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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米高扬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新华社5日讯 据“真理报”报道：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1月31日下午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在这里讨论非常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唯一的一个问题——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各兄弟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
也许会觉得，讨论计划数字，而且是控制数字的问题，是“乏味的”，是纯经济的，从题目看来就是“枯燥无味的”问题。但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奏出了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交响乐。（掌声）
苏联在最短时期内将成为第一个工业强国
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取得全面和永远的胜利
这个报告远远超出叙述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任务的范围。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比确认计划的控制数字具有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的意义。
报告包括对我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的实际活动的简短的总结，对这些经验的概括，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的对以后如何进行工作的结论；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原理，这些原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是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思想的有机发展。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理论原理，在各个方面都被实际生活充分地证实了，无论在党的建设、国内发展以及国际方面都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现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继续奉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方针，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关于苏维埃社会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的原理。
报告包括了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宏伟纲领，在我国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
在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竞赛中，我国必定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世界上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第一个工业强国。
在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时，我们不仅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人和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非常丰富，也就是说，不仅改变自然和生产条件。同时，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上层建筑按照变化的生产力的要求正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已经发生深刻的质变。现在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已经与以前不同了。问题不仅在于社会的变化；同时，应该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文化的巨大增长，一般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巨大提高，社会成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普遍高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像我国有那末多的成年人在学习，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而把生产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
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个时期，报告中所规定的为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而采取的实际措施，将有巨大的意义。
报告规定苏联社会生活将发生重大变化，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民主，这将伴随着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建立而到来。下列原理具有很大的原则意义：随着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人民群众将会更多地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起着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加。苏维埃民主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且这个发展将会愈来愈深刻，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更加巩固，更趋完善。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每一步都在提高说服、社会影响、共产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自觉纪律的作用，都在减少强制手段。现在我国不会发生因为政治的原因而镇压公民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就粉碎了资产阶级宣传的根据，资产阶级宣传毒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意识，硬说苏维埃政权不是依靠人民的支持，硬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暴力，政权是靠暴力和刺刀支持的。
