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并举方针的胜利
——苇河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商品生产基地的成就
中共黑龙江省委财贸部 中共牡丹江地委 中共尚志县委 工作组调查报告
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人民公社，位于完达山脉虎越岭主峰之间，在群山环抱中，住着四千二百户人家，一万六千三百口
人。从1958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以来，时间刚刚一年，就展示了一幅农业和多种经营比翼双飞的图画。
从收一秋到收十秋
苇河公社地处山区，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土质肥沃，草原丰盛，不仅有条件发展粮谷作物、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渔业，而且盛产驰名国内外的人参、鹿茸、麝香等珍贵药材和各种山产、土特产。人们把这个地方比作“金钱河，万宝山”。1957年苇河的农业生产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多种经营还发展的不快，平均两户才养一头猪，一户才养两只鸡，山产收入也很少。因此，有的农民说：“住在宝中宝，副业没搞好。”有些农业社也想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但怕影响粮食生产，怕“弄的鸡飞蛋打两头空”。1958年全国响起了大跃进的号角，苇河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火热的干劲，他们一心要把苇河变成繁荣幸福的山乡。经过关于农业和多种经营能不能全面跃进大辩论以后，群众给这次辩论作出结论说：“一条腿走路跳，两条腿走路跃。”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共苇河乡党委根据群众的愿望，制定了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的全面跃进规划，提出了“农业抓的紧，副业抓的狠，工业全民办，实现三百万（年产值）”的战斗口号。整个山区沸腾起来了。社员们不怕山高水深，不畏天寒地冻，到处勘察资源，开展多种经营生产，结果多种经营的规划指标一再被突破，由原来每个农民平均收入三十元增加到四十元，又增加到六十元，最后增加到七十元。但当时却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矛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大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了。比如：北兴、合顺、景州三个高级社，山区资源极为丰富，但由于劳动力调配不开，拣了农业，扔了副业。化一、三合两个高级社，各有百里方圆大草原，但无力大量发展畜牧业。志诚社有大片椴树林，可饲养五百箱蜜蜂，但只养了一百多箱，再无力发展了。还有些高级社有大片柞林和水面，适于放蚕、养鱼，却因为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没有把这些富饶的资源合理利用起来。正如群众所说：“抓山误了田，抓田误了山，山田一齐干，人少力量单。”怎么办？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给苇河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胜利社党支部书记刘向云和化一社主任魏长富，在1958年4月间就向乡党委提出了分片、分区实行大协作的建议。乡党委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将全乡十八个高级社划为五个协作区，每区由一名乡党委委员直接掌握，对区内各高级社的生产、劳动力也作了统一安排。这样一来，争资源争劳动力的矛盾初步缓和了，但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于是，群众又进一步酝酿合并大社。正在这时候，党提出了办人民公社的号召，经过各个农业社全体社员的热烈讨论，1958年9月2日苇河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
摆脱了小集体束缚的人民公社，就如骏马在广阔的山野上纵情飞奔。这里很久就流传着“一年十秋”的说法（注），但在小农经济时期，十秋倒有九秋扔。高级合作社时期，虽然比从前力量大得多了，但也没有作到“十秋十收”。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正是秋收的前夜，长得空前好的玉米、大豆、水稻、谷子就要开镰；山上的各种土特产也正是一年一度的生产旺季，错过时机就会废弃于地。公社党委根据人民公社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领导力量强的特点，把全社劳动力做了统一安排，组成了五路生产大队，全线突击，既保证做好秋收和采集山产，又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二十天内全面完成了秋收任务，比往年提前十五天。在二十五天内夺取了价值二十五万元的土特产，实现了“十秋十收”。