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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工和阶级
李洪林编者按：
在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文章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对立的结果。如12月4日人韦同志的文章中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由阶级的对立而产生的”；12月13日林德宏同志的文章中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和分离是剥削阶级为了更残酷的剥削劳动人民所一手造成的，它是阶级对抗的反映”。显然，这种提法是不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李洪林同志这篇文章则认为两种劳动的分工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不过，阶级的产生加深了和扩大了这两种劳动的分工，并使之成为对抗的关系。我们认为，李洪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讨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问题中，有些文章提到：这种分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或者说是剥削阶级造成的，甚至说是剥削阶级硬生生地把这两种劳动分开的。
这种看法告诉我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根源是阶级社会。它们本来是互相结合的，以后也应当互相结合，但是不幸剥削阶级人为地把它们拆开了。既然结合是合理的，因此分工就是不合理的。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分工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
分工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阶级则是分工的后果。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品没有剩余。这时不可能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因为社会拿不出东西来养活脑力劳动者。由于生产力的水平很低，这时社会还没有脱离蒙昧和野蛮的状态，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都是极为简单的，因此也没有产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需要。和这种情况相适应，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是极度贫乏的，原始的宗教和艺术是原始社会的晚期才出现的，而作为脑力劳动重要手段的文字，则是没有的。
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产品有了剩余，这才使一部分人能够从体力劳动当中脱身出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也逐渐复杂化了，这就产生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需要。于是原始社会的劳动分而为二：极大多数人承当起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小部分人则专门从事脑力劳动。
统一的劳动分而为二，是不是剥削阶级“硬生生地”把它分开的呢？不是的。如果社会生产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如果社会没有产生这种分工的客观需要，谁也没有这样大的本领能够“硬生生地”制造出这种分工来。
阶级的分裂使分工成为对抗的关系
当然，阶级关系对这个分工是有作用的，这就是更加扩大了和加深了两种劳动之间的差别，并使这种分工成为一种对抗的关系。负担着全部体力劳动的是被剥削阶级，而有条件从事脑力劳动的只是剥削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其实如果把管理国家除外，剥削阶级一般并不去从事脑力劳动，而是过着寄生的生活。从事脑力劳动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并不一致，所以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来说，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一般关系来说，却是一种对抗的关系。为什么呢？脑力劳动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单独存在，必须有体力劳动为它提供物质条件。但是在阶级社会当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物质交换，是经过剥削这个途径进行的。这就是说，剥削阶级从劳动人民那里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夺取过来，又从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养知识分子。尽管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的生活条件比劳动人民强不了多少，我们一般也不能说知识分子“剥削”劳动人民，但是总的说来，这两个劳动部门之间转移财富的方式，是通过剥削而实现的。阶级剥削是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成为对抗的根源。
阶级对抗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影响，从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本来是一件大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情，然而在阶级社会当中，它却成为加强剥削的手段。文学艺术的成就丰富了社会的精神生活，但是实际上能够享受这项成果的，主要是剥削阶级。当然，也不能把这一点理解得太极端了，劳动人民对于文化生活也不是根本不能问津的。不过总的说来，在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对抗的关系。
但是对抗只是这个分工的一个特点，它不能代表整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因此不能说阶级造成这个分工，而只能说阶级关系使这种分工成为对抗。
分工是历史上的伟大进步
对于这个分工的出现，必须承认它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人类社会之由野蛮进入文明，两种劳动的分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以后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进步，都和这种分工有分不开的关系。当然这个进步的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它使绝大多数人们丧失了自由，陷于被压迫、被剥削、终身从事苦役的境地。不过这个分工虽然采取了这样野蛮的形式，它究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为了从野兽般的生存条件当中挣脱出来，不得不采取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使绝大多数人陷入受奴役的地位，来换取一小部分人的自由。这种方式虽然野蛮得惊人，但比起原始社会，究竟有它进步的地方。
我们不应当把原始社会过分美化了，因为那是非历史的态度。原始社会由于没有私有制和剥削，所以也没有阶级社会那些奇形怪状，人们的道德面貌也是私有者和剥削者望尘莫及的。但是所有这些，归根结底不过是生产力极度低下的产物。原始社会的劳动当然没有阶级社会那种强制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劳动是具有自由的特色，但是这种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它是极度落后的，因此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而只能叫作原始的劳动。当然，也不能小看原始社会的劳动，人之所以能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地球上之所以出现人类社会，正是这种原始的、朴素的劳动的功绩。第一把石斧和第一次使用火，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决不下于后来科学技术上任何一次最重大的发明。但是历史是往前走的，在原始社会朴素的劳动的基础上，脑力劳动终于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分化出来。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农艺学以及哲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如果不是这个分工，是不能出现的。古代社会生产的发展，那些至今屹立的高大建筑，如果不是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如果没有脑力劳动的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是根本办不到的。这里不但脑力劳动是一个新的形态，就是体力劳动，也不再是原始社会那种原始的、落后的形态了，这时，不论生产工具和劳动组织，都比原始社会大大前进了一步。当然，另一方面，从原始的自由劳动变成强制的奴隶劳动，又是这个进步的反面。总之，这个过程，既不以被剥削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也不是剥削阶级所能左右的。
分工也带来了恶果
这个分工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惊人的恶果。
