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和推广普通话
吴玉章
去年5月以来，我跑了好几个地方，走马看花，看到许多新鲜事物，学到许多东西，受到很大鼓舞，我到过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上海九个省市。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找当地文教部门负责同志了解扫盲工作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情况，在体力允许的范围之内，还参观了一些学校、工厂、街道和人民公社。
今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同教育部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到了广东省的广州、新会、佛山、中山、汕头、惠阳、普宁、揭阳、潮安和福建省的漳州、厦门、泉州、大田、福州，了解了当地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情况。
根据我们在各地看到的，过去一年来的扫盲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很多群众经过刻苦努力，脱离了文盲状态，开始掌握文字。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但是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回生”现象，有些地区，“回生”现象相当严重，因为扫盲采取的是突击方式，加上生产任务繁重，没有及时加以巩固，自然就“回生”了。各省市负责同志都认为1959年必须继续切实扫盲，并且要努力做好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的工作。
怎样使扫盲的质量提高，“回生”的使它
“回熟”，脱盲的使它巩固，并且进一步提高，我看是当前教育工作中一个大问题。
去年1月10日周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个报告中，曾经提出利用拼音字母来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问题。他说：“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不要说初学汉字的儿童，就是学了多年的成人，对于不少的汉字也还是不认识，或者要读错。现在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的笔画，另一方面给它注上拼音，目的在于减少汉字的读和写的困难，让它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利用拼音可以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这一点已经为过去的速成识字法以及现在小学的先教注音字母的经验所证明。希望拼音方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小学语文课本和北方话区的扫盲课本上就能用来给汉字注音，小学识字教育和文盲扫除工作将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是可以断言的。”
用拼音字母扫盲可以提高效果，巩固成绩
根据我们在各地看到的，用拼音字母帮助儿童认字和正音，成效一般良好。至于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来帮助扫盲（为了称说方便起见，这种扫盲的方法可以叫做“注音扫盲”），曾经在山东、河北、江苏三省作过试点，得到成功。
拼音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字母，这种字母对我国工农群众是生疏的，它能不能为群众所接受？我国人民没有拼音的习惯，工农群众要掌握这套字母和拼音方法，究竟有没有困难？扫盲工作中应用拼音字母究竟能不能收到成效？对于这几个问题，过去大家的看法是未必一致的。这三个省的试点，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
第一，拼音字母很受群众欢迎。山东、河北、江苏的群众，普遍认为拼音字母是“识字的法宝”，是“不说话的老师”；掌握字母以后，识字可以“无师自通”。山东省的群众说：“老师真正好，随身跟我跑，哪字不认得，快把它来找。”但是一开始，群众对拼音字母是有怀疑的，认为是洋文，学了没有用，对于练习发音，也不习惯。南京市栖霞山石埠寨的试点班，第一天上课，教第一个字母a，大家拼命笑。特别是妇女，怎么也不肯张嘴发音。有的人还说怪话，说像青蛙叫。河北省保定市完县区北下舒支部组织委员曹洛芬，今年五十四岁，他家两代都当长工。去年秋季曹洛芬学会拼音字母之后，因生产紧张，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依靠字母学汉字。他现在虽然不识汉字，但能用拼音字母写作。他用拼音字母写了一首诗，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一般工农群众对于拼音字母的心情：我的名叫曹洛芬，扛了长工十八春。剥削制度真难忍，阶级敌人是狼心。共产党来了咱翻身，苦命人变成幸福人。农业跃进再跃进，粮棉堆起顶破云。文化革命高潮起，汉语拼音称我心。老汉也要学文化，尽忠祖国报党恩。
第二，群众学习拼音字母，并没有什么困难。山东省的经验，一个文盲或半文盲，一般只要十至十二小时可以学会。河北省的经验，一般学员经过七至十二次课（每次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学习之后，就能基本掌握。江苏省的两个试点班：一个用了十二个晚上，另外一个用了九个晚上（每晚约一个多小时），教会了拼音字母。群众学习拼音字母，一般有三个难点：（一）一部分复韵母特别是鼻韵母要用三个或四个字母组成，觉得长了；（二）两个半母音的用法复杂了一点；（三）有三个韵母，跟声母拼的时候，中间要省去一个字母。上述三点，目前只要求能正确读出来，不要求写得完全准确，因此困难不大。至于拼音字母的字形，虽然对群众是生疏的，但是因为一共只有二十六个，而且只教小楷，大楷和草书都不教，所以并不困难。字母的发音，在北方话区教学，也没有什么困难。现在是用来作识字的工具，某些音一时念不准，可以不必要求完全准确，对于识字并无妨碍。
第三，拼音字母能够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群众学会拼音字母之后，不仅可以巩固已识的汉字，而且可以增识更多汉字，不断提高。例如江苏省新沂县新安镇理发店的十一个理发员，去年4月扫盲毕业。10月间学了拼音字母之后，每天阅读注音读物；写大字报，创作诗歌，写报告都加注拼音。最近通过逐人逐字检查，全组十一人，已在原有的二千字基础上，平均每人增识六百五十三个字。提高最多的翟兴华，增识了一千五百个字；最少的李学芹，增识了三百五十个字。他们现在都能看“新华日报”，读通俗读物，写信，记笔记。翟兴华在今年1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学习汉语拼音字母帮我增识一千多字”。他写道：“学会拼音字母用处大极了，不认识的字，它会教你，不会写的字它能顶替；有一次我读‘刘介梅忘本回头’，碰上‘褴褛’两字，问很多人都不认识。后来查字典才拼出来是lanlou，而且知道是衣服破烂的意思。从前听报告，担心记不下来，学过拼音字母以后，胆量就大了。听报告能记就记，写不出汉字时就用拼音字母顶替。听完报告后，再查字典把汉字补出来。这样日子多了，不但巩固了原识的汉字，而且学会了许多生字。”河北省的经验，扫盲毕业的学员，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除了学会拼音字母，巩固已识的字之外，平均能增识五百多个汉字。
