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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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劳动 领导生产
云南各级党委负责同志深入人民公社
本报讯 记者张廷干报道:中共云南省各级党委为了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正由第一书记带头到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和基层工作。
省委负责同志和一批干部,于1月15日到宜良县蓬莱人民公社,一面参加生产,一面了解生产、整社等情况,在公共食堂里同社员们一块吃饭。省委负责同志在同群众一起积肥时,和大家研究了怎样扩大肥源,加强组织工作,增加肥料数量和提高质量的问题。在食堂吃饭时,看到做饭的同志把淘米水倒到地下丢了,便立即和炊事员、事务长等商量,利用这些富有养分的米水喂猪。后来,他们又和群众、干部研究怎样节省粮食和开支,又使大家吃饱、吃好。经过反复讨论和实践,找出了一些又好又省的管理办法。蓬莱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特别是吃饭不要钱,人人满意。但起初供给部分约占分配给社员消费部分的五分之四,这就使一些社员机动较少,也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劳动力强、人口少、负担较轻的社员的积极性。省委负责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一面向公社干部指出:必须把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与正确执行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结合起来,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中,组织多次座谈讨论,适当地调整了原定的供给制中的一些项目,增加了工资部分的比重,初步核算结果,大体上可以做到各半。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昭通专区等地以及不少县委的第一书记,也都到公社去当一个时期的社员。中共大理地委第一书记到祥云县“八一”人民公社当社员后,白天参加积肥,了解社员思想情况;晚上与公社党委一起研究工作。这个公社前段时间积肥高潮还未形成,地委书记便帮助公社党委作出了积肥的规划,具体安排了劳动力,还培养了积肥工作较好的沙龙大队作典型,召开了公社的积肥现场会议。这样,全公社很快就掀起了积肥高潮。他还在与社员们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发现大家对正确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思想上还不够明确,就帮助公社党委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文山自治州六个县,有五个县委第一书记正在各公社里当社员,每人都就农民加入公社后的思想情况,公社的思想工作、整社、生产和群众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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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举参加劳动的红旗
易槐
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对于去年大跃进的积极作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在今年的大跃进中,应当把这面红旗举得更高。
在参加生产中领导生产,大大地丰富了基层干部领导生产的经验,这是今年大跃进的一个好条件。可是,如果仅仅靠去年、前年的经验来领导今年的生产,那是十分不够的。今年的生产同往年大不相同。任务更复杂了,指标也更高了。这就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实施农业上的八字宪法,把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搞得更细致,例如:耕得深种得密就要多施肥多浇水,而且要做得恰合时宜,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浇多少水,都要恰合作物生长的需要;为此,还需要相应地组织劳动力,改革工具,改进管理技术。要这样全面、系统、细致,就需要干部进一步掌握生产规律。只有亲自参加生产,不断地取得新的感性知识,然后把它们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从中找出规律和经验,才能有力地领导今年的生产。否则,领导生产的经验就只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而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保证实现今年的跃进指标。和去年一样,要大搞群众运动,过去的经验证明,不论多么艰苦多么繁重的任务,只要干部带头,群众就立即跟上。干部带头干,是发动群众鼓足干劲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这一条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应当在今年的群众运动中得到发扬光大!