接着又在严寒的季节里，以二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两万五千亩深翻地的任务；过去送交征购粮要拖到第二年的春耕前，而这一年却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三千四百九十吨的征购任务；同时还组织了“钢铁生产大军”。结果到1958年末全面超额完成了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跃进计划。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提高30.07％，每亩平均产量由1957年的二百七十斤提高到三百六十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三百八十一斤；农业以外的多种经营的收入比1957年提高92％，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元，生产品种由1957年的一百七十一种扩大到二百三十二种；白手起家办起来的农具修配、制米、发电、制酒、制糖、砖瓦等工业产值，比1957年提高了一点八倍。群众歌唱道：“从前一年收‘一秋’，金银财宝满山丢，公社一年收‘十秋’，满山遍野大丰收！”
1958年全面跃进规划的实现，更加鼓舞了苇河人民的革命干劲，他们要求在1959年实现“五业”全面大发展。1959年初，苇河公社党委根据国家计划和合理利用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原则，制定了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实现“五业”大发展的规划。在全社十七个管理区中有十一个管理区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实行以发展粮食为主、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有六个管理区山、水、草资源非常丰富，实行农副业并重的方针。同时，根据各区、队的不同条件，确定不同品种的经营重点。例如有的区、队着重发展山产副业；有的区、队着重发展畜牧业；有的区、队着重发展渔业；有的区、队着重发展养蚕业。此外，还贯彻了“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方针，建立了野生植物培育基地，种植了平贝十五亩、人参一千棵、草梅三百亩和元蘑、木耳等，并且作到了采集和培育相结合，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相结合。人们长久追求的“地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理想，在人民公社里开始实现了。
这里的农业生产是一年一收，无霜期短，一方面因为地多人少，历来很难作到在农忙时期坚持大搞多种经营；但另一方面又因为一年一收，有比较长的农闲时期，这又是发展多种经营的有利时机。公社化后，组织规模大了，能够充分利用农忙、农闲的季节条件全面发展生产，作到因时制宜。根据人民公社的这个特点，苇河公社党委本着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了长年规划，季节调整，农忙集中抓农业；农闲集中抓副业；农、副都忙的时候，就采取按比例合理安排的办法，同时以常年安排和季节调配相结合，专业队伍生产和群众季节性突击相结合，固定分工和临时调配相结合等办法，保证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1959年1月到9月，共组织了五次群众性副业生产突击运动。农闲的9月份，正是山产旺季，公社党委提出“苦干巧干三十天，各种山产都下山”的号召，组织了四千多人参加的采集大军，在十五天内共采集了价值达十万多元的山产。
公社化后，生产门路多了，就能够吸收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因人因事制宜安排劳动力，能上山的上山，能下水的下水，适于搞农业的搞农业，适于搞副业的搞副业，这样就发挥了各种人的作用，把许多的“闲人”变成了生产能手。全社现有一千零七十个人参加多种经营生产，其中有60％的人是过去不能参加农业生产的老年人、残废人和妇女。比如兴安屯一共有二百六十一口人，除了十五岁以下的小孩以外，成年人是一百五十五人，在高级合作社的时候，仅有六十八人参加劳动，如今办起养殖场以后，参加劳动的人就增加到一百四十九名，占成年人的96％。
苇河人民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59年经过八个月的紧张战斗，夺得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大丰收。粮食亩产达到了四百斤，提前八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五百九十六斤。1959年这个期间的多种经营收入比1958年同一时期增加了34％。其中生猪增加40％，家禽增加四倍多，羊增加一点三倍，兔增加五倍，蜂增加三倍，果树增加50％，奶牛增加53％。1959年还扩建和新建了农具修配、制米、发电、肥料、食品、服装、砖瓦、石墨等中小型工厂和作坊共五十七个，1月到8月的生产总值比1958年同期增长了35.7％。这是苇河人民公社成立一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在1957年以前，这里主要是自给性的生产，商品性生产是不多的。1957年这里每个农民生产的商品价值平均不过三十八元。当地生产的副食品商品量很少，甚至当地市场消费的肉、鱼、蔬菜还要靠外地供应。1957年由外地调进猪四百头、蔬菜三百万斤。