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虎门公社调查报告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
1月中旬,我带了几个同志到东莞虎门人民公社作整社试点工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下面便是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以及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三个月时间显示出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东莞县的虎门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国庆节那天诞生的。成立仅仅三个月,但是,无论从社员增加收入的情况来看,或者从生产发展的情况来看,都已经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优越性。
如果说,曲江县樟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由于它成立的时间较长(八个月)显示出来的,那末,虎门人民公社就可以说明即使是时间较短(三个月),也完全可以显示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来。
虎门人民公社的生产条件并不怎么好,在公社化之前的农业生产也不突出。它只不过是广东省极为普通的一个公社。所以当我们了解并研究了这个公社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民公社已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公社正以它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地成长;随着时间的前进,人民公社将越来越大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二、社员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虎门人民公社是由过去的三个乡(虎门、北栅、长安)八十二个农业社组成的。总人口六万四千七百六十七人。它成立仅仅三个月。社的工、农、副业总产值1957年为一千四百八十多万元,1958年为二千二百二十多万元。虎门公社的人们,和别的公社一样,在1958年干劲冲天,工、农、副业生产都有很大跃进。1958年这个社的稻谷产量平均每亩为九百斤,比1957年亩产五百五十八斤增产61%多。虎门公社在东莞县十三个公社中,粮食增产算是最少的了,原因是他们的水利关还未过好,相当大一部分咸田产量很低;再加上公社化以前,劳动力调配不是那么方便,虎门地区地广人少,抢插时误了时间,所以粮食增产不是那么突出。但是,从公社化前后的工业和副业生产情况来对比一下,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生产发展的速度是多么快了。1958年全社工业和副业总产值为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多元,而1958年10月到12月(公社成立后)的三个月时间,却占掉四百五十六万多元,即占全年总产值39%。如果再拿这三个月工业和副业每个月都不同的直线上升的总产值数目字来看看,就更可以看出公社的成立对发展生产的重大意义。这个社10月份工业和副业总产值是一百一十九万多元,11月份是一百四十五万多元,而12月份却是一百九十一万多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员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
虎门地区傍山面海,在生产发展上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地区。但是在解放前,这里的人们却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解放前这里稻谷的生产水平很低,每亩产量不过二百斤左右,不要说一天吃不上三餐饱饭,每遇旱潦或者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吃竹米和草头充饥。现在的白沙耕作区,在1943年旱灾时,就有一千二百多农民吃竹米度日,有七十二人因吃竹米吐血毙命。解放后,人们翻了身,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据调查,1953年这里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三元四角一分,到了1957年,就有显著的增加。1957年各农业社分配给社员部分加上家庭副业,共为五百万元左右,每户平均每月收入二十六元六角五分,按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六元九角一分。
