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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跃进中的话剧
周巍峙
今年国庆节前后，首都各话剧院、部队系统和工会系统的话剧团，以及部分省市话剧院、团在北京进行了献礼演出，剧目有三十几个。它们从不同的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大跃进时代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表现了各个时期革命斗争的英雄史实，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许多剧目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比过去有了提高。特别是在表演、导演方面还学习和运用了一些戏曲传统的手法，使得许多剧目的演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多种多样的风格，因此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赞扬。这些新创作的剧目全是去年和今年大跃进的产物，多数是出自陌生的作者之手，在演员、导演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新生力量。
这次在北京演出的节目中还包括一些历史题材、“五四”题材的剧目和优秀的外国话剧，充分表现了话剧界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短短的两年中，话剧剧作能有这样大的丰收，话剧艺术能有这样快的提高，根据许多话剧工作者的亲身体会，完全是由于听党的话，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政治挂了帅，鼓足了干劲，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方针的结果，也是不断地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以及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因此，话剧工作在大跃进中所取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的重视和继续发扬的。
第一是坚持话剧为工农兵服务，为总路线服务的方向问题。
中国的话剧运动同中国革命斗争结合得很密切，它在以往的革命年代里曾起过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现在同样应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鼓舞劳动人民的雄心大志，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为社会主义
建设贡献出最大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在选择题材时应该把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放在首要地位。可是，过去却有人说“工人生活没有戏，有的只是生产”；又有人说“农村的戏没看头”；写“兵”呢？又有人说，战士生活单调，打仗时又不能老说话，也没有戏好写；写领导干部吧，既怕犯错误，又怕写得“公式化”。许多成功的经验证明，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写工农兵斗争生活对人民才有教育意义，而排斥其他题材。我们知道，写历史题材，写其他阶层的生活，也是可以起提高思想认识的作用，演出某些外国话剧，对观众也是有很大好处的。不过今天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伟大时代，表现这些英雄人物，用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在建设中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是我们每个话剧工作者的光荣的任务和应尽的职责。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丰富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工农兵群众是风格最高，性格最鲜明，最有风趣的人物。那些认为工农兵生活单调，没有“戏”的人，不是他太无知，就是他有意对工农兵诬蔑和歪曲。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在1958年和1959年话剧创作大跃进的铁的事实面前不能不彻底破产。
为了使话剧能更好地为总路线服务，各地区党委、部队和工会系统的领导机关对话剧工作者进行了具体的帮助。有些省市批评了话剧团过去不努力创作和上演本省市题材话剧的缺点，要求他们把反映本地区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创造有地方特色的话剧的任务提到首要位置。为了帮助剧作者和话剧团的同志能顺利地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许多党委和文化部门领导同志进行了细致的指导工作。广大群众也迫切要求话剧工作者尽多、尽快地拿好的话剧给他们看。这些号召和要求向话剧工作者提出了光荣的任务，是热情的鼓舞也是有力的鞭策。而工农群众在生产劳动中的冲天干劲也激发了话剧工作者的上进精神，群众力求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大闹文化革命的决心，也增强了话剧工作者的政治责任感。这一切就形成了全国话剧创作热潮的巨大动力，不但专业作家们创作情绪高涨，许多没有专业创作干部的剧院、剧团，也“逼上梁山”，大搞群众性的创作运动，敢想敢做，白手起家，不少优秀的剧本就都出自第一次参加剧本创作的人之手。
第二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
有些艺术工作者把去年配合政治任务鼓舞群众的话剧名之为“跃进戏”，加以讽刺。也有人认为去年大搞群众性的创作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因此当发动演员、导演进行创作的时候，大讲其风凉话，说“兔子能驾辕，要骡子干吗？”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来创作，还要专业作家干吗？说这些话的有个共同的思想，就是把艺术创作神秘化，以为创作只是少数剧作家的事，在创作上不能实行群众路线。这是错误的。
话剧是社会主义新艺术的一部分，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需要尽快地创作和上演很多好作品，话剧事业也需要尽快地发展，要在量和质两方面都满足群众的要求，要像戏曲一样和广大工农兵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话剧剧本是话剧事业发展的基础，话剧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创作。现在全国专业作家还不多，有修养的老作家更少，这些作家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作才能，这不但对满足演出的需要是十分必要的，对培养新生的创作力量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两年产生的好剧本中有不少是专业作家、老作家的创作，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应该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但问题是全国有一百多个话剧院、团、队。每年要上演多少个戏？多少动人的事迹需要在舞台上得到反映？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绝不是少数专业作家所能担负得了的，过去就因为没有更好地发动群众创作、注意业余作者的培养，常闹剧本荒，因而也影响整个话剧工作的发展。