公社化以后,干部不仅要管生产,还要管群众生活。生产任务复杂了,需要干部善于走群众路线;管理群众生活,更需要干部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事实证明,干部和群众共同劳动,不仅能够更多、更真实、更深刻地听到群众的意见,而且在劳动中可以直接发现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就是我们改进工作,检验政策的执行情况,检验各种制度、决定是否正确的最可靠的依据,是发挥群众积极性的重要办法。
公社化以后,比起农业社来,公社家大业大新问题多,和各方面的关系密切而且复杂。不少新问题摆在面前等着解决,干部有时可能要多开一些会议,坐在办公室里处理问题的时间也不免要多一些。这样,参加劳动就会发生一些困难。公社的业务复杂了,有的人要领导工业,有的人要领导副业、牧业,有的人要管理生活福利事业,劳动究竟如何安排,大家还缺少经验。但是,这决不是说就不可能或者不必要参加劳动了。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开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和群众共同切磋商讨,才能更切合实际地解决问题。有些公社在发现了这些新问题以后,已经对工作和劳动进行了安排,规定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同时改进了工作方法,减少会议,督促大家深入田间去解决问题。有些地方的干部,自己领导那项工作,就参加那方面的劳动。这样,不仅使大家劳动得更有计划,而且可以使大家工作更加深入,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些作法都是可以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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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校工厂协作 学生工人互助
上海交通大学结合生产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
本报讯 上海交通大学最近在总结教学工作中,认为按系科专业与有关工厂协作,进行科学研究和设计制造新产品,是教学结合生产劳动的好方式之一,它可以补充学校自办工厂的不足,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使工厂获得有力的技术援助。
交通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工科学校,校内虽然设有机械制造、冶金、运输起重机、造船和电机等五个工厂,但是规模较小,只能作为对低年级学生进行基本工种训练的场所,或是研究和生产少量的产品,不能满足高年级学生从事高深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大型、高级、精密、尖端产品的需要。去年在贯彻教学结合生产劳动的教育方针中,学过基础理论课和一些专业课的高年级学生,迫切要求到工厂中从事生产劳动,结合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们在劳动中边学边干,有的帮助工厂设计和制造新产品,把工厂当做学校的实验车间,利用工厂比较完备的设备和技术条件,研究高级、尖端的技术,使理论研究和生产紧密结合,收到很好的效果。船舶制造系五年级学生和一部分教师在沪东造船厂学完了船舶工艺和船舶设备系统两门课,与这个厂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合作研究成功六十五项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有八十八位学生为此被评为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先进集体。运输起重机械系四、五年级学生和教师,先后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和湘潭电机厂,一面劳动,一面参加工厂及有关研究单位的设计工作,试制出了我国铁路上应用的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
实践证明,这种学校与工厂协作搞科学研究和设计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提高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等方面,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成就。一些教材在生产实践中受到考验,陈旧的或错误的部分得到更新和改正,使学生们从生产实际中学到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船舶制造系学生在沪东造船厂上船舶工艺课时,请老工人讲授了一部分课程。其中如书本上讲述防止丁字型钢焊接变形,须采用我国目前还没有的一种结构非常复杂的机器,而实际上工厂中已经采用另一种结构简单的机器,原理一样,效果很好。运输起重机械系车辆专业学生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从事产品设计时,发现学校中学习的有些课程内容缺乏新的技术。通过生产实践,车辆内部设备及车辆强度和设计两门课中,已增加了空气调节、高速转向架、集中供电等当前车辆制造工业中的新技术部分。船舶动力系的教师以前并不掌握自由活塞发生器这门学科,去年师生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与内燃机科学研究所合作设计一千马力的自由活塞发生器和二千马力的燃气轮机以后,学生们在教师指导下编写出了十多万字的自由活塞发生器讲义初稿,决定在新的学期中采用。
