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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
里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还不过将近十年。但是，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光荣伟大的十年。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胜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国人民正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以冲天的革命干劲，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把这伟大十年的历史加以科学的阐述和总结，无疑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六十三位同学和五位青年教师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史稿”），就是对这件工作的一种尝试。编写“史稿”的一些青年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在科学工作面前所表现的勇敢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在编写的过程中也确实作了一番努力。但是，不容否认，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它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在这里，我想对“史稿”的主要缺陷，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首先，从“史稿”的体例和内容可以看出，它只是依靠对一些现成材料的摘录，而不是依靠对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而写成的，这是“史稿”的一个根本弱点。因此，我们从“史稿”中只能看到一些个别事实和表面现象的堆砌，而很难看出我国将近十年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当然，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毛主席的著作，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理论根据；但是，在引用这些文件和著作的时候，应该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党和国家各种政策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些政策执行的结果，等等。只有这样从实际上和理论上进行说明，才能够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一个胜利奔向一个更大的胜利。“史稿”在这方面作得是很差的。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除了党和国家政策文件的摘录而外，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断语，或者以一个文件去解释另一个文件；至于各个时期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则很少加以具体的叙述和分析。比如，在我国过渡时期中所进行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以及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等，究竟是在怎样的具体情况下提出和开展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究竟是在怎样的客观实际情况下制定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地反映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怎样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等，都没有在“史稿”中得到科学的反映。
其次，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该对我国近十年来的各个重要历史事件，根据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以恰当的科学地位，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而不应该不分轻重主次地简单罗列一些历史现象，或者不加分析地加上一些任意的评断。“史稿”恰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失之轻率和疏忽。比如，“史稿”对具有极为重大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作了十分简略的叙述，只不过用了四页的篇幅。在“中国职工运动的新发展”一节中，只是叙述了一些情况，而并没有说明究竟在这个时期内职工运动有了怎样的“新发展”。有些章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互不关联地安排了一些内容，甚至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论述。比如，在第三章第五节就是把肃反和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放在一个题目里面，这也是不够妥当的。同这个缺点相联系，“史稿”对若干历史事件也作了不恰当的评断。在论到土地改革的意义的时候，说土地改革使“农村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果真如此，那么以后的互助合作运动、农业合作化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及将来的由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又当怎样估计呢？“史稿”说三反运动达到了“除恶务尽的目的”，这也是不正确的说法。这样说至少会使人发生两种误解，一是容易把三反运动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混淆起来；二是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经过三反运动，阶级斗争就结束了，再不要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了。“史稿”还对某些事情作了很不切合实际的论断。比如，说速成识字法不但“大大缩短了扫除亿万工农文盲的过程”，而且“将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恢复到世界文明的前列，永远摆脱……贫困愚昧状态”。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中间的音乐、美术和科学研究，“史稿”作了这样的估计：“在推进祖国各项建设中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显然，这些估计都是过分夸大了。