新社会制度的全部发展过程现在已经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中主要的东西，——这就是它的组织的职能，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才必须使用暴力。
七年计划——这是改造人民生活、加快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的纲领，这个纲领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以空前规模提高的基础上。
七年计划比我国前几个经济计划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表明了这样一个特点：它依靠重工业的巨大成就，依靠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它规定比以前更快得多地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增进人民福利，其中包括从社会基金中拨款来更充分地满足需要，从而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一步。
马克思早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深刻的意见：在共产主义之下，衡量财富的尺度已经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空闲的时间。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正向前跨出重要的一步！缩短可以使人们增加休息、学习、从事文化体育活动的时间的工作时间，抚养和教育儿童的工作主要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托儿所、幼儿园、寄宿学校担负，关心年老的人，改进优抚工作，直接提高工资和废除工资税，——这一切都是我国人民应该得到而且已经争取到的，因为他们受尽了、熬过了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许多痛苦，用自己劳动的双手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建成了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的、彻底的、永远的胜利！（掌声）
完成七年计划将具有十分巨大的国际意义
各国人民消除世界大战的愿望将可能实现
苏联人民完成七年计划所取得的生产成就以及在这期间实行的社会措施，将具有十分巨大的国际意义，现在就对这种意义作出充分的估计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切将增加建设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吸引力，我国人民物质状况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改善，将间接地影响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状况而使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因为我国人民物质状况的改善将鼓舞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进行更顺利的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促进这一斗争，强迫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对农民让步，强迫资本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状况。
至于我们的朋友，即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和我们在一条战线上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各人民民主国家，那末七年计划规定以互助为基础的多方面的、同志般的经济合作将有新的繁荣，规定国际经济关系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关系的形式将得到发展。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说明我们党怎样了解自己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关系的那一部分，也值得特别注意。这一点对于杜绝诬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诬蔑似乎受莫斯科领导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许多流言是特别重要的，敌人都费尽心机地“证明”，似乎这些党都不是自己制定并执行自己的政策，而是一切都按莫斯科的指令行事。资产阶级要进行这种诬蔑，是想削弱共产党在本国人民中的威信。这种诬蔑完全被实际生活中的事实揭穿了。
我要请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注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目前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原理的进一步的发展。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一段时期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的威力大大加强了，和平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此这一原理不仅取得了生存的权利，而且得到了所有反对新战争的力量的拥护。不仅如此，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和进一步发展的远景，还使我们可以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声明：“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在资本主义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会出现把世界大战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掉的实际可能性。”这是社会主义对人类历史的无价的贡献，是各国人民最大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掌声）
苏共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空前团结
幻想苏中有分歧的人是在做不能实现的梦
同志们！在美国的集会和会见中，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近来（他们指讨论农业问题的十二月中央全会和全会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又反对反党集团了，这一件事怎样解释呢？是不是由于反对派又加强了而且引起了某种危险？
我回答他们说，绝对不是。我们党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也没有发生任何斗争。在这一段时期中，这个集团一个人也没有增加。（全场活跃）
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反党集团，唯一的目的，是再一次根据事实证明反党集团的政治立场的完全错误和危害性，再一次强调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这一集团的斗争中是完全正确的。像现在这样的苏维埃社会一切力量的内部团结，像现在这样的我们党内组织上思想上的团结，党同群众的联系，是从来未曾有过的。
