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第一次回家过假日
木火
离开农村回来才一个多月，大伯就托人捎了四次口信，要我回家去看看。新年，听说公社也休假。乘这机会去一次，和乡亲们畅快地聊聊。
从城里到农村的小路，夏天我走过两三趟，心想闭着眼睛也能摸回去。出了城，就一股劲儿往前走，没有心思看景物，也没顾着和人吭声，眼前浮现出的净是下放一年的劳动和生活情景。谁知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公路，小路却没有了。这下子，我可楞住了。莫非走错了路？回头仔细看了看，没有。问路人，也都说不清楚。
走了好大一阵，忽然望见了一棵大白杨树。这不就是村里有名的那棵大树吗？夏天收麦时，我们在她旁边打过场；抗旱运动时，我们在她跟前安营下寨夜以继日地推过水车，它的一枝一梢，我都非常熟悉。这时我才蓦地想起了两个月前小刘和老吉参加公社土地测量，画在规划图上的红色公路来。看来纸上的线条已经刻划在大地上！
我的腿上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口气就飞回了家。我喊叫了一声“大伯”，里边却没点动静。我真有些纳闷，急忙跑进屋里看个究竟。一切陈设还是十分熟悉的老样子，只有炕炉上的水壶喘着气，吁吁地窥视着我这位“客人”。我摘下帽子，烤烤手，往炉子里填了几块煤糕，心里盘算坐在炕上等着大伯他们回来，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怎么也坐不住，不由得又出了房门。
我就到食堂先看看庆昌叔，也好问问人们都上哪去了。庆昌叔一见我，和几个人一起涌上来，拉手搭肩、问长问短，亲热极了。忽然一个声音大声唤我，呀，那不是大伯吗？他也围上白围巾，戴上白帽子，两手粘满了面，笑眯眯地跑来了。
大伯怎么来当炊事员呢？记得大娘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她到别村亲戚家住了几天，家里蒸就的饼子没有了，大伯就跑到庆昌叔家吃了几天现成的，自个从没动手做过吃。食堂未成立以前，我在大伯家吃饭，甭说我自个动手做顿饭，就是搭个手，他也要认真地干涉。他常说：“好马不拉磨，好汉不动锅”。他认为做饭弄菜、洗锅刷碗天生就是妇女的事。
“大伯，你也做了炊事员了！”
“大伙把我选上的。”大伯一笑，眼睛就变成了一条缝。
“怎么样？”
“蛮好。”
“你不是说：好马不拉磨，好汉不动锅吗？”我这么一说，大伙都笑了。大伯也爽朗地笑着，说：“不啦！我们现在可都成了大伙的活‘灶王爷’了！吃好吃歹全仗着我们哩！”
“三天不见面，庄稼长寸半。”庆昌叔赞了大伯一句。
我跟着大伯走回面案，一块动手揉起面，揉得案板“吱”、“吱”地响。
“你看到咱们新修的公路没有？”大伯剁着卷子问我。
“是啊。真是快，一两个月就修成了！”
“哪里一两个月，只用了八天。”大伯详细告诉我：公社完成炼钢任务后，就从各村抽调了三千多人，组成“公路大兵团”。他和庆昌叔也被调到工地为全村民兵去烧饭。因为做的饭又香、又热、花样又多，大伙直称赞，最后评奖时扛回来一面大红旗，个人还领到了奖金。
“你大伯上月领的工资和奖金，全村数着头一份。”庆昌叔告诉我。
“不是成立公社，路怎么也修不成那么快，地也整不成那么好，我们也领不上工资啊！”大伯感慨地说。
“大娘上哪去啦？”我问大伯。
“村里开娱乐会，你还不知道？晚上还要唱大戏。队长说：大伙儿忙了一年啦！大丰收，又加上人民公社成立，过年得好好乐和乐和。大人孩子都去看玩意了，只剩下我们这几个‘灶王爷’给大伙准备饭。”大伯咳嗽了几声接着又说：“今晚你可要听听咱村的‘乱弹戏’，笙萧管笛，唱的又好，吹的又好。”
不久，饭菜都打点好了，就等着娱乐会散了人们回来开饭。饭厅原先是座“龙王庙”。如今墙上已经刷得洁白，打扫得真是“六面光”。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大幅彩色肖像和“人民公社好”五个大金字交相辉映，周围还有队里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今天人民公社历年来赢得的大大小小红绿锦旗，加上招贴画、标语，真个万紫千红、五彩缤纷，衬得饭厅生气勃勃。屋子当中还盘着一个大炉子，烧得满屋暖洋洋。吃饭时，一家一个小饭桌，大人孩子乐融融的一簇一团，像朵朵锦花散满全饭厅。大娘对我说：“当年这座殿是阴森森的，走进来怪怕人。而今做了饭厅，你看多么豁朗亮堂！多么红火热闹！”
饭后，大伯要我去看大戏，我请大娘也一块去。大娘却说：
“知道你迟早会要回家来，我已把被子拆洗，就是还没缝好，晚上得给你赶着缝起盖。”提起回家，大伯轻轻地责备我：
“你要是今天还不回来呀，明天我就要找你去。本来昨天我就把车子借好，预备今天接你去。大伙说今天过年改善生活，活忙。咱可不能因为自个事，影响大伙。要不，说不定‘二仙穿道’走到两岔，又见不到面！”
大伯和大娘这几句话，真好像甘蜜涂在我心上，随着血流传遍全身，使我浑身甜滋滋的、暖和和的。
明星偏西后，戏才散。在回家道儿上，大伯一再兴高彩烈地大声嚷着说：“咱们过年真是越过越痛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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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跃进随笔
干劲和跃进
何明
去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什么获得了大跃进？答复说：我们的跃进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这是对的。但是，它却只答复了问题的一半；还必得补充答复说：还由于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冲天干劲。
