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跃进人谈跃进戏
——农民们座谈话剧“降龙伏虎”
“降龙伏虎”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演出的优秀剧目，它生动地歌颂了大跃进中广大农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穷的智慧，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那种敢想敢干、翻天复地的英雄气概，以及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面貌；同时，这个戏对那些轻视群众力量、消极保守的右倾思想，也作了批判。“降龙伏虎”演出以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12月18日下午，青年艺术剧院邀请了北京郊区的农民看了这个戏，并举行了座谈。下面是座谈会上一部分发言的记录。 ——编者
宋瑞珍（中德人民公社）：
看了戏，不但是我自己，我们一起的人都这样说，这个戏里的事情就像出在我们的公社一样。戏里的事和人物的行动都反映了大跃进中我们农村的景象。我在看戏的时候，也像和他们在一起干着似的。我有这么几点体会：
首先是党领导的大跃进是正确的。我们只有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完成工作任务。这从戏里面邢书记的工作就可以看出来；他很从容、不忙乱，工作任务虽然紧急，但是他遇到了困难就去找群众商量，因此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其次是大跃进中群众的干劲是非常足的，人们不怕一切困难，向迷信和保守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我是搞妇女工作的。我们社的妇女也参加修水库，和男同志一样地劳动。戏里的妇女干劲也很大，那个工地主任李玉桃使我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男女平等正是应该表现在劳动上。农村中的妇女在公社化以后，才真正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我认为戏里的几个人物写的很深刻。戏里为了造桥运矿石下山，在工作中就引起了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斗争，表现在各方面：有夫妇之间的斗争，有父子之间的斗争，也有老交情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两个老人的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真是感动人。最后，有保守思想的老人也解放了思想，参加了修桥工作。
周俊（中德人民公社）：
这个戏的教育意义很大，剧情也很紧张，把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特别是赵大爹和秦二伯斗争的那一场戏，真使我的心跟着他们的斗争忽上忽下，直到秦二伯在邢书记的启发帮助下，说服了赵大爹去撑船，我才把心撩下来！
邢书记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他的工作态度很稳，不急躁。讲出来的话句句都很准，像对尹工程师的思想了解，那真和钻到他的心里去看了一样，能对症下药地帮助他。
从剧中的情节来讲是很符合农村的冲天干劲的情况的。像伏虎队长赵大康，和降龙队长金德隆，在工作上就算“叫上劲”了，干劲真大，很好地表现了青年农民的性格。我回去后，一定要更好地发动群众，要青年们一定得向剧中的人物学习。
这个剧演的非常好，最好能拍成电影，让农村广大的社员都能看到这样的好戏。
高义（丰台农场）：
这个话剧真是把农村大跃进中的思想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中有很多干劲冲天的人，但也还有少数人像戏里的赵大爹、尹工程师等那样有保守思想。戏里的赵大爹和秦二伯对我的教育很大。他们之间虽有五十多年的老交情，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也不惜掰了老交情，斗争到那样的地步。老年人不同于青年人，可是秦二伯斗争性很坚决。另外，这个戏里父子之间的斗争也很激烈；青年人就是敢想敢干，赵大爹说鲁班石底下是龙眼，赵大康为了群众的利益，还是把它抛掉了。
邢书记的领导工作确是有斗争有团结，他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使所有的人都发挥了作用，证明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和在农村贯彻的胜利。我这次回去，要好好地学习剧中人的精神，以冲天的干劲去工作。
吴玉琴（中德人民公社平房站）：
看了这个戏真是在工作上给指出了一个方向。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和党员，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常有顾虑，打不开情面，斗争性不强；像剧中两个老头的思想斗争对我的思想启发特别大，当老赵头说不去撑船时，把我急得真想一把把他抓过来，硬叫他去。可是邢书记的工作多细致呀，一直是耐心地帮助他转变过来。所以大家在看戏时都说：“这场戏真棒！”
我回去后，一定常想到今天的剧情，遇到困难要以剧中人当老师。
王玉（中德人民公社金盏站）：
“降龙伏虎”这出戏演的太好了，我看了以后的确是像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我们单位也有青年突击队，他们的干劲就像戏里面的青年们的干劲一样，真是敢想敢干，想尽一切办法来突破困难，完成任务。拿我自己来说，也是个领导干部，就有一些保守思想。从戏里面我看到，只要听党的话，有信心，相信群众，就会完成一切任务。看了戏以后真像洗澡加了一把肥皂，把我本身的保守思想给很好地洗了一洗，把脑筋确实洗清楚了。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地工作，向剧中的先进人物学习，更加鼓足干劲，搞好工作。
郝平（和平人民公社大阳宝站）：
戏的思想很深刻，教育意义很大。邢书记的工作特点是能够了解情况，掌握思想，把干部的思想工作做得很细致，像对尹工程师的教育和帮助，真是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抢榜的一场戏演的很好，青年人的冲天干劲都表现出来了，赵大康、金德隆为了修桥墩都是争先恐后地去抢榜，表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这对青年人特别能起很大的教育作用。
任贵祥（和平人民公社）：
这个戏表现了大跃进中人们敢想敢干的精神，使有中游思想的工程师也转变了。
我是一个最不爱看话剧的人，这次看了真是喜欢。这出戏的剧情很好，很有思想内容。话剧真是及时反映农村生活的最好的形式。希望你们今后能编出更多像“降龙伏虎”这样的好戏来，使更多的农民都能看到。
郭松才（中德人民公社）：
这出戏太好了，我真想当场写几张大字报来表扬和感谢剧院的同志。
我看了戏，心里痛快极了，觉得这对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会是很大的教育。
