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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侨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亲人
归国侨胞用具体事实驳斥疯狂迫害华侨的借口
新华社17日讯 过去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归国华侨纷纷发表谈话，举出许多事实说明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劳动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久已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并且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他们指出印度尼西亚别有用心的有势力分子制造的所谓印度尼西亚华侨是“第五纵队”、华侨经济是“殖民主义经济残余”的谰言，完全是为疯狂迫害华侨制造借口，极其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友谊。
许多归侨谈到了他们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并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荷兰殖民主义者、支持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情形。曾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多年的焦作矿山机械厂青年一号炉炉长陈开坤、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工人许建祥和从印度尼西亚邦加岛归来的锡矿工人陈梅兴，都参加过反对荷兰殖民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陈梅兴说：我的一个哥哥就是因为拒绝替日本帝国主义修飞机场而被打死的。1945年锡矿上的华侨工人举行过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游行集会并开展捐献活动，1950年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华侨工人和印度尼西亚工人一起向荷兰殖民主义者举行了三天罢工。陈梅兴、许建祥都亲身参加过这些活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陈开坤现在还珍藏着一枚纪念章，那是纪念1942年9月20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印度尼西亚而牺牲的十多位华侨的纪念章。广大华侨把这些跟印度尼西亚人民并肩作战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当作楷模。现在印度尼西亚的有影响的势力却把华侨说成是“第五纵队”，这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呢？
曾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几十年，现在是福建省福清县人民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归侨杨清柏说，他从1929年十七岁起到1951年三十九岁时止，在印度尼西亚先后做过乡村小商贩和小集镇手工业者，为沟通和活跃印度尼西亚城乡人民经济生活，献出了自己青春和壮年时期的全部精力。他回顾做小商贩时的情景说：当时不管暴风、骤雨、酷暑，也不管是星期天或节日假期，每天从清晨到黑夜，他都骑着载货自行车，到集市购买油盐酱醋、小杂货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穷乡僻壤的当地人民的需要；还把乡间各种小土产，运到城里去出卖。如此安分守己，辛勤劳动，个人只能取得薄利，维持生活。华侨小商小贩就是这样地成为当地经济生活中密切不可分离的部分，华侨同当地人民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民称呼华侨为“亲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印度尼西亚时，许多华侨还同当地人民并肩反抗日本和荷兰帝国主义者，结成了血肉的友谊。说华侨经济是所谓“殖民主义经济残余”，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印度尼西亚归侨张美英说：我的父亲十四岁就离开家乡到印度尼西亚去做工，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那一天起，他就和其他许多华侨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开发峇厘岛南部原来一片荒凉的龙目岛。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他做过木工、泥工、裁缝、厨师，还开过小店，他为这个小岛的开发与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全部青春。现在那里的经济已经逐渐繁荣，人口也多起来了。而我们家的店铺近来却受到排挤，已经名存实亡，一家十二口连生活都发生了困难。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有影响的势力所掀起的排华活动，完全是一种以友为敌的行为。
在上海出席全国侨联会议的江西省代表，印度尼西亚归侨林信泉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坤甸坡呼如镇。据我父母说，原来那里是一片荒地，只住着几户渔民和三户华侨。由于交通不便，渔民的鱼干运不出去，所需要的工业品也运不进来，生活异常痛苦。经过当地渔民和华侨共同披荆斩棘，渔业逐渐发展，种起了一片椰林，人口逐渐增多，有了二十多家商店。由于华侨小商贩的运输，当地渔民的鲜鱼不但能运出去，而且能及时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但是，在我回国前几年，由于荷兰垄断资本掌握了全部椰干收购权，椰干价格一落千丈，造成农村破产。呼如镇的椰园因无人管理而一片荒凉。印度尼西亚的渔民、农民和华侨都陆续被迫迁移，离开这个共同开发的小集镇，流落四方。我的父亲是葬在那里的，母亲每次扫墓时，总会想起荷兰人垄断椰干收购权前后，这块地方的不同遭遇。”林信泉愤慨地说：当地的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都知道使印度尼西亚农村破产、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的是荷兰殖民者，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某些人竟颠倒黑白，诬蔑华侨经济是“殖民主义经济残余”呢？
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们还谈到了他们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亲密友谊。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谢瑞妹回忆自己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国时的情景说：“当时很多邻居、朋友都川流不息地来送我，不少人还哭了。他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经常去信。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这些亲爱的印度尼西亚乡亲父老”。归国华侨们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这次反华排华逆流中给予华侨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且热切希望自己的亲人和那些受到迫害而颠沛流离、无以为生或不愿继续留居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回到祖国，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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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兰巴托华侨报纸发表评论