速成识字法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扫除文盲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有了速成识字法就会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贫困愚昧状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中，音乐、美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我们知道，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能高度发展的，何况在当时我国尚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里只是举出几个例子，“史稿”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第三，“史稿”的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缺陷，就是在一些地方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不够妥当的解释，对国内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的提法也不确切。比如，“史稿”在谈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坚决执行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不正确的。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则是采取了积极争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并要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绝不应该笼统地把这说成是“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史稿”在解释我国民族关系时说：“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正需要各民族密切合作，互相帮助……”这里既没有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所形成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不同情况加以分析，也没有指出我国各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和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下，亲密团结，友爱互助，而把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密切合作，互相帮助”的前提简单归结为“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种解释也是不正确，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史稿”还把1954年苏联移交给我国的四个中苏合营的公司，说成是“我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社会主义企业”；难道我国在解放后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的国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吗？另外，应该特别提出，“史稿”在讲到国际关系时，对不少问题的论述，也有重要的错误。
最后，“史稿”中措词不当，语义不清的地方是很多的。文字的粗糙，也是“史稿”的一个缺点。
以上这些，只是读了“史稿”以后的一些初步意见；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在这里，我还想说几句题外的话。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一件崭新的和艰巨的科学工作，要求支付出辛勤的劳动。因此，如果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有了深刻的研究，那末要在短短的二十天内做好这件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青年同志们，勇敢地进行了这件工作，这种热情和干劲是好的。但是，毕竟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史稿”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也说明，对待科学工作，要把热情同冷静、大胆同细心结合起来。
此外，“史稿”如果作为一种教学参考材料，它对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十年来的历史，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作为国家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轻易地把它出版，这是不严肃的。有的报纸对“史稿”作了过高的评价，例如河北日报刊登了一篇该报评论员的文章，认为
“史稿”是“在历史科学研究工作中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也是不妥当的。“史稿”编写工作的个别参加者，在报纸上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过分的渲染。例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李荣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实际上认为“史稿”是一本“党性和科学性最强的”著作。甚至有人在河北日报上发表诗歌，把“史稿”称作“历史创作的卫星”。这种做法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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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
国外进步经济学家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同看法
