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春暧花开
郭沫若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一九五九年一定要胜过一九五八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办得到吗？我们肯定地回答：一定办得到！首先是我们有党的集中的全面的领导，一千二百多万党员不怕艰难不怕烦剧，正以身作则地在各个战线上分道扬镳！党的具体领导把问题阐发得十分详尽，它把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结成一条心。调动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潜在的力量，要巩固人民公社作为共产主义的基层。党的英明号召明朗地就像春天的太阳，它叫人们要在实验的基础上敢做，敢想。它叫人们把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自力更生地，实事求是地，努力发扬独创！党的关心更和春风一样十倍地温暖呵，它叫人们要能够保证到睡好觉吃饱饭。它叫人们要有节奏地结合休息和劳动，既要在劳动中学习，也要在劳动中锻炼。六亿五千万人民都要锻炼成为多面手，亦工亦农亦商亦学亦兵，是路都可以走。当然呵，总要各尽所能，各就气质之所近，红透专深，每人在专业上都要有所成就。请看呵，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和平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都在欣欣向荣。苏联的人造太阳行星已在宇宙中旋转，它开拓着人们的心胸，号召着星际旅行。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得到了解放的人民，不仅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掌握着乾坤！我们在相互协助，相互学习，并相互策进，大公无私地，坚决地，反对侵略，保卫和平。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请看，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战斗，争取民族独立的怒潮岂不是汪洋如海？大自然和全人类都在给予我们以鼓舞，我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祖国欢呼：亲爱的祖国呵，你的自然条件多么丰富，我们要把你建设成地上乐园，花团锦簇！我们要为你献身，为党的崇高事业献身，六亿五千万人民都要十倍地鼓足干劲！我们要使一九五九年胜过一九五八年，首先要保证钢铁产量的一千八百万吨。我们要使工业和农业的指标超额完成，我们要使科学和文艺尽可能放出卫星。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要保证：一九五九年要作出更大的更快的跃进！办得到吗？我们肯定地回答：一定办得到！我们要听从党的指挥，大闹全国的协调；还要加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协作，一定要使胜利的东风永远把西风压倒！
1959年2月4日于广州
第8版()
专栏：
平凡而可亲
榕森栋
人们常说：大海是不能用斗来量的。恐怕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在一篇文章里全面而准确地描绘出伟大列宁的形象来。因此，从各自的角度回忆或者记叙这个伟大人物的文章，就十分需要，因而也十分打动人了。“回忆列宁”就是这样的一本文集，每一篇都仿佛是一个片断，但是当你从头到尾读完了，你的脑海里会出现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列宁。……
读者可以从这许多回忆里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拿列宁对待同志这一点来说吧，就可以在这集子中找到许多有趣同时发人深省的故事。普列哈诺夫的侄儿谢马什科回忆说：当时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齐切林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往往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后开会，一直开到四五点钟。列宁知道了，便要谢马什科转告齐切林：“为什么要摧残自己，同时还要摧残别人？”谢马什科这样就到齐切林那里去，告诉他一个简单的真理：夜里必须睡眠，而白天要工作。齐切林却旁征博引地甚至引用了刚刚出版的一本生物学书籍来证明，既然雄鸡可以在夜里叫，那么人也应该在白天睡眠，因为夜里没有人打扰才适合工作。无论如何，谢马什科说不服齐切林……最后呢？最后只好由列宁提到党中央，作了禁止齐切林夜里一点以后开会的决定。
但是列宁本人呢？列宁本人却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的。据佛齐耶娃在“列宁是怎样工作的”一文所说，列宁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分钟，他不仅善于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善于珍惜别人的时间。开会是从不迟到的，凡是开会迟到的人，按照列宁的意见，都要记录下来，并且要像小学生似的记名迟到几分钟，屡犯者要加处分。“每天早晨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来到办公室，阅读许多报纸和公文，吩咐秘书办理各项事情，接见同志，主持会议，常常都是准四点钟回家吃午饭。吃完午饭，稍稍休息一会，到六点钟的时候他带着用笔记本的纸页写的许多字条——对秘书的命令——回来了，他随时都是精神饱满、热情充沛的，经常工作到深夜为止。”