从这出戏也看出文艺工作者发挥了敢想敢干的精神，把戏演的这么好，这么生动！我们真得感谢你们。你们为了把戏演好，修改了几十次，这种认真的工作精神真值得学习。看这场戏好比听了一次生动的报告，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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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张雷的“老同和果树开花”
侯金镜
人物素描是报告文学的一个支流。现在有一些小说家、散文家注意到这方面，写了不少。这是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们锻炼观察生活的敏锐力，为宏篇巨制准备素材和经常练笔的好方法。
人物素描固然不一定担负创造典型的任务，它不能容纳深山大泽，只描写生活巨流中的一朵浪花；但是它自有长处：迅速、犀利、及时，可以和政论、杂文互相印证，相辅相成，从万花筒一样多变又复杂的生活中抓住与时代脉搏相通的一刹那——或则做为生活前进中每一个胜利的小插曲，写出人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或则做投枪，刺向那衰朽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想，做为扫帚，扫除那横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并且散发霉菌的垃圾。
曾经写出“变天记”、“山河志”两部长篇的作者张雷同志，今年他到河北省怀来县的一个公社参加党委会工作。经过一段生活以后，他本来打算马上着手写长篇的，但是农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阶级斗争一浪逐一浪、时起时伏地进行，这些现象催促着他，于是，在今年国庆节前，他写出了一批人物素描，发表在好几种刊物上。
这些篇里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老同和果树开花”（发表在“新观察”1959年第二十期上），它火辣辣地勾出一个老富裕中农的侧影，写他在公社欣欣向荣的时候，向往资本主义和仇恨社会主义感情的大爆发。关于他和别的农民的关系，他的日常生活劳动，作品里都没接触，作者只描写了老同感情沸腾起来的一刹那——对果树的两次痛骂中表现出来的仇恨、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
这描写有力地挖出了农村中一小部分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农民的根子。
老同的果树在单干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发育不好，锈旦似的开不了几朵花，也就结不了什么果。后来合作化、公社化了，特别是到了公社建立了的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几年来花费的集体劳动有了成果，果园里花开得像一座雪山，密密层层连树枝也看不见了，花预告了今年水果秋的时候将要得到大丰收。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但是面对着雪山一样的花海，不同阶层的人，所引起的是不同的阶级感情：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心花怒放，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茂盛的花变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气愤、讨厌、难受，老富裕中农老同就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集体化程度越高，生产组织的规模越大，老同这种人的心里就越疼，因为复辟的“希望”越来越小，以至化成零了。这次果树问题不过是导火线儿，老同看着“自己”的（已经入了社的）果树居然跟公社一起欣欣向荣，他忍耐不住了，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勾起他对资本主义的难分难舍的思想，一切对旧制度、旧传统、旧习惯迷恋的感情，一下子在他心里全部翻腾起来了。
一则是骂。“妈的，你（指果树——引用者注，下同）就不要脸，你跟我这么多年，一个果子也舍不得结。这公社化头一年，你就开了这么多花。你看着人家公社好？嗯，不要脸的贱玩艺！你可贱哩，公社好？嗯？……”真是切齿之声。可是不要以为他这一下真的就和果树、也就和旧制度的感情决裂了，死了心了。不，恰恰相反，他是不那么快就服输的，要使他那迷恋资本主义的感情消灭，也不那么容易，这种人的感情更不会那么单纯。
于是二则以恨。“妈悻悻的，你还给人家（公社）开得展展的，只怕人家看不上你罗。在家里（单干）的时候，你年年破枝拉挂的，今年你可开了这么多的花。你咋啦你，你看不上我，我心里还没你呢！”这里，他的感情比破口大骂又深了一层，他把深恨着的对象，并没有完全当做已经集体化了的对象，在诟骂的时候，他仍然牢牢地记着他曾经是果树的所有者。果树的实际的私有权已经失去了，但是私有权观念仍然附着在他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他觉着，自己似乎仍旧是私有的主人。这种态度，我们看来是可笑的，可鄙的，而像老同这样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们，却是货真价实的“严肃”又“真挚”的感情。所以他把果树当做自己不忠实的女人一样地恨，正说明他对于私有制的感情之深，他的老羞成怒，正说明他和果树的旧情难以割舍。
但是，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像磐石一样巩固，对老同来说，这是比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富裕中农们的力量要强大得不可比拟，所以老同也会意识到，旧制度、旧传统习惯在他的心里已经是风雨飘摇，无法维系得住，因而也就越来越感到悲剧的下场已经来临了。他的三则又哭又笑，正是这一感情的写照。“哈哈，我又来看你们（果树）来啦！咱（老同和他同一类型的富裕中农们）没志气嘛，怨人家谁？你们可开得好呵，开得展展的，呵！公社待你好呵！”老同在发了歇斯底里式的笑声以后，接着来的就是沉重的叹息和诅咒：“你可对不起我呀，他们（公社）把我的全份心血都熬干啦，你们（果树们）也来趁我的意。”“咱说吧，你开多好，我不艳羡，咱俩就算完了，你们没良心的坏东西”。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可又并不甘心情愿死心塌地跟着社会主义走，深植在内心里的资本主义老根子又拔除不掉，感情翻腾起来，就发作成一股又哭又笑的歇斯底里的样子了。
明眼人一看就懂，老同之所以骂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旧情难舍，情不自禁，把对于旧社会的依恋寄托在（那已经无法寄托）果树上；但更重要的是他那弦外之音，骂公社化以后生长得越发茂盛的果树，正是借此来发泄对公社和新社会的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种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但有抗拒社会主义的顽固性，而且也发生腐蚀作用。这种人常常和各种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共同筑成防空洞，对公社化、大跃进放冷气、放毒气，影响一些不坚定的中农和社会上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们。在我们的工作乘胜前进的时候，他们可能暂时表示服贴，而一有风吹草动，就靠不住了，老同的几次诟骂，正像从海天交界处飘来的一小块险恶的云朵，它预示着一场九级台风就要来了。
