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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正在变成现实
——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一百周年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胡愈之
今年是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的一百周年。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都举行了纪念集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在今年夏间举行的第四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有来自四十五国的三千余世界语者参加世界语创始人的百年纪念典礼。柴门霍夫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也并不陌生。早在五十年前，柴门霍夫所创制的世界语已经传入中国。今天，当全国人民正在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日子里，纪念这一位国际文化界著名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柴门霍夫生在当时属于帝俄的波兰的小城市比亚里斯托克。在这个小城市里杂居着四五种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柴门霍夫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当时是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排斥和鄙夷的。柴门霍夫在华沙和莫斯科大学里学医。后来大部分时间在华沙执行眼科医生业务。到了1917年4月14日他因心脏病去世。这时候离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还有半年多。他更没有见到他的祖国波兰的独立和解放。
柴门霍夫的简单的一生，就是如此。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正像他时常所说的，他只是生存在地球面上的亿万人类中的一分子。但是这一个平凡的人却干了一件不平凡的工作。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一种理想，要创造一种国际语，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这是宏伟的理想和大胆的创举。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贡献出毕生的智慧和力量。一切新生的事物都会遭遇到社会习惯势力的抗拒，当世界语最初产生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柴门霍夫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继续坚定地奋斗。到最后他成功了。
柴门霍夫在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创制了一种国际语方案——世界语，并且成功地把世界语推行到许多国家中间，使它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尽管这种新语言还没有被各国政府公认为国际通用语，各国语言科学界对于世界语也仍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世界语产生后，经过七十二年的实践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直到今天仍然在国际经济文化生活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被几千几万人实际使用着，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柴门霍夫绝不是为世界语而创造世界语。他还有一种更远大的理想。1887年当他第一次发表世界语方案的时候，他不用他的真姓名，而用了“希望者”（ESPERANTO）这个笔名。“希望者”后来就成为世界语的正式名称（“世界语”是中国和日本用的译名）。“希望者”希望的是什么呢？从柴门霍夫用世界语创作的诗篇“希望”可以看出，他希望长期以来分裂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建成人类的友爱的大家庭。