公社化后,社员们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这个公社成立后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六包”(包吃饭、菜金,包医疗,包教育,包殓葬,包电影,包理发),以1958年12月为例,全社工资和供给部分总支出为七十二万九千多元,其中工资部分二十二万多元,平均每个劳动力得工资六元;供给部分五十万元多。“六包”中,吃饭、菜金每人平均每月六元六角五分;医疗、殓葬五角八分;教育四角(包括其它一些福利);电影一角;理发一角。一共是七元八角三分。如果把工资总额加上供给部分,按人口平均每人一月收入为十一元二角六分,比1957年提高了63%;每户平均一月收入为四十二元七角四分,比1957年提高了60%强。
在公社化以前,各个农业社由于自然条件不同,收入情况也是悬殊的,有的社最高一个劳动日是一元三角,而最低的社却只有三角。这八十二个农业社中只有九个社比较富裕,另外七十三个社却是贫困或比较贫困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公社化以后,所有原来的农业社的每户收入平均起来都是增加了。只有像原来虎门寨那样特别富裕的社(现在是一个生产队),在一百八十五户中,有三十四户减少收入。但是这三十四户经过查对,其中有八户是因为公社化后劳动力减少而减收的,有十三户过去在小社时曾经给予一定照顾,公社化后没有再照顾所以减收的,只有十三户确实是劳动力强、担负少,由于分配制度的改变而减收的。而这样的减收户,在全公社一万七千多户人家中,最多也不过是三几百户而已。虎门寨生产队过去在全公社算是最富裕的了,1957年平均每户每月收入三十九元零九分,公社化之后,每户每月平均收入四十一元三角,比1957年仍旧增加二元多。至于一些过去收入少的地区,增加收入就更多了。譬如怀德耕作区,过去收入是很低的,1957年平均每户每月收入二十二元四角,公社化后增至三十七元二角七分,全耕作区一千零三户,除了二十八户保收外,其余九百多户都增加了收入。
由于社员们收入增加,购买力显著地提高了。我们在虎门寨生产队了解的几户人家,可以略见一斑。有个社员麦堂,已经四十九岁了,他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半的劳动力,过去挣到工分只够维持吃饭;公社化以后,他领了工资,买了六丈布,全家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准备过春节。有个女社员梁执,她不但给孩子、丈夫和自己都剪了新衣服,还花了八元多钱买了一张棉被。她说:“台风刮得再大,我也不怕了。”
公社化前后,虎门地区建立了食堂二百五十八间,幼儿园、托儿所三百八十八间。每个食堂伙食办得很好,饭菜做得很有味道,白米干饭是尽量吃的,并且隔不到几天就可吃到一顿鱼或肉。社员对伙食非常满意。中山大学下乡在该社参加劳动的学生对伙食的看法,认为他们在学校吃十二元一月的伙食也并不比这个社的伙食好。幼儿园、托儿所也有一半左右办得不错。妇女们对这些措施欢迎极了。她们说,这次才是真正地妇女大解放了,她们可以不再受孩子的拖累而去做工了,她们不要再围着锅灶转了。因为有劳动力的妇女可用全部时间参加劳动,所以很多人家增加了收入。
社员们谈起来感触最深的,还有小孩子入学读书的问题。他们说:
“过去政府总叫我们送孩子去读书,心里也知道这是好事情,可是到送的时候又犹豫了,大一点的,想叫他顶半个劳动力,多挣点工分;小一点的又想叫他看着更小的在家里玩,好让妈妈下田做工。公社化以后可不同了,小的可以送入幼儿园和托儿所,不要再叫七八岁的孩子当‘保姆’,大的也可以又上学又参加劳动了。”公社化以后,社员的孩子入学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变。公社化前,全社公立和民办小学一共有七十四间,学生七千一百多人;公社化后,民办小学增加了五十八间,学生增加了四千一百多人。因为后来停止收插班生,所以还剩有一些适龄儿童没有入学,预计下一学期学生人数将有更多的增加,可以做到普及小学教育。
公社包医疗,改善了治疗条件之后,社员们的健康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社员们担心生一场病就会弄得生活很紧张的心思放下了。包医疗后,最根本的改变,就是改变了过去农民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后才看的情况。过去一方面由于医疗机构不健全,另方面有的农民由于经济状况不那么好(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又怕减少工分,所以有了小病往往是拖下去,有的拖成大病,有的甚至“拖”掉生命。公社化以后,基本上改变了这一情况。公社化后,这个社统一训练了四十五个医务人员,同时对医院和医疗站做了合理的安排和调整之外,还增加了一间分院,五个医疗站,一个防疫队。过去有些地区没有医疗站,现在每一个耕作区都有一两个医疗站了。他们还由中心医院派出十八名医生和十七名护士,下乡巡回防治流行疾病。过去虽然也有医生护士下乡,但是农民小病不想看,所以效果不大。现在却不同了。1958年冬天广东干旱,雨量很少,在10月至12月这个期间,虎门地区曾经发生流行性感冒和麻疹,先后患病的有八千多人。由于包医疗,才保证了人民的健康。群众反映:如果不是包医疗,绝对不会使这些人都得到及时的救治。北宁耕作区有个社员陈三寿,患了绞窄性疝气,经过很复杂的治疗才痊愈。他说:“万幸公社福利办得好,治好我的病,救了我的命,几大(不管怎样)我都要祷告公社长命百岁!”