注音扫盲还有个特点，就是便于群众自学。去年9月以后，由于生产任务紧张，多数地区的群众业余学习陷于停顿。但是仍有一部分学员，利用生产空隙，依靠拼音字母，坚持自学，不仅巩固了已有的成果，而且进一步有所提高。例如山东平原县大邢王庄扫盲毕业学员牛爱香、张秀珍，依靠拼音字母，把一千五百个字巩固住了。她们又利用生产间隙，刻苦自学，读完了注音的业余高小课本第一册。由于学习成绩好，现在牛爱香当上了业余高小班主课民师，张秀珍在业余高小班当辅导员。
山东、河北、江苏三省的注音扫盲工作，尽管中间因生产紧张曾有几个月的中断，但是它的成效已经看得出来。拼音字母对扫盲确实有好处：质量比较好，特别有利于巩固，有利于提高。
注音扫盲有没有什么害处，我想没有什么害处。有些人对注音扫盲有个顾虑，就是觉得既要学字母，又要学汉字，怕增加群众负担，拉长扫盲时间。去年扫盲，大家比速度，越比越快，因此总觉得教拼音字母要耽误事情。现在看来，这种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山东、河北等省的经验，一个文盲从学字母到扫盲毕业，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速度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讲究速度，这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我想这一条可以算作我们去年扫盲工作的经验。再说，拼音字母除了作为扫盲工具以外，还有许多用处，例如查字典、学普通话，都需要应用拼音字母；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都离不开拼音字母，即拉丁字母。这套字母是现代世界各国每一个受中等教育的人所必须掌握的。因此结合扫盲教学拼音字母，决不能看作是增加一种额外负担。
推广注音扫盲有没有困难？应该说有困难。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不能说完全没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容易克服的。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根据江苏、河北、山东的经验，可以归纳为这样五条：第一，党委领导，书记挂帅。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注音扫盲工作也是一样。江苏、山东、河北三省，凡是党委重视，加强领导的地方，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第二，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必须向群众作好深入宣传，把拼音字母的效用和学习的目的说清楚，消除各种误解和怀疑，并大搞群众运动，造成声势。第三，结合生产，统一安排。在教学形式和时间安排上，要密切结合生产，结合政治运动，结合中心工作，统一安排，以贯彻为生产、为政治服务的方针。第四，培养骨干，训练师资。必须抽调一批扫盲干部，加以训练，然后由他们回去训练民师。各省市中小学教员大部分都学过拼音字母，也可以运用他们的力量来训练辅导民师。第五，编印教材，供应读物。要编印拼音字母读本、注音的扫盲课本和业余高小课本，并供应汉字和拼音字母对照的注音读物。
目前山东、河北、江苏三省一共有三百万工农群众已经学过和正在学习拼音字母。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也正在大力开展注音扫盲工作。北京市市郊的一个乡也在进行试点。我们认为，除了少数民族语区、江苏的一部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一部分等汉语方言区以外，全国其他各省都属于北方话区，即所谓“官话区”，在语音上跟普通话差别不大，完全可以适用这个办法。福建语音虽然跟普通话距离很远，但是由于某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扫盲大部分是用普通话进行的，看来也能适用这个办法。其他方言区扫盲能否适用，可以先行试点，如果证明有效，再行逐渐推广。至于方言区已经脱盲的群众，我以为可以教学拼音字母，这样一方面帮助他们继续提高，另一方面便于他们学习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在某些地区已经逐渐成为社会风气
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好些地区，如福建、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和安徽的歙县，山东的邹平、范县，河北的河间、保定，河南的叶县、登封，辽宁的开原、庄河，黑龙江的拜泉、通河，吉林的四平，山西的临猗等市县在推广普通话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成绩很大。福建、广东是我国方言最复杂的地区，过去外省干部到那里工作，必须由懂本地话的人充当翻译。开各种会议，由于语言隔阂，浪费许多时间，往往上午做报告，下午要用各种方言翻译一遍。去年大跃进以后，情况已有很大改变。首先中小学除偏僻地区外，一般都已经开始用普通话教学。更重要的是普通话已经出了学校的大门，开始向社会推广，而且农村比城市积极，劲头很大。特别在福建，学普通话，讲普通话已经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在许多人民公社里，普通话相当普遍。江苏省在昆山、新沂、金坛、丰县、江浦、溧阳、武进、江阴等县的大部分青壮年中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推行了拼音字母和推广了普通话，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特别自大跃进以来，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党在每个阶段的方针任务，需要迅速和群众见面，做到党委一声号召，群众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普通话的需要就更加迫切。自1958年下半年起，福建、广东、江苏等省的好些县市，结合生产大跃进，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力推广普通话。现在这些地区的青壮年中，已有很大一部分，开始能讲能听普通话。这是1958年在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个新形势。福建省的群众，认为普通话有十大好处：（一）加强干部团结好（指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二）密切干群关系好（指外来干部和当地群众）；
（三）提高政治觉悟好（指能听懂报告、广播）；（四）便利交流经验好；（五）转移社会风气好；（六）学习文化方便好；（七）便利日常生活好；（八）加强人民团结好；（九）适应跃进形势好；（十）促进文字改革好。因此，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些地区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要求。