自从美国经济危机在1957年爆发以来，国外进步的经济学家开过多次座谈会，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次危机的看法，也出现了一些新论点。从已发表的文章和座谈记录看，他们的基本观点虽是一致的，但在若干关键性问题上，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这次讨论是从1958年初，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发表了他的“战后周期问题和新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一文开始的。去年一年中有过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如4月29日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律科学学部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召开了关于瓦尔加文章的专题讨论，苏联“国际生活”、“新时代”也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情况讨论会的主要发言。10月初由柏林洪堡大学召开的十四国经济学家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其间不少著名学者发表了文章。
这次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对目前美国经济危机的看法；世界工业周期问题；目前会不会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
关于第一个问题，瓦尔加和马努基扬等人主张这次危机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比战后前几次生产过剩危机更深刻更持久，而且是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开始，但不一定比1929—1933年的危机更深刻和持久。别钦则认为将比1929年的危机更深刻更严重。“国际生活”座谈会的与会者也都认为是经济危机，而不是短期的生产停滞，但无人明确指出它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库兹明诺夫甚至认为可能是周期性危机前奏的中间性危机。在“新时代”的座谈会上，所有英美进步经济学家都承认这是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佩洛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是生产过剩危机。希曼·拉默在他作的一次报告中还认为再发生一次和1929年规模相同的危机也是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包括大战对周期发展的影响，和周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瓦尔加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周期进程，在战时发生了中断，战后工业周期开始于1947年（由于从战时到平时的经济改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马斯连尼科夫认为，周期应从1949或1950年开始，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在这个时候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在苏联科学院的座谈会上，克隆洛德则认为战争起着危机的作用，新周期从战时就开始了。瓦尔加和阿尔祖马宁都反对这种看法，但阿尔祖马宁也不同意瓦尔加的周期在战时中断的论点。库兹明诺夫在“国际生活”的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主张，大战对欧洲各国起了危机的作用，对美国却起了高涨阶段的作用，结果破坏了世界周期的统一性和周期的共同性。他和魏戈斯基都认为1943—1946年生产下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危机，所以世界周期应从这次危机后开始。蒙德尔逊在柏林十四国经济学家会议上表示不同意战时周期规律已停止发生效用的看法，但也不同意战争具有危机的职能的看法。他认为战争只是周期的变态，而不是周期的中断。他并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十九世纪形成的典型周期形式已为战争所消灭，战后的形式主要是军事通货膨胀危机。波兰经济学家索科洛夫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个危机概念太普泛，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危机只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关于第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差不多是一致肯定的，不过论据并不相同，而对于世界经济危机已否发生，则更有不同看法。认为目前已开始世界经济危机的有苏联的瓦尔加、阿尔祖马宁，法国的克劳特等。主张条件已成熟，美国的危机有发展为世界危机的可能，并且现在已呈现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的特征的，有库兹明诺夫、马努基扬和其他大多数进步经济学家。蒙德尔逊则认为目前还难以断定美国这次危机具有世界性质，可以认定是战后第一次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起点；奥洛夫则认为在原料和航运业方面明显存在着世界性危机，但这有特殊情况，因此不能说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开始。
这次讨论仍在继续中。
在柏林召开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
讨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
1958年10月1日到4日，苏、波、捷、法、意、德等十四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柏林的洪堡大学集会，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其中包括战后周期、危机和工人阶级状况等问题。四天会期中，有四位经济学家作了报告，二十个出席者在讨论会上发了言。现将有关以下两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如下：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
苏联代表蒙德尔逊教授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分析了战争对周期和危机规律作用的影响。他认为，说在战时资本主义周期规律已失去作用是难以同意的。他说，暂时失去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战争只是规律的特殊变态。他在报告中说，美国目前的危机已为战后第一个世界生产过剩总危机揭开了序幕，总的看来，整个资本主义正在向着世界周期性生产过剩总危机行进。民主德国施密特教授在报告里说，西德的经济从战后的萧条开始，经过1948—1950年的战后复苏和1950—1957年的繁荣后，已于1958年进入了周期性危机。危机的迹象表现在这几方面：一、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况愈下；二、生产设备负荷不足；三、定货减少；四、出口额减少；五、商品库存增长；六、基本建设工程量减少；七、失业增加；八、农产品生产过剩。根据迹象表明，危机转向飞跃发展已为期不远。意大利经济学家贝真吉在讨论时指出，这次危机的特点之一是：工业品价格甚至在生产下降情况下也是上升的，而农产品和非垄断部门的工业品价格却在跌落。