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沙漠的概念
沙漠又称旱海或大漠，蒙古语为戈壁，或额伦。维吾尔语为库姆，统指沙碛不毛之地。中国古书上沙漠的名称也不一致。晋代法显佛国记称为沙河。其中有一段描写敦煌附近的沙漠，记述如下：“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又称沙漠为大流沙或称沙碛。其实沙漠有石质、砾质和沙质之分。而沙质中又有流动的与固定的分别。近来习惯称石质、砾质者为戈壁，而沙质者才称为沙漠。在生物学上因沙漠、石碛均为不毛之地，故概名为荒漠。作为植被类型之一种，以别于森林和草原。但在寒带和高山终年积雪之地亦有荒漠，严格说来，沙漠类型的荒漠，是指温带和副热带地区因干旱或人为原因所造成的不毛之地而言。普通以年雨量在一百至二百五十毫米以下的地区称为荒漠，二百五十至四百毫米的地区为半荒漠。苏联科学家伊万诺夫和菩地歌等更以干旱指数，即一地区年蒸发量与雨量之比，来定干旱程度，和划分植被地带。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年蒸发量一般小于年雨量。即干旱指数在一以下，是为森林地带。在华北及东北的西部一带干旱指数为一至一点五，为森林草原地带。内蒙古的包头一带和新疆的伊宁一带干旱指数为一点五至四点零时则称草原。如干旱指数达到四点零以上，如河西走廊、新疆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一带则称为荒漠。一般人往往以为荒漠既为不毛之地便一定不能生长农作物。其实荒漠如能得到适当的水源，并加以人工的灌溉，反而能得到比一般土地更高的产量。原因是这种土壤在发育过程中没有受到淋溶的损失，肥力充沛，再加上荒漠地区一般日照较长，阳光充足。所以青海的柴达木和新疆的哈密、吐鲁番是我国小麦和棉花的高产区。荒漠中最大的祸患是风和沙。因风的吹动使沙堆积成沙丘，高度可达数公尺到数十公尺。一般作新月形。形成以后，即顺风移动，可以侵入田园，淹没森林，埋葬铁路，毁坏房屋甚至吞掉整个城市。因此沙漠中沙的形成和来源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科学问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有过一个很流行的学说。认为现今的沙漠在古代均为大海，沙是由波浪打击岸边的岩石而形成的。此说尤以德国的李希妥芬为力。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的维·阿·奥勃鲁契也夫自1887—1890年在中亚细亚，即现今土库曼共和国地区的喀拉库姆（黑沙漠）中连续工作了三个夏天，证明该地区沙漠的成因主要是河流如阿姆河等的不断变迁和移动。这种说法以后又为苏联科学家和别国的科学家在中亚及非洲撒哈拉等沙漠地区所证实。但沙漠不仅可由河流的剥蚀搬运作用而形成，并且亦可由湖泊、海洋以及冰川等原因而形成，去年我们在西北考察时，曾在青海湖的东南岸，海晏县的西面看到有蔓延十余公里的沙丘。这种沙丘即因青海湖的波浪击撞了湖岸，将岩石打成沙砾，再经西北风吹上岸而逐步形成。目前还在继续蔓延和成长中。此外在新疆的艾比湖畔，更看到众多的沙丘群。但是大沙漠如撒哈拉、塔里木等的沙则多半是河成的。沙漠学是最近才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兴科学。关于沙漠的科学研究工作，苏联自奥勃鲁契也夫老院士创始以来，经后起者如弗多罗维奇、彼得罗夫等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继续钻研考察，已在近年出版了不少专门著作。对于沙漠的形成与发展，沙漠的种类，以及沙漠的改造等，均有所阐述。
沙漠的分布
世界上的沙漠大部分分布在南北纬15°—35°之间的信风带（北半球纬度三十度左右到赤道低气压之间经常吹东北风的地带，和南半球纬度三十度左右到赤道低气压之间经常吹东南风的地带称信风带）内。从气象学上讲，这一带是高气压带。天气比较稳定，雨量稀少，而空气干燥。所以容易造成荒漠区域。全世界大陆的总面积约一万四千八百万方公里。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干旱地区，年平均雨量在一百至二百五十毫米之间。十分之一是沙漠，年平均雨量在一百毫米以下。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有下面六个：
1、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面积约六百二十万方公里。
2、澳洲大沙漠，面积约二百八十万方公里。
3、中央亚细亚大沙漠，面积约二百二十万方公里。
4、阿拉伯大沙漠，面积约一百二十万方公里。
5、南美洲大沙漠，面积约一百万方公里。
6、美国西南部大沙漠，面积约九十万方公里。
其中从撒哈拉大沙漠经阿拉伯大沙漠直到中亚大沙漠差不多是一条相连的沙漠带。面积占全世界沙漠总面积的67％。中亚大沙漠包括苏联的中亚细亚的沙漠（占中亚大沙漠总面积的50％），我国的新疆、内蒙古等地的沙漠（占48％）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沙漠（占2％）。
我国国土的总面积约九百六十万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一是干旱地区，11％是沙漠，如按亩为计算单位，我国沙漠的总面积约十六亿亩，其中98.4％分布在我国西北六省、区，计：
新疆8.2亿亩青海1.1亿亩
内蒙4.2亿亩陕西0.2亿亩
甘肃2.0亿亩宁夏0.15亿亩
资本主义国家对沙漠无能为力
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同沙漠作斗争。但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但没有把沙漠改变为良田，反而由于人为的原因把不应该成为沙漠的地方亦破坏成为沙荒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细地叙述过：“从很古的时候起，亚洲通常只存在有三个行政管理部门：财政部，或掠夺本国人民部；军事部，或掠夺外国人民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气候和土壤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穿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到亚洲高原最高地区的这一广袤的荒漠地带，使利用运河和水利工程进行的灌溉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制度，是依靠于中央政府的，每当这政府对灌溉和排水工程表示疏忽时就立刻衰落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我们今天看到有大片地区荒芜不毛，而这些地区先前都是耕种得很好的，例如帕尔密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一些广大省区就是这样。