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蒙汉大协作的强大威力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架吗吐人民公社调查组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架吗吐人民公社，是在
蒙、汉族杂居区办起来的一个规模很大的人民公社。它是由两个区、十
个乡、一百零四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面积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半农、半牧、以农为主的公社，拥有可耕地约一百万亩，已耕土地五十多万亩；一望无际的天然牧场可以放养牲畜十万头；在北部的原野上生长着一大片苍郁茂密的“黑树林”，面积达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它还有取之不尽的碱土。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蒙、汉族人民共有四万四千五百余人，其中蒙古族有一万八千多人。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地区，不但办成了人民公社，而且办的很出色，举办了许多高级社不能举办的事情，显示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办公社人同此心
架吗吐人民公社蒙、汉族人民的居住情况是大杂居、小聚居。这种插花居住的条件，使他们长期以来就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在民主革命时期，蒙、汉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灭了王公贵族和地主的剥削、压迫，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战斗友谊。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共同参加了互助合作运动，并在1955年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建立了以蒙古族为主，蒙、汉族联合的高级社四十四个，以汉族为主，蒙、汉族联合的高级社六十个。以蒙古族为主的社，一般都有水草丰美的大片牧场，牧业比重较大，但农田较薄；而以汉族为主的社，农田一般比较肥沃，农业技术也较高，但都缺乏足够的牧场。几年来，蒙、汉族人民在高级社的集体劳动中，大大地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民族友谊也有了进一步的增进。但是，高级社毕竟还是经营范围狭小的经济组织，对于两个民族实行经济大协作，充分发挥劳动潜力，合理利用天然富源，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农、牧结合，大办工业，开展多种经营，保证工、农、牧业的持续跃进，共同改善生活，发展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在1958年轰轰烈烈的全面大跃进中，更显得突出了，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像灯塔一样，适时地给群众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仅九天时间，就在南部和北部的原两个区的范围内，分别建立了“东风”和“卫星”两个人民公社。这样，就使蒙、汉族人民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协作，共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可是东风公社的农业比重较大，卫星公社的牧业比重较大，两个社对于农、牧业互相支援和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仍有一定的限制。例如东风公社的苏吐、团结、新河等管理区与卫星公社的查干、代力吉两个管理区，在利用牧场发展畜牧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合在一起更为有利，而且合在一起还可以组织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和大办工业。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准备，到11月份，这两个公社又合并成现在的架吗吐人民公社。
协作一致大兴水利
一年来，架吗吐人民公社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合理利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大协作。蒙、汉族社员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携手并进，创造出许多惊人的事迹，达到了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目的，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
新开河和茂林河纵贯公社境内，水利资源相当丰富，但是常常泛滥成灾。解放前，人们在凶恶的洪水面前无力抗御，往往乞求“神灵”保佑，有的人把肥猪投入河水祭祀“河神”。解放后，党领导群众在新开河沿岸修了堤防，基本控制了新开河的泛滥，但直到大跃进以前，在茂林河上只筑起一些零星的拦河坝，仍然不能完全控制水患。1958年，蒙、汉族人民共同修了两个水库；1959年，公社利用农闲时间，又组织蒙、汉族人民修了两个水库。这四个水库共可蓄水四千万公方。1959年秋天，依靠这些水库，在六十年来未遇到过的特大洪水的进攻下，保证了丰收。
公社化前，虽然基本上制服了新开河的洪水，但一村一社的力量单薄，无法开发水利。五间房高级社的社员们，年年看着新开河的水白白地流走，觉得非常可惜，他们在1954年春天，曾建筑起一条拦河坝，想引水浇地，但由于社小力量薄，没有挖成灌溉渠道，结果没有浇成地。公社成立后，蒙、汉族人民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展开了全面的水利建设。二千多人从1958年11月开始，鼓足冲天干劲，不怕天寒地冻，苦战四个多月，刨开了冻土，夯实了渠埂，挖了四十八万二千多土方，修成了一百三十二条灌溉渠道，总长度达到一百三十四公里，在1959年春天，就引水灌溉了五万七千亩土地，战胜了严重的春旱，保住了全苗。
团结和新河两个管理区的很多生产队处于洼地，雨量大时，一片汪洋，常年因内涝而歉收的土地约有二万多亩，过去各高级社也曾经从本身的局部利益出发，做了一些排涝工程，但这样又出现了“上游排涝，下游遭殃”的问题，乡与乡、社与社之间年年发生纠纷。1959年，公社在夏锄紧张时期，组织了七百多个蒙、汉族社员，仅用八天半的时间，就挖了一条二十九里长、五米宽的排水渠。1959年降雨量虽比1958年大的多，但内涝的土地却减少到四十来亩，并且永远消除了排涝上的纠纷。蒙、汉族人民都高兴地说：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团结渠”！
深翻土地显威力
