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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
——纪念达尔文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方宗熙
1859年11月，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出版了一部举世闻名的书——“物种起源”。这部名著解决了生物学上的一个根本难题——生物的进化问题。它对宗教、对神学阵营是一颗烈性的炸弹，给予宗教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
从古以来，人们对生命自然界（生物界）就发生兴趣。在研究中人们就注意到生物的多样性和生物对于环境的适应性。人们就对此提出过种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过形而上学观点和进化观点的剧烈论战。但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以前，各种进化观点，包括法国学者拉马克（1744—1829）的进化理论在内，都是粗糙的，不充分的。那个时期，在科学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这些理论主张，世界上各种物种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分别创造的，创造出来以后，生物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生物的多样性和美妙的适应性在于表现上帝的智慧和万能。很清楚，这些谬论是同当时比较低级的科学水平相联系，也是同当时封建贵族对那种静止不变的社会秩序的憧憬相适应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也发展起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生物科学各部门例如分类学、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等等，也累积了许多资料，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同时也动摇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基础。例如，分类学、解剖学和胚胎学的研究愈来愈清楚地阐明了各类生物之间有基本相似的结构和胚胎发育，这种相似应该是亲缘关系（即血统关系）的标志，是起源共同性的证据。古生物学研究愈来愈清楚地指明了，生命自然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地质年代的不同而不同的，而且还有某些古生物学材料表明生物是逐渐变化的。这些事实用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以及随后法国居维叶（1769—1832）所提出的激变论是不能解释的。于是在科学的面前就出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总结生物学各部门所累积的材料，给以科学的解释。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一书，完成了这项任务。
达尔文1831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神学院，有资格去做传教士的。不消说，当时他是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的信徒。1831—1836年，由于某种机会，他随同英国政府派出调查世界航路和殖民地资源的“贝格尔”号巡洋舰去考察南美洲的地质和生物。他观察过地层，发掘过化石，采集过动物和植物。在跟大自然的紧密接触中，他的哲学观点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界生动的生物学事实启发了他，使他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各种生物不是上帝分别创造的，不是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而是长期进化的产物。这样，他就由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特创论、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的观点过渡到唯物的、辩证的进化论观点。他周游世界回国以后，继续不断地搜集有关生物进化的材料，孜孜不倦地研究生物进化的原理，几十年如一日。在研究中，他表现出进步学者的风度：实事求是，虚心学习，广泛调查。他终于在1859年完成了推翻旧世界观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
达尔文学说的主要内容
达尔文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选择，包括人工选择、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学说的最主要内容，它是从人工选择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而来的。这就是说，达尔文在建立物种在自然界里如何演变的理论以前，首先弄清楚了品种在家养条件下的起源原理。
按照达尔文的研究，家养生物（家畜和作物），起源于野生的生物，人类从原来少数有用的动物和植物，通过长期的选种，才培育出现在所看到的多种多样的品种。这个过程叫做人工选择。按照达尔文的研究，生物在环境影响下会发生变异；生物普遍具有许多微小的变异，例如没有两个个体完全一样；变异大部分是遗传的；人类在繁育生物的过程中，经常挑选那些具有对人有利的变异（例如身体大些，抗病力强些等等）的个体传留给后代，这样经过许多代，生物就在一定方向累积了对人有利的变异，终于形成了有用的优良品种。所以人工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变异、遗传和人对变异的选择。按照达尔文的研究，人利用生物所具有的微小变异，经过许多世代对变异的累积作用，就可以培育出新品种。他认为在自然界里也有类似的过程。他把发生在自然界里的类似过程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学说的主要论点如下：
1、生物具有生殖过剩的倾向。动物和植物具有巨大的生殖力。它们每一代所产生的幼体数目比亲体超出了许多倍。可是在自然条件下每一物种的个体数目在累代中大抵保持稳定，这表明每一代的个体大多数在早期遭到毁灭。
2、生存斗争。生物所产生的后代既然比所能存留的多得多，所以个体之间就必须为食物和空间进行竞争，包括生物跟无机界的斗争，种间斗争和种内斗争。竞争是生存斗争的主要内容。
3、变异和自然选择。生物普遍具有多种的微小变异，有些变异对生存有利，有些变异对生存有害，有些变异对生存无利也无害。在生存斗争的过程中，那些对生存有利的变异容易得到保存，并传留后代，那些对生存有害的变异容易得到毁灭，那些中性的变异得到保存或毁灭则是随机的。达尔文把有利变异的保存和有害变异的毁灭叫做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4、性状的遗传。每一代的存留者（即胜利者）会把自己的性状（包括有利的变异）传给后代。比较不适于生存的个体，大多数在幼体时期死亡，不能产生后代。
5、连续的变化。这是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由于自然选择，生物会在累代中发生变化，并可能愈来愈适应于环境。这就是适应的起源。可是因为每一代都产生过多的个体，而且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变异，生存斗争又每一代发生，周围的环境又不是一成不变，因此完全的适应永远达不到，而连续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6、新物种的形成。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于自然选择所引起的连续的变化，不仅同一地区的后代会逐渐跟亲物种愈来愈有所不同，终于形成另一物种；而且面对着不同条件的后代，也会在不同条件下累积不同方向的变异，终于形成若干不同的物种。达尔文把从亲物种产生出性状在若干方向发生分化终于形成新类型的过程叫做性状分歧。按照他的观点，同一物种的许多不同品种例如家鸽的许多品种、家鸡的许多品种表现性状分歧，同一属的不同物种、同一科的不同属、同一目的不同科等等都表现性状分歧，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由于生活条件愈来愈复杂，生物会逐渐改进体制，生物会一般地导致向上发展，由低级类型过渡到高级类型。
