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早具人民公社雏型的安徽宣城双桥大社的成长和发展
中共安徽省委 中共芜湖地委 中共宣城县委 工作组调查
张立治 王传清执笔
安徽省宣城县有一个早具人民公社雏型的双桥大社。双桥大社是1956年春天由八个乡的八十八个农业社合并办成的，有五千零七十一户，并实行了政社合一。从那时起，已经具有人民公社的雏型，因为大家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称，都叫它为双桥大社。1958年9月，在公社化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双桥大社又和周围十四个农业社合并，发展到一万四千二百零七户，正式称为双桥人民公社。
有人说，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是“轰起来”的。双桥大社的成长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论调是极其荒谬的。
大社是群众自己要办的
双桥大社是个南高北低的平畈区，东靠麻姑山，西临水阳江，来自佟公坝的水，由东南流向西北。在解放前，这里的水利建设极差，低地没有圩，高地没有沟，不是淹，就是旱，这里的农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他们称这个地方是“虾子窝”、“望天穷”。解放以后，特别是办了合作社以后，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使得农业生产有了提高，社员生活有了改善。但是，由于社小力量小，既不能集中更大力量兴建大工程，又不能作整体规划，就只能零打碎敲，小修小补地搞。所以，旱涝灾害就未能得到根治。这里有一片二万五千亩的低洼地，从1949年到1955年，七年中间就有四年淹、两年旱。群众形容这里是“连下三天雨，遍地行大船”，“晒上十来天，干得地冒烟”。当时，这里的农业社曾经三番五次地研究，打算在这里圈圩、挖沟，根除旱涝灾害，但是，社与社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圈圩挖沟，需要毁地四百亩，用工三十七万个。受益大、毁地少的社，都乐意干；受益小、毁地多的社，就不愿意干。土地多的社，每个劳动力要出三百个工，整整一年才能干完，对完成出工任务没有信心；土地少的社，每个劳动力只要出四、五十个工就行了，但是他们又怕多做了工吃亏。1954年冬天，土山、联合、大马岗等十三个小社，经过多次商量，抽出六百多个劳动力，打算圈一个九千亩的小圩，因为这些矛盾没有解决，只干了五天，就散掉了。这一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当地群众。他们说：“要圈圩挖沟，就得小社并大社。”
1955年秋天，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传达到这里以后，广大群众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解放了思想。已经入社的要求把社扩大，尚未入社的争着要入社。当时，中共宣城县委针对这里群众的要求，提出以并社为中心，结合扩社，并强调指出，在规划社的规模时，必须从有利于生产出发，大力发动群众。这一方针，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起初，因为筹办大社的干部对究竟要办多大为好，心中无底，只打算办一个两千户的社，圈一个一万四千亩的圩。当这个规划宣布以后，被规划在内的农民欢天喜地，被规划在外的农民急得要命，有的就质问筹委会干部：“带他们，为什么不带我们？”“你们圈大圩，怎能眼看我们钻‘锅底’？”五合、永和等乡的农民，听说他们不在规划之内，就连夜派代表，到大社筹委会去办交涉，并表示：“如果不带我们入大社，你们就不要回家。”直溪乡东王村的吴老头，在解放前因受水灾，背井离乡十五年，听到要办大社、圈大圩，又搬回来了。要求参加大社的人，越来越多，大大超过了原订的计划。这时候，有少数干部产生了一种怕“大”的思想，他们认为“多一户参加，就多添一个麻烦”，“社大人多心不齐，管不了”，主张“关门”，不扩大了。但是，这种态度马上被群众顶回来了。五合乡杨村农业社的十一户贫农带着口粮住到筹委会办公室，要求参加大社。筹委会委员胡长礼拒绝他们说：“大社满额了，你们再办一年小社吧！赖着不走干什么？”这十一户贫农听了非常生气，指责他说：“我们赖的是社会主义，还有错吗？我看你倒有点像小脚女人！”
在这种情况下，筹委会为了做好办社规划，就提出“怎样把大社规划好”的问题，交大家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办大社应当从有利圈圩挖沟、根除旱涝灾害出发，应当将这里经常受涝的二万五千多亩土地全部圈进圩内，不应当“斩头去尾”。他们还算了两笔账：一笔账是圈小不如圈大，多圈一亩就多收一亩，以每亩多收三百斤粮食计算，圈一万四千亩只能增产四百二十万斤，圈二万五千亩就能增产七百五十万斤。同时，圈大圩，可以就老埂、老河道筑堤，只要毁地四百亩，还能圈进二千亩荒滩地；圈小圩，河要新开，埂要新修，工花得大，毁地也不少，二千亩荒滩也圈不进来。还有一笔是劳动力账。办二千户的社，能参加圈圩、挖沟的只有二、三千个劳动力，不够用；办五千户的社，能抽出五、六千个劳动力，就够用了。通过讨论，提高了大家的认识，集中了群众的意见。筹委会对如何规划办社，有了主张，认识到不能单纯根据户数多少作硬性规定，应当服从生产需要，只要群众自愿，能大就大，不要怕大。原来不主张再扩大的人，也认识到“怕大”是没有根据的，“只图领导方便，不顾生产需要”的看法是片面的。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筹委会对原来办社计划作了修改，让需要进入大社的农民入社。结果，圈圩计划从原来的一万四千亩扩大到二万五千亩，入社农民也从原来的二千户扩大到五千零七十一户。