社员们的生活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有了这么显著的提高,社员们的教育和医疗都由公社包了起来,尤其是吃饭吃菜不要钱,使社员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公社的命运联结起来了。人民公社已经在广大群众心中(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生了根。龙眼生产队有一个贫农说:“人民公社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搞垮它,我就和谁拼命!”一个老年农民也说:“我过去不管劳动得多累,躺在床上总睡不着,在床上要盘算油盐柴米钱,越盘算就越睡不着。现在可好了,躺下就睡着了。”白博耕作区有个社员郑咸仔,公社化以后,认为是党把他带进了“天堂”。他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生活操心,为自己儿女的教育操心,现在不用操心了,他说:“我一心一意搞生产了。”在收割时,他每天超过定额两倍,在深翻时,他每天超过定额一倍。由于公社化给广大群众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所以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公社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公社怎样才能办得更好更巩固的问题。因此整社一开始,他们就贴出十八万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的批评干部作风,有的建议改善经营管理,有的揭露坏人坏事,有的向一些公社化后当了干部的坏分子展开斗争。就是在这种热爱公社的情绪下,只几天时间,社员们就揭发出一些干部搞本位主义,打埋伏、隐瞒粮食十万担的严重情况。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后,问了虎门寨生产队的几个社员。我们问:“公社垮的了垮不了?”他们说:
“垮不了。”我们又问:“原子弹来炸呢?”他们说:“原子弹也炸不垮。”我们又问为什么,他们说:“原子弹是炸不垮人心的。”
在虎门公社几天时间,使我们看到:千万人从他们亲身的经历中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民公社永远不会垮台,人民公社一定要巩固、发展、提高起来。
三、各项事业得到密切结合和迅速发展
虎门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如此显著的利益呢?正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是由于人民公社成立后,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工农商学兵各项事业(其中的农又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密切的结合和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让我先谈谈虎门地区的三个特点:
虎门地区的第一个特点是面对海洋,背靠大山,有平原,有山区,有沙田。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既能开荒造林,又能出海打鱼,耕地面积又多(十九万多亩),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第二个特点是山区和平原经常受旱,沙田易受旱受咸,而雨量较多时,平原地带又易受浸。解放后虽然兴修了许多水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关,1958年仍然有八万多亩咸田是“望天田”。第三个特点是地广人少,劳力不足。按耕地面积,全公社农业劳动力平均每人为六亩半,在公社化前,部分耕作区平均每人超过十亩。
这样一些特点,在别的公社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应该说,从总的来看,这些特点对生产来讲是有利的(主要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即使有的特点目前看来不利,但是只要我们改变一下它的情况,能够因地制宜,那就对我们非常有利了。可是,要真正发挥这些特点的作用,只有在公社化后,发挥了公社的“一曰大,二曰公”的作用时才能做到。
从农业生产方面来看,公社化后才更大程度地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用,统一安排,因地制宜。因而过去在合作社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公社化后都解决了。从统一安排劳动力来说,公社化后就解决了过去还是合作社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譬如修水利,公社化前,由于水利工程受益地区的限制,调拨人力困难,当时修水利人数只有三千二百多人,公社成立后几天,由于劳力可以统一调拨了,修水利人数就增加到七千四百多人,大大推动了水利工程的进展。该地区的四项大水利工程以前一直无法修建,公社化后马上动了工,在1958年10月至12月这段时间,就完成了水利工程二十三万土方,而在往年,是要秋收后才能抽出劳动力来修水利的。
过去,虎门地区抢收经济作物时劳力缺乏,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公社化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譬如原来种花生的地区,公社化前由于劳力缺乏,每天只收一百四十亩,公社成立后,立即抽调别的地区的人力去支援,每天收到三百零八亩,公社化前预定二十天才能收完的花生,八天内就收完了。又如收水草,原来种水草的地区,由于劳力缺乏,每天只收一百二十三亩,公社化后,抽出人力去支援,每天收到二百零九亩,大大减少了水草的损耗。此外,在深翻方面,虎门公社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到1月15日为止,全公社已完成深翻的土地十万亩,占今年早稻面积的83%,其中深翻一尺二寸以上的有三万四千多亩。