没有干劲，就没有跃进——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计划符合客观规律，这是说，它有实现的客观可能性。违背客观规律的计划，客观上没有可能的事情，人们怎么干也办不到。但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也还得人去实现，而且在实现过程中，必须大大地发挥干劲，克服困难。如果不用使大气力，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也算不得跃进计划了。
这个道理，七八岁的小孩子，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也是懂得的。比如碰到一个水沟，按其体力本来是能够跳过去的，但要使劲跳；不使劲还是跳不过去。将小比大，我们做工作、改造客观世界，也是这样。
我们提倡尊重客观规律，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干劲。懂得客观规律是智，冲天干劲是勇，智勇双全就能在建设事业上打胜仗。如果没有干劲，那么，即使有了符合客观规律的计划，也会成为纸上谈兵。保守主义者是既无勇又无智的。按照他们的观点看来，就是：“把指标订得低些，不是更能保证完成吗？不是不会违背客观规律吗？”这里，第一，就是他们无勇，没有干劲，不肯花力气去克服困难，争取可以争取到的成绩；第二，他们无智，他们首先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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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应该被嘲笑？
北海
大搞试验，是大跃进中的一个特色。这确是广大群众解放了思想，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一种表现。既是试验，就免不了有失败。这不要紧，我们还有一条管着：未经证实试验成功，决不盲目推广。所以也就不会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损失。
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我们来试验，不可免的会有失败。这是正常现象。打开科学发展史来看一看，哪一项重大发明，不是在试验过程中有过多次的失败呢？
对待一切试验，有两种态度：革命者、促进派，是满腔热情，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再接再厉。而右倾保守主义者却要嘲笑他们。说他们蛮干。他们的逻辑是：宁肯停滞不前，也不要冒着失败的“危险”搞试验；昨天按照老规矩，日子不也过来了吗？如果人类从有史以来，都按照这个原则办事，说不定现在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啦！
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创造，一种是苟且偷安；一种是在试验摸索过程中，去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客观规律，一种是躺倒不干。究竟谁应该被嘲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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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春
俯拾一春节捎喜讯，报知咱乡亲，南国花含笑，北地风雪紧；时令虽不同，迎春一条心，今年春来早，跃进已进行。二开步走向前，早霞起东边，行人手相握，竞赛前后连，快步脚放稳，高飞带全面，学来好经验，超过五八年。三农村咚咚锵，锣鼓一片响，迎接春节来，家家满门香；红灯照红心，公社更健强，八字宪法挂，欢呼共产党。四城里放炮仗，从黑到天亮，狂欢几时完？请问春短长！问春春不知，三帅已升帐，好吧追先锋，一追到太阳。五太阳笑点头，紧握新星手，连问苏联好，夸他胜美洲，春前党开会，要换新地球，战争将绝灭，人类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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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灵的觉醒
苏苹
金色的柔发，纤丽的身材，尖尖的面孔上带着甜蜜的微笑——这是丽茜，是民主德国出品的影片“痛苦的一页”中的女主角。她的遭遇是如此令人感动：当她误入歧途时，我们心痛；当她觉醒过来时，我们也感到了欢乐。
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不过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青姑娘。二十岁，这是多么美妙的年华；然而不幸的是，她却生活在那样可怕的年代！1932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陷在多么深重的苦难之中，失业，失业，失业，到处都是失业！丽茜失业了，她的弟弟保尔失业了，她的丈夫弗罗梅耶也失业了。饥饿和贫困逼得许多人向生活低头了，投降了。他们带着迷茫的幻想，相信了希特勒的虚妄无耻的宣传，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弗罗梅耶便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这个深怕自己陷入“无产阶级的穷窝”的小职员，虽然他也诅咒资本家，但实际上他却是软弱的，屈从的。他被解雇的时候，虽然也满腔愤懑地咒骂资本家是“踏着尸体前进”，是“剥削者”，但也只不过在背后骂骂而已；而他诅咒他们，也是因为他向上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尝到了失业的苦味所致。一旦他投入纳粹的怀抱，并且扶摇直上，由小队长升为中队长时，他便立刻改变了态度，俯首贴耳地拥护他的元首了。