推广普通话也要结合生产和走群众路线
去年推广普通话工作，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除了各级党委的支持和群众的要求之外，还由于走了群众路线和密切结合生产。例如，江苏昆山县推广普通话缺乏教材，发动群众之后，群众自编自印课本八万八千八百七十六册，拼音字母表八万四千七百二十张，普通话和昆山话对照表二十三万九千三百四十张，还创造了四十余种教具。广东揭阳县编印汉语拼音课本二十万册，公社编的会话课本，印发了二十六万四千多册。在结合生产方面，各地创造了许多经验。事实证明，学习普通话完全可以跟生产结合。江苏新沂县棋盘大营的水利工地上，抬土、挖土、打夯时用普通话唱小调，打号子，群众感到很大兴趣。江苏丰县运河工地上，用拼音字母歌代替号子，教员用普通话叫喊鼓动口号。山东邹平县，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跟赛诗相结合，农民诗人们用普通话来朗诵自己的诗篇。好些地区推广普通话还跟群众的文化学习相结合，用拼音字母来帮助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从福建、广东、江苏的情况看来，在方言地区，采用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大力推广普通话，可以收到很大成效。但在另一方面，使用方言是人民长时期的习惯，普及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此，群众运动必须跟经常工作相结合，必须注意教好拼音字母，来巩固提高普通话的质量。现在有些地区，规定普及普通话的时间太短太急，我看可以适当放长。光靠一个突击运动，在青壮年中实现“普通话化”，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必须建立经常工作，必须采取巩固措施，宁愿步子放慢一点，要把这项工作放在一个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在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在开始的时候，要求必须放低。在工人农民中间只求大体上能听能讲普通话，首先普及，然后逐步提高。推广普通话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主要要根据需要和自愿，应该大力提倡，并用观摩、评比、竞赛等各种方法来加以鼓励，不要采取强制的方式。应当指出，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废除方言，应当容许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本地区的人们仍然可以使用方言。至于各地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的工作，必须注意继续巩固提高，使学生们都能熟练掌握拼音字母和使用纯正的普通话。学校仍然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不可放松。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体会：用汉语拼音字母来帮助巩固扫盲成果和推广普通话，已经开始收到成效，并且受到广大工农群众欢迎。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大家都来大力宣传，大力推行拼音字母，在北方话区，即所谓“官话区”，可以主要用来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在方言区，可以主要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作为当前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要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文化革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并实现汉语的规范化——在汉族人民中基本普及普通话。因此，在广大群众中大力推行拼音字母，帮助学习文化和统一语言，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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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国家的消亡问题及其他
编者按：“学习译丛”自今年年初改名为“学术译丛”后，已出版了三期。这三期都以主要的篇幅发表了苏联学者阐明和探讨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文章，值得一读。下面是最近一期“学术译丛”上译载的几篇文章的摘要。
国家消亡的前提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威胁就没有了，结果，国防也就不需要了，保存军队和国家来解决外部任务也不需要了。这样，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的公式就发生效力了。
国家消亡的政治前提应当是：
一、剥削阶级的消灭以及社会上精神和政治一致的建立。这个前提已经在我国建立了。在苏联，镇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反抗的职能消失了，我们的军队、侦查机关、惩罚机关是对付外部敌人的。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
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内部条件来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国家消亡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完全的、彻底胜利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的社会。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组织来调整人们的关系。共产主义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它管理着庞大的、不断完善的生产，使科学、技术和艺术发展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保证儿童和青年受到共产主义教育，保证一切人的全面发展，组织各尽所能和按需分配。十分清楚，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工作将由一定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同时也很清楚，这些组织不能由谁以现成的形式赋予共产主义社会。它们必须在社会沿着共产主义道路有机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必须逐步代替国家和国家机关。这个过程在我们的条件下一方面巩固和加强着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准备着国家的未来消亡。共产党是准备国家将来消亡的主导力量，它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遭受侵犯危险的消除（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决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结果），也应当列为国家消亡的政治前提。这个胜利将意味着当代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以有利于社会主义而获得解决。这将使国家逐渐丧失政治性质，使政治职能逐渐变成纯行政性的职能。