五千户农民成了一家人，二万个社员连成一条心，小社办不到的事情，大社办到了。大社一成立，圈圩、挖沟工程就接着动工了。世世代代受尽自然灾害痛苦的农民，听到要圈圩，情绪格外高涨。头一天计划五千人挑土，实到的却有九千人。那时，正值四九寒天，滴水成冰，社员们并没有因此退缩。他们鼓起了冲天干劲，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用自己的双手，修起了一条长达二十华里的大圩堤，开出了一条长达十六华里的排洪沟，新开出三道灌溉干渠，建成了五十二个涵洞水闸。这样，就使二万五千亩洼地，在三天内连下二百五十毫米大雨，也不会受涝了；并且还引进了佟公坝的水，就是百日不雨，也不怕干旱了，二千亩荒滩也变成了良田。农民们的千年愿望实现了，从此再也不会“碰到干旱心发焦，见了大水搬家跑”。社员李有坤感动地说：“我家种了三辈洼地，好比坐了三代水牢。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好，办大社、修大圩，还不知几时能爬出这水牢呢？”
兴修水利刚刚结束，紧张的春耕生产来到了。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八个小乡并成一个双桥乡，成为一乡一社，但是乡和社仍是两套班子，两处办公。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乡里向下面要春耕生产进度情况，社里也向下面要同样数字。在生产队里，一样的表格要填双份，一样的情况要汇报两次。生产队的干部到上头要求贷款，乡转给社办，社又推给乡处理。队干部对此很有意见，说：“生产这样忙，你们不是重迭，就是推托，到底哪个作主？”有时，县里布置工作到乡，乡就过过手交给社办，乡干部闲得没事做。发现上述问题以后，为了有利工作，便于领导，当时就把两套班子并成了一套班子，实际上形成了政社合一。这样一来，下面要求解决的问题，都能够及时地得到解决，向下面布置工作或者了解情况，能够一竿子到底，原来需要两天才能办成的事情，当天就办完了，工作效率提高很多。不但如此，还节省了七个干部，下放到队里加强领导，办公费用也比过去减少一半。随着政社的合一，原来的铁、木、竹手工业社归并到大社农具厂，原来的供销社和信用社改称为大社的供销部和信用部，并在各个生产大队设立供销点和信用部。因此，手工业生产计划更加周密了，要什么就做什么。供销和信用工作因为人手多了，资金足了，服务点增加了，社员感到很方便。
一讲一比就分高低
“自打江山自家蹬”。既然群众自愿地办起了大社，当然也有力量把大社办好。双桥大社的社员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大风、大水、大旱，打击了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把大社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1956年夏天，这里遇到多年未有的十二级大台风和大暴雨，三千多亩黄熟的早稻刮倒了，一万多亩的中稻淹没了，五百亩棉桃掉地了，八百多间房屋刮坏了。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大社党委坚决领导社员抗灾，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抢割了早稻，排出了积水，在淹没的土地上又种上小红稻、荞麦和泥豆，弥补了受灾的损失。同时，大社又调出五万七千多块砖瓦和大批毛竹、稻草，修好了被刮坏的房屋。由于大社力量大，全年的粮食亩产达到四百六十五斤，比丰收年成的1955年还增产14％。1957年，这里又遇到了特大洪水，虽然大圩保住了一部分土地，因为洪水来势很猛，仍然有二万多亩土地被淹。由于大社统一组织了四千七百多个劳动力，只两天工夫就把积水排出了，并且还支援了佟公乡农业社堵住了决口。当年，双桥大社粮食亩产四百八十斤，比1956年增产十五斤。
双桥大社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同时，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也取得巨大的胜利。头两年，因为缺乏办大社的经验，工作上产生了一些暂时的、个别的小缺点，社内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就借此大发谬论，反对大社。富裕中农赵家有说：“大社，我看是乱糟糟，这样干下去，越搞越穷，一年不如一年。”在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下，少数立场不坚定的干部也跟着说：“社大了就办不好，赶快分掉吧！”这时，地、富、反、坏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妄想搞垮大社。
当这一小股逆流冲击大社的时候，极大多数贫农、下中农社员，都非常气愤，纷纷找大社党委进行揭发，要求跟这些人评评理。隆兴大队的贫农、下中农社员听说有人要分社，急忙找队长王金有，要他到大社去问：“是谁这样黑良心？”并说：“去年这样大风大水，要不是办大社，连稀粥也喝不上，现在看到我们有吃有用的，就要闹散社，我们拼掉命也不答应！”大社党委坚决支持了大多数群众的要求，于1957年冬天，在全社范围内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题目是“大社到底好不好？”在辩论中，大多数社员都说大社好得很。贫农崔宜昌说：“大社的好处，三天三夜讲不尽，十本书也说不完，这两年要不是办了大社，圈了大圩，能有这样好日子过吗？过去受了水灾吃不消，现在收的稻子吃不了，我们死活都要在大社。”在事实对比教育下，这些富裕中农被驳得哑口无言。原来思想模糊的社员，这时也清醒了。他们说：“不讲不比，心中无底，一讲一比，就分高低，到底还是大社好。”
经过这场辩论，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生产情绪普遍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1958年，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百日大旱，因为大社水利修得好，加上全体社员的奋勇苦战，终于战胜了干旱，取得了大丰收，粮食亩产达到八百斤，提前九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比附近的佟公、正兴两个乡十四个农业社高出二成到四成。