从许多实例来看，话剧创作同样要走群众路线。河北省话剧团的“红旗谱”就是导演、演员们的集体创作。本溪市话剧团的“红心虎胆”也是演员参加写作才完成的。“降龙伏虎”不仅经过青年艺术剧院院内外的多次讨论，有些场面实际上就是由演员们设计的。这些剧本的创作都说明剧团的导演、演员以至舞台美术人员中的创作潜力还大得很，经过几个回合，经过普及和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相信有些专业创作人才也将在这当中成长起来。难道专业作家不是从非专业作家中产生出来的么？有什么神秘呢？
实行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参加搞集体创作是一种，专业作家和群众结合也是一种，采用工农群众的业余创作，和群众合作加工也是一种（“比翼齐飞”就是从一个工厂写的歌剧加以改编发展的）。在演出后经过观众提意见不断进行修改又是一种。（听说“红旗谱”已开了六十八次座谈会，观众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剧本已成为千万人参加的集体创作了。）方式是多样的，但有一条：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假使所有参加创作的人员并不了解群众的斗争生活，那就无法参加讨论，也不可能有更多的贡献。
第三是正确解决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个人和革命事业的关系。
在大跃进中绝大多数的话剧人员都是革命意志奋发，政治情绪高涨，大家上山下乡巡回演出，进行街头宣传鼓动，积极参加劳动锻炼，辅导群众话剧活动，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和工农兵群众有了更进一步的结合。由于丰富了上演节目，加强了艺术实践，也进行了一些技术学习，有的还已形成坚持基本技术训练的制度，所以在业务水平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大家都深切地感到只要政治作了统帅，就可以大胆提倡艺术技巧的学习，决不会有什么坏处。
可是在这种热火朝天大跃进，不断革命精神深入人心的高潮中，却有人认为自己政治已经够了，现在缺的就是技术。因而埋头提高技术，不再关心政治。由于看问题总是单纯地片面地从技术出发，眼中也就只有个别专家，不再重视党的领导，更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了。个人成名思想大大发展，失去了集体主义的荣誉感，有的演员就从个人出发，不愿意演现代题材的话剧，认为不像演外国戏容易出名。有的青年专业作者把剧本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愿党委过问剧本的修改工作，骄傲自大，拒绝别人的帮助。这就不可能有进步，相反，倒是有极大的危险性。
为了很好地表达思想内容，演好自己饰演的角色，表演技术的提高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不少演员口齿不清、音量不强，使观众听不见台词，听不懂意思；形体动作的基本训练也太差，表现能力不丰富等等缺点都是事实，今后应努力在这些方面不断加以提高。但技术是为思想服务的，政治不挂帅，技术的提高就失去了方向，就会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泥坑里，而伴随着的一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
1958年和1959年的话剧工作，由于不断扫除这类错误的思想障碍，才能得到不断跃进。
第四，坚决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努力发扬地区特色、部队特点，多方面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同时也注意历史题材的创作和上演，以及各国优秀剧目的介绍，这就保证了题材的多样化。内容决定形式，丰富的内容也促使了创作和演出形式、风格的多样化。话剧的演出手法已经摆脱了许多束缚，有了新的创造。少数民族话剧也有了很大提高，表现了特有的民族色彩。活报、街头剧等有发展，已经成为工农兵群众也能熟练掌握的有力的宣传工具。滑稽话剧在表现新的题材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成绩。因此两年来的话剧活动是生动活泼、朝气勃勃的，已经一反过去一个时期里那种创作不繁荣、演出风格一般化、缺乏新鲜感觉的沉闷气象。特别要提到的是许多话剧作者、导演、演员、舞台美术设计人员对戏曲遗产、民族绘画的学习，经过他们的选择和溶化，运用到现代题材的话剧中来，形成话剧演出的鲜明的民族风格。从我最近看到的“降龙伏虎”、“红旗谱”、“滚滚的白龙江”等话剧来看，这种向戏曲艺术的学习绝不是生硬的搬用，而是和主题思想、剧情发展、角色的性格密切结合着的，各人的表现手法也有不同。这一点充分说明大家都在努力研究中国人民表达思想、情感的特有的方式和风度，并探索着创造一种中国话剧特有的表演形式。话剧也有推陈出新的问题，话剧也在不断的发展和丰富当中，现在的话剧和过去的话剧比起来可以说是面目一新了。
第五，进一步开展群众业余话剧运动。
在大跃进当中，许多话剧团深入农村、工矿、连队，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成立了自己的话剧团，为自己民族演出，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今后还应加强话剧的普及工作，为了适应农村群众的要求，使他们逐步熟悉和喜爱这种形式，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成绩。
话剧普及的另一个方面是辅导群众业余话剧活动问题，这方面似乎以工会系统的话剧团做得最好，他们是一面紧张演出，一面热情辅导，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话剧艺术的更广泛、更深入的普及，将督促专业话剧团更快地提高，而群众业余话剧活动的蓬勃开展，将使专业话剧团得到向群众学习的机会，而且会在这当中壮大自己的队伍。两年来的话剧团活动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六，关于完成政治任务、提高艺术质量和完成经济任务相结合的问题。
从大跃进以来，多数剧团都演了一些政治性强、教育意义大的好话剧，而且演出的场数多，演出质量高，不但政治影响大，而且收入也大大增加。许多剧团都大大节省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有的完全自给，不再要国家补贴，有的还有不少赢余。政治任务、艺术质量、经济收入这当中是有一定矛盾的，但从积极方面来看，基本上是统一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只要我们政治挂帅，鼓足干劲，努力提高思想、艺术质量，在工作上能精心计划，全面安排，坚持勤俭办事业的方针，这三方面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958年、1959年的话剧工作的大跃进，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上面所说的问题仅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因为了解情况不多，这些意见也不一定正确，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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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坚决反掉右倾思想，保卫党的文艺方针
张骏祥
解放后，党把电影艺术作为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之一，电影事业一日千里飞速发展。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党的教育与关怀下，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又经过影片“武训传”的批判，文艺整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学习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在政治思想上和创作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不少电影工作者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点在某些电影工作者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当1957年右派分子敲起所谓