（掌声）
如果有哪些先生怀疑我对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可以等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再看，这次代表大会将空前有力地证明共产党是团结一致的，全体苏联人民是团结一致的。当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先生们不是出于替我们“担心”和希望我们党内不要有什么困难。但是我还是认为必须“安慰”他们一下，使他们不致空想一场之后又失望。（掌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将使那些爱在我们党的内部状况上想入非非的人完全失去立足点。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鲜明有力的证据，证明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有鲜明的目标，有不屈不挠的意志，有空前未有的团结，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团结一致的！（掌声）
在美国提出了许多有关苏中两国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应当认为，这样一些问题是在南斯拉夫报刊进行的修正主义的、反对中国的宣传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宣传近来以愿望代替现实，到处造谣诽谤，说什么苏中两国之间出现了某些分歧。这里问题的提出，当然也不是从关怀我们应当同中国保持巩固友谊出发的。决不是，他们是想要借此弄清楚，在我们的友谊中是不是有哪怕一点点小的裂痕，能不能在这方面作点什么政治打算。
我回答他们说，提这些问题的先生们，大概是在做甜蜜的梦：看！由于一种什么魔术一变，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就出现了分歧。但是我说，这只是这些先生的梦，是不能实现的梦。苏中友谊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设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我们两国人民兄弟般的互相支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掌声）
由毛泽东同志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我们代表大会的贺词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是我们两党和我们两国牢不可破的永恒的友谊的新的证明。（掌声）我们将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这种友谊。我们的友谊是神圣的事业，那种想玷污这种神圣事业的人，最好还是把他们不干不净的手缩回去。（掌声）
访美主要印象是美国人民渴望和平厌倦冷战
他们希望美苏两国之间维持良好和平的关系
代表同志们！我们这次在美国的旅行，同美国人——同普通人民、实业界人士的会见，在我们苏联报刊上已经有相当广泛的报道，我们同美国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也有报道。我想向大会说的是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和印象。
如果要谈在美国是什么给我印象最深，那我就要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无论普通的美国人，或是实业界人士，凡是同我谈过话的，都把我作为苏联的使者来接待，虽然我在那里是私人作客的性质；他们待我都非常友好，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一种非常大的渴望，他们渴望知道苏联人想要做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什么。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由于偏见和不正确了解我国和我国政策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我们所作的解释得到了深刻的理解，可以感觉到，美国人是愿意正确了解我们的。他们也努力使我能够正确了解他们。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我都给了应有的注意，我仔细听他们说话，不回避最尖锐的问题。我如果回避最尖锐的问题，那就作得不正确了。我尽我的所能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想指出一点，即在会后和会见结束之后，总是形成一种比会见之初好得多的、友善得多的气氛，因为友好地交换意见的结果，许多偶发和偶然的东西消除了。我们解释了苏联在他们所提的那些问题上的立场，结果气氛变得更友好了。
同样应当指出，随着我们在访问最初几天的谈话和对问题的回答逐渐为美国社会上所知道，在以后的会见中，那些偶然的附带成分以及“不愉快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
虽然我们也曾预先想到，美国人会待我们很好，但是我应当承认，我们没有想到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工业界和金融界的主要领导人会给我们这样友好的接待，会对我们的谈话表现这样大的兴趣。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以及想了解苏联的立场的愿望，使我们感到满意。可以感觉到，美国人民、大多数实业界人士都渴望和平，也可以看到，他们已对“冷战”感到厌倦，希望地球上能有真正的和平，希望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和平的关系。
美国人懂得，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存在着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条件下，世界大战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在实业界中人们已经了解到，如果说过去在战争中还可以做生意，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美国的生意以及人们自己都会在战火中毁灭。（全场活跃）
美国领导人也说希望和平和改进苏美关系
但在会谈中却总是表示不肯改变既定政策
虽然我预先没有什么特别计划，但是我曾想到也许有可能同个别美国政府人员进行谈话，尤其是因为在我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以前，杜勒斯先生就曾主动通知说，他准备在我到美国后接待我。后来的结果是，大多数美国政府人员都找到了时间并认为有必要同我会面。举行了许多次长时间的会谈，会谈过程中讨论了重要的国际问题和苏美关系问题。会谈是坦率的，是在很庄重的气氛中进行的，从双方都可以感觉到想要彼此了解的愿望。同时也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彼此都耐心地、注意地听了对方的意见。
在会谈中，美国总统和美国其他官方代表都着重指出了，美国和苏联的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就是：找到一条我们都可以走的道路，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关于这点我已经说过，这与苏联政府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美国国家领导人说，美国政府力求和解，希望美国和苏联能够和平相处，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的办法来争取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福利。
