门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怎样形成的？矿工们在回忆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1956年是他们的“抬头年”，1957年是“起身年”，“抬头了，起身了，1958年就大跃进了！”原来，这个复盖在一片荒山下的采煤区——中型急倾斜厚煤层矿井，是1951年冬建成的。最初两三年完全用手工开采，人力推车；1954年增添了一部分风锤、电钻等机械设备，同时改用马拉车运煤。在这期间，由于煤产量的基数小，因此增长速度还快，每年的煤产量都成倍地上升：1952年产煤三万多吨，到1954年上升为十四万多吨。
以后几年虽然设备和人力都年有增加，但是煤产量的增长速度却很慢，1955年和1956年只分别增长了一万五千吨和四万吨。
井下的杂乱状况，是当时影响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煤质酥松，巷道中，上头的煤拼命往下压，底下的煤一股劲向上凸，两壁煤则向外乱挤，因此，有些新架的棚子，才过四、五天，就被压得七扭八歪，又窄又矮，每天一百多个修护工修都修不过来。工人进出巷道常常得爬着走。巷道两旁扔满了废坑木、石头，有时，一个钉子接连扎坏两三个人的脚也没人理睬。
1956年底，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回采二组的工人搞起“文明活地”来了。他们每天下班后把矿井里打扫干净才走。许多老工人过去在旧社会受尽折磨，他们的伙伴有很多就是被煤、石砸死的，现在的劳动环境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磕手碰脚的小事故还不断发生。他们非常赞同搞“文明活地”。但是也有人反对，他们说：“自古以来，煤矿就不干净，哪有毛坑屎不臭的？”“搞文明活地谁给钱？”领导上发动大伙讨论：“文明活地好不好？”“搞安全生产是为了谁？”讨论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只有少数人的思想还不全通，那时工资是按件计算，搞“文明活地”不计件，因此，钱就在一些人的思想里作怪。经领导反复地讲解：目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工人们的思想才基本上统一了。
二组这样作了一个时候以后，全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伤事故。领导上就有意识地表扬他们。别组有些人不相信，也不服气，领导上组织他们去二组参观，果然一根折梁断柱都没有，人在煤巷里畅通无阻地进进出出，干活不那么累人了。经过多次的参观辩论和评比，“文明活地”就先后在全采区搞起来了。
实行“文明活地”以后，工人干活痛快，安全较前更有保证了。据统计：实行一年后，事故少了一半，产量提高了五分之一，坑木节省了十分之一。而更重要的收获，是从这里打开了跃进的大门。干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搞，再大的难题，也能搞成功。
实行“班组验收”的风波
过了一个时期，有些人又松劲了。工人接班时，发现上一班交下来的活地不像以前那么干净了，工程质量也不好。向对方提出意见，对方不是摆客观困难，就是吹胡子瞪眼：“验收员都收了你管得着。”闹得两班工人不团结。
这样，问题就从“文明活地”的验收，发展到工程验收的问题了。那时是验收员检查工程质量，验收员技术水平不高，加上活地多，验收不过来。做的活儿不合格，下一班只好重新做。结果国家多花钱，还影响出煤。
老工人崔玉生看着心疼，建议领导上把验收工作交给群众管，由下一班的班长和工人验收上一班的“文明活地”，同时验收工程的数量和质量。
怎样保证井下工程的质量，当时正是领导上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生产就上不去，“文明活地”也不能巩固。崔玉生的这个建议恰好解决了这个矛盾，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班组验收”，并决定在采区普遍推行。
开始推行的时候，有些工人对质量要求过严，常常不肯给上一班工人干的活验收签字，很多人忙了一天，一个钱也拿不到，他们说：“这简直是工人卡工人”，反映很大。
这个办法能不能实行，有些人犹疑了。上级党委知道后，指出这是群众参加管理的一种好形式，应该坚持下去，但不能放开手不管，对目前的情况和问题应作具体的分析。这个采区的党组织下去一摸底，才知道出偏差的原因主要是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办法也交代得不具体，党对这件事缺乏领导。工人们的认真验收是他们当家作主、认真负责的表现，应该支持，但也要注意两种情况，一种是许多工人的技术水平确实不高，一种是有些工人在验收时要求不适当，有互不验收的现象。党总支立即召开了党员、班长和老工人等一系列的座谈会，问题放到桌面上一讨论，就弄清楚了。工人们都认为提高井下工程的质量是当前生产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马虎。但是应该明确制定验收的规格标准。领导上接受了工人们的意见，同时规定，如果真查到不合格的工程，不只要提出问题，还要指出原因和解决办法，使上一班的工人知道缺点好改进。为了使班组验收有领导地进行，又规定，假若验收和被验收两班意见不一致，那就以段长为主吸收老工人和两班班长组成检查小组去进行鉴定。
这样作了以后，工人很满意。他们说：“自己检查，就得负责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钱白白扔掉。”从一年后的统计数目字中可以看出：产量提高72.5％，事故减少90％，坑木节省27.3％，成本降低44.5％（当然，这些成绩和以后搞的“工程部署交底”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许多工人的技术水平，随着班组的严格验收提高了。如五组工人唐子庄搭的棚子两次验收不合格，验收时给他指出原因和办法，以后他作的棚子都合乎规格了。干部们收获更大，他们谈起“班组验收”时总是这样说，这件事又帮助我们长了一个经验，作任何事不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且还要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