“电影的锣鼓”，向党猖狂进攻，否定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企图把电影事业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的时候，有些创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动摇，以至在某些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反右派斗争像一面镜子一样，不少创作人员从中照见了自己思想上的这些错误的东西，引起了绝大多数人的警惕，迫切要求尽快从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58年，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兴无灭资，大破大立。针对着创作人员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提出了创作必须政治挂帅，创作人员必须深入生活，创作过程中必须走群众路线。同时采取了具体有效的措施，组织创作人员下厂下乡，很快地创作并摄制了一批反映1958年工农业大跃进的纪录性艺术片。以两个故事片厂为例，仅仅在1958年下半年六个月的时间内，就摄制了三十三部纪录性艺术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大跃进，反映了当前的政治斗争，表现了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在实际斗争中体现出来的共产主义风格，因此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由于电影工作人员下了厂下了乡，接触了工人农民，过去演工人不像工人、演农民不像农民的情况开始扭转了，有点像了。但是，更重大的收获还在于：创作人员为工人农民的冲天干劲和昂扬的斗志所感染，为他们的日新月异的劳动成果所激动，因而激发了反映工农、歌颂工农的热情；开始不满意自己过去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并要求与之决裂，要求找寻新的表现方法与树立新的风格；同时，也开始真正体会到只有深入生活，与广大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呼吸，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政治觉悟，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对1958年的成绩有足够的估计，更必须看到1958年的做法在创作人员的思想上所起的作用与影响。这个作用与影响是深远的，只要坚持下去，电影工作者的面貌，就会日新月异地进步，电影事业就会更加繁荣发展。
但是，是不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已经在我们的电影工作人员中彻底肃清了呢？是不是从此就风平浪静、不再需要和右倾思想作斗争了呢？决不是的！那样的看法不但是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危险的。事实说明，电影工作者中的右倾思想和右倾文艺观点并未彻底消灭，而且在1959年又有了不同程度的抬头。不是又有人在强调艺术规律，喊什么“艺术大权归导演”，有意无意地否定党对艺术的领导，否定政治挂帅吗？不是又有人在片面地孤立地强调质量，企图走少慢差费的回头路吗？不是有人怀疑电影创作、电影生产能否走群众路线吗？不是又有人有意无意地低估1958年的成绩，诬蔑说是抓了政治丢了艺术吗？
我们必须对这些右倾思想右倾文艺观点作不妥协的斗争，必须总结接受1958年的好经验，信心十足地克服一些工作过程中的缺点，大踏步前进；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多快好省。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右倾思想右倾文艺观点妥协，放弃斗争，就必然是抛弃我们十年所取得的进步，退回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老路、死路、绝路。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决心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作彻底决裂，坚决走党所指引的正确的健康的宽广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电影园地中真正百花齐放，达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团结与壮大自己的队伍。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点，1958年的电影思想生产双丰收也证明这一点。今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影片展览月上海各厂的影片的成就更证明这一点。就以八部故事片来说，不但反映了当前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而题材又十分广阔，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工业，有农业，有儿童生活，有少数民族题材，有历史传记片，有音乐片，有舞蹈片……特别可喜的是，有好几部影片是以党的优秀儿女为主角，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党员的形象：“老兵新传”中的战长河、“春满人间”里的医院党委书记方群等。应该承认，这些影片尽管在思想高度上和艺术处理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一般说来，是突破了过去的水平的。很难设想，没有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能在短短的时期内同时摄成这样多思想、艺术、技术水平都比较好的影片。更难设想，没有十年来党的细致的耐心的政治思想教育，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就，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承认，我们在各方面都还是很不够的。由于政治水平不高，我们还不善于抓事物的本质和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在创作中常常不是犯公式主义、概念化的毛病就是犯自然主义的毛病。由于缺乏工农群众的生活的感性知识，不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此作品常常不是枯燥乏味就是错误地搬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而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结果，更常常使我们对于当前的重大变化熟视无睹，对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与成果感受不深，因而不能热情洋溢地、得心应手地反映这些本来应该是电影最主要的题材。例如像旭日东升一般的人民公社运动到今天还没有在银幕上得到反映，也还没有一个剧本很好地介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丰富经验。最后，我们的业务能力也还很不到家，更是参差不齐，从一般文艺修养美学理论到电影的特殊规律都钻研不足，对民族的传统形式也缺乏研究。