按照达尔文的意见，生命自然界是统一的。生物的多样性、统一性和适应性都可以从自然选择学说得到科学的说明。按照自然选择学说看来，生命自然界有共同的起源。起初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最原始的祖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性状分歧，就逐渐产生出多样性。由于不同的生物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因此生物之间有亲缘关系。由于生物进化主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因此适应是自然选择的必然产物。
这样，自然界里的最基本的生命现象就得到了统一的科学的解释，生物学上最基本的最困难的问题——物种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得到了完满的解答。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达尔文学说这样写着：“不管这个学说在一些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整个讲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
达尔文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物种起源”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自然科学上建立了历史观，这就在那里推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死敌——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粉碎了目的论，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靠的资料。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整个宇宙、整个自然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的活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知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所阐明的生命自然界，跟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一致的。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生命现象的基础不是超自然的因素，在生命现象里没有上帝；生命是统一的；生命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知的，他自己就在研究中发现了生物进化的客观规律。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整个宇宙，整个自然界是有历史的，不是以现成的状态一下子出现的，物质是可变的，物质存在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所阐明的生命自然界，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一致的。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生命自然界有很长的历史，并不是像基督教圣经所说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生物是可变的；生命自然界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地更新，生命存在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万物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在这种状态中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所阐明的生物进化，正是这种情况。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生物跟周围的环境条件（包括无机条件和有机条件）有千丝万缕的复杂的联系，并且相互制约，经常发生种种的矛盾（这就是生存斗争），由此引起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这就是自然选择）；由此引起物种的变化。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的过程是由细小的量变进到质变的过程，是事物由一种质态进到另一种质态的过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正是这样阐明生物进化的。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生物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会由一种质态（由旧物种）逐渐发展成另一些质态（新物种），并且由简单逐渐过渡到复杂，由低级逐渐过渡到高级。达尔文并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发现了质变的一种方式——渐进式质变。按照达尔文的意见，渐变（即渐进式质变）是生物进化的主要途径。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新生的事物、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通过自然选择所形成的新物种，由于更加适应于环境，必然在生存斗争中战胜旧的物种，并取旧物种的位置而代之。许多新物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所提出的诸原理，可以看作是生命自然界的辩证法，是辩证法在生命自然界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指出，达尔文的著作“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但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没有完全解决有关生物进化的所有问题，“物种起源”也有缺点和错误。第一，达尔文不是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只是由于事实的引导而走上生物进化论的科学道路。他对生物进化资料所进行的理论总结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这特别表现在他关于自然界不容许飞跃，只有平滑的进化这一论点上。第二，他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没有什么知识，也不能看到动物进化和人类进化的根本区别，又错误地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看做是有根据的社会规律。第三，他对于遗传和变异虽然进行了研究，但他的研究很不够，他既不了解遗传的基本规律，也不知道变异的机制。第四，他对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也没有进行过深刻的实验性研究，也没有具体分析过变异在自然选择下如何改变种群结构的过程。第五，他对物种的形成过程的分析也不够，具体的材料很少。现在看来，物种形成具有多样性。
当然，达尔文的这些缺点带着时代的特征。达尔文时代，科学水平究竟还有限，当时遗传学也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这些缺点丝毫不能遮盖“物种起源”的光辉。如何发展达尔文主义是现代生物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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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这也是规律
张沛
革命的列车永不停息地奔驰着。它一程又一程地朝着一个伟大目标——共产主义前进。它有时行进在险恶的丛山、曲折的峻岭，要通过很大的坡度，看起来，它走得缓慢些、艰难些，但它在前进。它有时在辽阔的平原上风驰电掣，把一切企图阻挡它前进的力量，远远地抛在后面。