怎样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公社化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过去每一个小社都要以生产稻谷为主,不管你这个社的土地适合种什么,不管你这个社的社员熟悉种什么,要想完全不种粮食或少种粮食是不可能的。但是公社化后解决了这个矛盾。拿蔬菜来说,虎门地区有一些地方种蔬菜是很有名的(这地区交通便利,主要是供应大城市和出口的需要),他们种的菜又肥又大,病虫害很少。1958年全公社只种三千亩左右蔬菜,今年他们在保证完成粮食任务的同时,计划种一万亩左右。实际上,公社化后他们已经逐步地改变了这一情况,有些适宜并善于种蔬菜的地方,已经种上蔬菜了。这从公社化后三个月的出售蔬菜的收入中就可以看得出来。10月份出售蔬菜的收入为四万九千多元,11月份为六万六千多元,而12月份则为九万多元。
从工业生产方面来看。在公社化以前,工业生产在劳动力、资金、原料等问题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限制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公社化以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过去工业劳动力只有一千八百五十四人,公社成立后,即由农业战线上调来农民二千五百五十二人,解决了工业战线上劳动力缺乏的问题。过去工业资金都是依靠互相借用或国家贷款来解决的,1958年银行贷款约九万元左右,公社成立后,由公社调拨了工业资金一百九十万元。过去很多原料都是买进的,现在很多可以自给了。正因为解决了这一系列过去不好解决的问题,所以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公社化前全社有工厂十四间,公社化后增加为三十六间。在公社化前,主要的产品有海肥、木船、草席等十二种,公社化后,增加了植物刺激素、化肥、细菌肥、化工原料(哥士的)、炸药、钢铁、造纸、机床、农械、耐火砖等。这些产品,一方面供给了全社的需要,另方面作为商品出售,保证了公社的经常收入。譬如建筑材料厂,公社化以后,他们在原料丰富,近水或是近公路的地方,由原来的三间发展为六间,增加收入四万六千多元,如加上半成品(因缺煤未烧成)则为十二万多元。草织厂也是如此。公社化以后,他们又建立了七个厂,三个月来生产产值为二十九万多元,占1958年该厂全年总产值38%。而且是月月上升的,10月份为八万二千多元,11月份为九万七千多元,12月份为十一万六千多元。
从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面来看。虎门地区的特点是很适宜搞多种经营的,但是在公社化以前,不能很好地做到因地制宜,而且劳力和资金等问题都不能及时地解决。公社化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们还组织了一支拥有四千多人的专业队伍,大搞多种经营。在畜牧业方面,虎门地区本来近海处适宜养鸭,山区适宜养鸡养猪,公社化以前,不能因地制宜地发展,每个地区各种东西都希望养一些,但是公社化后却可以根据地理条件有计划地养殖了。在集体养猪养鸡等问题上,他们还没有取得很好的经验,然而在三个月时间内,畜牧业已有所发展,猪比公社化前增加两千多口,鸭增加两万只左右,鹅增加八千多只。渔业发展则显得更突出了。公社化以前,虎门地区虽然滨海,水产丰富,四季不断,但是公社化前各耕作区由于劳力不足,资金缺乏,所捕水产,除自给外,能出售的很少。公社化后,他们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专业队,十二条船经常出海捕鱼,捕获量大增,1958年11月份除自给外,还上市八十五担;12月份上市一百一十二担,今年1月份只半个多月就上市一百六十担。从卖鱼收入的数目也是可以看出这一方面是怎样地直线上升的。10月份渔业总收入为一万元多一点,11月份为三万八千多元,12月份为四万七千多元(如加上利用淡水孵化鱼苗的收入则为五十四万七千多元)。
由于公社化后工业和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这就使虎门公社的现金收入大大增加。我们问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对每月发放社员工资有没有保证,他们说不但有保证,而且有余,他们还要搞基本建设,要扩大再生产。从下面几个数目字中看来,他们的确是这样做了。11月份他们发放工资三十四万多元(这个月未包菜金);12月份发工资二十二万多元,菜金开销了二十二万多元,加在一起为四十四万多元(比11月份增加30%)。基本建设投资,10月份、11月份都是五万二千元左右,12月份却增加到一百三十三万多元。所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欧灿和我们摆完三笔账(生产账、收入账、存款账)后,信心百倍地说:“只要我们大力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我们的公社就会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来。”
四 需要解决的六个问题
虎门人民公社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取得了这样显著的成绩,用无数事实说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但是它毕竟是新的组织,所以在组织工作上和思想工作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在别的公社也是同样会或多或少存在的。因此,我们只要不冲昏头脑,整社中能及时注意和解决这些问题,公社就会更加巩固,更加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从目前看来,虎门公社有六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集中统一与反对本位主义的问题