学生们在工厂中从事产品设计,对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是一场很好的锻炼。以往学生在校内搞虚拟的毕业设计,虽然对全面总结五年学习成果和培养学生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设计大多数是出于假想,得不到实际的考验。在工厂中从事真实的产品设计,要求设计者细致地考虑到结构合理、制造经济以及运用检修是否方便等等。设计过程中,学生们经常深入车间,请教工人,最后图纸设计出来还受到制造车间的考验,这就使学生们进一步得到很多生动丰富的实际知识,树立起多快好省的设计思想。为了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某一产品的完备知识,运输起重机械系的热力机车专业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完成内燃机车的设计之后,各设计小组集中进行了一星期的经验交流。通过这场设计,学生们普遍感到独立工作的信心增强了,工厂也一致认为这批五年级学生的工作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工人们在大跃进中忘我劳动的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对学生们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最生动的教材。船舶制造系有一位学生在沪东造船厂参加生产劳动中,亲眼看到一位老工人因工作积极被评上一等奖,他却写了大字报认为自己成绩很小,不该评上,应该让另一个同志得奖;很多工人紧张地劳动,他们主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不要加班费。无数生动的事例教育了这位学生,他激动地说:“我亲眼看到工人阶级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我要向工人同志学习。”
新的学期开始了,交通大学各个系科在制定新的教学计划中,正准备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与工厂协作,以便进一步改进并提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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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女能手 做巧姑娘
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妇女迎接三八节
本报讯 北京各界妇女正以大跃进的实际行动迎接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
昨晚,北京举行了有六十万名妇女收听的各界妇女跃进广播大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王春平号召全市妇女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积极劳动,提高觉悟,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建设计划而努力,用更出色的生产、工作成绩来迎接自己的节日,向节日献礼。在广播大会上,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第二分厂、崇文区皮毛三厂花木兰车间、王府食品商店、门头沟人民公社“五姊妹”食堂、北小街幼儿园等单位的妇女代表,都向大会报告了自己的工作成绩,提出今年生产、工作更大跃进的规划。在会外收听广播的许多妇女也当场写决心书或给市妇联打电话表示决心。
连日来,首都许多工厂、街道妇女展开献礼周活动。北京市第二机床厂、西城区民用灯具厂等厂的女工们正在赶制几件新产品,作为向“三八”献礼。在献礼周中,帆布制品厂女工边桂荣小组由过去每天生产帆布服五十三套提高到六十四套,张淑英小组由过去每天生产垫肩三十到三十五个提高到六十个。由家庭妇女办起来的东城区和平里红旗纸盒加工厂妇女几天内就改进了四种工具和操作方法。朝阳区朝阳街办事处的街道妇女利用每天中午时间已积肥三百万斤。
郊区农村妇女们的生产热情越来越高。朝阳区中德友好人民公社东风小麦专业队等单位的一百多名妇女,在2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中,开展迎“三八”高产日,平均每个妇女积肥达三万斤。
商业、服务性行业的女职工及保育员、女教师等也都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上海市妇女以各种实际行动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
工业战线上的女职工们,已广泛地掀起了你追我赶,大闹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竞赛热潮。全市二十多万纺织女工展开了“学能手,赶能手,学习多面手”的运动。国棉八厂的挡车女工提出,要把每分钟接头的根数增加到二十四根,赶上著名劳动模范黄宝妹;黄宝妹闻讯后又提出新的指标,每分钟接头已达到二十五根。各单位女技术人员们,决心以设计更多的新产品来迎接自己的节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九局第二产品设计室全体女技术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艘九百匹马力的拖轮,争取在“三八”节那天下水,命名为“三八妇女号”。
全市女医务人员在积极地学习祖国医学,有些女医生已经初步掌握了中医的临床治疗方法。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女医务人员,初步学会了中医开方,并打算在“三八”节以前总结出一套学习中医的经验。中国福利会妇幼保健院的女医务人员,为了向“三八”节献礼写成了一本“地段妇女保健手册”,另外还打算在“三八”节以前把医院所在地区的子宫颈癌患者进行一次普遍的治疗和复查。
全市教育工作者、保育工作者纷纷提出保证把孩子带好、教育好,以实际行动迎接“三八”节。
已经组织起来参加生产的里弄妇女,也掀起了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红旗竞赛热潮。许多街道妇女结合清洁卫生工作,积极挖掘肥源,收集肥料,送给农村人民公社。郊区人民公社的女社员们更加积极地投入积肥运动。
据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广州市妇女正在广泛开展“女能手”运动,人人学本领,显才能,以生产和工作成绩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
工业战线上的女职工,围绕着大闹技术革命、猛攻原料关和设备关等工作,开展“女能手”运动。广华印染厂卓娅排的女工在运动中努力学习技术,许多原来由两个人做的工序,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担任起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她们过去每人每天平均只能染布八匹到九匹,现在已提高到每人每天平均染布十一匹。
商业部门的女职工也积极争取成为经营和服务方面的能手。中山五路百货商店的女职工在运动中主动搞好协作关系,当食品、肥皂等柜工作忙的时候,五金柜的女售货员就去帮助包东西。南华饭店的女职工大力改进服务质量,在饭店内设立顾客休息室、临时托婴室、妇婴餐室等,受到顾客的赞扬。
文教卫生战线上的女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提高业务,争取当“女能手”。红十字会医院的女医护人员提出要“一专多能”,除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外,还要掌握其他本领,如化验、理发、针灸等。