铁打江山坐得稳
大社办了许多大事，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主要是与佟公坝水系上游的佟公、正兴两个乡的十四个农业社，在水利上发生了矛盾。例如，在1958年抗旱初期，佟公坝的水位低，流量少，只要疏通老河口河道，就能够多引江水，增灌七千亩田，并且能使一万二千亩车水田变成自流灌溉。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七千个劳动力，县抗旱指挥部就组织双桥大社和正兴、佟公两个乡共同来搞。可是佟公和正兴乡的干部和社员认为：“我们用的是上口水，缺水也有限，与其挖河，不如在家生产。”双桥大社的干部说：“就是搞到一点水，都要从佟公、正兴的门口过，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种下水田的，是出力大受益小。”由于互相怀疑，疏河计划一直没有实现。又如，佟公坝的水从七道桥分别流向东、西两条支渠。东支渠灌溉正兴乡七个农业社的土地，西支渠灌溉双桥大社的土地；东支渠灌溉的土地少，大部分土地是粘土，渗漏量小，西支渠灌溉的土地多，大部分土地是沙壤土，耗水量大。在抗旱时，佟公坝坝委会根据以上情况，在东支渠的闸门上加一块闸板，调剂一部分水给西支渠，这样既可以维持双桥大社的最低需要，而正兴乡的庄稼也不会受到影响。可是正兴乡的社员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自己吃了亏，就闹着把闸板抽掉，并说：“修坝时同样负担，用水也要平均，水用不了也是我们的。”结果，正兴乡的七个农业社把用不了的水，有些蓄起来了，有些淌到大河里浪费掉了，而双桥大社的水却不够用。以后，旱情发展了，水越来越少，因为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双桥大社的五千多亩水稻，少灌了二遍水，佟公、正兴两个乡的农业社，水也不够用了，有三千多亩稻子干了一个月。以每亩减收一百斤计算，少收了八十多万斤粮食。那时，大家很后悔，都这样说：“能把整个佟公坝水系办一个大社，那有多好！”
因为双桥大社早具公社雏型，双桥大社和周围农业社的社员早就体会到大社比小社优越，并且要求把大社办得更大。所以，当党提出办公社的号召以后，这里立即形成了一个办公社的高潮。那时，锣鼓喧天，万众欢腾，人人写申请，个个表决心，要求参加公社。像顺水推舟一样，双桥大社和佟公、正兴两个乡的十四个农业社，合并办起了一个拥有一万四千二百零七户、五万七千多人、十一万六千四百多亩土地的双桥人民公社。
公社建立以后，范围更大了，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雄厚了，佟公坝水系统一了。因此，水利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旱涝灾害得到了根除，水利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使得各项生产事业更迅速更全面地发展起来。
办了公社以后，水利建设由分散治理发展到系统治理。在1958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双桥人民公社对贯通全社的佟公坝水系，进行了根治，新开和整修了四千六百多条，总长达一百四十华里的大、中、小灌溉渠，又把老河口河道加深加宽，使整个水系的灌溉渠道与全公社一千七百多处塘、坝、圩、沟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巨大的灌溉网，灌溉面积由原来四万二千亩扩大到八万五千亩，占全社水田面积的80％。其中，自流灌溉面积由原来二万三千亩扩大到五万八千亩，占全社水田面积的54.7％。同时，还新建了七座水库，使两万多亩山边高地也能够得到自流灌溉。
办了公社以后，佟公坝上下游用水的矛盾解决了，做到了合理用水。1959年7、8月间，正是农作物最需要水的时候，这里又出现了八十天未下透雨的大旱，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虽然这次旱象不比1958年轻多少，但是抗旱情况却大不相同。公社根据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对水的使用作了统一安排。正兴、建国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动加闸板、堵涵闸，把水让给下游的双桥、杨村大队。他们再也不提“平均用水”了，而是说：“用水要保证重点，保证高产。”最容易受旱的庆丰大队，离佟公坝有五十里路，还隔了一道水阳江，在大社时期，虽然造起了一个引水过江的水渡槽，但是一遇到天旱，上游农业社就拦的拦，卡的卡，望穿眼睛也等不到水下来，1958年，二千多亩稻子就因此受了旱。在1959年抗旱中，由于公社统一调度用水，上游的大队都开闸让水，这个大队的二千多亩稻子，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亩产都在八百斤以上。社员李立久感动地说：“过去为了车一点塘水，也要吵嘴打架，现在一锹放水五十里，坝水过江出奇迹，天好地好，也比不上公社好啊！”正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水利问题，不仅做到了大旱不干，而且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双季稻从1958年占水田面积的26％，扩大到65％，两季亩产也从1958年的八百五十五斤提高到一千二百八十五斤。社员们编了一首顺口溜说：“单干要水向天求，你争我夺吵不休；小社要水常发愁，各设关卡水不流；公社要水处处有，旱涝无忧保丰收。”