1958年猪、禽、菜等生产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因为社员生活提高了，本身需要的副食品消费量增加了，因此商品率仍然不高。怎样迅速提高商品率，给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呢？对这个问题，在1959年年初展开了两种思想斗争。一种思想主张主要依靠社员家庭发展猪、禽等商品生产；另一种思想主张实行公私并举的方针，以集体生产为主，以社员家庭生产为辅，建立由公社直接经营的专业商品生产基地。公社党委支持了后一种主张，认为组织社员家庭养猪和家禽的办法是必要的，应当积极提倡，但光依靠这个办法，不能保证商品量的稳定增长，不能保证公社集体经济力量的壮大，因此应当在积极发展群众性生产的同时，建立专业性的商品生产基地，这是保证商品量不断增长的一个最积极可靠的办法。
这里有一些自然资源丰富、适合发展多种经营、但土质瘠薄的村落，过去为了解决吃粮问题，不得不以主要力量从事自给性的粮食生产，无力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商品性的多种经营生产。公社化以后，由于能够统一筹划生产和资金力量大，便能够拿出一些钱投资发展长远性的生产事业，实行专业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因此公社在1959年春天，对几个土地瘠薄、社员收入低而自然资源异常丰富的生产队，投了十几万元资金，建立了畜牧、渔、蜂、蚕、蔬菜、水果等八个专业商品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公社的商品生产基地网。这八个基地都以一、两个品种为主，实行综合经营，粮、油和饲料自给。
公社有了商品生产基地以后，过去不能办的生产办起来了，发展慢的变快了，特别是扩大了商品数量。四周环山的兴北屯，有一百多种山产品，满山遍野都是野生饲料，而且向阳山坡多，空气清新，历年没闹过畜禽瘟疫，周围还有大片可供采蜜的椴树林，是发展畜牧业和山产、养蜂的好地方。公社将这个屯变成了一个专业养植基地，以养猪、养蜂、养鸡、种植果树为主，大力发展猪、禽和山产。1958年这个屯只有猪三十三口。鸡三百三十只，现在已经是猪满圈，鸡满山，蜜蜂满天飞、果树满山坡了。1959年这个屯的农、副业产值比1958年增加了两倍半，商品量增加了三倍半。另一个向阳畜牧基地，有三百多公顷草原，长着茂密的羊草，还靠近蚂蚁河，以饲养猪、牛、羊为主，结合养禽、养蜂，粮食自给自足。1959年农副业收入可达三万七千元，比1958年增加两倍。这个公社养蜂基地出产的椴树蜜，质纯、色白、味芬芳，驰名国内外市场。过去高级合作社因蜜源范围小，采蜜受到区域的限制，公社建立专业养蜂基地以后，在全社范围内移地放养，哪个地方蜜源多，就到哪里去放养，现在养蜂已由1959年初的八百一十四箱发展到三千箱。新民管理区三人班屯，周围有八百公顷柞树林，公社在这里建立了养蚕场，以养蚕为主结合养猪、养兔。1959年放养的柞蚕曾连续遭受五次自然灾害，但由于公社力量大，抗灾力量强，终于在这北纬四十五度的地方成功地放养了柞蚕，收茧一百五十万粒。在位于苇沙河、蚂蚁河中间的新利屯建立了养鱼场，从无到有养起一百万尾鱼，还养有奶牛和菜牛一百二十头。此外，还建立了专业的园艺场和林场。过去蔬菜不能自给，现在作到了四季长青，群众说：“多业真比一业强，山沟变成万宝囊，猪鸡蜂兔成了帮，又出商品又打粮！”
这个公社的经验证明：建立由公社直接经营的商品生产基地，是发展商品生产，增加商品量的最好形式。这个公社的商品生产基地虽都是新建，但仅仅前八个月已经为国家提供的商品价值就达到了八十三万元。比1958年同期增加50％，比1957年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部商品量还多60％。
穷山沟变成富山沟
发展多种经济，扩大商品生产，给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公社工业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苇河公社的公共积累1958年达到三十五万六千元，比1957年增加二点三倍，1959年预计达到七十万一千元，比1958年增加97％。1958年和1959年购买了拖拉机四台（标准台）、拖车四台、大型脱谷机一台、柴油机一台、水车九台和饲料粉碎机、铡草机、磨面机等共四百六十九台，建立了六个中型工厂和五个小型发电站。这里的人们已经用上了当地工厂生产的各种农具和日用品；使用机械动力收割、脱谷、制米，用拖拉机耕田；全社有一半的管理区点上了电灯，在这素称荒凉寂寞的山沟里，劳动一天的农民在电灯下学习文化，谈古论今。可以想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公社工业化，已经不是多么遥远的事了。
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使穷山沟变成了富裕乡。1958年社员分配，比1957年提高69％，加上家庭副业收入，每户平均收入四百一十一元，每人平均一百一十元。1959年社员分配，比1958年提高31％，加上家庭副业收入，每户平均收入可达五百二十四元，每人平均一百五十七元。
社员收入增加了，购买力也大大上升了，生活丰富多彩了，1958年公社供销部的销售额比1957年提高38％。1959年1月到8月份又比1958年同期提高了58.5％。社员们的储蓄存款，1957年是两万零四百八十二元，到1959年8月末就增加到八万二千四百八十三元，增加三倍多。