柴门霍夫的青年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的时期，一方面殖民主义强国向殖民地、保护国人民以及一切弱小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全世界殖民地已经分割完毕，帝国主义为了重行分割殖民地，进行疯狂的战争准备。柴门霍夫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的理想，或多或少，反映了欧洲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民族团结的一种良善愿望。但是他并没有找到通向和平与民族团结的真正道路。他并没有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消灭战争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持久和平与民族团结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正因为他不像当时已露头角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起来号召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争取真正的和平与民族团结而斗争，所以“希望者”只能是一个“希望者”而已。当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柴门霍夫抱恨而终了。
当柴门霍夫诞生百年以后的今天，世界已经起了巨变，和当时的形势是完全不同了。在柴门霍夫去世以后，首先在欧洲产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到了今天，东风压倒了西风，和平力量胜过了战争力量，成为国际形势的特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把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团结成为友爱的大家庭，这是不可攻破的无比强大的和平堡垒。另一方面，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在掀起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统治正在土崩瓦解。柴门霍夫当年所希望的和平与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希望而是各国人民的行动和战斗的口号了。
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和平与民族团结，不能依靠希望和幻想来求得。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是与虎谋皮。只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阴谋作坚决斗争，才能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世界语作为民族间的一种交际工具，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文化交流与友好团结中，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归根到底，对于和平事业的最后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国人民的力量。人民是需要和平的。由于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制止战争的条件更加有利了。但是帝国主义者日暮途穷，伪装和平姿态，企图欺骗人民，掩盖制造战争和分裂的阴谋，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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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山乡牧业展翅飞
山西五寨宋家沟人民公社的一年
王林堂 张长珍 靳致中
山西省五寨县宋家沟人民公社，是个人口少和规模比较小的公社——八十二个自然村，一共才有七千人；论面积，则是个大公社——全境有四百多平方公里，绕着边界转一圈，至少也得个把星期。这个公社在晋西北有名的管涔山南麓，境内完全是山。真个是“山连山，山套山，出了门子就爬山”。在这些连绵起伏的群山上，除近六万亩缓坡耕地和十余万亩森林之外，都是一片一片的牧坡，绿草茂密，是一个天然大牧场。
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们，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发展畜牧业了，但从来也没有见过像如今这样六畜兴旺的盛景。这只要举几个数目字，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变化的情况来：1949年，属于现在公社的这片地区里，只有一千二百多头牛、驴、骡、马等大牲畜，四千余只羊，近一千口猪。到1958年，大牲畜增加到两千五百七十一头，平均每年增长13％；羊增加到一万六千二百只，平均每年增长36％；猪增加到两千一百口，平均每年增长12.2％。九年内，大小牲畜净增的总数是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一头，平均每年增长23.7％。按说，这样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了，可是，1959年的头十个月，大小牲畜总数就又比1958年净增60％多，增加的绝对数为一万二千八百一十六头，相当于从1949年到1958年九年净增总和的87.3％。按全社两千一百零八户社员计算，平均每户已经有了十六头大小牲畜，十四只鸡。
宋家沟公社1959年畜牧业能够获得如此惊人的发展，正像社员们说的，归根到底是有了人民公社。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答案的具体情形吧。
分群分坡进行放牧
俗话说：“人不可一日无粮，畜不可一日无草。”那就先说草坡的变化吧。
