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一以当十
——文艺欣赏随笔
王朝闻
笊篱，捞东西的用具。在北方的村镇，我
不只一次看见它，悬挂在面食店的门首。正如
用红布条来做的面条，成了以视觉形象见长的幌子。因为它和面食有过密切的联系，在面食
店门首引人注目地出现，不只是一种标志，而且可能是一种诱惑。它诱惑需要充饥的旅人，产生相应的联想和想像。
当成幌子来看，笊篱的形象，是不是不如红布条作成的面条完整呢？它的内容，是不是不如后者表现得明确呢？不见得。即令是后者，也不能说明一切。看样子人们也不企图要它说明一切。把笊篱当成幌子，不就是艺术的创作，但也和艺术创作有相似的地方。艺术创作，是生活实际、艺术家的劳动、欣赏者的需要组成的。只有联系着欣赏者的感受和影响，才能够判断艺术的思想和技巧的高低。
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也不必说明一切。艺术家的本领之一，在于适应广大欣赏者的生活经验、情绪记忆、审美要求、欣赏习惯……，塑造出容易了解却又是能够唤起相应的再创造的心理活动的形象，让人们受到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去年我在重庆，听了一个有趣的曲艺节目。描写妄自尊大的猫，从各方面把自己幻想为老虎，所向无敌的兽中王。最后经不起事实轻轻一击，自我欣赏的好梦破灭了。有点像童话也有点像讽刺画的这一曲艺节目，当成再现生活的形象来看，它不过是在妄自尊大这一点，而不是在各方面，和某些人的性格相接近的。能够促使欣赏者由某一点联想到其他，是这些节目的重要好处之一。在这种有趣的形象之前，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一种探索、发现和补充，得到欣赏的乐趣
（包括为古人担心）。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补充，作品的主题的影响也更深入。
最近看了一幅场面并不大，看起来觉得内容丰富的画稿。表现中朝人民血肉相联的关系，是从似乎琐碎而意义并不琐碎的生活侧面着手的。画面上唯一的人物，是一位朝鲜老大娘。她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补军衣。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知到那儿去了，是执行任务还没有回来吗？画家没有向我们说明，似乎也不必特别说出。屋里只留下三个被包，三个挎包，三个水杯。三个水杯就放在老大娘面前的火盆上面，水杯里的水正在冒着热气。这是老大娘为他们准备着的，她像期待儿子归来一样在期待着志愿军。在这幅画稿里，用形象来表现的东西很有限，可是它包含了许多内容。在这种画稿里，崇高和伟大，不是外加进去的概念，而是平平凡凡的人物和事件中透露出来的一种精神。没有直接描写志愿军的行动，只描写他们的行动的影响的这种画稿，从人物的精神面貌着眼，着重表现生活中的美，能够引起欣赏者很多想像的这种画稿，单就国际主义精神的歌颂来看，不是较之那些规模不小，画得很细致，可惜不过是生活现象的平板叙述的作品更动人也更完整吗？生活现象的平板的但也是详尽的叙述，可能掩盖作者对于生活的无知和冷淡，却不能够得到令人心情激动的效果。
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也还有要求艺术再现一切的艺术家。向雕刻提出连环图画的要求，向雕刻提出多幕剧的要求，向雕刻提出长篇小说的要求，不只因为不了解雕刻的特长和局限性，也因为不了解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如果对艺术提出的要求违反艺术的特征，那末，不叙述行动的肖像画和不描写人在活动的风景画，一切艺术，其存在的必要性都可怀疑。不是吗？它和复杂的现实本身比较，不是太“不完整”了吗？可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是由复杂到单纯。单纯化的艺术形象，和生活本身可以有很大的区别。运用高亢的音乐（例如帮腔）来表现人物深思之类的内向的情绪状态，是从情绪激动这一点的着重描写，来和生活实际相接近的。要求创作里的形象和素材一样，难免取消艺术。正因为艺术不必是生活的复制，只画爆竹和红灯，题上字，欣赏者也可能被带进热闹的过年的幻境；只画一个干枯了的莲蓬和一只蜻蜓，可能使欣赏者想像出秋高气爽的景色；只画临刑前拒绝忏悔的英雄的冷静状态，看画的人联想得到狂风暴雨般的热烈斗争。要是不从本质上而是从形式上了解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原则，用朱色来画竹子的办法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用歌唱代替说话的表演是精神状态不正常的胡闹；有关工艺和建筑的美学知识（利用特殊的造型的形式感来反映人民的感情，而又用这种反映来影响人民），也可能被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以少胜多和由此及彼，也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造型艺术，它只能是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任何场面任何情节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够概括其他的部分。艺术家要善于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而且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切合特定艺术样式，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也就是典型化。不会典型地反映现实，不能算是有才能的艺术家。