三结合的好形式——“工程部署交底”
不久，采区连着发生了两件事：四○二南槽有个地方塌顶了，四二八大槽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这是为什么？工人说：“我们像算盘珠子似的，领导上拨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了解情况，心里没底，怨不得我们！”领导呢？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这个段长跑来说：“没活地了，群众向班长要任务，班长催我，我只好来向上面要。”那个段长说：“计划不完全符合实际，下井后，新开了一个回采工作面，原来的设备和工具都不够用了，工人正停工等工具，请领导想办法。”
怎么办？成天坐在办公室不能解决问题呀！为什么不把工程部署交给群众出出主意呢？班组验收制不就是群众提出来的吗？那不是很解决问题吗！
他们想出了工程部署交底的办法：每年、每季、每月的生产计划和工程部署在领导干部中讨论拟定后，逐级交给工人讨论，补充修改，最后经领导批准执行。
工人很高兴。他们说，现在心里清楚得像一面镜子，每天作多少，在哪里作，用什么法儿作，都明明白白，不像以前那样，下到井里才临时分派任务。工人们非常积极，每天上班前都开十五分钟的“施工会”，把活计搞清楚以后才下井。因为心里有数，效率、成本样样都算计，碰到自己有权解决的问题，自己就想法解决。班长刘来全、刘俊兴在四二八东一石门看见过去一个开过的塘，根据他们的经验判断，里面还有煤，就建议领导开斜坡，由南面反过去?塘，经领导批准执行后，结果多开采了两个星期的煤。
这样作以后，生产日日上升，领导很高兴。他们说，现在不要整天在办公室打转转了。领导想得不周到的地方，群众都给提出来了。领导能常常下井检查工作，工作主动了。班长和工人也很高兴，他们说，工程部署交底以后，思想解放了，碰到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自己就动手解决。实行没多久，许多工人已学会画工程草图，技术提高了。
“走群众路线没错！”干部们在一连串的事实面前，更坚定地相信这个真理了。
政治工作和物质利益的统一——“劳动卡片”
去年10月，全采区改计件工资制为计时工资制。头两个月，大伙的心气足，任务完成得好。到12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回采工作面的破方掘进和修护工作都完不成计划，大伙都乐意去回采。回采出来的煤有数目，成绩写到账面上，谁都能看得见。个别班长验收时，看见搭的一些棚不合格，也不积极提意见，他们心里想：“干好干坏都拿那么多钱，何必去得罪人呢！”
这样下去不行呀！工人们说，得想办法，不然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谁有什么优点，谁有什么缺点，大伙都不知道，没个督促的，那怎么前进呀！
老工人毕文明夜里躺在床上琢磨：想个什么法儿，能让国家计划完成得好，能让工友们都前进呢？
搞个个人计划怎么样？每天下井前每人都谈谈个人的计划，今天要完成多少，收工时查一查实际完成多少，把成绩登记到劳动卡片上，这样谁不好好干，大伙都知道，在班的生活会上可以讨论。完成好的，给予表扬，鼓励他先进再先进。
毕文明想了十几天，心里有点头绪了，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领导。
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后，找一种什么形式来发扬工人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毕文明提供的劳动登记的办法，不仅在政治上对工人有教育意义，而且可以作为以后评奖评级的参考，这是一个好办法。领导支持他的倡议，同时让他们小组开会讨论。会上，大伙异口同声地说：“对！就这样办，谁脸上没两块肉，谁也不愿老叫人批评呀！”
定额多少，现在大伙没有顾虑了。以前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时候，干得太多了，怕提高定额，现在可以敞开提了。修护工说，他们在大巷里支的棚子，定额可以由三架、五架改成已经达到的十架到十五架。掘进工说，过去一天掘一点八公尺，现在可以掘二公尺或二公尺五。谁都愿意走在前头。
毕文明提的办法很快就在全采区推行开了。工人们根据已往的生产情况，自报定额，民主评议。他们除在上班以前举行十五分钟的“施工会”外，下班以后还开十五分钟的“收工会”，在“收工会”上，班长把各人的劳动量登记在卡片上，逐名向工人们提出报告。这些报告成为每周生活会上讨论的主要资料：谁劳动得好，谁劳动得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怎样改进，工人们就这样在会上互相帮助，互相砥励。
今年1月份实行后，只一个月，成绩就显出来了：和去年8月比较，产量提高30.5％，事故减少了80％，成本降低18.2％。
生产上一度落后的工人也赶到前面去了。如四组的掘进破方工人，去年9月实行计件工资制时，一工掘进零点九二六米，改计时工资后，12月一工只掘进零点三米，效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今年1月实行个人劳动登记后，掘到一点零零六米，比计件工资时还要好得多。
计时工资加“劳动卡片”，并以“劳动卡片”的纪录作为评奖、评级的参考，这就把对职工的政治工作和职工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了。
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