同时，这还可说明如下一件事实，即往往只要发生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使一个国度在几百年内人烟绝迹，并使它失去它的全部文明。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先驱者那里承继了财政部和军事部，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324—325页）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统治印度后使老的灌溉制度尽行废弃而造成荒漠的情形。马克思又曾经说过：“农业若是让他自流发展，结果会使许多原来肥沃的土壤变成沙漠。”滥伐森林，过度放牧，破坏草地，盲目开垦等亦会引起荒漠。如我国陕北榆林一带年雨量有二百五十到四百五十毫米，原为草原地带。但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起贝勒松善奏准毁林开垦以来，就使暗沙变为明沙，彻底毁坏了固定沙区。干旱的时候风吹沙粒积成沙丘，使长城以外六十里的地方全部变成沙荒。沙丘每年随风移动，从西北向东南推进，使榆林城自清初迄解放以前二百四十多年间因受风沙的威胁，已三迁城址。又如美国中部大平原雨量和陕北相仿，也因为砍伐森林，破坏草地，在1930—1936年大旱期间酿成黄沙蔽空，不见天日的风沙之灾。使甘萨斯、纳勃拉斯加、塔克赛斯诸州数百万良田在几年之内成为沙荒，数十万人民无家可归。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在开国之初，全国共有森林十亿零七千万英亩，而到近年，能用的森林只有一亿英亩，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从1908—1938年间美国砍伐的森林达一亿三千八百万英亩，而植林只二百六十万英亩，恢复森林面积不足2％。所以美国沙漠面积正在日益扩展着。非洲撒哈拉沙漠亦是如此，据法国殖民部水利森林局局长奥部立维尔在1949年出版“气候森林与沙漠化”一书中说，非洲热带森林带因为滥伐与火烧已后退六十至四百公里之多。昔日可住人的地带今日已成沙漠。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为害人类的沙漠丝毫亦不设法治理。反而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把沙漠利用为制造大规模杀人武器，如氢弹、细菌弹毒气等的试验基地。
不久前读报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说：美国要帮助阿拉伯人改善境遇，开发撒哈拉大沙漠。其实美国至今在本国就有不少沙漠急待改造，而并未改造，这证明所谓开发撒哈拉大沙漠其目的并不在于改造沙漠，而在于掠夺撒哈拉大沙漠的石油和其他资源。我们可回忆一下，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法国地理学家高蒂在“撒哈拉大沙漠”一书中，建议引那奇河水来灌溉撒哈拉沙漠。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取得最高利润，而改造沙漠是在很短期内无利可图的。因此，这个计划至今还停留在那本书上。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于1951年设立了一个干旱区域计划研究委员会。八、九年来只开过几次会，出了十几种小册子。但具体的实际工作却一无表现。1951年曾有一个名叫理查·卡得的英国科学记者去撒哈拉大沙漠旅行。据他回国后的报告说，要征服沙漠，首先要改变人的孳孳为利的习惯。但是没有资本家孳孳为利的习惯，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了。撒哈拉大沙漠之不能治理，当然在预料之中了。
社会主义国家要沙漠变成绿洲
事实表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沙漠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造。十月革命后，苏联在中亚细亚沙漠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固沙造林工作。仅乌兹别克共和国，从1939到1957年就已固沙造林三十四万公顷，使许多不毛之地变成了青葱的绿洲。此外还将开凿横贯喀拉库姆沙漠的运河，全长达一千一百余公里。其中从阿姆河起到达马利计长四百公里，早已完工，可灌溉七十万公顷的棉田和数百万亩的草地。最近更在中亚施用飞机播种的办法大面积种植森林。苏联的成就充分说明了沙漠的面貌是可以改变的。
我国自解放以后，沙漠区的人民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规模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固沙造林工作。事实也证明，人类不仅可以制服沙漠的危害，而且人类还可以利用沙漠为人类造福。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八年中，内蒙及西北各省和新疆、宁夏地区共造林二千一百一十四万亩，种草二千六百三十六万亩，引水灌溉沙漠九十五万亩，用土来压沙丘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六亩，使沙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得到很大的改善。陕西省榆林县古城滩的农民把二千多亩沙荒变成稻田，亩产四百多斤，最高达八百斤。榆林县人民正在开一条长二百八十里的榆东渠。渠水到处，树木、野草自然生长。半年以来芦草蒲草已长了三尺多高，湖里游鱼可数，景象像江南水乡一样。再举一个甘肃省安西县的例子。该地拔海一千一百六十公尺，年平均雨量仅五十九毫米，风沙很多，自古以来即有沙州之称。1952年成立了防治风沙委员会，提出同风沙战斗的口号。几年来用植树造林、打防沙坝、埋压沙丘、封沙育草和用水冲沙等办法，征服了自然，使大风天从1953年的全年一百九十六天减少到1956年的一百二十九天。流沙亦被制住了。同时还利用了自然条件，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50年平均亩产只一百五十八斤，1958年已达到六百斤。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统是大戈壁，晋法显佛国记中所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地方。但解放以来新疆建设兵团从1952年起至1958年开辟农田三百五十万亩。去年9月我们曾至北疆的石河子农场和南疆的阿克苏沙井子农场参观。这些农场统是四五年前的戈壁滩上建立起来的，而现在统已变为桃李成林、阡陌纵横的公园城市了。建设兵团去年曾种小麦九十八万亩平均亩产二百七十斤，棉花四十八万亩平均亩产皮棉一百斤，这些都是大面积的高产数字。古代荷兰人曾有俗语说道“上帝造海洋，人能使海洋变大陆”。我们也可以说“自然造沙漠，人能使沙漠变绿洲”。