要求制止印度尼西亚排华活动
新华社乌兰巴托17日电 此间华侨报纸“工人之路报”今天发表评论，要求立即制止在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活动，并且根据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写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来公平合理地解决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问题。
评论对目前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华逆流表示遗憾和不安，并对华侨的悲惨处境表示深切的关怀。评论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这种对中国不友好的行为，有损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也不符合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
评论说，印度尼西亚的某些人士把华侨小商贩说成是“殖民主义残余”是非常奇怪的。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每年从印度尼西亚获取暴利，不认为是殖民主义，反而向华侨小商贩开刀，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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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结成的亲密友谊
学仁
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别有用心的有势力分子为了达到排华的目的，正在不遗余力地对华侨进行诽谤和诬蔑，他们竟把华侨描写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敌人，称华侨为“第五纵队”等等。历史是最重要的见证，当着光荣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斗争的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究竟是谁站在殖民者和侵略者一边，进行了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勾当；又是谁站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这一边，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道向着殖民主义者进行共同战斗的呢？历史事实确定不移地证明，华侨从来都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亲密的战友。
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样，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受尽了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华侨和当地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经历了共同的患难。华侨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这段血泪史本身就是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人民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中国沿海一带的贫苦人民甚至被荷兰殖民者掳掠和诱骗到印度尼西亚去充当苦工，并且被侮辱为“猪仔”。无数华工惨死在殖民者的奴役底下。在大批华侨定居下来以后，荷兰殖民主义者不仅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和盘剥，并且也对华侨实行苛征暴敛，采取各种限制和排斥华侨经济活动的措施。例如1667年1月28日荷兰殖民主义者下令强迫万丹华侨按他们所规定的低廉价格把收购的三分之二的胡椒卖给荷属东印度公司。1740年又下令禁止当地人民把房屋出卖给华侨居住。1766年还特别制订了管制华侨和华侨船只的法令。1854年规定了“有资格在荷印政府中任职的只限于荷兰国民”。1870年荷兰殖民当局颁布的土地法限制华侨购买土地。总之，荷兰殖民者尽可能地把华侨的经济活动局限在充当“苦力”和小商小贩的范围内，以便于对华侨进行压榨和剥削。在政治上，1848年的荷印法律就明文规定了华侨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处于同等低下的地位，而日本人和欧洲人则高居一等而享有各种特权。一直到1914年才取消的“警察审判权”则是荷兰殖民者专门用来对付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诸如“惩罚条例”等野蛮法令同样是奴役华侨工人和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工具。
1740年发生的荷兰殖民者在雅加达对华侨的大屠杀，最有力地说明了印度尼西亚华侨在荷兰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早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荷兰殖民者就已经开始把贫穷的华侨强迫遣送到南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去。在爪哇，华侨必须取得东印度公司的特准，才能居住。这种特准的发给，就成了当时那些贪得无厌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职员勒索贿赂的来源。到了1740年，爪哇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荷兰殖民者由于害怕华侨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的加强，开始了对于“形迹可疑”的华侨实行了大批的拘捕，并把他们强制地遣送到锡兰的种植园去充当苦工。而当雅加达华侨难以再忍受这种虐待并酝酿反抗时，当时的荷兰总督便组织了骇人听闻的残杀华侨的暴行。殖民者唆使流氓作帮凶，在荷兰军队的参加下，对华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总督甚至下令把关在牢狱中的所有华侨一律处死。在这次大屠杀中，华侨惨死者盈万，华侨的鲜血染红了雅加达的溪流，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有名的“红溪事件”。
由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华侨始终不渝地支持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就在“红溪事件”以后，华侨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的队伍联合起来进攻了荷兰人在扎巴拉、淡目等的据点。起义者攻入南望和其它一些城市杀死了那里的荷兰殖民者，并且围攻三宝垅。1741年7月10日华侨和爪哇人的联合武装力量进攻了荷兰驻守在马打揽王国旧都卡尔达苏拉的军队，荷兰司令凡·威尔逊和他的军官们全部被歼灭，荷兰军队被解除了武装。这次华侨和爪哇人民的联合武装起义持续了好几年，有力地打击了荷兰殖民主义者，并大大地鼓舞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信心。