在这些会谈中曾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这是有益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杜勒斯国务卿都说，他们希望世界和平，愿意和苏联有良好的关系，对我国并无侵略的意图，他们都赞成建立广泛的文化联系和各种水平的接触。关于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得特别生动和详细。他们的这些表示，当然是令人满意的。
我向美国国家领导人保证，苏联希望和平，希望同美国友好，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贯的，并且我们深信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一定会加强全世界的和平和造成世界各国人民间良好的和平的关系。
当会谈中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有争论的国际政策问题，而我们两国的立场又极不相同的时候，美国领导人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在我看来，他们也以应有的理解对待了我对苏联的立场所作的阐述以及我在这些会谈中所引用的我们的论点。谈话凡是碰到这一类的题目，美国的领导人通常差不多总是千篇一律地这样来结束：他们的政策是和他们的同盟者共同制订的，他们无法改变，并且这个政策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的支持。
这特别表现在柏林问题上和对德和约问题上。我对他们说，如果情况要求改变政策，而政策仍然不变，这种政策就不一定是好的。我特别着重指出了，目前美国对柏林问题和对德和约问题的政策就是如此。
美国的领导人说，他们在柏林问题和对德和约问题上的政策也是两党的政策，要我们不要指望民主党执政就会改变这个政策，并请我把这点转告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同志。我顺便谈谈，哈里曼先生（他现在已不担任什么官职了），在他的寓所里和我会谈，显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还有纽约少数有名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他说明在座的是两个党的人以后，他代表全体说，他们都完全赞成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和裁军问题上现在的立场。
应该指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已没有听到美国方面早先发出的那些“威慑”、“击退”、“解放”政策的言论。而是相反，无论是总统，无论是国务卿都说，他们并不认为革除共产主义是他们的目的、权利和任务，都说美国不想干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政。
从总统和国务卿的这些声明中理应得出结论：他们现在倾向于承认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如果是这样，那末这对于和平就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就应当继言论之后用行动来证实这些言论，我们有权利期待这种行动。
我还要指出一个重要的情况。和过去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表示愿意就一些争端进行谈判，这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一向认为，一切国际争端是可能用谈判来解决的。这个观点我在我和美国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已经努力阐明了。
我已经指出，这次同美国人士交换意见，双方都认为有好处。自然应该设想，在这以后，美国政府将会利用这些会见所造成的良好气氛，也从自己方面拟定一些能够消除“冷战”的步骤，因为它知道苏联一向反对“冷战”，并且在努力消除“冷战”。这种想法，我在从美国回来以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过。
美国社会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结束冷战
杜勒斯等人力图向后扭转舆论的发展方向
但是还在我没有离开美国以前，大概人们就已经知道，美国社会舆论对我们的谈话、对我们希望友好和消除“冷战”的愿望反应是多么良好，而这却使美国的某些人感到害怕。在我离开之后，美国报纸上就有人号召开展一个运动，来抵消这次旅行在美国舆论中产生的良好影响。
前总统杜鲁门在这方面放了第一枪，他责备美国实业界对我招待得太好了。你们看，正像他所写的，使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的某些有声望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竭力想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社会的荣誉来招待到我国来的苏联副总理，这就造成了对白宫的压力”。（笑声）杜鲁门先生说，他忧虑的是，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受了可能找到一批新的交易门路的强烈影响，不善于使这种关心同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我国的安全适当地平衡起来。”我们大家都记得，正是杜鲁门先生当总统的时候，发生了苏美关系的恶化和开始了“冷战”。但是他现在简直达到了荒谬的地步。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哪些方面，我们两国的接近，美国实业界对苏联代表所表现的好客的接待，威胁了这个国家的民族安全呢？
如果说到美国人民的情绪，那很清楚，“冷战”的许多牙齿已被打落了。但是“冷战”司令部的触角还很强硬，因而没有根据来作出某种过奢的结论，以为美国关心煽起“冷战”的集团已经退却。特别是因为，美国报刊已经透露，美国甚至可能对热情招待我的美国实业界人士进行迫害。
事情已经弄到这种地步，连美国政府的一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和“冷战”专家现在也都卷进了挑起“冷战”的运动。国务卿杜勒斯的两个能干的助手——狄龙和墨菲，出发到美国各地去旅行了，其中也包括我所到过的那些城市，在听我讲过话的那些听众面前，发表充满“冷战”气氛的演说，给刚刚感到在我们的关系中刮来一股暖风的实业界人士泼下一头冷水。看来，这并没有得到预期效果，因而杜勒斯先生本人拖起自己的重炮冲锋了。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月20日杜勒斯先生在他因我们离开美国而发的电报（这封电报我上了飞机才收到）中写了下面的话：“总统表示希望，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那种会给人民本身带来好处的爱好和平和友好的稳定气氛，今后将继续增进。”
在这封实质上是总结我们的会见的电报中，表示了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增进爱好和平和友好的气氛的希望，而这看起来在很多方面将责成美方作出努力以求我们两国的接近。我们还在美国军事基地阿根夏的时候（我们坐的飞机曾被迫在那里着陆），就以同样的精神对这封电报作了复电，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也以同样的精神作了声明。