此外，在寻找水源和水利建设方面，亦做了不少工作。如甘肃省敦煌县的人民，1958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水源查勘队，深入雪山查勘党河上游的水源，发现盐池湾清水峡口等处有水七亿公方，形成一个八百方公里的草湖。过去这些水都白白蒸发掉了。其上游哈拉湖亦有三亿公方的水可引用。如把这二处共计十亿公方的水充分利用到农田灌溉上去，即以每亩一千方的最高用水量来计算，亦可灌溉农田一百万亩之多。
去年10月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六省、区的治沙规划会议上，提出我国治沙规划的总要求是：争取尽快地全面地改造和利用沙漠，实现全面绿化，变沙漠为畜牧业和林业基地，改良土壤，改变气候。治沙工作的方针是：政治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普遍治理与重点治理相结合；改造沙漠与利用沙漠相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大量造林种草与保护巩固现有植被相结合。会议决定委托中国科学院与有关单位立即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科学队伍，以协助各地区进行治沙规划并帮助其具体实施，并负责解决治沙工作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现在这一支科学队伍已基本上组织起来，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已经成立。最近治沙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计划会议，提出今年三项科学任务：（1）完成全国沙漠的综合考察；
（2）在西北内蒙古地区建立六个定位试验站，以便总结经验，掌握沙漠发展的规律；（3）集中一定力量研究沙漠
中的风能、太阳能和新技术的应用。该队不久即将整装出发，开赴现场进行工作。
改造沙漠是我们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腐朽性，在处置沙漠的问题上又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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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怕做“事后诸葛亮”
应麟
当一个人做错了事，事后才发现自己错在哪里，认识到应当怎样做才对的时候，有人往往会轻蔑地说这是“事后诸葛亮”，仿佛觉得这样的人没有用处似的。
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头的，是不会辩证地观察问题的一种表现。
一个人在未做一件事之前，就知道应当怎样做，而且实际做的结果，证明他的主观想法完全同客观实际符合，因而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当然非常之好。这叫做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人们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一个人只要精通唯物辩证法，又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善于用辩证的方法观察问题，分析事物，要具有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党所以一贯要求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唯物辩证法，都要加强对客观实际的钻研，都要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目的就是为了使干部都能发现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增强他们对事物发生和发展的预见性。这样，他们工作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少犯错误。
但是，人们有可能预见到事物发展的方向，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千变万化的，而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渐进的，不能不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即使是一个最精通辩证法的人，最通晓事物发展规律的革命政党，要作到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预见性，绝对不犯任何错误，无疑是不可能的。人们总以为诸葛亮料事如神，样样事情都有预见性，其实诸葛亮何尝有这样的神通，只不过是人们把他理想化了罢了，就是把诸葛亮写得神乎其神的三国演义中，他也同样犯过错误，而且是不小的错误。这就是他误用了并无实战经验只有书本知识的马谡去守要地街亭。结果街亭失陷，司马懿兵临城下，弄得诸葛亮不得不演出极端冒险的空城计来。既然不论古人或今人，都不可能作到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预见性，都不可能使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完全一致，可见在工作中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遭受一些失败和挫折，这就不仅不足为怪，而且是合乎规律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告诉我们：“……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达到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可见，人们不仅会在实践中犯错误，而且只有通过在实践中的许多次失败和错误，才能使人们对某一事物获得完全的预见性，为以后做成功这件事准备好条件。这样说，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却是合乎辩证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错误，就没有正确，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在一次的实践中，你遭到失败，这固然是坏事；但是使你获得了经验教训，增长了知识，只要善于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你就有可能在下次的实践中成功。因此，一个人要想作“事前的诸葛亮”，就必须先作好“事后的诸葛亮”。不应把“事前”和“事后”割裂开来，而要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当然，事物是各不相同的，这一件事情上的经验教训，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另一件事情上。但事物又是互相联系的，这一件事情上的经验教训，也有可能成为做另一件事情的借鉴。所以，一个人不论做成功或者做失败了事情，都应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这对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改进我们的工作大有好处。