典型的力量在于使人由作品里的这一个联想到那许多。这一个是艺术家认识生活的结果，也就是欣赏者再认识生活的出发点。欣赏者可以举一反三，艺术的这一个应当是一以当十的。“在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一个典型都是熟识的陌生人。”别林斯基的这句话，在现代中国的作品中可以得到有形的解释。电影“两个营业员”，虽然还有分明的缺点，但它和前面提到过的画稿、曲艺一样，恰好表现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而它可能普遍使人们受到积极的影响。作者持了友善的态度在批判的青年营业员，那个习惯于城市商店工作方式和制度，不明白农村生活特点的青年，作为偏僻农村中的杂货店的营业员来看，我们感到陌生；可是，他那些自以为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言行，就思想的性质而论，我们感到熟识。因为这个青年不只代表了由城市调到偏僻的农村的营业员，而且代表了各行各业里在思想作风上还有毛病的革命者。当观众看到他那可笑的言行而笑了之后，可能脸热，感到刚才自己嘲笑过的角色里，也包含了自己的缺点在内。他虽然代替不了别的人，却也代表了许多人。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只就人物形象而论，也必须是万紫千红的。如果大家都只选择同一侧面，即令它是最重要的，画来画去都是它，画法又差不多，观众也难免感到腻，很难唤起新的想像。怎样才能够塑造出既有特殊性又是有普遍性的这一个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够从复杂的生活现象里，找出最有代表意义的也就是所谓最有概括性的姿态、言语和表情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见得多，看得透。现实的复杂性，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给有才能而且努力的艺术家，提供了大胆独创的前提。要从普通的现象的反映里，揭示出重大的意义，需要有较高的技巧，出众的眼光。可是有些把题材当作主题来对待的艺术家，以为写生习作可以代替典型化的艺术家，还没有向生活进行探索，就匆匆放下他的扩大镜，结束了他的劳动。不着重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别是人物的个性，只在一般的现象上用笔墨，以建筑为题材就只画施工的场面，以炼钢为题材就只画出钢的场面，好比以积肥为题材就着重描写积肥那样，不见得作者不知道别出心裁地塑造人物的重要，困难在于自己心中无数。因为心中无数，只有在一些不便于塑造典型的，形象容易流于一般化的现象上卖力，甚至重复别人既成的创造。
怎样从现实的各个方面来进行反映，创造富于个性的典型人物，传统戏剧中有不少可供画家参考的范例。那怕是为了体现同一观念，例如为了嘲笑缺乏韧性的生活态度，同是以朱买臣的妻崔氏想和丈夫恢复关系为题材的，京剧“马前泼水”和湖北巴陵戏“夜梦冠戴”，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侧面。前者着重表现的是崔氏要求做了官的朱买臣收留她，在大街上受了羞辱。后者是描写崔氏做梦，梦见她过去看不起的丈夫朱买臣，派人来迎接她；剧作者从人的下意识活动的描绘着手，对有些人的品质和思想，进行了含蓄而又尖锐的批判。就崔氏的生活而论，这两个戏都是冲突的余波，可是它也很能揭露人物的性格，便于体现特定的主题。由此可见，艺术的创造有很自由的天地。人民所喜爱的性格，例如智慧，在传统戏曲里也得到了千变万化的表现。就这一优点的表现来说，诸葛亮自己出头的“草船借箭”和“空城计”很好，不直接出头的“黄鹤楼”也不坏。
一以当十是相对的。这一个可以代表其他，却不是代替其他。为了赞美妇女的争自由，不只描写采取武装斗争的白素贞才是最动人最有意义的。和父亲闹翻了脸的王宝钏，在爱人的坟上碰死了的祝英台，在战斗中选择爱人的穆桂英，在梦里看见爱人的杜丽娘，具体状况的区别很大，但都是很动人很有意义的形象。在戏曲里，有许多受损害而起来斗争的妇女，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特点——不妥协。她们的性格，她们受害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斗争的对象和斗争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杜十娘用李甲最关心的东西（财富）来羞辱李甲；秦香莲还击陈世美时借助于有利于斗争的社会力量；“三上轿”里的焦氏，忍着一时的屈辱，怀了短刀去同仇人拜堂；焦桂英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胜利，变成鬼也要继续斗争。