宋家沟公社共有五十五万亩草坡，占全境总面积的67％。过去这些草坡是分属于三十一个高级社。但是，各个高级社占有草坡的多少不同，这几年来牲畜发展的快慢不一样。到1958年为止，有十四个社的大小牲畜只占现在全公社牲畜总数的35％，而草坡却占着现在全公社草坡总面积的一半，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任凭山草自长自枯；可是另外的十七个社，虽然草坡也占现在全公社草坡总面积的一半，而大小牲畜则占现在全公社牲畜总数的65％，牲畜多，草坡窄，不但在继续前进中感到路短迈不开步，就是眼前，因为大牲畜和羊不得不同坡吃草，山羊和绵羊、羯羊和母羊、大羊和羊羔、壮羊和弱羊也只能混群放牧，带来很大损失。牲畜多的社，想到别的村空闲的草坡上去放牧，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打算：要在那些山上植树育林。
1958年9月，人民公社诞生以后，这个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公社不仅把原来的三十一个小型高级社从组织上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把人们的心也连在一起了。大家都认为，既然成了一个大家庭，就应当同舟共济，休戚相关。原来感到伸展不开手脚的村子，要求统一使用草坡，而拥有闲坡的那些村子里的人们也都笑呵呵地说：“只要对全公社有利，怎么也好办。”公社党委根据人们的这种意愿，把草坡划分成八个大片，每一片交给距离相近的两个或三个管理区共同使用。又在统一安排农田、林地和牧地的时候，根据各种牲畜不同的生活习性和其它特点，确定了全部草坡的不同使用办法：十九万亩远坡、陡坡和圪针比较稠密的坡放山羊，二十三万亩近坡、缓坡、圪针较少的坡放绵羊，十三万亩最近的缓坡、阳坡和河流两旁的草滩放大牲畜和猪。按照这种划分，全社普遍实行了分群分坡放牧的办法。这对于1959年畜牧业的飞跃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就拿化岔管理区说吧，1958年近九百只羊分了三群，1959年一千二百三十只羊分成了十二群，有山羊群、绵羊群；这两类中又分为大羊群、羊羔群、羯羊群、母羊群、壮羊群、弱羊群等。过去混在一起放牧的时候，山羊不吃低头草，好走远坡、陡坡，喜欢在圪针丛中啃吃，绵羊也不得不跟上跑，吃不饱姑且不说，毛的损失就相当严重。绵羊在圪针稠密的坡上走过后，简直变成“棉花坡”了，有些绵羊常常是“两肋空空”。1959年分群分坡放牧以后，平均每只绵羊的产毛量由1958年的三斤增加到三斤半，提高16％。此外，因为大羊和羊羔分离。羊羔单独放牧，走的路少，吃的又饱，死亡率由1958年的8％降低到1.2％。羯羊和母羊分群，长的膘满肉肥。母羊集中到野草最茂密的坡上放牧，膘长得更好，一等膘的占98％，流产现象也基本上消灭了。
大兴土木盖畜圈
大兴土木盖畜圈，使牲畜得病、流产和死亡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这是宋家沟公社1959年六畜猛增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大规模地修建畜圈，就宋家沟这个山区来说，要不是建立了人民公社，是很难办到的。原因是这一带风沙又大又猛，盖畜圈要像盖人住的房子一样，也得工料俱精；如果盖成简陋的土房，一春天就会被大风刷得遍体鳞伤，圈顶露天，至于茅棚草舍就更不用说了。然而，要盖坚实的畜圈，的确也不容易。在过去的三十一个高级社里，就有二十五个社没有木料；有七个社每社只有一个木匠；还有十三个社连一个木匠也没有。有些社有木料和木匠，可是又没有砖瓦，有的社还缺乏资金。总之，不是短腿，便缺胳膊，没有一个社样样俱备。
公社成立以后，首先从各个管理区抽调一些人新建起一座砖瓦厂和一座石灰厂，接着又把分散在各村的四十六个木匠和泥水匠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畜圈基本建设队。同时还从六个有成林的管理区调剂了价值一万多元的木料，援助了缺少木材的管理区。另外又贷给穷管理区一千五百元资金，组织了一万二千多个工作日的劳动协作。这样，短短的一年就整修了旧圈一千三百五十七间，盖成了新圈五百二十六间。两年只砌成九间房地基的安子管理区，1959年一年就盖起三十六间新畜圈。化岔管理区新盖的六十五间畜圈，相当于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间盖起的畜圈总数的一倍还多。由于修建了畜圈，不但一部分“无家可归”的牲畜搬进新居，而且全都住得松散舒适，不用拥挤了。原来那些破烂不堪的旧圈，经过整修，也由寒暑俱难防变成冬暖夏又凉了。牲畜因风吹、日晒、雨淋而得病、流产和死亡的现象，已经基本消灭。
繁殖率普遍提高
宋家沟公社畜牧业生产大发展，前面说过的统一使用草坡，实行分群分坡放牧，以及大规模地修建畜圈等，都是重要的原因。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民公社把原来一部分高级社很低的牲畜繁殖率，提高到先进水平上来了。
过去，三十一个高级社的牲畜繁殖率，高低不齐，悬殊很大。最好的是化岔社，他们早在1956年就创造了大牲畜“热配”（母畜产后七天或九天就配种，这样做容易受胎）的经验，每年的产仔头数都占到适龄母畜的90％多；绝大部分母羊每年能保产一胎羔，还有一部分两年产三胎，并且用“双配”（采两只种羊的精液，分两次输给同一只母羊，中间相隔十五分钟左右）、“复配”（用一只种羊的精液，给同一只母羊输两次，中间也相隔十五分钟左右）的办法，使最健壮的母羊一胎就生双羔，除过一些空怀、流产和死亡的以外，每年净产羔数都占适龄母羊的100％以上。可是，别的高级社，大多都很难比得上了。特别是和尚泉、马跑泉、牛碾沟等十四个社，牲畜繁殖率更低，直到1958年它们大牲畜的产仔头数平均还只占适龄母畜的40％多，羊只产羔数也只占适龄母羊的52％。就这样，高的高，低的低，高低一背拉，平均水平就降下来了。不过，说实在的，就在那时候，这些牲畜繁殖率比较低的社也并不是不想学习先进经验，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问题是经济力量单薄，束缚住了它们的手脚。因为要提高牲畜繁殖率，首先必须使母畜有良好的营养。而牲畜繁殖率最低的那十四个社，恰恰都是穷社，直到1957年，人的口粮每年还得国家供应一部分，饲料又怎能充裕呢？正是由于饲料不足，母畜比较瘦弱，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母畜根本就不发情，连年空怀，怀了胎的，流产的也不少。