社员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社设有一个文化宫和八个俱乐部，各个管理区都有业余剧团，每逢佳节、假日，社员们可以欣赏到自己剧团的演出。在十七个图书室中设有各种报刊、杂志和通俗的书籍，供社员阅读。还有一个影院和一个广播站，有二百一十个广播喇叭，每天劳动之余，社员都三五成群，围着喇叭收听新闻和动人乐曲。
长期折磨人的地方病（大骨节、大粗脖、克山病），已经被控制住了。解放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建立了一处卫生院，四处卫生所，医务人员增加到二十七名，各个生产队或自然屯也都设有不脱产的保健员，形成一个全社性的医疗保健网，这就从根本上制止了地方病的发生。许多曾经打算搬家的户，现在也不搬了，已经搬走的又纷纷回来了。
大跃进一年来，人民公社成立后一年来，苇河的变化是巨大的，但这只是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开始，一幅更加美丽的图景正展示在社员们的面前。苇河公社党委计划1960年粮食亩产比1959年提高30％，多种经营产值提高40％，拿出更多的商品支援国家，把苇河变成更加美好的山乡。陈冰岩 刘景华阎景春 訾宪章王成志 陶 源执笔
注：“十秋”：粮食秋、平贝秋、山参秋、鹿茸秋、葡萄秋、树子秋、条子秋、元蘑秋、蛤蟆秋、野生皮张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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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植物分类学的跃进硕果
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
林镕
秦仁昌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地跨寒温热三带，自然条件复杂，所以植物种类特别繁多，估计高等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将近三万种。对所有植物的种类、生境、分布和用途等加以调查研究，并且作出系统的科学总结，编写一部全国性的植物志，这不仅可以为我国农林医牧等事业提供必不可缺的科学资料，而且可以对植物学许多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又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虽然我们的祖先在“本草学”方面早已有辉煌的成就，但是植物分类学作为近代科学来说，在我国解放以前是很不发达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植物学界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植物分类学工作和其它科学工作一样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如此，很多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对于编辑全国性植物志仍存在着重重顾虑。他们见到许多科学先进国家到现在还无整套的植物志，又见到许多国家的植物志工作从开始编辑到完成往往要几十年，就认为在中国现在还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开始这个卷帙浩繁的工作。
1958年的全国大跃进给予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巨大的鼓舞，他们提出要在八至十年内编写一部八十卷二千八百万字以上的、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中国植物志。现在，第二卷蕨类植物已经出版，关于种子植物的五卷也即将陆续出版或付印。
已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植物志中蕨类植物的第一册，约有四十四万字，并附图版二十九幅。中国的蕨类植物有二千种以上，代表一百六十三个属和四十一个科，将分五卷付印；已出版的一卷包括四百一十四种，代表四十九个属和十七个科。除介绍了中国蕨类植物的系统和分类大纲外，还叙述了各目、科、属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用途，此外还附有一百三十七个新种拉丁文记载。
自从近代分类学创立人卡·林奈的“植物种志”出版以后，外国人研究中国蕨类植物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各国学者发表了中国的或与中国有关的蕨类植物论文数百篇。由于许多有关的原始资料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些论文的内容如何，正确性如何，是我们所不容易知道的。中国植物志蕨类植物部分的主编人秦仁昌同志从事蕨类植物的研究三十多年，他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比前人更富有独到的见解，受到国际上植物学家的注意。可以看到，本书的作者们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也澄清了过去中国蕨类植物上一直存在的混乱情况，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蕨类植物的分类系统，在过去百年中，各国学者先后建立的分类系统是多式多样的。