没有特殊也就没有一般；受封建势力蹂躏的李慧娘，她的个性和处境都不像喜儿和小飞娥，不像祝英台和白素贞，不像所有的要求自由的妇女的典型，不是“红梅阁”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正因为李慧娘与众不同，才不至于被其他艺术品里的妇女典型所代替。李慧娘不像小飞娥一样本来就有爱人，不像喜儿一样本来就有爱人，在游西湖时看见了陌生的然而使她倾慕的少年裴生，透露出要求改变现状的（那怕是连她自己也还不明白是什么意义的）愿望，无损于作品反封建的意义。不能说贾似道要像黄世仁那样强占别人的未婚妻才是罪恶，依靠合法地位妨碍了人们的自由就不是罪恶。更不能说李慧娘本来有爱人才应当反击仇人，本来没有爱人就该当挨贾似道的杀害。不论事情发生的早晚，也不论当事人的认识是不是明白，李慧娘不安于自由被妨碍的处境，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其性质是不以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为转移的。也正如姚安杀绿娥萧方杀翠娘，杀妻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就蔑视妇女的人格这一点而论，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如果强求李慧娘这一个妇女向别的妇女看齐，只要一般性而不要特殊，那么，不能用别的话来解释，只能说是生活的简单化，艺术内容的一般化。不是扩大艺术取材的领域，而是缩小了它的领域。
为了适应艺术欣赏者多方面的要求，反映现实只有从多方面着眼。艺术所要求的典型化，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化。着重描写人物的行动可能塑造典型，不写人物行动，只借助于它的影响的描写，也可能塑造典型。在次要人物身上着力，不见得就是企图避开生活的重点，不是为了着重表现主要人物。个性的某一方面被强调，例如“思凡”里的小尼，在表演上着重她不安于不幸的现状和着重她幻想幸福的未来，都可以是有力的反封建的形象，都可能是完整的形象。但愿艺术领域中，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富于代表性而且是富于独创性的形象。
（1959年2月10日）
第7版()
专栏：文艺杂谈
清新独创
秦牧
思想性艺术性高的作品有一个特色：它总是给人一种清新独创的感受。文艺作品而不能给人一种新鲜感，那就是它的失败。杜甫称赞李白的诗写得好，就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舞台上表演红楼梦故事，林黛玉的唱词里面有“海棠结社斗清新”一类的句子。可见，文艺作品贵有清新独创，古代的文人们已经老早就发现这道理了。
差不多每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在它出现的时候都是“一新人们耳目”的。“三国演义”这样，“水浒”这样，“红楼梦”也是这样。我们时代的艺术巨匠，也同样地有不少的范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他的杂文小品，从内容到形式，可以说都是崭新的文学创造。齐白石的画也是这样，这位老画家一直是在反对一味临摹和一味自然主义地照搬实物当中开拓出自己的艺术道路来的。这些巨匠们创造性的活动，一直受到保守者的反对，然而他们那些像流注着新鲜血液的作品，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清新”是一个笼统的形容词，细察起来它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为什么有些作品给人一种清新感，有些作品却不能够？无他，凡是思想格外深刻的，生活细节描写特别生动的，语言新鲜有力的，它们高度的结合，就使作品较之同类（思想上不同调的作品根本不去说它了）但是等而下之的作品，显得格外清新了。清新的来源不仅仅是由于一种因素，而是许许多多的因素结合而成的。
新鲜的语言，新鲜的事物，才能使人获得不同寻常的感受，从而加深了读者的思索和印象。说美国资本家贪婪残酷，我们听起来所得的是一般的印象，然而高尔基说：“他们好像有三个胃袋和一百五十颗牙齿”，这一来，我们获得的却是在一般印象的基础上的新鲜的感受了。描写秋夜庭园萧瑟的景象，叙述“那里有两株枣树”，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很平淡的印象，但是鲁迅在“秋夜”一文中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种新鲜的感受了。
好的文艺作品所以往往给人一种新鲜感，理由在于：它描写了具体的事物，运用了新鲜的语言。
生动活泼的语言加强了文学给人的新鲜感，但是语言只是描写事物的工具，如果题材单薄，用上一大堆新鲜词汇，看了也只使人感到厌倦。只有丰富的内容，才使语言有驰骋的余地。文艺是表现具体事物的，人物，故事，尽管在最笼统的轮廓上有时可以近似（因为事物有一般性，所以有时难免出现这种近似），然而在各个具体细节上，必然大大有别
（因为事物有特殊性，所以深刻的描写必然刻划了这种区别）。“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砂子”，细致的刻划就能表现出它们的特殊之点，正是在这些地方，使优秀的文艺给予人一种清新之感。
语言、材料都是用来表达某一种思想的，当这种思想是伟大正确能够紧紧地抓住人心的时候，丰富活泼的语言，新鲜生动的形象就能紧紧地扣人心弦，清新感的强弱，也就影响了可以接受那种思想的读者思想共鸣的程度。