可是，使大家感到惊异的是，在1月27日我们的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杜勒斯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他没有看到能够表明苏联真想结束“冷战”的任何迹象，说什么苏联将继续“冷战”并力图在这种战争中取得胜利。杜勒斯先生把事情描写成这样，仿佛他是主张停止“冷战”的人，而苏联却要继续进行“冷战”。同时他还歪曲苏联的爱好和平的建议。他举了我们关于发展和平商品的正常贸易的建议作例子，说苏联提出这类建议是为了使自己和国际共产主义在发展“冷战”的事业中取得优势，并在这种战争中赢得胜利。他当我的面并没有这样说，在他的电报中也没有这些话。（全场活跃）
杜勒斯先生把一切都颠倒了个脚朝上。我们并没有开始“冷战”，也不想继续冷战。我们想立即结束它，并不要取得胜利。
杜勒斯先生想要追求什么目的呢？他声明说，仿佛苏联不希望结束“冷战”。这种毫无根据的、不能得到任何证明的武断说法，只能解释成一种愿望：它所追求的也只是一种目的，这就是要向后扭转美国舆论的发展方向，因为这种舆论已越来越坚决地主张同苏联接近和结束“冷战”。
杜勒斯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作的另一项声明同样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他表示希望，米高扬的旅行不要在苏联政府估计美国情绪时成为错打算盘的根据。
一方面，杜勒斯先生说，也是正确地说，我对美国现在存在的各种观点获得了正确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又对此表示不大相信，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表示怀疑。
苏联关于国际问题的一切建议都是为了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难道杜勒斯先生不知道，例如我们的对德和约的建议目的在于结束欧洲的战争残余吗？为什么杜勒斯先生要反对对德和约呢？难道他不了解，没有对德和约，不仅无助于巩固和平，而是恰恰相反，只会造成战争气氛吗？难道过分好战的西德军国主义者的活动不是也开始使他本人感到不安了吗？
共产主义思想将由于历史的规律性而发展
杜勒斯害怕共产主义意味着害怕美国人民
再多谈一点。在我和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中曾经谈到新战争的威胁问题。对我提出的问题：杜勒斯先生是否相信我们想进行战争，他是否相信有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危险，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说，不，他不这样想。
对杜勒斯先生接着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是否相信有来自美国方面的这种危险，我回答说，按照我的看法，现在美国不想战争，但是我们有很大的怀疑，因为围绕着苏联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力图同我们的南方邻居签订军事条约，美国执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等等。杜勒斯先生曾经努力想消除我们的怀疑。
我也想提一提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不久前的一次演说，这是他在我离开美国后在福达姆大学做的。在这次演说中，他相当广泛地谈到了我和他谈话的内容，使得我也要在这个问题上来讲几句话。
在和我的谈话中尼克松先生说，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双方政府说话应当极其稳妥和客观。不仅应当避免不慎重的行动，而且也要避免不慎重的言论。说到某些具体问题，尼克松先生表示了赞成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尼克松先生在自己的演说中竟认为最恶劣地干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内政是可能的。虽然应该指出，在和我谈话中，尼克松先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说了，他们不想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在和尼克松先生的谈话中，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即不慎重的行动和不慎重的言论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双方说话应当极其稳妥和客观。现在请看，尼克松先生，这个聪明而老练的、在争论中很机警的人竟忘记了自己说的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品行的正确意见。这样的人看不见自己如何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不能不令人惊奇不已。
我希望这是他的老毛病又流露出来了，希望这是尼克松先生在热烈地发表演说时说漏了嘴，而在今后他会遵循着那些在同我会谈中他说得那么动人的明智的品行准则。
尼克松先生和杜勒斯先生在和我的会谈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都作了答复。有一次和尼克松先生会谈中，他的谈话表现得极其没有根据和荒谬，他说什么苏联想利用其他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要搞垮这些国家的政府。
我曾经声明，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同情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不打算以某种形式干涉别的国家和别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事务。这个问题在和杜勒斯先生的会谈中已经说得极其透彻了。
当时看来，尼克松先生和杜勒斯先生是了解我们的立场的。现在，他们又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了，从发言的内容看来，似乎从来没有作过解释似的。
显然，杜勒斯先生害怕共产主义。但是害怕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害怕美国人民，因为除了美国人民之外，谁也不会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正是美国人民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来决定什么时候和以甚么方式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我在美国与别人交谈的时候时常说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对于美国只有很少的共产党员这点感到遗憾，但我对他们不能有什么帮助。（笑声、鼓掌）
世界上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并且不是在俄国产生的。这种思想将由于历史的规律性而存在和发展，不管什么人和什么东西会反对他。不要把这个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混同起来。如果理解这一点，并且从这一点出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并且保证和平共处。在我的印象中，美国国家领导人是了解这一点的。
美国政府采取很多措施阻碍苏美贸易
竟然颠倒黑白把责任推到苏联的身上
在同美国国家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表明在贸易问题上也有分歧。