波兰的索科洛夫教授不同意把生产不足、战争等包括在危机的概念里，他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肥大症，它只能是生产过剩危机；战争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周期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瓦解的表现。苏联费古尔诺夫教授认为大规模战争能够冲断周期性，但它同时也能给危机、即新的周期创造经济条件。民主德国阿尔特曼教授认为，1945—1947年间并不是西德的萧条时期，因为在这以前并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他认为，这个时期具备了危机的一切特点，所以西德的战后周期也是从危机开始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状况问题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完全保存了下来。他们认为，绝对贫困化不能像相对贫困化那样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表示，而应该包含由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许多指标，如劳动强度、失业影响、危机、战争等。绝对贫困化的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实际工资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关系。工人的实际工资总的说来是下降的，这首先是由于劳动力价值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下降。荷兰经济学家涅瓦莱年和比利时经济学家瑞耶对这个规律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们认为把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看成是贫困化的主要标志是教条主义。他们不同意这个规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起作用的说法。但他们的这些意见在会上受到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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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裂变和裂变产物的扩大利用
克理
裂变，这是原子时代的火焰，它将代替煤和石油的燃烧，给我们光和热。
裂变是由中子引起的，中子是不带电的很小的粒子，它只比氢核（也叫做质子）略微重一点，它和质子一起构成了一切原子核，因此人们把它们叫做核子。当中子很接近铀235的原子核时（通常一个元素后面的数字，表示它的核的重量大致是氢核的多少倍，铀235就是指比氢核约重235倍的铀核）就会被铀核吸住，从而铀核就由中子的冲击裂成两个较轻的原子核（偶然也会裂成三块到四块碎片，这个现象是我国科学家钱三强和何泽慧在约里奥·居里指导下发现的），并放出二个到三个新的中子。这叫做裂变。而铀235这样能够裂变的物质，叫做可裂变物质，它们的通俗名称，就是核子燃料。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子起了重要的作用，制造新的可裂变物质时要靠它，引起裂变也要靠它。同时，也能看出铀235的重要，因为它的裂变，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中子，特别是由于它裂变后产生的中子不止一个，有可能引起一个以上的新的裂变，这个新的裂变又引起更新的裂变，使裂变能自行继续下去。这样的反应叫做链式反应。铀块或铀盐的溶液的体积相当小的时候，中子很容易从里面逃走，因此就不能产生链式反应；当它们有足够大的体积，再加上一些减速剂，减低中子的速度，加一层反射层，把跑出来的中子反射回去，就可以使铀块和铀盐溶液进行裂变的链式反应。这样的铀块或铀盐溶液，叫做原子反应堆。它能够像锅炉那样，不断提供热能，因此它有一个通俗名称，叫做原子锅炉。
原子反应堆里中子的数量，如果不断增加，那么裂变反应就愈来愈猛烈；如果中子数量愈来愈少，那么裂变反应就要减慢，甚至停止。所以人们把裂变作用中的中子比作燃烧作用中的氧气，而原子锅炉里的中子量就相当于普通锅炉里的通风量。要控制原子锅炉，只要控制中子数量就行了。
普通锅炉里的炉渣要阻碍通风，减低炉温，而原子锅炉里的裂变碎片（可以说是原子锅炉里的“炉渣”或“灰烬”）也要吸收中子，使裂变反应减弱。因此，等不到锅炉里的铀235裂变完，就要从炉中取出这些原子燃料，用化学分析，把铀取出回炉，并把裂变碎片取出另行处理。原子锅炉中烧掉的铀235几乎全变成了裂变碎片，而目前铀235的消耗量还是相当大的。
裂变产物中，除了裂变碎片以外，还有由铀238变成的镎239、钚239和比钚还重的元素。这些元素都比铀重，因此也叫做超铀元素。这些裂变产物，可说是原子时代的新物质。在没有原子反应堆以前，这些新物质在地球上几乎找不到。又如碘、锶、钡这几种元素，在地壳和海洋中虽然也存在，但它们都很稳定，而反应堆中的碘、锶、钡却是不稳定的。再如锝这种元素，由于寿命很短，过去只在太阳和其他恒星中才有，地壳中根本找不到，现在从反应堆中找到了，而且有相当数量。至于钚、镎这些超铀元素，在自然界中也几乎找不到。
对于这些新物质，不仅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用途，连从事原子能工作的科学家，也还没有把它们都利用起来。目前有些产物已经找到了用途，如寿命较长的铯137，可以代替X射线源，来探视金属薄片内部的缺陷；锶90可以使空气导电，因而可以消除轻工业产品由于摩擦而引起的静电积累，也可以和半导体物质配合，制造能使用几十年的原子电池等；寿命较短的碘131可以用作示踪原子，用来诊断甲状腺病。但很多放射性同位素，还不知道有什么用，而且它们都是不稳定的，不用就变了，想藏也藏不住，因此只好当废料处理。甚至连放射性锶和铯的很大部分也当作废料处理。由于这些物质不断地放出有害于人和生物生命的射线，因此是危险和麻烦的废料。在1955年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上，把排除放射性废物看成是艰巨而又复杂的问题。目前，英国利用管道把放射性废物排入海底。苏联科学家认为这样做是不安全的，这些废物虽然不能把海水中的放射性提高到有害人们健康的程度，但可能把某些放射性质浓集到鱼的骨头中，而成为人的祸害。由于原子能事业的迅速发展，放射性裂变产物将愈来愈多，如果不将它们全部利用起来，不仅非常可惜，而且将会造成处理上的困难。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扩大裂变产物的利用，指的就是应当尽量把这些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到生产中去。如果达到了这个要求，不仅推动了各项生产事业，也可化无用为有用，直接减低了原子能发电的成本。
此外，铀裂变时发出的中子，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有很大一部分放射性同位素，都是利用中子制成的。例如治疗肿瘤的钴60，就用钴59吸收中子后变成；研究动植物生长内部组织的碳14、磷32，以及研究钢铁冶炼过程的铁59等等，也都要利用中子制成。还可以利用中子使钍232变成铀233，使重氢变成超重氢，它们都是核子燃料。利用中子还可以进行各种科学研究，如研究中子作用下物质性质的改变等等。因此，把中子也放在裂变产物的范围内，那么裂变产物的用途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