公社以及进步的社员们对这种人是讲团结的，对他们这种有点生产经验和经营能力的人都做了适当的安排，其中有些人甚至让他们做了专业队（譬如果园队）的干部。社员们也感觉得到，这种挨了富农边的老富裕中农对公社不是善意的。因为他们的“一条道路”（资本主义），给我们堵死了，“两大纲领”（从买地发家到放债、雇工、占衙门爬进旧社会的当权派）被我们打消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风暴将他们卷过来的。
张雷同志的这篇素描提出了老同这一类型的富裕农民的根子，把他在平时隐蔽着的感情给揭发出来，摆在光天化日下面展览给人们看，告诉人们对这种人要多存点戒心。这是很有益处的。他所用的语言简约含蓄，在对老同的嘲讽中充满着明朗欢快的调子，这和作者对公社的阔步前进充满信心，蔑视那些牛鬼蛇神的气魄是分不开的。
人的素描是文学中的一种短小的形式，可是，像张雷的这一篇，它起了显微镜的作用，照出潜藏在老同心里的霉菌，在某一种温度下面，像酵母一样发展、膨胀，而且在同类人中间有传染性。这样，这篇素描就在它所能达到的容量之内对读者发生了提高认识的作用。而且，还不止于此，因为它在照出霉菌的同时，在作品里唱出明朗欢快的调子，就是对霉菌们的一种打击（我觉得作者对老同的笑声写得过分了些，削弱了作品的严肃性，因而这打击虽然还不是十分有力），这又是这篇素描所产生的战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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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问题
闻师润
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文学艺术工作也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沿着党的文艺路线，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继续勇敢地前进。
对于许多文艺工作者说来，继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彻底克服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文艺工作者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哨兵，文艺战线是阶级斗争中很敏感的战线。我们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家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界限，还没有划清无产阶级世界观跟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他们中的那些深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的人，包括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次变革中表现出对伟大的群众运动的严重抵触。他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文艺上则反对党的正确文艺路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文艺工作的成绩，反对在文艺工作中贯彻总路线，并尽力散布反动的文艺观点。
修正主义者或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是把文艺事业看作党的事业，而是看作个人的事业；他们不是以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而是打着“写真实”的幌子，专门寻找所谓“阴暗面”，专门描写身边琐事；他们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用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来看生活，描写生活，企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强调所谓“创作自由”；他们用种种借口反对政治领导文艺；他们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是“片面地强调政治，忽视艺术性”；诬蔑1958年以来产生的大量优秀作品“充满了枯燥无味的政治说教”；对在大跃进中产生的反映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的群众创作，采取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片面强调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的规律神秘化，以此来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修正主义者或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想以文艺的特殊性来吓唬党、吓唬群众，他们总是说我们的作品的艺术性不够。其实，这里并不是什么艺术性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观点和艺术趣味的分歧问题。他们对我们的许多作品的诬蔑，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具有充沛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群众风格，这就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阶级偏见。
他们反对党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统一的原则。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不要政治，他们只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把我们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主义理想说成是“枯燥无味的政治说教”，其实这正是我们的文艺的灵魂，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大加发扬的东西，只因为跟他们的资产阶级口味不合，所以他们就特别反感，肆意攻击。
