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解荫?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本改变五亿农民弄饭吃的局面
1958年我国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加到七千五百亿斤；单位面积产量，由1957年的二百零四斤提高到四百二十斤，无论总产量或单位面积产量都翻了一番。一年的增产数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产的总和还多五倍。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确是一个大跃进。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的。每一个劳动工日，平均生产粮食不过二十八斤左右，亩产不过四百五十斤，每个劳动力全年生产的粮食不过八千多斤，只及苏联集体农庄每一劳动工日的平均产量的六分之一，只及苏联国营农场的三十分之一，因此还不能摆脱五亿农民弄饭吃的局面。这是我国生产水平低，人民生活不富裕的一个主要标志。
我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农业国，人口多，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到三亩，社会劳动价值率很低。但是，长久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个问题，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解放以后，直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前，这个问题也还不够突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后，生产指标日日增，增产措施日日新，确定了农业八字宪法，各地普遍开展了大搞水利、积肥和深翻地的群众运动；在人民公社化后，又工、农、兵、学、商齐头并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再加上大搞全民炼钢炼铁，大办县社工业，生产任务几倍几十倍的增加。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才出现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紧张情况。因此，迅速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当前保证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实现农、林、牧、副、渔全线大革命，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的关键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从现在开始，逐步地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个鞍钢工人现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即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三十万斤，那么，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需要有一千万个，就可以年产粮食三万亿斤，保证每人平均有粮五千斤。如果再把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五千斤，那时，我们就可以一个人只要一亩地生产粮食，全国只需六亿亩地生产粮食，每个劳力只耕种六十亩地，就可以保证需要了。我们实现了这个理想，也就可以实现农田三三制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五亿人口弄饭吃的局面。这样，我们不仅可以逐渐抽出绝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去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从事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而且也就可以开始逐步地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过渡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巩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这就要从合理调整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改进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发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基本的和重要的方面。
但是，仅仅从这些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随着单位产量的不断提高，还必须相应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因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改进工具着手，只有逐步地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达到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办法。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从生产力发展开始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又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开始。生产工具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即是生产工具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而人的创造性的劳动，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创造生产工具上。当人们开始创造出简单的手工工具，能够从事渔猎的时候，也就从一般动物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开始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当生产工具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从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再进入铁器时代，以及动力机器工业的出现，人类社会也就逐步由原始共产主义而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蒸气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电气时代就是社会主义的时代。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成正比例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大小成正比例。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苏联所以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得多，就是因为他们农业机械化程度比我国大的多。苏联早在1937年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到1956年，苏联已拥有一百五十万台拖拉机，平均每台拖拉机负担耕地二千一百四十亩。而我国目前农用拖拉机，只有二万六千九百台，平均每六万一千三百三十八亩才有一台拖拉机。从我国国内情况看也是如此。国营农场比人民公社机械化程度高得多，所以，国营农场每一劳动工日生产的粮食，也就比人民公社多的多。据1958年调查统计材料证明，国营农场每一劳动日生产的粮食是八十七斤，而人民公社却只有二十八斤，国营农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人民公社高二倍多。从具体作物的收获量来看就更明显。国营农场种植小麦的机械化程度高，因此，每个劳动工日生产小麦比人民公社产量就高九倍；在水稻方面机械化程度低，每一劳动工日只比人民公社产量高三倍。