国家消亡的经济前提是：为建立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强大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要使国家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弗·尼科拉耶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问题”）
集体农庄要发展工业生产
提高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条件是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电力化，因为机械化和电力化能使我们缩短作业时间和根据不同农业区的情况采用全盘机械化。同时，采用全盘机械化，要求用新方法有效地使用集体农庄的劳动力。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必须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能减少每一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而且能大大提高集体农庄的生产总值。
更好地使用集体农庄中劳动力的方法之一，是发展某些工业生产，特别是所谓副业企业。可能有人反对说，发展这些部门会使集体农民脱离他们的基本任务。实际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集体农民“脱离”生产的现象已经客观地存在着，而且正在加强。同时，正是由于相当多的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一年内有好几个月不创造物质财富而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
反对集体农庄发展工业生产的第二个理由，是集体农庄企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而产品成本却高于大工业企业。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错，可是它不能成为反对集体农庄发展工业生产的根据。第一，目前工业还不能充分保证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获得一切必需品，特别是建筑材料、木器、某些日用品等等；第二，如果只是降低成本，而不同时增加产品总量，那么，降低成本的本身并不能解决为国民经济创造丰足的产品的任务。因此，我们认为，只从比较产品成本水平出发来决定集体农庄中工业生产是否必要，那是不正确的。集体农庄企业产品成本可能比大工业企业高一些，可是，在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从增加总产量得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从节约成本得来的利益。用集体农庄的力量来创办企业，首先可以赢得时间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产品生产量。
（苏·勒·兹洛玛诺夫：“论发展集体农庄的工业生产”）
货币劳动报酬有巨大意义
我国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仿佛集体农庄中的实物关系始终比商品货币关系更先进。理由是这样的：既然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那么集体农庄中的任何实物关系都比商品货币关系“更接近共产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货币收入比实物收入增长得更快。这是因为商品生产越来越增加的缘故。同时，集体农民也越来越喜欢得到货币，而不愿得到实物。在这里，这样一些因素起着作用：一、随着集体农民收入的增加，在他们的预算中购买工业品的部分增加了；二、随着农业专业化的增长，集体农民要大量购买农产品；三、集体农民在实现自己的收入时，越来越想利用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的优点。拿谷物作例子就可证明这一点。在许多集体农庄里，集体农民按劳动日得到大量的谷物，但是他们特别担心出售问题。
货币劳动报酬能够把按劳分配和集体农庄经济活动的结果更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公有经济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物质刺激的一切手段。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增长和加强、集体农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集体农民有保证货币劳动报酬制的逐渐推广，将使集体农庄所有制形式同全民所有制形式接近起来，特别是使工作按劳动日计算逐渐变为直接按货币计算。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在集体农庄的建立和发展中的确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和集体农庄制度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劳动日决不是集体农庄唯一的劳动尺度和消费尺度。
（勒·加托夫斯基：“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
评价经济活动永远需要
评价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就是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有它的巨大意义，只是计算形式有根本改变。这种计算形式将越来越要失去价值性质，并逐渐变为个别经济单位和地域单位生产消耗和成果的直接社会评价。这种评价可以用估计数字和指数表现出来。没有这种评价，也就不可能管理共产主义经济。
在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还保存着商品生产的时候，“……只有采取货币形式，就是说，只有预先经过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社会计算”（“列宁全集”第一卷385页），商品生产的产品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需要进行分配的时候，生产的产品不必变成商品，也不采取货币形式就能到达消费者手里，但是直接由一定社会机构进行的有计划的计算，将比现在还更加必要。
（弗·涅莫奇诺夫：“国民经济计划化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