公社化以后的情形就不同了。不仅公社自己有了经济力量，能够援助这些穷管理区；而且由于这些穷管理区让出了原来属于他们所有的一部分空闲草坡，交给全社共同使用，穷富不同的管理区之间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些比较富裕的管理区的社员们也认识到：就是富的地方，离开别人的援助也不行，只有互相支援，才能共同富裕。因而他们也都乐意帮助穷管理区了。这样，就为改变这些穷管理区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公社党委抓住这些条件，很快就在全社发动了一个富帮穷、先进帮落后的运动。
穷管理区为什么穷？主要原因是牲畜少（粮食产量低，和牲畜少也有直接关系），尤其是母畜少。因此，公社首先拿出一万六千多元国家无利贷款和近两万元公共积累，从牲畜多的管理区购买了一百二十多头母牛、母驴、母马和一千四百多只母羊，给了九个穷管理区（即原来的十四个穷高级社）。那些富管理区也这家三十，那家五十，又卖给这九个穷管理区一千多只母羊。但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了。原来他们饲料就不足，现在缺的更多了。考虑到这一点，公社就又从粮食有富余的管理区，调剂出七万斤饲料，借给了这九个穷管理区。同时为了借助这股富帮穷的“东风”，使这些穷管理区尽快地拔掉穷根，和富管理区并驾齐驱，公社还下放了七个干部，到穷管理区担任了党的支部书记或管理区主任，帮助他们推行了原来在化岔、偏道沟等管理区已经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改善了饲养管理工作，建立起一支四百多人的畜牧专业队伍，组织了“红勤巧”劳动竞赛，系统地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样就大大激发了这些穷管理区社员们发奋图强的意志，鼓舞了他们彻底摆脱穷困的信心。在大追大赶中，穷管理区社员们的苦战精神发扬到了空前的高度。特别是牧工们，不问寒暑，不避风雨，终年风尘仆仆，辗转在崇山峻岭之间，辛勤劳动，苦心经营。结果，短短的一年，他们的牲畜繁殖率就都飞快地赶上了先进管理区的水平，有的甚至超过了先进管理区。比如吴家岔的羊群繁殖率就“大翻锅底”，成了全社繁殖率最高的管理区。他们1959年的产羔数由1958年占适龄母羊的79％猛增到180％，有45％的适龄母羊年产两茬羔，有26％的适龄母羊一胎生了双羔，羊只总数由去年的九百三十只，一年就翻到一千八百一十只，繁殖率提高一点二八倍，总头数增加了95％。这些穷管理区的整个经济面貌，也根本改观了。他们的畜牧业产值平均比1958年增加了一点三倍，农业也来了个大翻身，由缺粮变成余粮，社员的实际收入平均每人达到七十九元（富管理区平均九十元，都不包括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比1958年的四十八元增加了近70％。
打开全面增产之门
大力发展畜牧业，给宋家沟公社带来了一片繁荣丰盛的景象。首先，它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历史上这里是个缺粮区，粮食亩产量只有六十斤左右，1957年也不过一百斤稍多一点，国家每年都得供应他们五、六十万斤粮食。但近两年来由于畜牧业的大发展，每头耕畜平均负担的土地由过去的一百多亩降低到五十来亩，耕地深度由过去的四寸加深到八寸左右，每亩农田的施肥量达到一百三十多担，全社每人五亩基本农田，平均每亩就有一头牲畜积肥，因而粮食亩产量1958年提高到一百三十四斤，1959年更超过了二百斤。总产量达到八百三十八万斤，每人平均一千一百多斤。粮食多了，饲料就充裕了。1957年饲料共五十二万斤，1958年是七十五万斤，1959年增加到一百三十八万斤。人的口粮也增多了，1957年平均每人吃粮三百二十斤，1958年是三百八十斤，1959年达到四百五十斤。整个公社已由缺粮社变成余粮社，去年卖给国家的粮食是一百万斤，今年卖了一百三十五万斤，还储备下一百二十万斤。
畜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运输力，使林业和副业的收入也急剧地增加起来。这个公社山货很多，只因绝大多数村都是盘山小路，只能走牲畜，牲畜少的时候，这些山货就难于大量运出去。今年全社组织了一支三百多头牲畜的专业运输队，把山货和木材大量运入城市，收入达到十九万一千六百元，比去年增加了一点四倍。
社员们特别引以自豪的，是由于畜牧业的大发展，能够以更多的畜产品支援国家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城市人民的肉食和蛋品。到今年10月底，全社出售给国家的猪、羊、牛共折合肉十六万五千斤，鸡蛋两万二千一百斤，羊毛四万二千斤，各种皮子两千八百二十五张，总值达十八万六千余元，比1957年全年的出售总值增加了二点六倍，比去年增加80％。