从搞“文明活地”、“班组验收”、“工程交底”到实行“个人劳动卡片”，都是一环紧扣着一环，每一环的出现和形成，又都把群众运动引向深化，使生产水平大进一步。这个采区1957年前半年的煤产量是十三万多吨，而1958年前半年的煤产量则迅速上升到十九万多吨了。但是，生产上的潜力是不是已经挖尽了呢？不！一连串的革新和胜利，鼓舞着干部和群众继续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他们在上级党委召开的一次跃进会议上，听到了一个掌子面可以组织高产的经验以后，一些新的想法立刻在他们的脑海中翻腾：本采区的生产组织状况能令人满意么？在矿井里，为什么人和设备都还有窝工的现象……？煤炭工业和其他许多工业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受制于设备、原料等等的程度较小，人的作用特别大，多发挥一个人的效率就能多出不少煤，可以说是“有人就有煤”。因此，发挥每个生产工人的潜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为煤炭工业中开展丰产运动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他们决定通过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调整劳动组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下，把生产管理工作全面地带动起来。
试点工作迅速在四组、一组接着又在六组开始。过去，这三个组是分散在各为六十公尺长的三个掌子面上，现在，这三个组在分别完成了各组掌子面的开采任务后，就先后把人力集中在一起，通盘安排在一个一百二十公尺长的掌子面和运输道上，根据正规作业的要求，在较前大大开阔了的掌子面上，有步骤、有秩序地向煤层开战。工人们说：现在可以“甩开膀子来干”了。他们的积极性更加高涨，运输工人向回采工挑战说：“采下的煤运不出，我们做检讨，没煤给我们运，你们得负责！”回采工人说：“保证叫你们来回不得闲，腿酸腰也酸！”运输工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省下两个人去采煤。分别在南北坡上回收木柱的安政德和高景仁，谁都想先把木柱回出来，好抢先使用电钻多采一些煤，结果安政德刚拿到电钻，高景仁也及时取到电缆，电钻电缆不配套，谁也使不成，落在以往这两个小伙子谁也不会让谁的，可是，这一天，高景仁却把电缆送到南坡安在安政德的电钻上，并帮他在煤层上打眼，随后安政德也到北坡和高景仁一同操作。
生产上的这一改革，把生产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一，开采面拓宽以后，使在急倾斜厚煤层条件下的先进采煤法——多塘回采法，在生产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产煤量可以因此显著上长；第二，采煤速度加快，巷道维修时间就相应地缩短，消耗在这方面的坑木，维修工和其他维护费用可以大大节减；第三，更重要的，是劳动力集中使用后，在部署合理的条件下，除可以大大发挥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外，还可节省出一批人力。这三个组在改革前的下井人数为一百零七人，改革后为九十三人，如果调整得更合理些，还可能节省出更多的人力。此外，还节省出三分之一的电钻、电缆等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也较前方便了。下表就是这三个组在改革前（1958年1月至6月）和正式改革后（1958年9月至1959年2月）几项主要指标的对比：
四组的工人吹响了更大跃进的号角：大面积丰产的理想试验成功，更大的跃进开步了。全采区从3月份起，决定完全消灭万吨产量以下的掌子面，在坚决完成国家计划七十万吨煤的年产量以后，再为国家增产五万吨煤！也就是说，今年每个职工平均每天要为国家生产三点五八吨煤，这个数字比1957年提高203％，比1958年提高84％。
人是实现大跃进的决定因素
1958年和1957年相比，1958年除开拓任务比1957年较少以外，其他条件都基本相同，为什么这两年的生产水平却相距这样大呢？
是人起了作用，人的思想起了变化，党的领导水平提高了，干部能够联系群众了。而这一切，是和全民整风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全采区七百四十三名职工中，有三分之二是解放前的老矿工，他们是这个采区的骨干。大跃进中干劲最足的是他们，提出许多重要建议的也是他们。他们觉悟高，技术好，加上这几年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舞，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在生产上和历次运动中起的作用很大。其中，也有少数老矿工还残留着过去“走小窑”时期的散漫状态，他们也有保守的一面，例如对于搞“文明活地”等这一类新事物，一开始时还不容易接受，但只要党组织一解释，他们的看法就逐步改变过来了。另外三分之一的职工，绝大多数也都是好劳动者，他们在老矿工的影响和帮助下，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以后，他们的阶级觉悟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下表是整风前后全体职工阶级觉悟情况的统计：
这批有阶级觉悟的老工人，是这个采区去年大跃进的重要基础。但当工人们分析大跃进的总的原因时，却异口同声地说，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整风运动的结果。
这个采区的党总支共有委员七人，除书记原是地方干部外，行政领导干部、工会主席、共青团书记和其他委员都是矿工出身。他们都谦虚地说自己的文化低，理论差，工作经验不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和工人有密切的联系，对工人的思想、感情有很深的了解，加上上级党委及时而具体的领导，因此，党总支委员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得很突出：