据新华社武汉25日电 湖北省农村妇女正在广泛展开一个“三百万丰产姑娘和巧姑娘”运动,以促进1959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际行动,来迎接“三八”节。
湖北省的“三百万姑娘”运动是在去年全省“百万姑娘”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凡是达到了高额丰产要求的生产能手,或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在技术革新方面有成绩的多面手,都可以得到“丰产姑娘”或“巧姑娘”的称号。去年全省出现了二百多万个丰产姑娘和九万多个巧姑娘。妇女们还种了一百八十多万亩试验田,在促进工农业大跃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1959年工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和迎接“三八”节的到来,湖北省妇女联合会最近提出了在全省开展“三百万姑娘”运动。号召全省妇女大种试验田,学习农业技术,掌握农业“八字宪法”,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
全省妇女热烈响应省妇联的号召。现在,各专、县、社、生产队以及社员与社员之间,正在展开生产竞赛。(附图片)
上图:重庆建设机床厂的一个先进女工小组,在两个月中献计八百三十一条,全组女工都立了功,有六人被评为厂的先进生产者。图为女工小组最近又装成一部手摇攻丝机。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右图:闽西上杭县才溪乡的青年妇女在水田里翻稻根碎土。
叶大开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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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整社干部作风越来越好
桂溪公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劳动
本报讯 四川华阳县桂溪人民公社自整社以来,干部作风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原来工作好、作风好的干部,比以前越发好了;原来个别有缺点的干部,在整社中受到群众批评,也都立即改掉了缺点。现在是干部个个深入群众,带头生产,关心社员生活,遇事和群众商量。因此,很多社队干部得到社员赞扬。
光荣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刘邦畿,自整社以来的一个月中,除在外参加了三天会议以外,天天都参加生产,而且拣最重最脏的活干。如有些社员嫌挑粪担尿的活脏、累,不愿干,他就带头担粪挑尿,在他的带动下提前完成了浇麦施肥任务。公社党委委员李淑英过去参加生产少;受到群众批评后,立即搬到红光管理区,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无论工作怎样忙,她总坚持拿一半工作时间参加劳动生产,群众反映很好,说她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说变就变。公社一级的十七个干部,现在经常在办公室的只有一个秘书和一个财务管理员,其余的都深入下去参加了生产或搞各种试验田。
现在这个公社的各级干部,不仅能经常下地劳动,而且一有空闲就到社员家里进行访问,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石强管理区社员李万启,烧了被子,生产队长李国才当晚就把自己的被子借给他盖。和平管理区支部书记梁锡忠,一听说社员陈绍清生病了,就去慰问,帮他请医生、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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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之余……
本报记者
傍晚,我们穿过遍布淮北平原的一些陡渠,访问了阜阳县插花人民公社社员王化昭的一家。
夕阳慢慢地沉下地平线,王大娘的大儿子王清福赶着四轮牛车从地里回来了;二媳妇吕秀珍肩着土筐从水利工地回来了;最小的儿子王清波从栽果树的地里回来了;四个上小学的小孩子也背着书包放学回家了。这时,王化昭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大家庭。王化昭这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和他俩的十三个子孙都住在一个庭院里,老夫妇和十三岁的小女儿住在东屋;长子夫妇六口住在南屋。当我们一走进北屋,就被一幅崭新的对联吸引住了。从王大娘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这是她最小的儿子的新房。他在半个月前才结婚,在我们离开插花公社的前一天,新娘恰巧从娘家回来。新房对过,是二儿媳妇的寝室。二儿媳妇是生产队的队长,她的丈夫正在合肥一个工厂里工作。
吃饭的时间到了。王大娘一家老少围着一张桌子吃面汤。她一边自己吃,一边喂着坐在腿上的小孙女。在盛饭的间歇,她笑着对我们说:“在公共食堂,吃得热呼呼的,有干,有稀,一天三顿吃的都不一样,比在家里自己煮可强了。以后,还要比现在吃得更好。我们这里搞了水网化,有许多旱田要改种稻子,水渠里还要养很多鱼,到秋天,我们就可以吃到新的大米和鲜鱼了。”
吃过晚饭,全家老少又陆陆续续地回到家里。灯刚刚点亮,两个五岁的小孙女就大声地唱起歌来了。她们唱了“社会主义好”,接着就唱安徽小调,紧接着又是跳舞。几分钟后,她们要我们也唱个歌。记者被这些可爱的孩子逼得没办法,只好哼了几句。她们得到了胜利,就更高兴地唱起来、跳起来了。这个时候,孩子的妈妈也低声地跟着孩子在唱。王大娘笑得眼眯眯,抱在手里的两个小婴孩也乐得不断地拍手。
在煤油灯下,四个较大的孩子专心地在复习功课。有的在学习拼音字母,有的在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十三岁的小闺女王清英对记者说出自己的心愿:“再过一年半,我就小学毕业了。我准备边学习、边劳动,将来好当个农业科学家——就像米丘林那样。”
大儿子和儿媳妇先后出去开会了。王大娘说:
“现在他们都去参加整社的会议了。不开会,他们就学文化,学哲学,他们都准备将来要达到大学毕业的水平呢!”王大娘哄哄手里的小孙女继续说:“别说别人,就是连她爷爷,五十九岁的人了,也到县城学习栽棉花的技术呢!要学习四十天才回来。俺二儿,不久以前才在合肥市学了三年文化。三儿小学毕业后,又在县里学习栽果树。有谁想到,我们这些祖祖辈辈是睁眼瞎的穷人家,现在竟会变成了一个文化家庭!”