我们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作品的风格都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自满，可以懈怠松劲。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这些缺点，奋勇前进。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因为我们有亲爱的党在指引我们。只要我们听党的话，坚决遵循党的文艺方向，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努力学习，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右倾思想作不妥协的斗争，鼓足干劲继续跃进，我们就一定能在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摘自11月24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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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教师帮助下
北大学生修订“中国文学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在去年大跃进中间，编写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今年3、4月间，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师大、北大等有关单位联合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对这部文学史系统地提出了意见。1955级学生又用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了修改工作。
在修改过程中，他们阅读了三千二百七十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专集，八百四十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专题论文，就三十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三百四十多次的讨论。现在这部文学史在篇幅上从七十五万字增加到了一百二十四万字，材料也更加丰富了，论述也更加深刻了。据“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9年第四期冯馆芸、费振刚等的“‘中国文学史’修改中的几点认识”和“前线”第二十二期杨晦等的“谈‘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中谈到，这部文学史在一些重要的论点上已作了修改，譬如以人民的进步文学与反人民的反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斗争的规律，代替了原书中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斗争的规律的提法。修订本也放弃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或正宗的说法，而把民间文学安排在人民的进步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地位上，等等，这就使得论断的说服力加强了。这部文学史的修订，还吸取了一年来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向科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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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交流话剧和戏曲工作经验
国庆节前后在京戏剧团体的献礼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了交流经验，使戏剧艺术在去年以来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进一步提高剧本创作和演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于11月中旬连续召开了话剧、戏曲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外地来京演出和北京市部分话剧、戏曲院、团的编导、演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在座谈会上，各单位生动地介绍了他们大跃进中，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发挥了敢想敢干的精神，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和演出的经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降龙伏虎”的导演吴雪说明了这个剧本和演出能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提高，是和上级党委以及剧院党委的具体领导分不开的。剧院曾经多次邀请专家和观众举行座谈；并发动演员和所有参加演出的工作人员一同设计、讨论，才达到现有的水平。河北省话剧团演员鲁速介绍了该团集体改编了“红旗谱”后，首先将戏送到剧中描写的河北大平原为农民演出，虚心地听取群众的宝贵意见，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地人民过去的艰苦斗争生活，因此，这个戏的演出，才能较真实地反映出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的气势，并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色彩。
座谈会上，普遍地反映了剧团上山、下乡、下连队为工农兵演出中，不但鼓舞了群众的生产和战斗热情，也在群众的冲天干劲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本溪市话剧团的“红心虎胆”是该团在当地某合金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中创作的。这个厂的工人群众从无到有，不断改变工厂面貌的雄心和克服困难的干劲，激起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在党的具体指导和工人群众的帮助下，破除了创作神秘化的迷信，终于把这个戏搬上了舞台。
话剧座谈会上，普遍地感到，近年来话剧艺术在向民族戏曲传统的学习中，有了一定的收获。如反映大跃进的“降龙伏虎”，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的“红旗谱”、“东进序曲”，描写古代历史题材的“蔡文姬”和表现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滚滚的白龙江”等剧，都有着比较鲜明的民族特色，使观众感到亲切。今后，还需要在这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实践。
戏曲座谈会上，每个发言者都从本剧种或本剧团的发展和队伍壮大，来证实党的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正确和伟大。山东省柳子戏、两夹弦、柳腔联合演出团以生动的事实说明，柳子戏虽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解放前已濒于绝境，解放后，在党的扶植下重又获得新生，受到观众的欢迎。会上，大家一致表示，今后要坚持政治挂帅，努力提高质量；要继续深入挖掘传统剧目，更好地继承老艺人的优秀表演艺术，加紧培养青年演员，使戏曲艺术更加繁荣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