我只同经济事务副国务卿狄龙先生见过一次面，那是在我即将离开美国之前，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狄龙先生正在加拿大。
同狄龙先生的谈话是很有意义的。应该说，我对他有很好的印象。他是一位年青的、有经验的、熟悉自己业务的人。不必隐瞒，我们的谈话有时是很激烈的。当然，这不是谈判，但是我们坦率地交换了有关贸易问题的意见，目的是要彼此说明自己的看法，以便为将来
达成协议准备基础。
在我离开美国以后，狄龙先生发表了一篇充满“冷战”精神的演说。
在这篇演说中，狄龙先生谈到了苏联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很多问题，并且把这个政策的某些方面作了歪曲。由于时间的限制，我现在不可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只谈其中的几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对外贸易部部长帕托利切夫同志会在报上对狄龙先生的演说作详细的回答。
听了狄龙先生的演说和不久前在自己的演说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的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使人觉得美国并未对苏美贸易的发展设置任何障碍，这个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苏联的立场。这是颠倒黑白、嫁祸于人的典型例子。
大家都知道，去年夏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赫鲁晓夫关于打开苏美贸易僵局的信件的回答，一般说来是令人满意的，他说他责成国务院去研究我们的具体建议，并且作出回答。
因为差不多已经过去八个月了，我们还没有收到国务院的答复，我当然很想从狄龙先生那里知道，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实现总统的这项委托。
狄龙先生企图替这种迟迟不作出答复的行为辩解，借口在世界各地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同时他还提到远东事件和柏林问题。狄龙先生的这一个解释，就已经表明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不是就事论事的，而是把这些问题同国际上发生的个别争论的政治问题联在一起。根据这一类理由，美国政府除了采取“冷战”的原则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阻碍苏美两国的贸易。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1951年美国纯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片面废除了1937年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签订的苏美贸易协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协定，是苏美两国进行正常贸易的法律基础。美国政府废除这项协定，对苏联采取了歧视的态度。例如，废除协定后，美国对我国某些商品征收的进口税，大大高于从其他国家输入的同类商品的进口税：对锰矿石征收的税高三倍，铬铁和锰铁——高两倍，某些锯材——高三倍，白桦树制成的胶合板——高两倍，烟草——高一倍，酒类（包括伏特加）——高三倍，鲑鱼罐头——几乎高一倍。
同时，我向狄龙先生表示，我惊异，既然我国的伏特加在美国销路很广，为什么他们还要让它受到不平等待遇呢，同时他们自己又在生产伏特加，并且把自己生产的伏特加叫做“俄国的伏特加”。我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美国人没有向我们申请生产伏特加，并且没有购买许可证。
狄龙先生回答说，他感到很遗憾，苏联的伏特加比美国生产的伏特加好得多。我对他这一点指出说，他流露出遗憾的心情，表明他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根据“冷战”的精神考虑问题的。（全场活跃）
当然，伏特加不是我国决定性的出口项目，虽然我们打算把任何数量的伏特加出售给外国，尤其是因为我们国内伏特加的消费量大大减少了。（掌声）
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毛皮是我国出口的重要项目。但是美国在1951年禁止我们的某些种类的毛皮进口，同时，美国禁止我国的螃蟹罐头进口，硬说这些罐头是使用日本战俘和苏联犯人的劳动生产的。这种理由的荒谬性是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为了替苏美之间的贸易创造正常条件，美国应该取消歧视性的关税，取消不准输入已经成为美国传统的进口货物的苏联商品的禁令。必须恢复秩序，使美国对我国的商品和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同样的税额。这就会使我们增加出售给美国的商品数量，并且把得到的美元向美国的公司订购更多的货物。
狄龙先生不同意这项建议，不同意恢复贸易协定。
狄龙先生在自己的演说中说道，不可能指望美国会对苏联提供军用物资。杜勒斯先生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肯定了这一点。例如，他说我们希望向美国购买战略物资，而且是由我们挑选。
令人奇怪的是，在已经会见和交谈之后，国家领导人怎么能够作出这种声明。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武器，我们既不想购买武器，也不想购买其他战略物资，那些东西我们这里很充足，而且质量比他们的好得多。（掌声）在我们的关于扩大苏美贸易的建议中，我们是指和平用途的商品的贸易。
杜勒斯先生和狄龙先生反对给予苏联最优惠国条件。
苏联建议恢复正常贸易条件签订长期协定
美国却企图用美国的片面规定条件来限制
我们建议恢复苏美贸易的正常条件，也就是在“冷战”以前存在过的条件。这个建议并不要求规定任何与我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瑞典等国的贸易中所存在的条件有所不同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同苏联缔结了互相给予最优惠条件的协定。大家也知道，我们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不断增长着。苏联同欧洲和美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周转额，1958年几乎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只有美国例外，这方面的过错不在我们而在他们。
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看出狄龙先生的论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狄龙先生说同我们的贸易关系有某种不可靠性，据他说，似乎我们忽而中断、忽而恢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为什么要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话呢？苏联有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供应商品的三五年的长期协定，这些协定都执行得令人很满意。这些协定规定了双方所供应的商品的名目繁多的品种单。
我们准备坐下来同美国人认真商谈根据正常的贸易条件互相供应商品的三年的、五年的甚至七年的具体计划，当然，这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同意的话。