这次成立人民公社时间比较快,没有来得及把思想工作做得深透,因此,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中,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干部中间,本位主义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自然,这个问题和领导上没有抓紧有很大关系。从虎门公社来看,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财政、副食品三个方面。虎门公社的情况说明,把许多小社组织成一个大的公社,开始时必须强调集中统一,只有在集中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实行适当的分权。不然,就很难充分发挥公社“一曰大,二曰公”的优越性。同时,干部的本位主义不反掉,各人抱着一个小摊摊讲分权,那就很有把公社变为一个空架子的危险。不但如此,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发展下去,还会使干部受到腐蚀。事实上,已经有个别干部堕落为贪污腐化分子了。
虎门公社这一问题虽然早有发现,但是真正暴露出来,是从粮食问题上开始的。这次他们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搞出粮食十万担左右。从这次会议所暴露出来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是相当严重的。譬如乌沙区李屋生产队打埋伏稻谷一万七千斤。据他们说,他们打埋伏的理由有三个:(1)万一公社管不起饭,自己队可以有饭吃;
(2)有粮食就可以搞副业;(3)可以比别的生产队搞的好些。在财政问题上也有同样问题存在。据他们初步查出,资金打埋伏、公私不分、贪污的有一万二千多元。本位主义表现在副食品上也是比较突出的。如果有一些副食品是本耕作区出产的,给社员们吃一点好的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有的干部却把公社的东西拿来乱吃,有上缴任务的也不上缴或者少上缴,那就不对了。譬如本来规定食堂可以养一些猪,现在他们把公社的大猪赶到食堂去,说是食堂的了。蔬菜也有这个问题。本来规定食堂可以种一些菜,但是有些干部却把公社的好菜地插上一块牌子,就算是食堂的了。
从这些情况里,可以看出不少干部的本位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当然,公社化后领导上没有有意识地抓这一问题,以及在处理耕作区与耕作区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分配时,没有适当照顾彼此之间原有的差别,是造成干部本位主义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是干部本身思想上有问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公社化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在这样大的一个变动时期,不对干部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过去,在土地改革时,在合作化大发展时,我们对干部不断地武装思想,提高思想,因此才保证了运动的彻底胜利。公社化也应该如此。由于它成立得快,运动发展得特别迅速,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没有来得及进行或者很少进行,所以这次整社一定要很好地补上这一课。在整社当中,要通过粮食、财政、副食品等问题,对干部进行一次思想教育,而这次思想教育的中心就是反对本位主义。如果一个干部能反掉了本位主义,那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就会大大提高一步。不然,一个满身本位主义的人,是很难设想他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也很难设想他会搞好人民公社的工作。而从领导上来看,则应该在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反掉本位主义的基础上,把权力首先集中统一起来,然后再适当地给予分权和机动。我们相信,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公社的“一曰大,二曰公”的优越性就会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对于目前在生产问题上,右倾保守思想又有点抬头,主要是富裕中农有点抬头,有点“翘尾巴”的问题,可以迅速得到解决。其实,以上这些情况,从反面也可以看出虎门公社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二)积极地壮大集体经营与更好地因地制宜的问题
怎样在必须强调以粮食生产为第一任务,并在不违反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积极地壮大集体经营事业,是虎门公社也是其它公社在今年生产上必须注意与解决的问题。仅仅三个月时间,虎门公社已经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怎样贯彻执行以上的生产方针,使生产力得到飞跃的发展还是今后的事。
虎门公社今年用十二万亩田种稻谷,采取每亩产六千斤的措施,保证每亩产量要达到三千斤。1958年公社化后,他们没有来得及抓集体经营,今年预备抓一下。他们预备把一个山区的耕作区改为畜牧区,大量养猪,预计可养二十万口。他们还预备大规模养鸭养鸡。自然,开始养时可能碰到一些技术问题,但是从发展方向来看,这是对头的,应当大力提倡,以增加商品性生产,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社员个人可以也应该养些鸡鸭,但是在公社化后,不可能依靠社员私养鸡鸭来达到以上目的。
关于因地制宜,据虎门公社党委计划,今年他们可以利用河涌养鱼一万四千亩(1958年仅一千多亩);水库养鱼八千亩(比1958年多了一倍);他们还预备养海带四千亩。这些计划在1958年春天是不敢想也不可能做到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沙田引淡这样大的水利工程(这个工程的完成可以有河涌一万二千亩利用起来养鱼);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的鱼苗问题(1958年就因为缺乏鱼苗丢荒鱼塘一千亩);那时候适合搞这些生产的地方不是缺乏劳力就是缺乏资金。公社化后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发挥干部和群众的冲天干劲来实现这个计划。据他们预算,光水产的收入1959年就会有九百万元,而1958年仅是八十二万多元。