畜牧业的飞速发展，更大大增加了公社和社员的收入。今年全社畜牧业的产值为三十九万五千元，比1957年增加三倍多，比去年增加一点四六倍。它在全社农林牧副各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去年的20％提高到32％，每人平均五十六元。全社两千多户社员，就有一千七百多户在银行里存了款。供销店的生活日用百货零售总额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元，每人平均五十一点五元，比去年的三十元提高70％多。正如化岔管理区主任任子林说的，现在人们的生活，要跟解放前比起来，还不就是在天堂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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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柴门霍夫和世界语
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于1859年12月15日生于波兰比亚里斯托克城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父亲是中学的外语教师。当时波兰是在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沙皇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取了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分化的政策。犹太民族的处境，尤为悲惨。比亚里斯托克是多种民族杂居的城市，其中有俄罗斯人，德国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各族居民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和冲突。这种民族压迫和民族纠纷，在柴门霍夫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开始有一个理想，就是必须有一种国际语，作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的交际工具，以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好。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柴门霍夫着手摸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他认为，采用一种现成的某个民族的语言作为国际语，势必使其他民族感到是一种屈辱，因此是行不通的。国际语对各个民族必须是种中立的语言。他曾经企图复活拉丁文或希腊文那样的古典语文，以之作为国际语，但是他觉得这些已经死亡的语文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因此也是不适宜的。他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国际语只可能是一种中立的人工语。于是他就开始了创制国际语的工作。
柴门霍夫制作国际语方案的主要原则是：（一）语音和写法的一致：一个字母只能发一个音，一个音只能用一个字母来代表；（二）取消了现存民族语语法中的许多繁复的变化，如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的许多变化，因而使国际语的基本文法只有十六条，简单合理；（三）采用现存民族语的基本词汇，作为国际语的词汇，而不是去凭空创造，而且还充分发挥了接头语、接尾语的作用，这样就可以使基本词汇大大缩小。这些原则使得这种国际语比起各种民族语来要简便易学得多。
柴门霍夫是于1887年发表他的国际语方案的，发表时他用Esperanto。（希望者）这个笔名，因此这种语言后来被人称为Esperanto（中文的译名为世界语）。他在发表这个方案之前，曾经经过很长时期的试验，用这种文字来翻译各种著作，并且用来创作。
关于国际语的思想，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哲学家笛卡儿、莱布尼兹等都曾经注意过这个问题。在柴门霍夫发表他的方案之前和以后，都曾有过许多国际语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都没有能够为群众所接受，没有能够取得像世界语所获得的那样的成功。这里面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世界语虽说是人造的；但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以现存民族语为基础的，是民族语的合理化和规范化，第二，柴门霍夫在公布方案之后，就声明放弃他自己对这种语言的任何特权，而把这种语言的发展交给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众，贯彻了国际语创造中的依靠群众的这一正确原则。
柴门霍夫的职业是眼科医生，但是他的毕生精力都用在世界语的创制和推广上。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对于民族之间的压迫和战争的根源，他缺乏正确的认识，不过他创制的世界语，有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各国人民为了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一个有用的武器。这应该说是柴门霍夫的伟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