丽茜和她的丈夫不一样。虽然丰美的物质生活也给她带来了短暂的欢乐，然而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她有一些共产党员的朋友，她从他们那里受到过教育，因此她对纳粹始终是怀疑的，不相信的。不过对于她的朋友托尼、麦克斯等的警告，她最初并不了解，而是在她耳闻目睹了许多惨痛的事实，并且亲身经受了许多磨折之后，她才从那泥淖里自拔出来。她的心灵的觉醒，是经历了一个痛苦复杂的过程的。影片相当细致地刻划了丽茜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当她的丈夫第一次穿上冲锋队制服的时候，邻居们在窗外偷偷窥视议论，她也感到羞耻，埋怨丈夫为什么不把窗帘拉上。然而她爱丈夫，爱孩子，她不愿丈夫痛苦，孩子挨饿；而她自己，也渴求着安恬舒适的生活，因此当丈夫成为中队长，全家搬入豪华漂亮的新居之后，她也暂时沉迷在那个环境之中，心安理得地打扮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床上吃早餐……残酷的事实，终于使她睁开眼来。她看到纳粹怎样残杀共产党人，迫害犹太人，连她的朋友托尼也不能幸免，而最后，他们的魔掌竟触到自己的亲人身上——父亲遭到了侮辱，弟弟保尔在参加了冲锋队之后，因为对希特勒的政策不满意，也被枪杀了！血的事实使丽茜的心苏醒过来，她不能再和这些人鬼混下去。在保尔的灵堂里，那个纳粹军官又在发表他的疯狂的演说。画外音响着：“不跟我们走的就是反对者！”丽茜却反身走了出去。是的，她不会再跟他们走了。她要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那条道路是艰苦的，但是也是正义的！
影片通过丽茜、弗罗梅耶、保尔等人的遭遇和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反映了那动乱年代的实况，揭露了法西斯统治者的阴谋，也显示了各种不同出身的人怎样走入歧途，而且有的沉沦了，有的却觉醒过来。这些事情，在今天来看，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老一辈德国人的亲身的痛苦的经历，对于现在西德的人来说，不是一次警钟和一个教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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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
刘勉之
元末南京有名的大财主沈万三秀，民间故事相传他家有聚宝盆，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据吴江县志，原来沈万三是作海外贸易的，这一行当时叫作通番。县志说：
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
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沈
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由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被朱元璋所灭，朱元璋深恨当地的地主富豪支持张吴抵抗，把他们都强迫搬到南京。黄暐蓬窗类记说：沈万三原来叫沈富，排行第三，吴人都称他作沈万三秀，是元末江南第一富家。明太祖定都南京以后，要沈家每年献白金千锭（锭五十两），黄金百斤。用兵时的甲马钱粮，也要他家供给。抄家时有田几千顷，每亩定赋九斗三升，江苏田赋之重是由他家开始的。另外一些记载还记有明太祖强迫沈家修南京城墙的故事。
十四世纪时，东南沿海的民间海外贸易很发达，除沈万三家以外，陶宗仪辍耕录里提到杭州人张存，公元1336年到泉州，作海舶买卖发财，1342年回到杭州，说曾在海外得到一块圣铁（卷二十三）。和嘉定州大场沈家，因下番作买卖成巨富（卷二十七）。宋濂翰苑续集四记福州海贾林家驾着大舶，往来海外诸国，舶上张列旗帜和金鼓，经常戒备着，以防海盗抢劫。南海麦全等十一人以私卖外国货坐牢。再前些时候，元史卢世荣传记公元1285年决定在泉州、杭州市舶都转运司，由官家造船给本，招商人出海贩运，得利官有其七，商有其三，严禁私自泛海。1314年铁木迭儿建议，过去富民到外国商贩，大赚其钱，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商品价格低，外国货越来越贵。应该由国家统一管理，责成江浙右丞专管，发船十纲，招商给予证明文件，由官收税，私贩的货物充公。
元文类卷四有舶上谣三首：
朱（清）张（瑄）死去十年过，海寇雕零海贾多，南风六月到岸酒，花股篙丁奈乐何。
琉球真腊接闍婆，日本辰韩濊貊倭，番船去时遣矴石，年年到处海无波。
熏陆胡椒腽肭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看，解使英雄价尽低。
所到的国家有琉球、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等国，贩运的商品有香料药材和珍珠象牙犀角等等。
由此看来，苏州沈万三这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所以得罪被迁到南京和后来的抄家，是因为支持张士诚和元朝，大体上是可信的。