列宁关怀别人却是无以复加的。他常常命令人们照顾某一位同志，“保证饮食、木柴、衣服、医疗、必要的休息等等”。列宁写给当时患病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巴的短简说：“你对国家财产的态度简直到了不可容许的地步。”这里所说的“国家财产”就是指丘鲁巴的健康。
同一篇回忆谈到，列宁任何时候都是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的。谢马什科也说，列宁“虽然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却是一位罕见的聚精会神、思想清醒、精神集中的人。”
列宁任何时候像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去接近人，却又是要求严格、十分严厉的。有一篇回忆说：列宁善于正确地估价每一个人，将他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并且教导他如何把每一件工作进行到有结果为止，因此每一个接近列宁的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因而也是热情洋溢的。
老布尔什维克安德烈耶夫说，列宁虽然很严厉，但是他从来不对人动气，从来不肯侮辱人的。这部回忆录说，列宁主持的会议，总是十分“融洽和自由”的，“没有人感到紧张”——那种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坏脾气在列宁身上是找不到的。在列宁主持的会议上，每一个人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知道列宁是不会粗暴地加以制止的。”谁也可以同列宁完全自由地争论任何问题，“并且事实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争论。”最重要的，“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意见不能反驳，总是很注意倾听别人的陈述。”
这个伟大而平凡的劳动者的导师是这么可亲，难怪所有和他接触过（还不必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这一切读了“回忆列宁”，就会深深地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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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是条黄金路
戈壁舟烈士流过多少血，人民遭过多少难，走过小路走大路，公社大道好宽展。肚子饿了进食堂，身上冷了有衣穿，娃娃都上托儿所，老人都进幸福院，农庄到处修高楼，汽车开到家门前。人人劳动天下公，大家演戏大家看，衣食住行受教育，人再不知要用钱。公社是条黄金路，光辉灿烂上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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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今天的日历上
人是从哪儿来的？
1860年的一天，英国牛津大学的大礼堂里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来参加达尔文所著“物种起源”一书的科学讨论会，听取有名望的牛津区主教演说的。
讨论会开始了，主教以特有的庄严语气讲述了上帝怎样怎样“创造”了人类。然后他说：
“在我的演说结束时，我想请问赫胥黎教授：他对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学说有什么想法？他是不是认为，自己的父系或母系是猴子呢？”
教士们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神的信徒们使劲挥舞自己的白手绢，他们以为上帝“胜利”了。
没等主教下台，达尔文的朋友赫胥黎就已经在讲台上发言了，他从容不迫地说：“达尔文学说并不是抽象的幻想，而是用科学的逻辑，把大量的生物学事实贯穿起来。至于说到人是从猿猴演化而来这个问题，我就这样答复：要是说我是起源于那弯着腰走路和智力不发达的可怜的动物，我并不觉得羞耻；要是说我是起源于那些自称很有才华、社会地位很高、却胡乱干涉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事物、任意抹煞真理的人，那才觉得可耻呢！”
这一席话，像一桶冷水，泼得那些宗教家们噤若寒蝉。但却博得大学生们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次科学讨论会是以驳得上帝的信徒们哑口无言而宣告结束的。
今天是英国大科学家、生物进化论创始人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的日子。达尔文在环球旅行中，就生物学、地质学、人种学等方面进行周密观察以后，用二十年时间写成了“物种起源”（1859）一书，提出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主义原理。达尔文证明：地球上的动物种类，是从单细胞动物逐渐发展而来，人类的远祖就是类人猿。这一科学发现，给予宗教以一次最严重的打击，所以，当时的宗教家们都不遗余力地攻讦这个新学说。上面的那段记载只是一个回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予达尔文学说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它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列宁也说：“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22页）。