办了公社以后，水利资源更充分地利用起来了。公社投资二十万元，利用灌溉干渠水的落差，建立了五座水力发电站和十六个粮食加工厂。这在过去农业社时期是很难办到的，不但资金凑集不起来，就是建成了，也因为上下游用水的矛盾没有解决，水的落差无法控制，就不能保证发电加工。现在，一到晚上，稻场上一片明亮，社员们再也不用摸黑打稻了。集镇上灯光辉煌，喧喧嚷嚷，社员也习惯在晚上到集镇上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了。有二千五百多户社员家里已装上了电灯，妇女们在灯光下，做做针线活；孩子们在灯光下，温习功课……。社员们称它为“夜明珠”，歌颂说：“天上星星亮晶晶，地下电灯放光明，共产主义看得清，生产越干越有劲。”粮食加工厂，每天能加工米十二万五千多斤，除了保证全社社员的口粮供应，还能为国家加工粮食。由于扩大了自流灌溉，办了粮食加工厂，1959年就节省出四十五万个劳动日，并且还大大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过去是“半天空走路”（指车水），现在是“一锹放到底”；过去是“举石头打臼”，现在是“看机器吐米”。
由于统一了灌溉水系，也为发展水产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办公社以前，因为水利没有修好，放养的鱼，不是干死，就是冲跑；加上那时社的范围小，经济利益不一致，几个社共用的大塘、大沟，虽然终年不干，因为怕放养了给外社捕去，拦拦扎扎，养得很少。公社一成立，办起了一个养殖场，专门繁殖鱼苗，凡是可以利用的水面都利用起来了。全社共放养了一千三百零八万尾鱼，比1958年增加二点七倍，比办大社前的1955年增加八十六倍。社员们说：“办了公社，养鱼也不一样了，见水就放，反正干不死鱼秧，游不出公社。”
1959年，双桥公社的各项生产事业得到更迅速更全面的发展。全年总收入达到一千四百二十四万元，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加55.6％。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五十斤，比1958年增加43.8％。随着生产发展，社员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社员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三十五元，比1958年增加26％，比办大社前的1955年增加一点一倍。社员们正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他们欢欣鼓舞地说：“铁打江山坐得稳，人民公社万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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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围绕着计划的斗争
雷霆
科学研究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个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不要服从国家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服务的，它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不能放任自流。而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是为少数资本家谋利服务的，它仅能依靠少数人的力量进行，无法有统一的计划。可见，要计划还是不要计划，是社会主义科学研究和资本主义科学研究的根本区别之一。
在今天，科学研究要不要计划，同时也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制订研究计划，是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计划，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明确了研究工作的方向、目标、步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科学研究有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把科学研究当成猎取个人名利的工具，不接受党的领导，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不服从国家计划，因此，围绕着计划，经常会发生尖锐的斗争。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计划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科学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是根本不可能制订计划的”。事情果真如此吗？
说科学研究是对未知的探索，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但也是远不完全的。因为科学研究总有它的目的。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更好地认识与掌握自然界的规律，然后用之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有了目的，探索什么就决不是全然“未知”的了。而且，自然界也不是一团杂乱无章的不可知之物。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因此，对于自然界的奥秘的探索，也并不是无所遵循，只能瞎摸一气的。当然，问题的主要点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科学研究能不能按计划进行。我们对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为时不久，经验不多。实践证明计划不仅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十分必要的。