这里经营农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的光景，特别是由于地多人少。耕作技术一向粗放，个别地方还沿用着“漫撒籽”等原始的耕作方法，直到高级社时，秋翻、施肥的数量还很少。公社化后，立即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秋翻、深翻运动，一万二千三百多名蒙、汉族社员参加了秋翻的斗争，还充分地运用了这个社耕畜多的有利条件。以蒙古族为主的代力吉、苏吐、古鲁忙哈等管理区，调出了四千多头耕畜支援了以汉族为主的新河、团结管理区，并卖给他们四百多头耕牛。东查干吉的蒙古族妇女虽然不懂汉话，可是听说团结屯完成深翻任务有困难，也自动带着铁锹前去帮忙。由于蒙、汉族社员大协作，在短短的二十六天内，就翻完了三十二万多亩土地（其中深翻地二万三千亩），超额完成了秋翻和深翻的任务，比解放以来十三年的翻地总和还多一倍。在秋翻、深翻运动中，群众干劲冲天，采取了“歇人歇牛不歇犁”和“分工协作轮班作业”的办法，成倍地提高了翻地效率。过去一台四头牛拉的双轮双铧犁，一天只能翻六亩多地，现在把牛增加到八头到十六头，实行二班到四班倒，拉一台双轮双铧犁，在一昼夜里，一般都能翻二十来亩地。
在大抓水、土的同时，又开展了积肥、送粪运动。社员们利用肥多、车多、马多的优越条件，施肥量比大跃进的1958年还增加44％。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特别是由于大面积高额丰产田获得了空前大丰收，1959年虽然春旱、秋涝，又有虫害，灾害和1957年差不多，但农业生产仍然实现了特大跃进，粮食和油料总产量预计可以达到八千四百万斤，将比1957年增产69.1％，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产28.7％。1959年卖给国家的粮食和油料将占总产量的60％以上。
合理调剂草牧场
架吗吐人民公社认真贯彻执行了农牧业并举的方针，在全社范围内，合理调剂和适当扩大了草牧场，大搞牧业基本建设，加强了对牧业生产的支援和领导，使牲畜特别是牛、马有了飞跃的发展。
架吗吐公社草牧场分布很不平衡，代力吉、苏吐、古鲁忙哈、查干吉四个管理区的三十七个生产队的牧场，占全社牧场的70％；新河、团结等管理区的二十五个生产队缺少牧场，牧业发展很缓慢，甚至有的还逐年下降。公社党委会和管委会，在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上，组织各生产队互相协商，合理调剂出草牧场三百五十五平方公里，解决了过去没有彻底解决的乡社之间因使用草牧场而引起的争执。
公社成立以后，统一安排了农牧业生产，调动力量加强了牧业生产和牧业基本建设，克服了以往那种“抓住农业，丢掉牧业”的现象。各生产队都成立了牧业专业组或小队，投入牧业生产的劳动力比1958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共打了牧业用井六十四眼，新建和扩建牲畜棚七百七十三间、牲畜圈三百零七所。公社以很大力量支持了牧业生产，建立了一所兽医院和十一处兽医室，给各牧业专业组配备了一百一十名牲畜保健员，开展了防治畜疫工作，制止了两次牛瘟的蔓延。
公社的统一领导，农牧业的进一步结合，带来了牧业的空前大丰收。牧业生产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发展得快，1959年度的牲畜总头数达到四万四千二百二十九头，大牲畜的总增殖率为19％。这是当地空前未有的高速度。
多种经营大发展
架吗吐是个富饶的地方，不但有肥沃的农田，丰富的水利资源，大片的天然牧场，而且有取之不尽的碱土和很多珍贵的野禽、野兽，以及三十多种野生植物，很适宜于大办工业和大搞多种经营。
这里有两个大荒滩，面积共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盛产碱土。在七棵树附近的那个大荒滩，俗称“金盆”，但过去一直暗淡无光。公社化前，虽然农闲时有些人来“取宝”，因为是单干，顾了熬，顾不了卖，挣不到多少钱。公社成立后，立即组织八百多人到两块荒滩上扫碱土，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扫了二千七百多万斤，给常年熬碱积存了充足的原料，还打够了一年熬碱用的烧柴。公社又投资置备了一百二十九口大锅、一千五百二十九口小锅，固定了三百多个工人，建立了两个大碱厂，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10月，共熬了一百九十五万斤碱，其中纯碱为四十万斤，总产值达到二十四万多元。昔日荒凉的“金盆”，而今大放异彩，烟囱林立，房屋成片，车水马龙，人声喧腾，大堆的碱晶体在金色太阳光下闪闪发光。过路人莫不啧啧赞美，连说：“金盆，金盆，真是名不虚传！”
人民公社除办成两个碱厂外，还办成了铁木、编织、纸浆、乳品加工、砖瓦、发电等六个为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工厂。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10月，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五十四万九千多元。
公社在组织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根据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方针，调配劳动力，大搞养猪、养鸡、养蜂、养鱼、采集杏核和药材、割芦苇、跑运输等十三种副业生产，大大增加了收入。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10月，副业收入已超过一百万元，比公社化前一年的副业收入增加了五倍多。
开始走向机械化
公社的成立，更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蒙、汉族社员们从亲身体验中，看到农业机械化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能腾出大批劳动力来举办工业和多种经营，大大增加了公社积累和社员收入。因此，他们对机械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要求也更加迫切了。公社建立一年来，已在农业机械化上投资了十四万元，并计划在今后三年内再投资八十万元。
随着公社工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工人队伍也在不断地成长壮大。一年来培养了二百二十一个蒙古族工人，占全社工人总数的37.2％。其中掌握拖拉机、发电等技术的工人有二十二名，占全社技术工人总数的47％。
公社大办工业和大搞多种经营，就使公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959年公共积累的提成，又比1958年增加四倍多。
现在，全体蒙、汉族社员正满怀信心地开展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他们决心要反透右倾，鼓足干劲、大搞秋翻、秋浇、积肥、搭棚盖圈，大抓副业生产，为1960年继续跃进作好准备，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沈湘汉、康慎、张荫林、哈斯朝鲁、高克林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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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棒子”精神