今年他们还计划种值蔬菜一万亩左右,其中商品性生产占一半以上,可收入一百万元。而1958年他们靠蔬菜只收入十八万多元。
虎门公社还可以根据他们地区的特点大办工业。譬如造纸、草织、建筑材料等,都是可以大发展的。关于这些,他们才初步拟定了一个规划,怎样实现这一规划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他们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地区特点,鼓足干劲,切切实实做好工作,1959年的生产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同时该社发展副业和工业都放在收入可靠的基础上面,这一点很重要。如只顾一时的收入好,把副业和工业建立在一些临时性不可靠的基础上,那是很危险的,是要吃大亏的。
(三)劳动力组织问题以及劳动制度的健全问题
公社成立后,劳动力调拨大大方便了。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组织工作跟不上去的问题。农业社的一些制度不适用了,新的制度还未建立或未健全起来,再加上有些群众思想觉悟还不是很高,因此窝工浪费以及有些群众劳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是存在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吸收过去生产合作社有用的劳动制度和劳动组织的方式方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建立并健全公社的劳动组织与劳动制度。公社的劳动组织与劳动制度是一种新的方式和制度,但它必须是从原有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是凭空产生的。
根据虎门耕作区的调查,窝工浪费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劳动力漏网多;(2)劳动力使用不合理;(3)劳动力调动太频繁,无计划,造成人工浪费严重。
虎门公社原来就有一种奖勤惩懒的制度,它在督促群众积极参加生产方面是起作用的。他们以工资的20%为奖金,每五天评一次劳动态度和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每一个月评一次奖,得奖者除了工资之外还可以得到奖金。每三个月评一次劳动级别,调整一次工资。对于出勤不积极和懒惰成性的人,无故不出工的作旷工论,旷工一天扣两天的工资。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别的公社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的,也可参照虎门公社的办法把它建立起来。但是,虎门公社这一制度并没有解决更好地提高整个的劳动效率的问题。譬如公社与耕作区之间、耕作区与生产队之间,怎样才能既要订任务,包干负责,又要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本单位的积极性,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虎门公社时,曾和他们研究了一下,他们订出了一个“四包”方案,预备在群众中讨论后修改执行。所谓“四包”,就是包产(或包产值),包财务(生产成本和行政费),包劳动力,包措施。包的单位是由公社包到耕作区,由耕作区包到生产队,生产队不再往下包。生产队接受“四包”后,要实行“五到田”,以保证“四包”实现。“五到田”就是,作物到田、指标到田、措施到田、用工计划到田、人员到田。工业和副业也要采取类似的措施包下来。总的精神就是“包到生产队,责任到人”的办法。此外,他们还根据不同情况,作了些定额规定(不完善),订出了集体的奖励与惩罚办法。如超额完成任务时,以一部分拿出来做奖金;减产或不能完成任务超过20%而又没有正当理由的,就要按减产比例扣减本年度工资,由下年度工资中扣除。要解决提高公社的劳动效率问题,在实行“四包”“五到田”还必须搞好“六定”的同时,要认真搞好分级管理,贯彻责任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根据我省情况(公社大,平均在一万户以上),我们认为,以三级管理(公社、耕作区、生产队)、三级核算为好。
当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但是没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还是不行的。如果在生产上没有一份责任,做好一点没有奖励,做坏一点没有批评或惩罚,那是不公平的,而且也不能很好地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来。这些办法在生产合作社时本来都有;公社化后,有些同志认为这些本来有用的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过去的东西有一些可能不再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把适用的部分加以发展。虎门公社订出的这些制度,当然还不够完善,但是它的总的精神是对头的。
(四)分配问题
从虎门公社看来,分配上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减收户问题;工资等级差别问题;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问题。
从全公社以及每个耕作区看来,社员平均的收入都是增加了的,但是具体到每一户时,还是有保收户与减收户。以12月份发放工资与供给部分为例,全社增加收入户占全社户数88%强;保收户占全社户数6%强;减收户占全社户数6%弱。这些减收户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减收户的减收情况是正常的,譬如公社化后家里的劳动力少了或是弱了,这些人家即使不公社化也是要减收的;又譬如公社化前有些上中农自己搞副业,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现在收入减少了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家里劳动力多,劳动力强,家庭担负少的,确是减收了。这种人在过去比较富裕的生产合作社时收入更多,问题显得更突出。虎门寨生产队就是这样。譬如何咱,家里就是两个劳动力,没有别的担负,1957年每月平均收入四十元,公社化后每月平均收入三十元,差了四分之一。我们问她有什么意见,最初她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没有意见。”后来谈到具体情况时她才说:“比过去吃坏点,穿坏点就算了。”但是这样的户在整个公社是不多的,估计全公社最多也不过三几百户(全公社一万七千零六十六户)。那末,公社对于原来是富社的少数减收户,采取一些补助的办法,适当地照顾一下,使他们不减收或减收不多完全是应该的,而且解决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只要向社员们把道理讲清楚,大家都会同意的。照顾一下减收户,使每户人家都欢天喜地,干劲冲天,对生产、对巩固公社都有很大好处。