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并达到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是从技术上改造我国农业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别是全国钢铁产量不断跃进，可以设想，我们实行较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工作已为期不远了。而且这一工作一经开始，也会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毕竟不是短时间就可完成的，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之前，特别是今年，还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供应的情况下，能不能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首先，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事实告诉我们，单位产量愈高，而用工的比例可相对减少，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从水稻、小麦、杂粮三种作物1957年和1958年单位面积产量、用工和每个工的产量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水稻1957年亩产三百五十八斤，每亩用工十五个，每工产量二十四斤；1958年亩产六百四十三斤，用工只二十二点五个，每工产量达二十八点五斤。这就是说，产量增加了79.6％，而每亩用工只增加了50％，每工产量增加了18.8％。小麦1957年亩产一百一十四斤，每亩用工七个，每工产量十六斤；1958年亩产一百八十八斤，每亩用工十点五个，每工产量十八斤。也就是说，产量增加了65％，用工只增加了50％，每工产量增加了12.5％。杂粮1957年亩产一百三十八斤，每亩用工八点五个，每工产量十六点二斤；1958年亩产二百七十七斤，每亩用工十二点五个，每工产量二十二点一斤。也就是亩产增加一倍，用工增加47％，每工产量增加36.4％。从1958年各种作物不同产量的不同用工和每工产量来看，也可证明这一点。据六个省七个调查点水稻生产用工调查：亩产一千一百九十四斤的普通地，每亩用工三十五个，每工产量三十四斤；而亩产二千九百一十三斤的丰产地，每亩用工五十六个，每工产量五十二斤；即亩产增加144％，用工只增加60％，每工产量增加53％。山西省十九县二十一社（队）玉米生产调查：普通地亩产六百二十三斤，每亩用工十五点六个，每工产量四十斤；丰产地亩产二千五百五十八斤，每亩用工二十六点九个，每工产量九十五斤；高额丰产地亩产七千五百一十一斤，每亩用工三十点六个，每工产量二百四十五斤。普通地和丰产地比较，亩产增加310％，用工只增加72％，每工产量增加137％。普通地和高额丰产地比较，则亩产增加1105％，用工只增加96％，每工产量增加510％。陕西渭南红旗人民公社对棉花生产用工调查：普通地亩产皮棉一百四十斤，每亩用工十八点零五个，每工产量七点八斤；高额丰产地亩产一千五百三十六点三七斤，每亩用工一百一十一点六三个，每工产量十三点八斤，即亩产增加997％，用工只增加520％，每工产量增加77％。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单位产量愈高，每工产量也就高，而用工也就相对地减少。这是由于无论高产或低产，在某些作业项目上，单位用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或者说基本上是固定的。产量提高了，用工虽然还是增加的，但相对地会减少。因此，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条重要途径。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见物又见人
其次，不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人是其中的决定因素。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经验也证明，发扬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苦干、巧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措施。因为，不管是改善劳动组织，改进经营管理，改革耕作制度，改良各种工具等，都离不开人的干劲。1958年由于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农村缺工达一千多亿个（按1957年出勤率和劳动定额计算）。由于男女整半劳力出勤率大大增加，加以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劳动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劳动效率，约计解决缺工的50％左右。大搞工具改革的群众运动，发明创造上万种农具，制造推广了三亿五千余万件，约计也解决劳动缺工的50％左右。这两方面是保证1958年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的决定因素。但是，根据去年的经验，在这方面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是见人不见物。有人一提到发扬人的积极性，就单纯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过分地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这种作法绝不能持久，持久了就会影响劳动者体质的健康，反而会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其一是见物不见人。有人一提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国家供应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这些人明知不可能立刻满足他的要求，却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积极地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进行工具改革。这样，也不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客观事实证明，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见人又见物。也就是既要苦干，又要巧干；既要发扬人的积极性；又要发扬人的创造性，既要改善劳动组织、改进经营管理、合理的调整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又要创造性地改革耕作制度、改良各种生产工具，实行农业技术革命。只有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同时发掘出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不断向前发展，才能大踏步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1958年，我国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扬了敢想敢作敢于创造的精神，破除了迷信，开展了全民全面的工具改革的群众运动，发明创造出各种工具上万种，还初步发掘和利用了水、风、沼、潮、机、电各种动力能源，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减轻了农民繁重的劳动，缓和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紧张情况，保证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实施，它还创造了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八字宪法要求的各种高工效的工具。尤其是绳索牵引机和电犁的出现，为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提供了选型的宝库，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找到了一条捷径。此外，它还培养了一批从事农业机械研究和生产制造、推广使用的专业队伍，发展了县社农业机具制造修配工业，积累了领导经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奠定下思想、技术和物质的初步基础。事实证明，工具改革不仅是当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条根本措施，也是逐步地多快好省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一条根本途径。