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爪哇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其它地方也是屡见不鲜的。1851年当荷兰人侵入西婆罗洲时，当地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居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荷兰殖民者的入侵。当西婆罗洲蒙脱拉度城被荷兰殖民军攻破时，荷兰殖民军大肆屠杀华侨，可见荷兰殖民者对于华侨联合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反抗其殖民压迫，是恨之入骨的。但相反，印度尼西亚人民却长期地缅怀着华侨的这种英勇反抗殖民者的精神，而永志不忘。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者不战而降，从此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又投入了反抗日本法西斯残暴统治的艰苦斗争。当时在爪哇就有华侨的秘密抗日组织民族解放同盟，在苏门答腊华侨组织了抗日会和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成百成千的华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苏门答腊的华侨周斌、甄树熙、霍警亚、陈吉海和爪哇的沈望金等等许多烈士都是在反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把他们最后一滴鲜血，洒在他们亲爱的第二故乡——印度尼西亚的美丽的土地上！
无论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和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无数华侨都和印度尼西亚的爱国志士被共同囚禁在阴暗潮湿的监狱和集中营里，他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是共生死、同命运的朋友。1943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先达集中营里日本法西斯匪徒囚禁了五百名印度尼西亚的爱国志士和华侨，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集中营里共同度过了惨酷的年月，并且眼见他们的难友们从他们的行列中被拉上就义的刑场。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建成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欢欣鼓舞，热烈地庆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荷兰殖民者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向年青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了武装进攻，企图把帝国主义的奴役统治重新强加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身上。当时华侨在荷兰统治区内办的雅加达生活报和棉兰的民主日报不顾荷兰殖民当局的迫害，自始至终地站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边，声援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194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的泗水保卫战中，许多华侨组织了“华侨战时服务团”，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军服务；不少华侨青年还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泗水保卫战。以后在保卫万隆的战斗中，在保卫日惹的战斗中，都有华侨的直接参加。同时，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保卫独立的战争中，许多华侨还曾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荷兰海军的封锁为印度尼西亚政府运输物资和军械；广大华侨还通过捐款、供应粮食，在物质上给予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军队以援助。不少华侨因此获得了印度尼西亚军队赠送的奖状，他们很多人被称为光荣的“1945年八·一七宣告独立人士”。而在最近几年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独立，反对由美、英、荷兰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历次武装叛乱的斗争中，华侨和中国人民继续在道义上给予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以深切的同情，并在物质上给予了无私的援助。
当然，并不需要否认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剥削和奴役，也曾收买了极少数的华侨，唆使他们做了一些对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利的事情，如培植买办，给予包租权，间接地榨取印度尼西亚人民。在1958年发生的军事叛乱中，帝国主义也收买、指使一些冒充华侨的蒋介石集团的分子进行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事情。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广大华侨是表示赞助的。但是应该指出，这只是极其少数，绝对不应把这些害群之马与广大华侨混同起来。正如印度尼西亚人中也曾有过少数害群之马，他们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曾经同荷兰殖民者相勾结，在日本侵占时充当日本的鹰犬；而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帝国主义收买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叛乱。这是同样的道理。广大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篇页，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长期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凝结起来的亲密友谊是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都不能够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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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编辑同志：
我国陈外长12月9日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中，曾提到我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以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曾经签订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条约。我们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希望你们能够介绍一下。