所以，注意这一点：文艺必须给人以清新感受，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真真正正是有正确深刻的思想，有丰富的生活和活泼的语言。作者还应该不回避表现自己的个性（通过他自己的真正感受来写事物）。只要这种个性是生根于健康的共性上面的，它就可以是好的个性。如果一个作者不敢倾注他的思想感情到作品里面，不敢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描述事物，作品又怎能有新鲜的生命呢？更不用说那些模仿的、公式主义的下乘之作了。
应该提倡清新独创！我们要求的独创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所谓“现代派”人物所标榜的“独创”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是要摆脱传统，摆脱生活，摆脱群众。而我们所要求的独创却是在正确地继承优良传统，深入生活，和群众共呼吸的基础上来进行独创。
现实生活像长江大河那样日夜奔流着，我们的时代供给文艺创作以最丰富的素材。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是永保青春的最有生命力的思想，我们的文艺家又是深入生活和群众关系十分密切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文艺界今年应该有、也一定有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清新独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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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需要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
最近读了茅盾同志的两篇分析短篇小说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
“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文学1959年2月号）很有启发，和一个朋友谈起，他也有同感。我们都觉得这是两篇好文章。茅盾同志在文章里对新创作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提出了细致的批评和意见，因而，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帮助。我的朋友说：“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推敲创作的文章了。”
“推敲创作”这句话说得好。所谓“推敲”，作为一个词儿，是唐代以后的事情，据说是由于唐代的苦吟诗人贾岛的故事形成的。贾岛有一次骑驴行路，诗兴大发，苦苦思索一句诗的意境，即“僧推月下门”或“僧敲月下门”，这“推”和“敲”哪一个字更切合他所描写的意境。一边思索，一边比拟着
“推”和“敲”的姿态，一时忘情，没有留神闯入了大官韩愈的队伍，被抓起来去见韩愈。可是，当韩愈知道了贾岛是为做诗而苦苦思索的时候，也就和他一起“推敲”起来，而且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传为千古佳话。
这使我想到了文艺批评的现状。当然我们应该充分估价几年来文艺批评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斗争，是有巨大贡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也像我的朋友所说的，推敲艺术技巧的文章是少了一点。在集中精力进行思想斗争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难免的，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欠缺，需要补充，特别是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条件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评论文章，在指责作者这里表现得不充分，那里表现得不全面的时候，却很少给作者出些主意，告诉作者怎样表现才算正确，才算全面，和作者一起认真地推敲、推敲。自然，提高艺术技巧不能光靠文艺批评家，必须作家自己重视艺术技巧上的加工，从目前许多作品明显地可以看出来，是欠缺“推敲”工夫的。有些作品题材内容很好，就是因为作者在艺术技巧上没有下工夫，结果就只能像璞一样，没有经过玉工的认真琢磨，总是显不出玉的真面目来，令人惋惜。