工资等级差别,在虎门公社一般搞的还算好的。他们一共分八级,最低的为二元七角,最高的为十一元五角,再加上奖励金部分,差别就更大些。但是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差别还是过小而不是过大。譬如他们评级中一级和八级(最低的和最高的)是很少使用的;二级和七级也只是用于一小部分人,实际上用的最多的是三、四、五、六级,加上奖励面过大(12月份得奖的占总劳动力人数47%),所以在按劳分配,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方面,还是做的不够。因此,有些觉悟不高的社员说:“我劳动不好,最多少发给我一块多钱工资罢了。”当然,对这些社员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但是从领导上来看,除了进行教育外,还必须在工资等级差别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来。因为人民公社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它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发展上是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而它们的分配原则也是不同的。我们如果忽视这一原则,过早地想把它“拉平”,那是有害于我们生产的发展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整社过程中,各个公社必须对这一问题加以适当解决。有些公社的工资等级差别才只有四、五级,那就更需要立即解决。总的说来,工资等级差别最少不得少于八级。必要时还可以扩大一两级,这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恰恰相反,今天有些地方在工资等级上差别太小,倒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虎门公社的供给部分也嫌略高了。以12月份为例,两个部分的总数是七十二万九千四百多元,工资部分只占二十二万多元,供给部分却占掉五十万多元。自然,这个比例大体上以占多少为好还可以研究,但是从虎门公社的供给部分来看,有的是可以减少,有的是可以取消的。譬如二十二万多元的菜金就可以适当减少,食堂只供应一般青菜,荤菜除由小卖部尽量供应外,应由各家庭自备;理发费和文娱费可以取消;把这些钱用来增加工资部分,使大家机动性更大些,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体现得更好些,这会对生产的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加和社会主义的建成都有好处。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从主观上一心向往共产主义,所以总认为供给部分越多些,共产主义也就越多些。不错,人民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给制,是开始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我们的一切努力正是为了这一萌芽的迅速成长。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要完全实现这一更合理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目前社会产品还不是极大地丰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需要比较容易满足,为了刺激商品性的生产,因此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因此,不单是虎门公社,所有的公社都应该根据“决议”的精神,结合本公社的具体情况,来处理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问题。
(五)对干部和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
公社化运动来得很快,有些人思想一时跟不上,甚至在新的情况下,旧的思想有所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现在再不抓紧思想工作那就不对了。有些同志认为公社化以后,可以不再抓思想工作了;有些同志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再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干部和群众了。这些都是有害的想法。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是什么时候都不能间断的。从上面谈到的干部本位主义情况,就可以理解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虎门公社社员的思想情况来看,也可以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譬如增收户,我们曾找几户座谈,这几户中有的公社化以后收入翻了一番,他们也都知道公社对他们的好处,但是具体地问到他们有多大好处时却说不出来。原来他们把吃饭、医药等包干部分都认为是政府供给的了,这种把公社供给的东西认为是政府供给的想法和看法,在相当多一部分社员的思想中普遍存在着,而这种想法从目前来看,是会影响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反正是政府给我们吃饭看病了,搞不好生产和自己关系不大。