第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过去一两年中所进行的一些重大改革，大都直接来自群众的建议，或者是在群众创造的启示下所采取的。有些是上级的意图，但也往往通过典型试验，让群众有了实践的感性知识后，才在群众中普遍推行。
第二，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抓得好。党内有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错误的思想一抬头，党组织就讨论开了。四组刘来全班生产成绩比较好，党员副班长唐凤桐因此就认为他这一班了不起，“别的班追也追不上”，在这种情绪支配下，班内的出勤很差，而另外两个班却悄悄地赶过去了。党总支立即以反对骄傲自满为题，在干部中进行检查，唐凤桐在党的帮助下，端正了认识，不久全班的生产就又赶上去了。有一天，一个工人在会上用象棋中的“将”和“车”的关系，批评采区个别段的领导干部缺乏“一盘棋”的思想。他把采区领导人比做“将”，说他只能在“将”的行走格格上行动，而段的个别助理却像一只“车”，任意横走直行，不照顾全局。党总支根据群众的这个反映，结合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立即在党员中进行了对本位主义的检查和批判。许多错误的思想和倾向，就在这“作云未成雨”的时候消散了。
第三，在群众中，有一些很好的组织和制度，来保证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在群众中贯彻执行。这个采区的各个基层组织——生产班，都建立了以党员为领导，有班长、老工人、积极分子参加的核心小组，全班的生产业务技术问题和对职工的思想教育，都首先在这个小组内酝酿，然后分别提到全班工人大会或每周一次的生活会上去讨论。工人们在会上表扬好人好事遇到干劲不足或思想作风不对头的人，就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坦率地帮他揭发错误，指明方向，积极地始终一贯地帮助他改进。这种组织和制度，使正气风发，邪气不能抬头，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坚定的贯彻。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干部作风分不开的。干部作风的主要特点，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摆架子，凡事能和群众商量，并且自己带头动手干。当工人在井下紧张战斗时，领导也汗流浃背地和他们一起挖煤、推车。当群众犯了错误或是思想苦闷时。领导就会出现在他们身边，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甚至谁家夫妇或婆媳吵嘴打架了，领导也来劝解，天大的事，叫领导几说几劝，乌云就消散了。工人说：“领导比我们的亲人还了解我们，还亲我们。”
全采区一共只有二十九名脱产干部，占职工总数4％还弱。干部少，办起事来挺痛快，党组织一经研究决定，党政工团的干部就分头去办，一个方针，一齐出动，一下子就贯到底。
这些好作风，好像一座桥，把党的心思和群众的心思联系起来了。
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大华采区全面大跃进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突出地指明：在大跃进中，及时发现和总结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发现、掌握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矛盾，是推动和组织群众不断跃进的一个中心环节。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政治挂帅的基础上，首先教育干部在思想上树立相信群众的观点，在工作方法上坚持群众路线，在生活作风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大华采区的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正是抓住了这一条链子，所以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能够及时发现新的矛盾，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把生产推向新的高峰。
大华采区的全面大跃进，证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当然，事物总是从粗浅逐步走向深入，从不完备逐步走向完备。大华采区大跃进的经验虽然是丰富的，但还是粗浅的和不完备的。要走向深入和完备，还有待于整顿、巩固和提高，有待于群众的再实践和再丰富。还须看到，这个采区在大跃进的过程中，虽然成绩很大，但还存在着一些可以避免的弱点，比如生产准备工作有时还做得不够好。特别重要的是，1959年的跃进计划很大，但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计划还不能按旬、按日、按班地完成。这些都是一些具体问题，只要认真落实地抓起来，困难会被克服，问题将会迅速得到解决。
有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队伍，有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有全面大跃进的丰富经验，有非以往任何一年可以比拟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可以相信，在职工们的积极努力下，一个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