读者 陈 华 李一多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殖民主义者所造成的。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一千五百多年以前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关系，但在长久的岁月中并不发生双重国籍问题。这个问题是在1602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印度尼西亚后才发生的。荷兰殖民者为了解决开拓殖民地的劳动力不足，曾在中国沿海各省拐骗了大批华工到印度尼西亚去，并强迫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定居。后来荷兰殖民者为了巩固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曾把在当地生长的华侨算作荷兰属民。1910年，荷兰政府更颁布了一个所谓“有关荷兰属民地位的法令”，正式规定凡荷兰殖民地的原居民和出生于当地的非原居民都是荷兰的属民。于是荷兰统治时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侨生，都被规定为荷兰属民。但依照中国从前的国籍法，这部分华侨又具有中国籍，于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华侨就变成具有中国和荷兰双重国籍。
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据1949年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圆桌会议协定，对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国籍问题曾片面作出规定：凡以前为荷兰属民的中国侨生，于1951年底未申请脱籍者，均被算作印度尼西亚籍民。当时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对此曾公开表示：华侨国籍问题须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才能获得合理解决。这样事实上否认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侨国籍问题的片面处理。因此印度尼西亚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仍然存在。
华侨具有双重国籍是不合理的。在印度尼西亚处于荷兰殖民统治的时期就不用说了，荷兰殖民者一直利用他们强加在华侨身上的荷兰国籍来加强对华侨的奴役和剥削，强迫他们负担一个外国侨民所不应负担的各种义务。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双重国籍也同样使华侨遭受许多困难。事实上，中国血统的印度尼西亚籍民，是受到歧视的。他们一方面要像当地人民一样负担公民义务，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和当地人民同样的权利。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的“原居民政策”，不许具有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经营某些进出口贸易，不许占有土地。同时华侨的具有双重国籍，甚至经常被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利用来挑拨华侨与当地居民以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有时候，一些具有当地国籍的中国侨生，为了争取他们本身的合法权利，参加了当地的某些政治活动，就会被说成是华侨“参与政治”或者“干涉内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一贯努力争取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两国政府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在友好合作和互相谅解的精神下，经过充分协商，于1955年4月22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凡是具有双重国籍而年满十八岁或未满十八岁但已结婚的人，应在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中选择一种国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民。对于未成年或超过条约生效两年期限而未选择国籍以及退出国籍等问题，也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这个条约，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经过自愿的选择，就可以摆脱他们长期以来具有双重国籍的困难处境。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华侨，对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是有利的。
1955年6月3日，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北京互换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的照会。早在1957年12月30日，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已经决定批准这个条约，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印度尼西亚国会虽已批准了这个条约，但据印度尼西亚新闻社11月25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内阁第一部长朱安达11月24日却在日惹对当地记者片面宣称：“互换印度尼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关双重国籍协定的批准书的事情已经无定期地延期。”由于两国关于这个条约的批准书的互换一直被拖延，条约迄今未能生效和付诸实施。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2月9日写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信中，代表我国政府建议，“两国政府立即交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批准书，同时根据两国总理在1955年6月3日的换文，派出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讨论和规定有关实施这个条约的办法。”中国人民对陈毅外长提出的这个建议表示坚决拥护和完全支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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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工”也能出“细活”
北京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实践中贯彻总路线
本报讯 北京各艺术单位在深入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过程中，出现了意气风发、继续跃进的崭新气象。演员、导演、舞台美术工作者等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到日常工作和艺术实践的具体行动中去。