王大娘手里的小孙女睡熟了。她把孩子抱上床以后,就忙着整理席子上的棉衣。这些棉衣是她给其他社员缝的。自公社化以来,她已经缝了一百多件棉衣了。她边整理边对我们说:“我给大伙缝缝补补,每个月也能领到工资。自办公社到现在四个月,我们全家十五人就有十三人做了新衣服。共做了二十二件衣服、一床棉被、四顶帽子。解放前就是四年也买不了这么多东西呵!解放前,我们只要有件破破烂烂的粗布衣遮遮身、挡挡风就满不错了。现在,年青的除了穿颜色好、花样新的细布外,还讲究式样,不少衣服是在缝纫厂用机器缝的……”她双眼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又低声对我们说:“最近,我们开始学习养蚕,社里要办蚕丝厂。将来,我们不单要穿细布,还要穿丝绸呢!”
王大娘的目光转向煤油灯,继续对我们说:“过去,在我们乡下人看来,煤油灯就够亮了;现在,我们都嫌它暗。我们公社试验沼气成功,有些社员已经用上沼气灯了,我们很快也就要用上。现在,公社还在盖沼气仓库,要储藏很多很多的沼气。那时候,还可以用沼气来煮饭呢!离俺家两百多步远的河网化渠道上,正在搞水力发电,不久,孩子们就可以在电灯光下面读书写字了,我这双老眼睛也准会比现在好用得多!”
谈到这里,她的十三岁的小闺女王清英也插进来说话了。一老一少,你一言我一语地描绘家乡美丽的远景。这个说,公社已经搞了砖窑,生产了好多砖,还正在设计居民点,不久以后,就可以住瓦房了。那个说,公社办了酒厂、糖厂、养猪场、养鱼场、养羊场,还到处栽果树,以后就能吃得更好了。她们的脸上,充满着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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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未来的好大夫
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五年级的学生,到工厂和农村进行劳动和生产实习时,还开展了医疗防治工作,从而获得了思想、工作双丰收。这个专栏里介绍的情况,是他们开展医疗防治工作的一些片断。   
                      ——编 者
东一村有了保健员
不久前,北京医学院学生高映祥、王尚德收到从北京昌平区沙河东一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问:儿童的年龄和体重对用药有什么关系?还问:五岁到七岁的孩子还需不需要注射百日咳疫苗?