1956年，中央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接着各地、各部门也都开始制订了本地区、本部门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这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掀起一个日益高涨的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特别是去年大跃进以来，科学规划更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使我们在科学研究上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跃进和丰收。事实也同样证明，只有制订全面的科学规划，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得到切实地、及时地解决，才能及时的加强薄弱环节和填补空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才能分别轻重缓急，集中使用力量，使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在现有条件下多快好省地进行。
群众的积极性当然是非常可贵的。如果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办不起来，并且一定办不好的。因此，党和毛主席曾再三告诉我们要珍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要千方百计地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然而，我们所指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笼笼统统的积极性，而是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有人硬要把资产阶级的个人钻营、孜孜牟利，也称做积极性的话，那和我们所说的毫无共同之处。在科学研究方面，什么是群众的积极性呢？那就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摆脱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的愿望和迅速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雄心壮志。这种积极性并不出于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更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所制订的科学研究的规划、计划，就正是群众的这种积极性的体现，同时也是最充分地发挥群众积极性的有力保证。因此，这又怎么能说：计划“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呢？当然，对于那些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来说，计划确实是对他们的一种“束缚”。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顾国家、整体的需要，只从个人名利出发去搞研究了，再也不能想搞什么就搞什么了。如果说，这也算是“束缚”的话，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他们还埋怨计划“抹杀了个人的兴趣与专长”。如果指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兴趣，用科学研究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兴趣，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专长以及有助于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专长，不正是好得很吗？又为什么要去“抹杀”它们呢？事实上，不论什么地方和什么单位，在制订科学研究计划的时候，不仅从来也没有“抹杀”过这样的兴趣和专长，相反却是一贯地加以重视和鼓励的。那末，他们究竟在埋怨些什么呢？的确，我们是反对那些资产阶级的追求个人名利的兴趣，反对那些以个人兴趣、个人专长作为不服从国家需要和不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借口的。如果硬要把它称作“抹杀”的话，这种“抹杀”，又有何妨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必须坚决反对的。然而，这决不是说：在进行科学研究全面规划的时候，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就完全不去考虑各个人的志趣和专长了。恰恰相反，在服从国家需要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下，个人的专长和志趣都会得到足够的重视和适当的安排，以利其充分发挥和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多添一分贡献的。
反对科学研究必须服从国家计划的种种荒谬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他们的用意究竟何在呢？如前所述，无非是企图以科学研究“特殊”为借口，以党不懂科学研究为“理由”，来反对党对科学研究的领导，反对科学研究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种错误言论，我们必须要彻底的批判，使科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更快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