北京市的艺术工作者，正分批分期深入厂矿、建筑工地和人民公社。已经深入基层的，他们一般上午跟班劳动，下午、晚间演出、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每天还抽时间坚持练功。中国评剧院在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参加劳动的演员，把戏送到地头上、敬老院里，以及邻近的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面前，仅一个多星期，观众就超过了三万人次。虽然劳动、演出、辅导比较紧张，但是演员们心情舒畅，在百忙中还集体写出了一个反映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喜剧“光芒万丈”。中国儿童剧院一个小组深入海淀区一些人民公社后，为孩子们举办了音乐歌舞晚会。中国木偶艺术剧团不仅在郊区工地上慰问建筑工人，还帮助人民公社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用蛋壳、土豆等制作简易木偶。中央乐团、北京京剧团、实验话剧院、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等剧团的人员，也分别下到各厂矿、工地、人民公社。许多演员和演奏家真正做到了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留在家里的导演、演员们也都努力创作、排演，力争以“优质”、“高产”的新作品迎接1960年元旦。少数人曾经唱过的“只有慢工才能出细活“、“多快，就不能好省”的低调，已经为艺术创作中多快好省的无数事例所彻底驳倒了。中国京剧院已经提前完成1959年创作演出计划，现在又以分秒必争的跃进姿态，在半个多月中接连排出“灞陵桥”、“佘赛花”等六出新戏，并且着手编排“柯山红日”等九部大、中、小型剧目。完全由青年演员担任的新剧目“六郎探母”公演时，连连客满。观众们用“大有可为”这四个字，来赞美他们这出唱做俱重的群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红旗谱”、“粮食”、“民族歌舞”、“游园惊梦”等六部影片在同时拍摄。第二创作集体，是全厂贯彻总路线、制片工作多快好省的标兵。11月份的十七天当中，各摄影组学习第二创作集体的经验，高速拍好四百九十八个镜头，相当于一部影片的长度，质量也较好。其中彩色片“民族歌舞”摄制组人员，用“过期”的废胶片，拍出了光、色俱佳的画面，为国家节省了大批经费。这个制片厂原来比较后进的创作集体都已赶了上来，正在党委领导下采取专家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影片摄制的速度和质量。
许多艺术单位已经制定了目前和长期的剧目创作规划。有些担任重点创作任务的剧作家，已经动身到工矿、人民公社去深入生活。青年艺术剧院反映大跃进的著名话剧“降龙伏虎”，最近被移植到评剧艺苑中，不久将同更多的观众见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创作组人人动手，在短期内就写出了几出时事短剧。从京剧、川剧等地方剧种中，移植过来的新舞剧“窦娥冤”、“白蛇传”，正由中央实验歌剧院紧张排练中。
老艺术家、青年演员们也都制订了红专跃进规划，人人勤学苦练，力争政治、艺术双跃进。现在，到各艺术单位去，都可以看到人们在学习室里热烈争辩、虚心探讨，排演场里弦歌不绝、刀飞剑舞，呈现了一片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气象。许多单位、演员、导演们贴出了大字报，表决心、学经验，互相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六十五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这几天正在摄影棚中赶拍他四十多年来的拿手戏“游园惊梦”，精益求精地塑造着“十六岁”少女杜丽娘的形象。著名演员杜近芳在不妨碍唱工和做工的条件下，正在苦练“大刀下场”等复杂的武工。她在大字报上提出保证：要以文武双全的新姿态跨进1960年。不久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青年演员汇报演出会上，又放出一批茁丽的“新花”。几年来只能扮演宫女、跑龙套的青年演员陈丽华、杨学敏、焦炳媛、马仲华，分别在“拾玉镯”、“女起解”、“打焦赞”等剧中，成功地饰演了主角。他们跃进的速度和苦学、敢干的风格，受到同行们一致赞扬。最近北京艺坛上由青年演员演出的各派佳剧，都显示出他们在继承艺术流派方面的新成就。中国京剧院青年演员毕英琦到青岛京剧团“留学”两个月以后，就使绝响多年的“让徐州”、“卧龙吊孝”等言（菊朋）派名剧重现在首都舞台上，得到许多言派老观众的好评。
互助协作的风尚，已经在北京各艺术单位形成。大家都争着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送给别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排演“阴谋与爱情”时，中途换了几个主要角色，被调换下来的演员，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体验和已经掌握的表现方法，和盘托出，帮助新演员又快又好地理解、刻划剧中人物。 （洪和临 朱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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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在印度尼西亚
我国侨民旅居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年月中，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亲密相处。他们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开发了印度尼西亚富饶的田园和矿山，在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无数的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一起流了鲜血。华侨辛勤的劳动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附图片）
?华侨小商小贩辛勤经营，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小贩，依靠自己劳动，从几十公里外的市区购买来的旧麻袋。
?1959年春天，印度尼西亚万隆中华总会发动当地华侨，参加挖掘万隆东郊常年泛滥成灾的榴连河河道。这是华侨在河中劳动。
?华侨参加挖掘万隆东郊榴连河河道。这是华侨在挖土。
?华侨在开发印度尼西亚的矿藏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印度尼西亚的锡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而它的最大锡矿——邦加、勿里洞锡矿所雇用的工人，直到现在大部分还是华工。这是在锡矿山上的华侨工人。
?开发勿里洞锡矿初期，华侨矿工使用中国式水车抽引矿水情形。
?这是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附近的一条名叫“红溪”的小河。1740年，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曾在这里和荷兰殖民军展开激烈战斗，很多华侨牺牲，血染溪水。后人为纪念这次英雄的战斗，把这条小河称为“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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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蒙农牧业合作社代表大会
中国农业代表团赴蒙
新华社17日讯 以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为首的中国农业代表团一行四人，于12月17日乘车离京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是应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农牧业部部长尼·热格瓦拉尔的邀请，前去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农牧业合作社代表大会的。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农业部副部长蔡子伟、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李强奋等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丹格苏伦也前往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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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妇女代表团由智利回国
新华社16日讯 应邀去智利参加拉丁美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罗叔章、团员黄甘英，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