而当社员们不把自己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提高联系起来的时候,如果思想觉悟再不高,生产的积极性是不易持久的。我们还发现,有些保收户和增加收入不多的户,账算得更仔细些,譬如他们有人算过,你说看病不要钱,要打出多少钱的医疗费来,可是我一年到头都不生病,那还不是不划算。因此,在整社中间,急需针对社员们形形色色的思想,向社员们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教育的方法是要通过宣传公社的优越性,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使大家鼓足干劲,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奋勇前进。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回忆对比算账的办法。要用这三个月公社化以后在生产上、生活上的迅速提高的情况,与公社化以前对比;不但要和公社化前对比,还要和解放前对比。这样就可以使社员们再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因而提高他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在对比的时候,一定要采取算细账的办法,算公社化后的账,算公社化前、解放前的账,只有这样,社员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公社化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才能真正体会到共产党带领他们向哪里走。在算这三笔账以后,还要算一算近一两年公社的远景规划账,使社员们都懂得,只要实现了这一规划,生产和生活就会提高到什么程度。如果账算得透,对比得深刻,社员们的干劲一定会鼓得更高,我们的人民公社也一定会办得更好。
(六)整顿队伍的问题
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纯洁的,但是公社化以后,我们要估计到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公社成立后不少新的机构要增加(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要减少),不少人事有所变动,而公社化又是在很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成为干部了,或者是从不重要的职位提升到重要的职位上来了。自然,其中还有一些坏分子乘机混进公社的干部队伍里来。另一个情况是公社化后不少同志认为再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对富裕中农的阶级界线模糊起来了,也不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阶级路线的重要意义了,因此有不少富裕中农被不适当地提拔为干部;此外在公社化时还吸收了一大批非农业人员,其中相当复杂,只看到这些人能说会道,又有文化,也很容易把他们提升为干部。公社党委曾把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排了一次队,其中有一百一十八个类似以上情况的人,是在公社化后被提拔为干部或是由不重要的职位提升到重要的职位上来的。因此,结合整社,要把队伍整顿一下,有些富裕中农被不适当地提拔到重要职位的,应该使他们做一些一般的工作,有些坏分子混进干部队伍里来的,要清除出去。对一些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也要进行适当处理。同时,对基干民兵也要进行一次整顿。在整顿队伍的同时,还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阶级教育,还要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要使大家懂得,公社化后农村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消失,公社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还是会有风浪的,那种太平麻痹观点,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在整顿队伍的同时,应把经过考验,具备党员、团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和团组织里来,要把那些大公无私一心想搞好公社而又有工作能力的人,提拔为干部或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来。总之,经过这次整顿,要使我们的干部队伍不论从组织上、思想上、工作能力上都要有很大提高。人民公社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又要管生产,又要管生活,而且还要通盘考虑整个公社的生产发展方向和布局,干部水平不迅速提高一步,是不能适应这一新的情况的。与此同时,县委还应当下决心抽一批质量很强的干部下放到公社党委去,加强公社的具体领导,使公社迅速得到巩固和提高。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在整社中能很好地解决了如上几个问题,只要干部们能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只要群众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起来,“前途不可限量”这句话完全适用于虎门公社,也适用于其它的所有公社。
在虎门公社住了一个星期,使我们更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正确性。使我们看到这初升的太阳怎样一涌出地平线就光芒万丈地升上中天。
195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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