对于一个矢志不渝的真正的革命者来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是稳稳地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都不会离开伟大的革命列车。可是，在斗争的道路上总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或长或短地和我们同了一段路，然后从列车上掉下去了。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从革命列车上掉下去的人。当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摔得很痛以后，神智反而清醒了，还想爬到列车上来，洗心革面重新和我们一同前进。果真这样，这是很好的事情，每个同志都应当热情地伸开双手，好好地拉他们一把。
为什么有人会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去？这是一种偶然的失足吗？是一种没有规律的反常现象吗？不。这也是规律。这是阶级斗争的社会现象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的反映。恩格斯早就指出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致奥·倍倍尔”）
从这次的反右倾的斗争中，以及从我们党的漫长的革命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客观必然性：每当革命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每当革命深入一步，党内少数动摇成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起来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甚至成为革命的敌人，如陈独秀、张国焘等就是这种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会恰恰在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和路线呢？这是因为革命越向深入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向更彻底的方向转化，社会上各阶级的思想变化及其冲突就会激烈起来。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部分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而长期没有自觉地经过改造的人，这时就越感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党的正确路线和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原形毕露，走上反抗社会主义的道路。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来自社会上的各阶层，而且是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与动机而来的。”许多人是为了到共产党中来找个人的出路。他们在入党以前，既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入党以后，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的烈火的冶炼，努力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和作风，逐步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因而在大风浪中他们不会迷失方向，坚决地站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面。他们中间有些人在个别问题上也可能一时看不清楚，但在对党的领导、路线这些根本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坚定的。然而也还有少数人，他们在组织上入党以后，思想上却长期没有入党。他们既没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没有下决心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因而长期地顽强地保持着他们原有的世界观，可以说，他们无例外地都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当革命发展一步比一步深入的时候，革命的实际和他们思想的实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抵触越来越大，因而在一定的气候下，他们就暴露出敌对阶级的面貌，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举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子。
1958年和1959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更深入更彻底的发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意味着通向资本主义的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私有制的老根就要被连根拔除了；共产主义的因素开始在亿万人民的心坎上萌芽了；革命的列车在飞跃前进，浩荡的群众运动的激流，冲刷着一切陈腐的旧事物。这一切不能不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造成一种剧烈震动。那些名义上是共产党员，而实际上顽强地保持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同路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时发现他们最后的阵地就要丧失了，于是他们疯狂地攻击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高速度、攻击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攻击食堂化、攻击一切伟大的新生事物。他们发起了一种绝望的进攻，企图为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再进行一次人工呼吸。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过党的最低纲领，这表明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因而他们通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他们也有一种朦朦胧胧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可是当党彻底履行最高纲领的时候，这就触犯了他们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资产阶级的纲领，于是他们动怒并且起来反对党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了。他们中间还有些人，对党的最低纲领也不是完全赞成的，还够不上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者，他们过民主革命这一关的时候，也是摇摇晃晃混过来的，现在要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他们当然就要负隅顽抗。无论哪一种色彩的同路人，他们攻击的目标，无例外的都是党的领导和党的总路线。他们企图用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路线，来代替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路线；想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战胜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本来就不是想革命革到底的人。他们有的革了一段路，有的革了两段路，有的至多革了三段路，就再也革不下去了。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基本完成了吗？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能够孕育资本主义因素的个体所有制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既然造成阶级斗争的基础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为什么阶级斗争仍然在我们党内得到反映呢？