我们党强调政治第一，但从来也没有忽视艺术性的重要意义。缺少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性怎样强，也是没有感染力的。只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作品，才能更好地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
我们说文艺要服从政治，这是说文艺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必须一致，但是我们同时又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我们强调的就是这种政治的一致性和艺术的多样性的结合。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更迅速地繁荣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对于时代的主流，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的新人新事，不感兴趣，或者视而不见，说是没有东西可写；而当有人写出来了时，他们就指手划脚地说这样那样“不真实”。在他们看来，在总路线鼓舞下涌现出来的新人物，以及这些新人物的共产主义气概和豪迈的风格是虚伪的“矫情”。他们所感兴趣的是那些所谓“阴暗”的东西。他们在追求“真实”的幌子下，拿着放大镜到处寻找缺点和岔子；他们对一些琐屑的、庸俗的小事情感到津津有味，认为这些才是“真实”的东西，而加以刻意描写。他们就是这样把渺小的事物夸大，而把真正的大事缩小，结果就严重歪曲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文艺既然是教育群众的崇高事业，当然就要着重反映对亿万人民的生活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和事件。这在今天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在这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无数英雄人物，显然，这些才是最大的真实。
文艺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是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在文艺方面的表现。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和文艺评论中，所散布的一个最虚伪最能迷惑人的东西，便是所谓“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对于这类的谬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彻底驳斥过，他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他又说，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①现在的人性论者和过去的人性论者完全一样，他们总是说我们反映新人物、歌颂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人情味太少”或者“缺少人性”。
人道主义最初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即使在那时，也可以看出这个人道主义的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那些最早的人道主义者，也是看不起劳动群众，甚至对于劳动群众采取敌视态度的。资产阶级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更是对它们的人道主义的一个尖锐的讽刺。现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提出“人道主义”，其锋芒是对着谁的呢？对着的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首先他们是在人道主义的招牌下，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社会主义要进行阶级斗争，要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度，说成是“不人道”。其次他们宣传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宣传什么集体损害个人的自由、个性等等。可见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观点在文艺上的表现罢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作了最痛烈的抨击，同时，认为我们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全人类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的目的是把一切种族和民族的劳动人民从资本的铁掌中完全解放出来。”②当世界上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时候，不是去反对这种制度，而是去掩盖、保护它，这显然只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人道主义。
在文艺界进行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任务。要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正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便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党一向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和当前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入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跟资产阶级世界观划清界限，提高自己的觉悟。
我们整个文艺工作的当前任务，跟其他各个战线一样，就是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工作更大的跃进，提高文学艺术的战斗力，使之更好地鼓舞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热情、更好地为我们党的总路线服务。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871、872页。
②“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高尔基政论集”，时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473页。
（原载“红旗”第二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