张春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头一篇文章的按语中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我们常常想起毛泽东同志所赞扬的这种“穷棒子”精神。每当我们用这种精神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成就，我们就更加深信：只要我们继续像“穷棒子社”的同志们那样，用“从山上取来”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克勤克俭，向地球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地球、建立强国。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继续跃进，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六万万穷棒子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有着层出不穷的“穷办法”。“穷办法办法无穷”，这就是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想。他们虽然也无法否认我们是属于穷棒子一类，但是，他们不相信穷棒子的“穷办法办法无穷”，不相信用这种革命精神办事，“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说：“穷办法就是没办法”，“穷办法办法有限”。有人说穷办法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是非用不可，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他们的眼睛向着“富办法”，动不动就是向国家伸手要这要那，不然就是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别人用穷办法办到了，比如，“从山上取来”大批生产资料，“蚂蚁啃骨头”，“土鸡下洋蛋”，小土群，小洋群，等等，这些穷办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不但没有感动得下泪，而是睁着眼不看，或者看了以后摇脑袋：“总归不如……”。
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论办什么事情，都只能白手起家，也就是靠穷办法起家。因为我们或者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说我们是穷棒子，我们并不脸红。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正因为我们穷，我们才最坚决、最勇敢、最刻苦、最彻底地闹革命。在相当长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只有小米加步枪。就是小米加步枪，也并不充裕，而且主要靠敌人的运输队送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支中国人民游击队的战歌，不是还在我们的耳边响吗？说“穷办法就是没办法”的人，请看一看这不是一条办法无穷的穷办法吗？这里难道有一点消极的、悲观的、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的懦夫和懒汉的情绪吗？难道不恰恰证明我们的穷办法是最彻底最革命的办法吗？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根本不去发展经济、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结尾所说：“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正是依据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这条真理，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终于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既然在对敌斗争中，我们用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消灭敌人的穷办法，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那末，在生产建设事业中用同样的穷办法，“从山上取来”，从蚂蚁啃骨头中取来，从小土群、小洋群中取来，继续向地球进攻，战胜地球，建立强国，难道不是同样有效吗？在对敌斗争中，“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对自然作斗争中，把“敌人”两个字换成“自然界”不是一样吗？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界的施舍，也不能等待有了“富办法”以后再向自然界进攻，穷办法仍然是最革命最彻底的办法，它是革命斗争中的穷办法的继续，是我们穷棒子革命精神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从来不是保守主义者。我们所说的“穷办法”，并不是有了自动步枪也不用，一心一意使用大刀长矛。我们说的“穷办法”，是一种革命精神，一种积极的、进取的、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的穷棒子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够同六万万“穷棒子”站在同一个立场看问题，就可以看到大刀长矛必将转化为自动步枪，一棵幼芽必将长成大树，新生力量必将胜战腐朽力量。“穷办法办法无穷”，因为穷办法就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己动手解放自己的办法，就是把人民群众的无穷希望转化为壮丽现实的办法，就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的办法。到了将来，我们又富又强了，我们不再是穷棒子了，但是，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是无止境的，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高级的、精密的、尖端的成就，又转化为那时的小土群、小洋群，那时的蚂蚁啃骨头，那时的小米加步枪，成为那时的穷办法。这样想问题，我们就更加深信：就是到了“老子阔起来了”，我们也仍然要保持“穷棒子”的革命精神，我们也仍然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采取那时的穷办法，解决那时的问题，为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而斗争。可见，穷棒子精神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穷办法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办法。这种穷办法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千秋万岁用处无穷的。
