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
1958年，是上海工业生产空前大跃进的一年。在去年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开展技术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技术革命运动，就一定能保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去年的实践经验证明，要开展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要求我们善于从全市工业基础和发展生产的要求出发，并和各个企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生产任务联系起来。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采用现有最新的技术成就，普遍推广和采用经过试验的新技术；另方面又必须与最广泛地发挥群众性技术革新相结合。一方面要从各个企业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和技术基础出发，以保证当前生产计划的完成；另方面又要善于把解决当前生产关键与本厂本行业较重大的科学研究的要求结合起来，把实现局部的技术革新和比较系统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大小、远近结合，才能使技术革命为当前生产服务，推动生产的更大跃进。
去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开展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的过程，也是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它一方面改革着机器和工具，另方面也改造着人们的思想。技术革命是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物，运动的发展过程充满着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思想斗争。去年的实践，基本上破除了两种迷信：一种是劳动群众打破了技术高不可攀的迷信和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自卑感，一种是技术人员开始打破了迷信书本、轻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和民族自卑感。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所认识和掌握的自然规律，创造出各种工具和设备，来进行技术革命的活动；而从技术革命活动中，又使人们探索到更新更多的自然规律的知识，使人们更自觉地掌握自然规律，创造了更多技术革新的惊人奇迹。
去年的实践经验还证明了：技术革命不能只是小闹，而应该是大闹，不应该是少数人闹，而应该是广大群众一起闹，其关键，则在于大搞群众运动。只有真正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的智慧加以集中。有些企业领导干部不重视群众点点滴滴的技术革新建议，以为这是“小事情”，而不知道大事情正是这些小事情集中和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怕群众的技术革新建议会打乱他们按部就班指挥生产的日程表，因此宁“治”毋“乱”，而不是从乱中求治，从不平衡中组织积极的平衡，有这种思想的人，总是远远地脱离了群众，群众的积极性好像未开启的百宝箱一样没有施展出来，因而使技术革命搞得冷冷清清。
要使技术革命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必须坚持劳动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实行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工人群众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他们的创造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工人群众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他们是技术革命的主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重视工人群众劳动实践的经验，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技术理论，可以忽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十分重视技术理论对于劳动实践的指导作用，重视技术人员在技术革命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去年创造出来的许多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往往是在工人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下试验成功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实践中，使丰富的劳动经验和正确的技术理论相结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技术革命的发展。
（摘自上海“解放”杂志第四期评论：“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
充分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
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
技术革命是无止境的，它与陈旧过时的保守的技术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技术革命的首要条件是解放思想，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仅要有勇于与自然界作斗争，经常探索生产规律、物质奥秘的坚强意志，而且首先要有与自己和别人的保守迷信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胆略。
破除迷信是为了真正尊重、探索和掌握科学，它是要破除那些伪科学、不科学的东西。对于真的科学和某些还合乎科学的东西，不仅不能破除，而且必须加以保护。某些同志对解放思想的口号有误解，如当改革规章制度及革新技术时，不加分析地把一些仍然合理的规章制度、一些合乎科学规律要求的东西当作“迷信”破除了，似乎“解放思想”就可以否定一切，这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我们的胜利在于能够依据科学行事，技术革命上一切成功的创造，亦莫不如此。科学是人们通过社会与生产的实践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的总结，实践越丰富，对客观规律的理解也就越多越深，科学也将不断发展和为人们所掌握。因此，在生产活动中迷信这样，迷信那样，把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看成不可超越的极限，束手束脚，妄自菲薄的人，这是保守派，谈不到什么技术革命，发明创造。只有那些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鼓起冲天的革命干劲，信心百倍地从事生产和工作的人，才能迅速地掌握科学技术，才能在技术革命中作出贡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革命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众革命。它要求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把他们卷进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来。只有这样，这个革命才能百川汇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全面、深入地开展下去，广大群众无穷尽的聪明才智才能发挥出来。任何把技术革命限制在技术人员、专家、科学家等一部分人的狭小的圈子里的想法和作法，都是不正确的。当然，对科学家、专家、技术人员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他们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以便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专长。
（摘自黑龙江“奋斗”杂志第四期社论：“更高地举起技术革命的红旗”。）
必须树立依靠群众的观点
一年来我省改革工具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农业生产到农产品加工，从工业到运输，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大量新式工具和改良工具的推广和使用，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量地节省了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劳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工农业生产跃进计划的实现。但是，在我省工农业生产上，笨重的手工劳动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技术落后的状况，同工农业更大跃进的形势是不相称的，同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就相差更远。据1958年的实践经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必须从多方面着手：改善劳动组织，合理调配和使用劳力；开展地区、行业间的大协作，调剂劳力余缺等等。但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群众无穷的智慧和创造性，大力实行工具改革，以便逐步实现以机械操作代替手工劳动，不断提高机械化的程度。大家都知道，机械化的程度愈强，劳动效率就愈高，不仅能大量地节省劳动力，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大闹技术革新的重要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解决当前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将为我国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准备条件。