这封信是东一村的保健员杨永泉写来的。一个多月前,高映祥他们在东一村实习时,杨永泉是他们带的徒弟。现在,这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经过学生们的帮助,在短期内就能独立担负这个村的保健医疗工作了。
去年11月间,北京医学院学生高映祥、王尚德来到东一村生产实习时,帮助这个村建立了保健站,他们还决心培养农村保健员。
他们订了一个培养计划,并且编写了讲义。开始按计划先给杨永泉讲预防注射、急救、包扎等,效果不好;以后就用带徒弟的方法,培养杨永泉。每天,杨永泉跟着他们一起看病、注射、包扎、发药,他们一边作,一边讲。看什么病就讲什么病的特征及处理方法,发药时就告诉他药的性能。在出诊的路上,在治病的每一个间隙,他们结合看过的病,耐心而细致地告诉杨永泉。晚上,就和杨永泉作一天的小结,结合讲一般的医学理论知识。慢慢地,杨永泉就掌握了三十多种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及处理,掌握了七十多种药物的性能及用法,还掌握了换药、包扎、人工呼吸、注射、针灸、按摩等技术。从此,东一村有了自己的保健员。
现在,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已经离开了东一村,杨永泉在业务上遇到问题时,还给他们写信询问,亲切地称他们“老师”,而他提出的问题也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小慧霞脱险了
事情发生在昌平区路庄村。才出生九个月的女孩邵慧霞得了麻疹。小慧霞的爸爸和妈妈及当地的大夫都认为没有希望了。在这里实习的北京医学院学生决心尽力想办法抢救小慧霞。
学生们用药物和注射治疗,小慧霞的病情逐渐好转。但是孩子的眼睛角膜有白膜,严重缺乏维生素A·D,继续下去,有失明的危险。他们连续给孩子注射了三针维生素A·D,但见效很慢。怎么办?如果把维生素A·D滴入眼里,效果会大,可是,直接滴要多少浓度?有没有刺激性?他们都不知道。为了不致给孩子带来不良后果,共产党员高映祥就先用自己的眼睛作了试验。
经过六天治疗,小慧霞脱险了。小慧霞的父亲是生产队的干部,生产队特别写了感谢信给学生们。社员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医生。真是共产党、毛主席教的好。
看,他们多么关怀孩子
一天,北京医学院在石景山钢铁公司劳动和生产实习的学生给工人念完了报,又讲了讲怎样预防感冒,接着便闲聊起来。学生们知道工人老张的小孩咳嗽很厉害时,非常关心,根据症状,初步断定是百日咳。学生们在农村劳动实习时,曾用猪苦胆治疗百日咳很有效。但现在这里没有这种药,老张和学生们都很着急。于是,学生们连忙写信请在乡下的同学寄来。他们还到处打听哪里有屠宰场,准备自己制作这种药。
四点下班后,有的学生赶忙同外面联系,另外两个女学生到工人家属宿舍看望小孩,小孩果然患的是百日咳。她们还到别的工人家看有没有被传染上百日咳的小孩。
忙了一阵以后,夜深了,药仍无头绪,大家都很焦急。不一会儿,一位同学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大家,他从电话上联系到某医疗单位有这种药,同学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派人通知了老张。
第三天上班的时候,老张笑容满面逢人便说:“我的小孩咳嗽好多了。”他拉着学生们的手说:
“你们和我们一块劳动,又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你们真是未来的好大夫。”(附图片)
罗卓夫 廖继光文 赵志方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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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四级举重冠军赛闭幕
河北队获团体冠军 常冠群破推举纪录
新华社25日讯 1959年全国四级(中量、轻重量、次重量、重量)举重对抗赛25日晚全部结束。在25日晚举行的最后一个项目——重量级比赛中,上海队四十七岁的选手常冠群以三八二点五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冠军,并且以一三七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重量级推举一三五公斤的全国纪录。
这次四级举重对抗赛由河北举重队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北京队第三,第四名到第六名是辽宁队、福建队和陕西队。
在25日晚的比赛中,身高一公尺八十一公分、体重一一八公斤的常冠群非常引人注意。他在第三次推举时,成功地推举起一三七点五公斤,但是,杠铃经过称量实际重量不到一三七点五公斤,按照举重规则,他打破全国纪录的成绩应按一三七公斤计算,而在计算他的总成绩时,仍算一三七点五公斤。
常冠群抓举的成绩是一○五公斤,挺举一四零公斤,都没有他过去的成绩好。
获得重量级比赛第二名到第六名的名次是:河北队的王立钧(三四○公斤)、辽宁队的徐明和(三三七点五公斤)、河北队的杨锡岭
(三三二点五公斤)、河北队的张长河(三三○公斤)、北京队的张佳全(三二○公斤)。
新华社25日讯 1959年全国四级举重对抗赛的次重量级比赛,25日下午结束。二十三名选手经过两天比赛后,北京队的彭可光以三三五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冠军。他的单项成绩是:推举一一○公斤,抓举九五公斤,挺举一三○公斤。
在这一级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是:辽宁队蓝兴奎(三三○公斤)、上海队的徐国庆(三三○公斤)、河北队刘玉树(三二五公斤)、辽宁队苏春元(三二二点五公斤)、福建队高铭顺(三二二点五公斤)。
次重量级全国纪录保持者李白玉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参加这次对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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