为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前进一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不太发展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知识的来源是实践，所以这种分工一开始就包含着致命的弱点：知识分子脱离了物质生产，并且也看不起体力劳动；劳动者没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而且被剥削的地位也使他们失去了推动生产和过问科学技术的兴趣。这种分工既然使人人都成为片面发展的人，因此它对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必然成为一种阻碍。事情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作为一个进步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它同时又成为一种阻碍的力量。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分工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它的恶果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物极必反，这个分工本身的发展又给它自己的消灭准备了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发展到了顶点。科学、文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中有价值的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都达到很高的成就，但同时生产者也完全沦为机器的一个附属物。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越是发展，就越要求生产者有越来越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于是事情就成了这个样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又进一步要求消灭这种分工。
仅仅“要求”还不行，还必须有这样一种物质条件，这条件使这种分工的消灭成为可能。这种条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这时生产力的水平已经有可能保证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享受充分的文化教育。但是尽管生产力怎样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仍然不能消灭，于是出路就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消灭分工的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因而也就扫除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社会障碍。但是阶级压迫并不是这个分工产生的根源，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抗（这一点与阶级联系着），而它们的分工或差别还要保存下来。这个分工要保存多久，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生产力的水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已经很高的国家，消灭这个分工的期间要短些。但是即使如此，普遍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一切过去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们都成为劳动者，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期间。而这些事情也正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等到社会生产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这时，人人都参加生产劳动，人人都有高度的文化水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就消灭了。这正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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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当前建设
根据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全体人民中间正确地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是当前党的迫切任务。
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必须统一。首先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在这个基础上发扬科学的求实精神，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因此，目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全面地宣传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大力地宣传1958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传1959年的形势和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任务，肯定成绩，分析缺点，批驳各种“怀疑论”，防止右倾保守思想的抬头，保护和进一步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继续鼓舞群众的革命干劲。要宣传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浮夸必须反对，冷热必须相济，可靠和积极必须统一，反对浮夸决不能走到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的另一极端，尊重客观规律更不是要人们去做客观规律的奴隶。必须讲清楚，对于革命者说来，满腔的热情，崇高的理想，风发的意气，是最根本的素质，是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动力，而这和实事
求是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一切工作放在认真调查研究、发现和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但是所有这一切又都只有通过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才能实现。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必须统一。我们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有自己的客观标准和必备条件，因此认为可以任意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或者随时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显然是不对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既反对所谓“一次过渡论”，也反对所谓“两者隔着万里长城论”。我们主张不停顿的革命，肯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又主张革命发展必须有阶段的划分，坚持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讲清楚：我国人民在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不会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必须把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当前实践正确地联系而又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把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正确地联系而又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强调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宣传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同时用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鼓舞全体人民，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体人民，并且积极地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必须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指导。共产主义是包括从宇宙观、方法论直到工作作风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这是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胜利地进行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精神的条件。因此，共产主义教育应当成为推动我们一切工作前进的动力，低估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意义无疑是错误的。
在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集体所有制目前还有积极作用，这点必须肯定；但是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就不能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积极作用，克服集体所有制的局限性。因此，目前必须在干部中深入地进行一次以反对本位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本位主义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认识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个的道理，认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的性质及其必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道理，大大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人民公社的生命线。目前特别需要在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党的领导作用也必须在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求得实现。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是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作风少数是不好的问题，大量的是水平不高的问题，也就是不善于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工作的问题。