由此可见，继续不断地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不仅有着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工具改革运动，也同其他运动一样，贯穿着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斗争。应该指出，我们所进行的技术革命，是要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而就绝不应当离开当前的政治任务，离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向“为技术而技术”的错误道路。因此，在工具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技术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观点。技术是要人掌握的，工具是要人来创造和使用的；能不能掌握和发展技术，能不能熟练地驾驭生产工具，充分地发挥它的效能，决定于人。因此，在工具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离开发动群众，离开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必须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使人们充分地认识进行技术革命、开展工具改革的重大意义，扫除一切阻碍运动发展的思想障碍，树立敢想敢作和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的精神。在工具改革运动中，必须开展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斗争。
在工具改革运动中，必须坚定地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在工作中认真走群众路线。引导群众在征服自然和生产劳动中不断地找窍门、想办法，从而积累和丰富科学技术，不断地改进技术操作和改进生产工具，就能够促进生产不断地向前发展。这已为去年大跃进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去年一年中，我省各地所制造的一万多种新式农具，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因此，任何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创造力，单纯依靠少数专家、技术人员的思想和作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轻视专家、技术人员的作用，而是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
在工具改革运动中，还必须把创造和推广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以推动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并使运动收到广泛的效果。创造和推广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不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提高，使工具的效率停留在不稳定的状态和很低的水平上，是不利于推广的，因此，只注意创造不注意提高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创造和提高的目的，正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如果只有创造和提高，而不注意推广和普及，就失去了创造和提高的意义。事实上，只有在推广和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创造和提高，离开了这个基础，创造和提高是难以想像的。因为不经过推广普及，就看不出工具改革的功效，也看不出新的工具存在哪些缺点，以及如何改进，这样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创造和提高。由此可见，创造同推广、提高同普及的关系问题，对于技术的不断革新，对于技术革新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
（摘自福建“红与专”杂志第四期评论：“深入开展改革工具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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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和热
谢觉哉
续范亭同志送毛主席的诗：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女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静如处女”是冷，“动英豪”是热，冷和热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兵书上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习剑术的人，也有“静如处女，动若脱兔”的话。静是动的准备，也即冷是热的准备。只有冷静地分析了情况，研究了办法，然后动作起来，胸有把握，不是无源之热，经得起歪风，也不怕泼冷水。反过来，具有高度负责、不怕任何困难的“热”的人，也易于由热转到冷，寻求其各方面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定出前进的办法，以达到进一步的成功。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热，没有冲天的热劲、争上游的决心，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仅仅具有一股热，热里面并不就带来多快好省和取得上游。而这些，都需要科学分析，需要用脑子思考，反复地试验，客观地考察，才能得到。脑子要冷又要热，或者冷热同时，或者热了些时紧接来一段冷的时间，既能用热推进工作，又能以冷来检查与总结工作。
冷与热是相需为用的，是统一性的对立面。只爱冷不爱热，说这是胡闹，那也不可能，想把人们的脚绊住，停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虽不多，也还有。如果他们死顽固，那就任他僵化好了。另外一种人只爱热不爱冷，这里面又有两种，一是忠心耿耿、一往直前。要上天，却不知道制造与使用“火箭”。这种人难免跌斤斗，可能经过一跌后，脑子清醒了，知道冷的用处了。但总是以不跌斤斗为好，跌总要吃亏的。尤其做领导工作的人，常常一跌使工作使人民受到较大损失。一是见大家都热呼呼，他也跟着热呼呼，只喊口号，不见行动，这是假热真冷，这样的热，我们不要。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任何工作都是跃进的。跃进就需要热，爱冷不爱热，是不可以的。比如农业，我国是很有经验的，但自来农业上的增产，只能是渐进，甚至经过很多年代仍停留在原来的地位，这是因为“农服先畴”，不敢打破常规，冷多而热少所致。现在不同了，人民要求解决迫切的吃穿问题，要求提前并超额实现四、五、八的纲领。于是过黄河、赶江南、千斤省、双千斤县、万斤亩的热潮出来了。于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出来了，前者是来自热，后者则来自冷，“冷”是被热逼成功的。“热”可以逼得喜冷的人也热起来，形势逼人，不热不可；热也可以使得真热的人善于冷静的思考问题；想出以前的人所不敢想的东西来，使被讥讽为“好大喜功”的热，得到了实际成功。
热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宇宙要有热，万物要有热，人身要有热，没有热就没有活力，热小了活力就小，所以我们要不断地鼓动风力增强热，“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永远是我们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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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劳分配”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
乌家培
在“再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性文章中，郑季翘同志为了论证按劳分配乃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观点，竟把按劳分配视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他说：“就资本家与工人的直接关系来说，他们付给这个工人或那个工人多少工资，原则上则是以工人的劳动为尺度，即‘做多少活、给多少钱’，或以劳动日计，或以产品数量计，多做多给，少做少给。”又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对立的社会之所以对立，主要的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的分配原则上。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另一个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是以人们的劳动为尺度来进行分配，另一个是按人们的需要来进行分配。”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法权中最根本的东西；另一方面则在主要的分配原则上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中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原则即‘按劳分配’”。因此，结论是“不能说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否定，或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着重点都是引者加的）