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但是还并未彻底完成，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以某种形态（如定息）反射出它的微弱的身影。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础是改变了，可是反映旧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旧基础的消失而消失。反映旧基础的意识形态仍然像游魂一样飘荡在新基础的上空。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熄灭。1957年，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不能说资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已经从所有人的头脑中一扫而光了，相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彻底克服。在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发展的形势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反抗。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虽然基本上已被摧毁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不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轻易让出阵地。早已腐朽了的差不多两百年以前法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是仍被今日中国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颂扬吗？可见政治思想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长时期。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为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良好条件；而政治、思想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又为经济上进行更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基础的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交互进行着，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高一阵低一阵时断时续地反复出现，正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今年春夏之交，利用我们工作中一些已经迅速克服了和正在克服中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将其无限夸大，把进攻的矛头针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行动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是步伐一致的，就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反动分子，都在污蔑、咒骂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这个紧要关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和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进攻。
“疾风知劲草”，真正的形势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估计完全相反，由于他们拥有的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由于他们站在和党相敌对的立场上，所以他们常常对形势产生一种本能的错觉。本来是阳光普照的丽人天，他们却大声喧嚷风雨欲来了；当亿万人民干劲十足继续跃进的时候，他们却唉声叹气不停地敲起退堂鼓，似乎灾难临头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指责党的路线错了，在于证明他们的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是正确的。右倾的阴风，被党的浩然正气迅速击散了，对我们来说，1959年是一个和1958年同样光辉灿烂的年度。然而，这也表明：即便在革命形势十分良好的情况下，一些挂着共产主义者的牌子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来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正确领导，为资本主义复辟打通道路。这也是一种规律。
既然反右倾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那末展开这场斗争就是必不可免的，而一些人从革命的列车上摔下去也是不可避免的。以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火焰就从此熄灭了的看法，被实际证明是完全不正确的。反右倾斗争对于我们是一次极好的阶级教育，经过这次反右倾斗争，一定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更高地举起总路线的旗帜，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队伍将更加团结强大，能更好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高速度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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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研究太阳对造血的影响
近几年来，苏联学者对白血球数量变化的原因和健康人血象中白血球种类比例数变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证明了其变化是与由太阳指数W、∑W和ā表示的太阳活性波动同时发生的。根据一些血液学家进行的大规模观察，近几年、特别是1956年和1957年，白血球减少现象有显著的增加。他们不仅注意到它们频度的百分比增长，而且也看到白血球极低的数量。这可能与1956年太阳微粒子活性（延至1957年）加强有关。
造血器官具有对太阳辐射的选择敏感性。例如，功能性白血球增多症曲线与太阳指数W是同时的，而白血球减少症和淋巴球增多症曲线与指数∑M也是同时的。此外，在外周血液中产生的变化和血液细胞中发生的变化已引起了重视。在血液病的诊断方面，也发现了许多引人注意的现象。
质子显微镜试制成功
法国科学院制成了一种质子显微镜，不久以前在巴黎展出。
通常使用的光学显微镜是利用照射到被观察物体的光线，经过物镜和目镜造成放大的像。照射可见光线时，分辨率最高可达到0.4微米；若照射紫外线时，则分辨率最高可达到0.22微米。光学显微镜的放大率最高也不过是两千倍左右。
性能高得多的电子显微镜是利用高电压下从阴极射出的电子流来造像。电压愈高，电子速度愈大，则显微镜的性能就愈高。目前最好的电子显微镜是在10万伏特的高压下，分辨率达到8埃（1埃＝10-7毫米），总放大率达到二百万倍。
质子显微镜是在高电压下利用质子来造放大像。质子流的波长只有电子流的约1／43，因此质子显微镜具有更高的性能，分辨率能达到1埃左右。（金连缘）
测定一埃的测微计
日本东京大学大越教授新近发明了一种超空气测微计。
在对精密零件进行测验中，都需要测微计。测微计的放大率愈高，则它所能测定的长度就愈小。目前实用价值较高的空气测微计，其放大率可达到两万倍左右。
新发明的超空气测微计，是把两架空气测微计连接在一起，因而可以把要测定的长度经过两次的放大，能得到一百万倍的放大率，即能测定一埃的长度变化。这种测微计可以测定一秒钟内地壳的变动、应力所引起的形变、热膨胀和生物的生长等。（金连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