目前要大搞工具改革，大搞动力能源，大搞农业的半机械化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证1959年农业生产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并积极地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进行准备。在工具改革方面究竟应该从何处着手呢？首先要从几种主要作物的劳动用工情况来看。水稻：据湖北孝感万金社中等丰产水稻用工调查，全部耕作用工六十九点一个，其中耕、耙、锄用工七个，播种用工十二点九个，灌水用工五个，送肥、施肥用工二十个，收获用工十二点六个，其他用工十一点六个。其中送肥施肥用工最多，占全部用工28.8％，育苗播种用工占18.6％，收获用工占18.2％，三者合计占全部用工65.6％。小麦，据山西洪赵巨星三社中等丰产小麦用工调查，全部耕作用工三十八点五个，其中耕耙锄用工三点七个，播种用工一点八个，排灌用工零点八个，送肥施肥二十二个，收获用工九点三个，其他用工零点九个。其中送肥施肥用工最多，占全部用工的57.1％，收获占24.1％，二者合计占全部用工的81.2％。玉米，据山东寿张人民公社台前管理区，中等丰产玉米用工调查，全部耕作用工一百三十七点八个，其中耕耙锄用工三十五点一个，播种用工五点二个，排灌用工十九点五个，送肥施肥五十八点五个，收获用工七点八个，其他用工十一点七个。其中送肥施肥用工最多，占全部用工42.5％，耕耙锄占25.4％，排灌占14.1％，三者合计占全部用工的82％。棉花，据辽宁朝阳大屯乡五四社中等丰产棉花用工调查，全部耕作用工六十七点八个，其中耕耙锄七点三个，播种二点九个，灌水三个，送肥施肥二十二点七个，收获十八个，其他十三点九个。其中送肥施肥用工最多，占全部用工33.5％，收获占26.6％，其他田间管理占20.5％，三者合计占全部用工80.6％。从这四种作物的用工情况中不难看出，送肥施肥是占劳动量最大的，其次是收获。另外，水稻插秧，棉花田间管理，和一般地的深耕，都占用劳动量较多，而且劳动也很繁重。只要能在这些方面把工具改革工作做好，就可以节省大批劳动力，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再从季节性用工情况来看。一般是春耕春种、夏收夏种和三秋季节劳动力最紧张，原因是时间短，任务紧，农事集中。如按一般的劳动定额计，在这些季节里，一般缺工在30％—50％左右。据此，工具改革还必须从季节性最强烈的各种农活着手。1958年经验证明，运输工具滚珠轴承化、胶轮化和索道化后，可提高工效几倍到十几倍；收割脱粒工具改用快速割禾器和收割机、脱粒机后，也可提高工效一倍到几倍；水稻插秧机比人工插秧也提高工效几倍到十几倍；加工工具改革后也提高工效几倍以上。分析情况，抓住重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工具改革，普遍推广使用，不仅可以解决季节性的劳力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几倍十几倍地提高工效。这样，把劳动生产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倍，甚至几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要在1959年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左右，除了充分发挥群众的冲天干劲之外，最现实最可靠的途径，是破除迷信，发明创造，大搞工具改革，大搞动力能源，大搞农业的半机械化。1959年要靠工具改革和半机械化吃饭，这并不是对机械化、电气化的消极，这是由我国具体条件来决定的。因为实现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仅要适应我国各地不同自然条件和不同作物的需要，而且要符合农业生产跃进目标和农业增产八字宪法的要求。这就既要高度的机械化、电气化，达到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又要高度的精耕细作，贯彻高产少种多收的农业方针，逐步实现农业三三制的要求。因此，就必须从大搞工具改革着手，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批判地接受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现在工具的基础上，使制造、改进、创造相结合，边发明、边鉴定、边推广、边改进、边普及、边提高，并逐步地把木制的变成铁制的，把小型的变成大型的，把简单的变成复杂的，把低级的变成高级的，把土的变成洋的，把人力畜力的变成机械力和电力的。通过工具改革，首先实现农业半机械化，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多快好省地从技术上改造我国农业的必经之路。机械化、电气化是工具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工具改革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前提和基础。1959年大抓工具改革正是为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积极进行准备的。我们把工具改革称作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少奇同志说：“这部车轮一经开动，一年不停，一万年也不停”，正是这个道理。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积极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做好准备工作，1959年必须开展一个更广泛更细致更有成效的工具改革运动。这是当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条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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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
陈垣
在北京解放整整十年的今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阶段，我感到万分兴奋。
北京解放的时候，我年已将七十，回想起在旧社会，真是糊糊涂涂地虚度了七十年，由于那时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经历了曲折迂回的大半生，直到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才逐渐走上了为真理而奋斗的正确道路。十年的过程，也就是在党教育下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过程，这对一个长时期在旧社会生长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也是非常艰巨的过程。
我出生在清朝季年，当时中国正是外患内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统治残酷的压迫剥削、欺凌侮辱，国家灾难重重。我青年时在广州，受到些维新思想影响，也曾抱有救国之志，参加了一些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活动。辛亥以后，曾一度担任过政治职务，来到北京，我当时以为，清朝统治已被推翻，国家会逐渐富强起来，而实际上事与愿违，国家反日益混乱，越搞越糟。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抱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态度，就这样度过了几十年。
十年以前，北京解放，这样翻天复地的变革，才把我从梦中唤醒。解放后各种新鲜事物，天天都在教育着我，我初次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我感到惊奇，感到佩服。我在北京几十年，真可以说是历尽沧桑，看过多少次兴亡衰盛，没有一次当政者不是巧取豪夺，吸民膏脂，而像这样的新政府，真像古书上所说的“羲皇上人”，不但我没有看见过，就是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我才开始发现：我们所向往的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道路。
这些初步的认识，对我来说，当时起着很大教育作用。与这同时，我开始学习着新的理论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过去从没有机会读到的。在学习中，我初步理解了一些中国革命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初步认识了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因此，我开始参加了政治活动。