片面强调艺术技巧，忽视政治思想内容，是错误的；但不能说凡是提倡艺术技巧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仿佛无产阶级艺术可以粗制滥造，这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提出过不讲究艺术技巧的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明确地号召过，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我们的许多古代的和前辈作家们，也有无数的榜样。伟大的诗人杜甫有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句。因此，作为一个读者，我有这样一点小小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报刊编辑部多多组织一些推敲创作的文章，希望老一辈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多多写一些，希望在批评家与作家，作家与作家中间，推敲艺术技巧能够形成一种风气。此外，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批评遗产也是重要的工作，希望出版社整理编选古典文艺理论的优秀著作。
文汉
第7版()
专栏：读者论坛
专业和业余两条腿走路
在文艺工作中应该贯彻执行党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注意加强群众文艺工作的同时，也应该充分重视专业文艺工作的发展和提高。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意见和作法不符合这种精神。1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宋垒同志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他的重视新民歌的精神是好的，但是他把新诗和群众的结合说成是一个“已退居次要地位”的问题，我却不能同意。
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些话：
“……认为当前诗歌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新诗如何与群众结合。如果在几年以前这样提，还是对的。‘五四’新诗曾作了一次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多年以来它的最大缺点是未和群众很好结合。当然，继续力求它和群众结合还是需要的。但不可忽视的是，继‘五四’之后，诗歌又发生了一次更巨大的革命，这就是大跃进新民歌的产生，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正在逐步变为新的群众表现自己的时代，诗歌抒人民之情的时代正在逐步变为劳动人民抒自己之情的时代。那末，当前诗歌发展的中心问题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如何发展提高。新诗如何与群众结合，虽然在当前是个问题，但已退居较次要的地位了。”
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新民歌生动地反映了大跃进，博得大家的赞美，专业诗人的作品相形之下，显得有些逊色。但是说今后的趋势是专业诗人的创作逐步被业余作者所代替，那就太偏了，不对了。我们不必为了要重视工农群众的创作，就一定要把专业作者的作用加以贬低。群众业余创作和专业诗人创作的提高发展，都是需要的。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劳动群众自己创作，另一方面也要鼓励专业诗人更好地为群众服务。看轻哪一方面，都有碍于诗歌运动的正常发展。新诗如何和劳动群众很好结合的问题，是和专业诗人如何更好地为劳动群众服务的问题相联系的。把这个问题说成已退居较次要的地位，我以为是不对的。
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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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童话的时代感
翻翻专供低年级看的儿童读物，听听广播电台对学龄前儿童的广播，就会接触到许多童话。
这些童话故事一般都是有趣的，为儿童所喜爱的。它们大都是取材自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的知识性的童话，教育儿童勤劳、勇敢、诚实、友爱、不骄傲、尊敬长者、帮助别人……，帮助儿童理解一些简单的自然现象，知道一些科学知识。但我总觉得我们的童话所涉及的范围，似乎狭窄了点。不少童话都还缺少鲜明的时代感。
有人说，童话只能描写那些国王和渔夫，猫和燕子，“太现实了”就不叫童话。这是个理论问题，需要儿童文学家和评论家去研究。但是作为一个爱读童话的读者，我觉得并不一定如此。我们不是也读到一些具有时代感的童话吗？（例如盖达尔的一些作品，例如中国儿童文学家的一些作品）我觉得，童话也可以表现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的题材。譬如说，可以表现生产大跃进，甚至于国际性的大事件，然而它仍可以具有童话的特色。
不能老把童话的题材关在幼儿园里、家庭里、学校里。应该通过童话这个富有魅力，易于儿童接受的表现样式，扩大儿童的视野，使他们更多更广阔地认识生活。
不这样做，童话就会变成一种永远无法发散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的文学形式了。
杭州第六中学 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