总之，能够作“事前诸葛亮”固然好，如果作不到，能作“事后诸葛亮”也不错。最糟糕的莫过于，既不能作“事前诸葛亮”，也不愿做“事后诸葛亮”，做错了事连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人才真正是没有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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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再加一条线”
听说一位工人讽刺设计师说，“你只有三条‘线’，可惜少了一条‘线’！ ”
设计师莫名其妙地问：“什么！？”工人善意地说，“设计师同志，你在设计图纸上画了虚线，实线，据说还有假想线，这三条线是必要的，可惜少了一条最重要的‘线’！”设计师不服气问：“少了一条什么最重要的线？”工人心平气和地告诉他：“同志，少了一条群众路线——这是一条最重要的‘线’啊！”
工人的这个批评，对于那些脱离群众的技术人员来说，真是一针见血。
现在不正是大闹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吗？产品设计革命不又是技术革命的中心吗？技术革命要不要走群众路线？产品设计革命要不要走群众路线？
要大闹技术革命，没有群众参加，根本不可能“闹”起来。“闹”，是热热闹闹，是轰轰烈烈，是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群众运动，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地走群众路线，才有可能出现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而又踏踏实实的群众运动的局面。
不要把科学技术知识看得那么神秘，任何科学，任何技术，任何知识，都是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当中所创造的。那些自以为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独占者”的人，往往是最无知识的。这些人的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因而他们往往在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当中，“碰钉子”，“出洋相”，或者像个“白痴”。经过社会主义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教育之后，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特别是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不少的技术人员，迫切要求进步，要求改造自己，要求参加劳动，参加生产，要求跟工人群众在一起商量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工厂、企业的党组织，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是多数技术人员觉悟到自己要“再加一条线”，并且在实践中创造了成绩和经验，那些自以为是科学技术知识“独占者”的人，总有一天要走出他们的“象牙之塔”的。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刘少奇同志“论党”）。技术革命，产品设计革命工作，当然不能例外。
走群众路线的最好办法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前提条件是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条，说起来是老生常谈，做起来，特别是坚持下去，经常化，却很不容易而又很有必要。如果干部和技术人员根本不参加生产劳动，而在那里高谈什么走群众路线，这是一种讽刺。
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正在大规模的进展中，形势逼人，逼得我们非“再加一条线”不可。可以说，这条“线”，是鼓干劲，搞高潮的生命线。让这条“线”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联系起来吧！（摘自2月25日“湖北日报”，作者龚同文）
既要感性知识
也要理性知识
在学习党的教育方针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似乎读书就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我们反对的是只读书，不劳动，绝不是不要读书。
知识来源于实践，学习知识又是为了指导实践。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无止境的，客观事物发展了，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也将会有所发展和变化，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新的规律，人们每一次新的实践，又都需要用新的规律知识来指导。因此我们认为为了有利于实践，重视知识遗产的继承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继承遗产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和对实践活动的研究总结来不断地发展知识，不断地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一个人的知识不外来自两方面：一个方面是间接接受别人的，一个方面是直接亲身体验的。间接知识，有可靠的，也有不可靠的。可靠的自然要接受，不可靠的也要有选择地去研究批判它。读书是接受间接知识的一个基本方法，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然而就对个人所发生的作用来讲，往往只有经过亲身体验的东西，才是最深刻、最强烈的。只有把亲身体验的东西和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比较完全的切实有用的知识。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就很难批判地接受来自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可以促使人们学习得更好。（摘自2月25日“辽宁日报”，刘汉清：“什么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