我认为，上述观点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首先，郑季翘同志错误地将按劳分配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所共有的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始终是把产品分配形式连同决定这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一起包括在社会生产关系之内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分配在其主要点说来，总是该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该社会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知道了后者，就可以确实地推断出该社会内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有甚么样的生产方式，便有甚么样的分配形式。历史上一定的分配形式总是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共有一种分配形式，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只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产品分配制度同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尖锐矛盾，才会把分配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
大家知道，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经济规律，它的存在和起作用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由于饥饿的威胁，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承受资本的剥削。工人所得的一点工资，无非是劳动力的价格，它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关系，体现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它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在这样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在生产者之间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产品。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为生产资料是公共的财产，生产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的劳动力不再作为商品而出卖，为自己为社会的自由劳动代替了强制的剥削的雇佣劳动，按“工作”进行分配才成了可能，劳动才第一次成为分配产品的尺度。如果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了进行按劳分配的可能性，那末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造成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而使按需分配成为事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残余，旧的社会分工和各种劳动的差别尚未能完全消灭等原因，则使按劳分配有了客观的必要性。尽管按劳分配还没有完全克服“资产阶级式法权的狭隘眼界”，还可能使一些人“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但这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并不足以影响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国家与革命”一书里，列宁就直截了当地把“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和“不劳动不得食”叫作“社会主义原则”。党的决议也明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认识这一点，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有的东西，就等于在无形中把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一笔勾销了。
郑季翘同志错误地认为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的多少，原则上是以工人的劳动为尺度的，即“做多少活，给多少钱”，或以劳动日计，或以产品数量计，多做多给，少做少给。这等于说，资本家是按照工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工人之间“分配”消费品的。郑季翘同志完全被劳动力的价值转化为劳动的价格，即资本主义的工资形态（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迷惑住了，一点看不到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性空言正是建立在前述烟幕之上的。不错，在资本主义社会，参与于生产的工人，是以工资形式参与于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的。但是，不能忘记，这种工资是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它所反映的绝不是资本家对工人群众的“按劳分配”关系，而是以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为形式，无偿地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分。工资乃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生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也许会有如下的辩解：一个劳动熟练程度高或者支出的劳动强度大的工人，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总要比另一个劳动熟练程度低或者支出的劳动强度小的工人，多得一定数量的工资，这不是说“按劳分配”的“工具”不仅为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所运用，同样也为资本家利用过吗？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资本主义社会也实行“多做多给、少做少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这种辩解是不值一驳的。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件工资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态，而计时工资又不外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如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再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费用，所以在劳动市场上，它们就会也应当按照不同的价格获得不同的报酬，有的多给，有的少给。很明显，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情况不同，工人并不是以其所实现的劳动为尺度来取得工资的，因为当他出卖劳动力之后，开始实现劳动时，劳动就不是属于他的了。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决不是“按劳分配”规律，而是支配着商品价格的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事实上，即或工人力求用加紧劳动的办法，多做几小时工作，或者在一小时内多制出些产品，以便维持自己的一般工资数量，也不会多得工资。马克思说，由于竞争愈激烈，劳动分工的坏影响愈加强，结果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也愈少。”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作用的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了，他们不但相对地而且绝对地贫困化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境遇是不能用多劳可以多得的安慰来改变的，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少数剥夺者，工人阶级才能从资本主义的地狱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天堂。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灌输“多做多给、少做少给”的所谓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的思想，除了帮助资产阶级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后果。
在郑季翘同志的文章中，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过资本主义社会按资本分配收入的原则。前面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这一点决定的。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取得劳动收入；资本家则依靠资本剥削工人劳动，取得非劳动收入。在资本家之间瓜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以资本额为尺度的，通用着按资本进行分配的原则。与此相对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在其内部实行着按劳动进行分配的原则。既然承认不劳而获、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现象（虽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就不应该得出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也是以人们的劳动为尺度的。硬说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产品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经产生，这除了给资本主义社会擦脂抹粉之外，还能有其他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