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对于十个指头当中的一个指头或者不到一个指头，仍然必须重视。因为今后领导人民公社的工作，规模大，方面多，任务重，问题新，要求高，工作方法和领导水平不能够跟上去，是很难把工作做好的。为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我们干部必须切实树立“有事同群众商量”、“平等对待群众”的观点和作风。经过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大跃进，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有了极其丰富的发展，我们应当在吸收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全党全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实现八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伟大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摘自广东“上游”杂志第三期，张华明：“当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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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保守思想要经常克服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胜利，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建设方针的贯彻，人们精神面貌的大大解放，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前高涨，都为实现今后新的更大的跃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完成和超额完成省委这次会议所制订的1959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的指标，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有些人却在认识现实的可能性问题上，往往只强调客观，忽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只看不利条件，看不到或者抹煞更有利的条件；只见物，不见人。因此，他们的认识就不可能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的本来面目。右倾保守思想是要经常克服的，迷信也不是一下子都能破完的。所以，要使思想认识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地掌握客观规律，就要经常地警惕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就要不断地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风格。
我们所以要继续克服右倾保守，正是为了要人们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大跃进的实践告诉我们：当人们破除了迷信，在思想领域中解除了不符合客观真理的种种束缚之后，就能充分地发挥追求真理、勇于实践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创造出破天荒的奇迹。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一再大跃进，正因为它正确反映了客观现实的发展情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志，实践证明，凡是以巨人的步伐大跃进的地方，他们的共同规律之一，就是因为能够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认识现实，坚决地充分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尊重群众的实践，尊重群众的革命性和创造性。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自己的行动，不仅胜利地实现了跃进的目的，而且从群众中吸取了力量和智慧。因而他们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就能永远的旺盛下去，既干劲冲天，又实事求是。必须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是这样做了的，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1958年的大胜利。也正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在一起、领导和群众密切结合的实践，才大大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但是，也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人的认识一时还来不及完备的反映客观实际，因而在执行群众路线上，还存在一些不够的地方。为了实现1959年更大的跃进，一切工作，一切部门都应该努力提高领导群众运动的水平，这是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建设方针的最有效的措施，也是继续克服右倾保守的良方。
（摘自青海“红与专”杂志第二期社论：“继续克服右倾保守实现更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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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阶级和分工的关系的语录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而产生的。
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是直接由分工和生产工具引起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当人类劳动的生产性还是如此之小，它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还只能提供微小的剩余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造，所有这些，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作为此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于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领导工作、经营商业和经管国事，再后，更从事于科学及艺术的少数特权分子这两方面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形成的形式，就是奴隶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
从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之中，产生了社会的最初的大分裂，分成为两大阶级：即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么一来，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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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人能消灭和创造客观规律吗？
“理论战线”月刊1958年第九期曾经刊载了德麟的“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人能够消灭“客观规律”的论点，并且不适当地夸大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根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哲学学会于1月23日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实际上已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大家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改造客观世界是具有巨大作用的，但它绝不能消灭客观规律。德麟认为人可以通过“消灭”产生某种规律的“前提”来“消灭”规律，这是把规律自身“消灭”与人为的“消灭”混为一谈了。客观规律可以失去作用让位给新的规律，但这是客观规律本身作用发生变化的结果，不是人去“创造”和“消灭”的结果。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和客观规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动”，即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和行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但不能“消灭”客观规律，而且一步也离不开客观规律，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必须在服从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加上高度的革命干劲。因此人越符合客观规律，能动作用发挥的就越大。至于上层建筑的作用问题，大家认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与发展是具有巨大的作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始终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始终要以客观经济条件为基础，依据客观规律而发挥作用。德麟却错误地认为，似乎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就可以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客观经济规律；似乎党仅仅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发布指示和号召，就能创造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而不知道我们党之所以能在这些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从客观经济条件出发，符合客观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