但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蕨类学家仅凭植物的外部形态作为分类的依据，而没有从外部形态结合到植物体的内部构造特点来分析科、属、种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分类体系是十分人为的。秦仁昌同志根据他多年的工作成果，同时吸取其他学者的长处，曾经提出过他自己的蕨类植物分类系统。这一次他把他自己的系统运用到本书的蕨类植物分类大纲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中国植物区系的种类组成及其地理历史起源是很复杂的。从蕨类植物来说，华北和东北、华中和华东、西南和华南等地区的种类组成有着极大的差异。本书的作者们在综合研究了极其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明确了各种蕨类植物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地理分布和垂直分布的限界以及在中国境内的生长环境，对今后植物地理学和地植物学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
蕨类植物在人类经济生活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书指出不少蕨类植物有药用、食用、工用和观赏用的价值。如云南的“食用观音座莲”产有大量的淀粉，是当地少数民族食粮的来源之一；又如石松科中，许多国产种类的孢子是冶金工业上的优良脱模剂，等等。我国劳动人民在野生植物的利用上有丰富经验，本书收载的可能仅是蕨类植物利用情况的一鳞半爪。但是，本书在蕨类植物不同种类的亲缘关系方面，已做了一定程度的系统研究。这方面得到的成果，对今后进一步开展我国植物资源学的研究工作，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写作形式表现了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例如，本书中的目、科、属、种各级检索表是作为帮助鉴定植物种类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力求在写法上做到通俗化。特别是本书中提出了从形态和生境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分科检索表，可使用书人在鉴定某一种植物时不用或少用显微镜的帮助，也能较易确定这一种植物所隶属的科，以及较易鉴定科以下的属和种。又例如，在许多蕨类植物中，种的鉴定往往是根据植物的微观特征的。为了便于一般科学工作者的掌握，本书的分种检索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根据仅用轻便的扩大镜或仅凭肉眼就可观察到的形态特征来写成的。相信本书在生产、教学和科学研究上都可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国植物志第二卷的编写工作从开始到完成只经过半年的时间，并且也是全部工作的初次尝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
作者们在本书的开头说，由于中国植物志蕨类植物各部分的材料准备的成熟程度不同，所以本卷先从瓶尔小草目开始，而将一些更原始的蕨类植物留待以后发表。这样的次序是不合适的。不过，作者们自己说，他们将在第二次印刷时加以调整。
本书中有个别的新种拉丁文名字误用了已知的老种拉丁文名字，应尽可能即时改定新名。又有个别的种已有通用的中文种名，如肾蕨（Nephrolepis cordifoliaPresl）俗名蜈蚣草，这些通用名无论适当与否，都应作为别名列出，以便读者查对。
本书的一些分属检索表内附入组名而不另列组的引证文献和记载，作者们采用的这种简化的格式也是适宜的。但是，检索表中组名后最好注出人名，以使读者便于获得进一步的参考资料。
根据秦仁昌同志的系统，一些个别的科有较小的范围，或从前人的科分出。在真蕨目后或在该目分科检索表后，如能对这些问题作简单的说明，那就可使读者不仅对本书的分类系统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在参考前人的著作时也便于查对。
本书在许多蕨类植物的经济价值方面，提供了不少有意义的资料。但是，其中一些种在本书中只有过于简单的说明，也有个别的种有显著的功用而在本书中没有注出（如紫萁科的一些种类）。
本书中有个别可能在中国发现的种，是不应该收入中国植物志范围以内的。如日本紫萁（Osmunda lanceaThunb．）在本书中已经说明是日本特有种，就无须因中国可能发现而列入，而只要在紫萁（Osmunda japonica Thunb．）的记载后作简单说明就够了。此外，有个别越南北部的种是否应列入本书，也值得考虑。
本书所附图版过少。新种的拉丁文记载最好预先在其他学术刊物发表，以免增加植物志的篇幅。诸如此类，大致都是因付印期间过于急迫而引起的，想在再版时都可予以改正。
上面各项意见不一定都是恰当的，仅提出以供本书的作者们参考。总之，从本书的整体来说，无论在科学内容方面或在表现形式方面，它都是一本成功的著作。编写中国植物志这项艰巨的工作，在今天所以能够在短期中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我国植物学工作者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破除了迷信，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方针的结果。同时，这个成就也为我国植物学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