苏联主张国际分工不仅要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各国之间进行，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西方国家之间进行。
后来狄龙先生又说，似乎我们只肯按我们的条件进行贸易。其实狄龙先生所说的一切，证明了他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只能按美国人片面规定的限制这种贸易的条件进行。
在同狄龙先生谈话时，我对他说，有两个确定不移的真理：第一，不好的政治关系不能影响贸易的发展；第二，好的贸易关系会促进好的政治关系。狄龙先生也同意这一点。可见我们不是只有争论。
如果美方不把贸易问题同目前国际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同远东、柏林之类的问题联系起来，——要知道既不能拿柏林、也不能拿远东来做买卖——双方都研究一下在我同狄龙先生会谈时每一方所发表的意见，那末就可能使这次会谈成为出发点，打下苏美贸易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
代表同志们！我们代表大会将通过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和文化的七年计划的决议。
现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没有人怀疑苏联经济计划的现实性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一些人想用我们的计划来吓唬工商界人士，要他们相信有一种苏联将不再向任何人买任何东西的危险，要他们相信对苏贸易是没有前途的，而且这一切都是由那个硬加在我们身上的自给自足的政策产生。这一点完全错了，同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同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历史不相符。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七年计划规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可能增加一倍。而且历史经验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它就越有必要和可能广泛展开对外贸易。
也有人这样吓唬人，说苏联把自己的经济提到某种高度，就会按低价向国际市场大量抛售自己的商品，以便摧毁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说法同前一种说法同样荒谬。我们从来没有搞过倾销，而且一向坚决反对倾销政策，认为这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不良现象。这一切都是那些自己采取这种不良手法的人捏造的。
我们的对外贸易组织都努力从它们卖出的商品多赚一些，顺便说一句，如果它们按有利的价格卖出产品，就会得到奖金。究竟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可以捞回原价，并且以此来为我国人民谋福利的时候，应该按低价出售商品呢？
可惜这种成见和错误的见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传播着。我在美国曾对这一点进行了解释，我认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这种误解。
我们要经商，我们要按照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规则，也就是资本家自己在经商时所遵守的规则经商。
苏联坚持执行确保和平消除冷战的政策
已获得各国愈来愈多人士的了解和赞同
也有人说，苏联在经济上更加巩固，就能扩大它同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的合作，而且断定，这将是对西方强国的威胁。
我们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威胁。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竞赛，是在为了提高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的经济而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的方面的竞赛。不错，这将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垄断组织也按照我们所采取的对这些国家有利的公平条件供给这些国家贷款，同这些国家通商。这里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虽然资本家也会受到某些损失。当我在美国谈到他们在这些国家赚了那么多的时候，我说从“上帝的公道”看来，这也是他们爱说的话，把一部分还给这些国家也不为罪过。（全场活跃）
同志们！当你在我们祖国的边境之外的时候，你会特别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强大。
我国人民可以以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机动的、有原则的、始终不渝的、灵活的对外政策自豪。共产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倡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冷战”，确保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现在不仅我国人民，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在西方的朋友了解我们的政策并且完全赞成我们的政策。在一切国家中，特别是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有愈来愈广大的人士深信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是公正的。
代表大会可以有充分根据地确信，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今后也会执行这个已经证实是正确的列宁的对外政策，即反对战争危险、争取和平和友谊、同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展开竞赛的政策。（掌声）
在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很好的苏联的许多成就以及伟大的七年计划，都以巨大的力量、以实际事实、以生活本身证实了列宁的这样的话，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现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有非常辉煌的可能性的发展阶段。
我们苏联人民充满力量、毅力和热情，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他们有伟大的目标，知道走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他们在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中前进，地球上一切决心堵塞战争道路、捍卫和平的进步人士都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有共产主义者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这就是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可靠保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