（摘自上海“解放”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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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苏联科兹洛夫撰文建议
改进政治经济学教程的体系
苏联“共产党人”1959年第十六期上刊登了格·科兹洛夫教授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一文。科兹洛夫教授不久前还发表过一篇“论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结构”的文章（载“经济译丛”1959年第六期）。这两篇文章都认为目前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作者在新近发表的这篇供大家讨论的文章里认为，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体系把经济规律的研究同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分开，把每个经济规律放在专门一章里，这是一个缺点。其结果使政治经济学教程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的发展过程，不能反映生产关系的质的变化，同时削弱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也无从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规律的相互作用的实际过程。另外，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领域的社会主义生产，在教程体系里被分散在许多相互间没有多大联系的章节里论述，这也是不合适的。
作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应该反映作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统一体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发展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教程体系应包括下列四篇。第一篇同以前一样，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第二篇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和有关的分配问题，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生产与分配”。第三篇分析社会主义企业的再生产问题，因而不妨称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基金周转和收入”（社会主义企业再生产）。只有分析了每个企业同社会的关系和每个企业的再生产以后，才可以转入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因此，第四篇研究社会再生产，研究总产品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者认为，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也应该列入第四篇里，因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就是为共产主义创立物质技术基础。
苏联经济学界讨论
怎样对待度量经济学问题
今年7月2日苏联“统计通讯”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关于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如何对待度量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会（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的译文摘要载“经济译丛”第十二期）。
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在苏联的计划工作、统计工作和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他们都认为必须利用度量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但是，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度量经济学问题上却有不同看法。讨论会的报告人波雅尔斯基把度量经济学看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学派，说它主要是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来研究交换中的平衡问题。报告人引证了度量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定义——只有经济、数学和统计的综合才形成度量经济学，认为这种综合的意义在于代替这些科学。报告人还认为建立“苏维埃度量经济学”是不可能的。
许多发言人对这个报告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看法。利弗希茨说，认为把经济、统计和数学的三种方法和手段综合起来可以“代替”或排挤其他科学而形成一门独立的新科学，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苏联已产生许多同经济、计划和统计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既不能单独用数学和统计来解决，又不能在政治经济学里找到现成答案。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综合运用数学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和经济统计方法。他对苏联度量经济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综合运用数学的、经济的和统计的方法，并借助于最新的电子计算技术来精确地计量复杂的范畴、数量关系和国民经济中的规律性。
有些同志认为，在经济和计划工作中运用的数学方法可以形成一门独立的讲授学科或实用学科。
许多同志认为，叫不叫“度量经济学”这个名称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应该选择和发展对我国经济有利的数学方法，并在计划和统计工作中迅速采用这种方法和采用电子计算机。 （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