正因为十四世纪已经有了频繁的民间对外贸易，沿海人民具备了航海的知识技能和通商的经验的积累，这样，就为十五世纪上半期的郑和七下西洋，那样规模巨大的商船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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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按需分配”和“不断革命”两语的来源
林陵
编者按：上月二十五日林陵同志在本版发表的“从‘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正译想起的”一文里，作者曾谈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不断革命”两语的来源问题。最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认为那一次所说的有不确切的地方，现在特请作者补充如下：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共产主义的口号，在欧洲很早就成为相当流行的成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利用了这两句成语，并不是最初由他们“提炼为用字简洁的口号”。例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在1840年出版的“伊加利亚游记”中就已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两句话。至于用类似的语句，表达了同一思想的，那就更早了。例如，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康柏内拉早在1623年出版的“太阳城”里提出“要什么东西，都取自社会”，“每人所得的，不得超过其所需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1753年出版的“群岛飘流记”里说：“应按人的能力，分配工作，应按人的需要，分配产品”。
如果再追溯上去，那末在基督教圣经“新约”的“使徒行传”（作于二、三世纪）里就有类似的提法：“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不断革命”的口号，也并不是最早由十九世纪布朗基的学生们提出的，这一思想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由革命者屡次提出了。最显著的是马拉（1743—1793），他在他所主编的“人民之友”报上写了不少号召继续不断进行革命的文章。在1789年九月的一篇文章里说：“应该毫不停止地继续追击社会的敌人”。马拉在许多文章里直接或间接地提出：革命没有完成，必须继续进行。恩格斯在谈到马拉的不断革命思想时说：“……只是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要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马克思与新莱茵报”，1884年）。
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代表资产阶级最低层的雅各宾派则认为应当使革命深入下去，继续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可是到了1794年，雅各宾派既惩罚罢工的工人，又处死要求平分土地的农民，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局限性，绝不像工人阶级那样，要使革命进一步深入。在法国历次革命中，都是工人阶级奋战在最前沿，但结果又总是资产阶级夺取了革命的果实，并且转过头来压迫工人，所以工人阶级愈益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没有完成，必须继续进行。1840年法国展开广泛的罢工运动，工人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共产主义者初次进行公开斗争。这一年的6月，选举制改革派举行宴会，不容许共产主义者参加，后者便决定自己举行宴会。7月1日举行“共产主义宴会”，会上有工人和知识分子发言，他们强调不断革命的意义，号召继续进行斗争。会后并出版小册子“共产主义者的初次宴会”，宣布举行宴会的日子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新纪元的开始。
1848年，由于工人阶级进行了2月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为达到自己的要求，继续斗争，举行6月起义，但被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下去。这使工人阶级更清楚地认识到不断革命的必要。拿破仑取得政权后，实行恐怖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神圣家族”，1845年）。
从上述的材料来看，较早提出不断革命思想的是十八世纪末的马拉。从那时起，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工人阶级的革命代表，时常谈到不断革命，工人群众也不断地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和发展了不断革命这一思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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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模仿
黎兆芳（选自第二次全国摄影艺术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