但是，对于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这一学说，达尔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解开了这个“哑谜”——劳动使猿变成人。
（培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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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并”和“分散”
秦犁
“戏曲研究”与“戏剧论丛”自今年起合并改名为“戏剧研究”了，这是很合适的。其实读者对此早已感到不便，想一想，两本刊物的内容本来极为相似，有时甚至连题目也难避免重复，为什么要如此分散力量呢？再说，不也给读者增加了一份负担吗？
现在好了，力量集中了，刊物的质量也一定会因此而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
然而做法不尽相同，目前有的刊物似乎还在往细处分，而且也有这样的呼声，如1月23日“文汇报”上就有人提出：北京、长春电影制片厂都分别有了发表电影文学剧本的刊物“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学”，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应该出版一本才是。
我倒觉得不必如此。请想，现在各省都有了电影制片厂，有的也要拍故事片，这样要求下去，恐怕每省都要有一本电影刊物了。
其实，电影刊物如“中国电影”每期都要刊登电影文学剧本，一般文艺刊物上也都发表电影文学创作，难道非要那么多的专门刊载电影文学剧本的刊物吗？
作为文学样式一种的电影文学剧本，如果能在一般文艺刊物上发表，我想也会使文艺刊物显得更丰富多采。若是电影剧本多得有必要来创办专门刊物的话，能不能多为读者考虑一下，不要这样分散的出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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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伞
湖南桃江师范学校教师 文农
星期六的晚上，与我同房的刘老师和隔壁的林老师都去看戏去了，我独个儿在房中批改学生的作文。
尽管是深冬了，江南的气候仍然是很温暖的；宿舍临近桃灰公路的车站，窗外不时传来载重汽车的喇叭声、搬运工人的吆喝声、扩音器里的歌声、公路桥下船只的桨声……这一切意味着春天的步伐又快要踏上桃花江的两岸了。
我面对作文卷出神：谢林那机灵小伙子，什么都能干；吕英是一个闷声不响的姑娘，一对眼睛和两条长长的辫儿不时还显出一些逗人喜爱的孩子气。我同他们一起劳动，我也很熟悉他们，打开每一篇作文，也就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
还是去年10月中旬，为了支援钢铁生产，我带他们到七屋村去烧木炭。一天上午，我们到山上去砍树，男同学担任砍伐任务，女同学负责搬运，小的木头没问题，可以扛上就走，大点的她们可搬不动了，这时吕英第一次创造了斜坡滑树法：顺着山坡把大点的木头滑下去。天正下着毛毛雨，她打着一双赤脚，辫儿盘在脑后头一股劲儿和同学们把木头一根一根地往山坡下推。当我一眼发现她们的时候，她高声地喊：“老师，你看我们的力量大无边呵！”
打开另一本作文，谢林这机灵小伙子的影儿又从纸上跳到我的脑海：
学校红砖厂开工了，工具少得很，切泥的弓只有几把，在工地上不免发生争夺；回校后他借了木工的斧凿一个晚上就作了好几个，同学们都夸他好手脚。有一次，他病刚刚好，却坚持要去工地作砖。深秋的早晨，已经出现了浓霜，打赤脚踩泥确是一项需要比较有勇气的人才能担任的工作。当我还未赶上工地时，他第一个脱下了鞋袜……
我一本一本地翻阅，学生们的身影也一个个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时，窗外陡然刮起大风来，我望望窗外，天空是黑糊糊的。一场大雨就要来了，出去看戏的刘、林老师今晚都没有带雨具去，怎么办呢？这儿离戏院有两三里路，中间还得经过一座横跨小河的公路桥，沿着公路走一段没有路灯的路呢。我正盘算着怎样给他们送伞去。
“呀”的一声，我的房门打开了，谢林几个小伙子站到了我的跟前。
“刘老师的伞和套鞋呢？”谢林第一个说话了。
“刘老师和林老师不是看戏去了吗？我们在校门口看到他们都没有带伞去。下大雨了，怎么能回来呢？”谢林一口气说完了。
“雨淋湿了会害病的。”吕英插了这么一句，我才发现她同几个女同学也站在门外。
我立刻拿出套鞋和雨伞交给了谢林。后面的几个小伙子争着要去送，我指定了一个较大的男同学跟谢林一块去，就手又把我的电筒交给了他。
风住了，雨点打着瓦楞叮叮作响。夜虽深了，却仍然没有多大寒意，春天仿佛永远停留在我们的心里似的。我对着课卷，一个个爱劳动、爱老师的脸庞，又浮现眼前。不禁想到桃李满园，青春长驻真是生活中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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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织出一朵花来（天津美术出版社供稿） 张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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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得意 王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