1950年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使我第一次受到实际政治斗争的锻炼。我过去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没有认识的，以为旧中国百事雕敝，教育更不发达，他们远涉重洋来替中国人办学校，总不是坏意。因此在斗争开始，我的思想认识是模糊的，是党的及时教育，才使我在斗争中逐步认清帝国主义的真实面貌，认清帝国主义分子是披着宗教外衣来进行文化侵略，以奴化中国青年。党给了我斗争的力量，指给我斗争的方向。党领导着全校师生取得斗争的胜利，使我在斗争中，和帝国主义分子在思想上划清了界限，思想觉悟提高一大步。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胜利，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感到无比的民族自豪感，开始认识到只有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下的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站起来；只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理想，才有可能办好文化教育等事业。从此我对党就更加相信和拥护。
为了更进一步得到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党给予我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的机会。这次运动，使我这样一个过去死读书、读死书的所谓知识分子，第一次和广大农民有了接触，在运动里，我受到一次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我参加了巴县南泉的土地改革，并参观了大邑安仁。农民的血泪控诉和现实的教育，使我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以及他们长期骑在广大农民头上所进行的经济、政治、思想上的封建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压迫，认清这反动的封建制度束缚了生产力，是我们民族长期被侵略受压迫、穷困和落后的根源，是国家工业化的根本障碍。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的思想感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我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和劳动人民的智慧。自己从前念过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得，这一次，站在劳动人民的面前，才第一次感到旧知识分子的无知。
由于阶级感情的变化，在土改中，我对历史文献记载等的看法，也有了改变，认出了过去所钻研的历史书籍中的阶级性。记得在大邑，我看见了一个镂花大理石的纪念碑，是称颂当地堰塘修成的碑，碑上说：“堰成，岁歌大有，各农民饮水思源，相与勒石纪念，诚盛举也。”这是我多么熟习的字句，这类字句是在历史记载里常常会遇到的。但是农民弟兄告诉我，为修堰塘，地主霸占了土地，又加日夜拉工，多少农民妻离子散，修堰塘后收成增多，更是加租加押，无法生活。我看到很多这样称颂的碑碣，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刻石上字里行间农民兄弟的辛酸血泪。地主阶级雕梁画栋上挂着“积善人家”“宅心仁厚”的匾额，和他们深宅后院私设的公堂，水牢吊牢等等，形成了极强烈的对比。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操持着文字，培养出为其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衣食住行，无一事物不是劳动人民供养，而知识分子不但认为受之无愧、理所当然，而且还帮助统治阶级“传经卫道”，还说什么“巫医百工，君子不齿”，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事情。这样简单的真理，我以前全不明白，这次土改的实际斗争中，给我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使我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起了剧烈的变化。
土改回来的次日，我参加了三反和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党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思想上的点滴进步，市委和学校党组织的很多同志，具体地细致地帮助我分析研究。由于党的耐心教育和群众的帮助，我才有可能比较系统地认识了自己的过去经历和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批判了错误思想，确定了前进方向，逐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
在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我因对自己过去的学术研究，看法已有不同，而由于思想水平的限制，一时对新的科学研究，又很难着手。就在这时候，党的领导同志又及时向我提醒，并给与各方面的帮助，提出我过去的某些著作，尚有可用之处，应当整理印出，以供参考。自从1955年科学院成立了四个学部，把科学家组织起来，1956年，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把全国的科学研究按着国家建设需要统筹安排，分出轻重缓急，有计划地进行，在这规划上我看到了科学事业的绚灿远景。自己因为参加了这些工作，思想意识上也得到不少提高。
前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在大风大浪的面前，我一时看不出某些右派分子的阴险面貌，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也估计不足，对某些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由于党和同志们的及时帮助，才使我逐渐认清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渐加强了对事物的识别能力，提高了觉悟，辨明了大是大非，坚定了阶级立场，逐渐和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划清了界限。
我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在旧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可以说是饱经忧患的人，过去我也曾渴望着光明，但所看到的都是黑暗；也曾希望见到理想的政治，但几十年来都使人失望。也曾有过一些救国之志，但在反动统治下，这志愿根本也不可能实现。解放后，党领导着全国人民作出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人们的一切正义的善良的愿望。党使我得到了光明，党使我认识了真理，党使我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使我有决心争取参加到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
一方面我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但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
十年来的自我改造，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今天作为一个新党员，我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继续改造。我以现在作为今后奋斗的新起点，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不断革命，以便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党所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无限忠诚地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贡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