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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人增知识地增产
——陕西乾县烽火人民公社开辟农业技术革新的调查
“过去是地听天的话，人听地的话，庄稼听自然条件的话；现在是人听党的话，地听人的话，庄稼听作业技术的话！”这是陕西省乾县烽火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对于公社化后大搞农业耕作技术革新的崇高评价。
烽火公社是1958年9月初，由新城、阡东两乡的三十八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的。这个公社里有一个由青年农民科学家王保京领导的烽火生产队，过去叫烽火农业合作社。他们从1952年起，就以大搞农业技术革新出名。七年来，他们在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作物栽培技术方面，逐步实现了全面革新，并且总结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玉米丰产经验。烽火农业社的成就吸引着周围的许多农业社，人们羡慕地说：“要是咱们和烽火农业社并成一个社就好了！”而烽火农业社因为社小，力量单薄，不能进一步扩大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的规模，也有许多人说：“要是把咱们的社并大就好了！”1958年以来，这种呼声愈来愈高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许多生产活动和技术改革超越了农业社的范围。进行了全乡大协作。为了寻找新的增产途径和实现大面积丰产，需要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土地，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研究；但是烽火一个小社担负不起这个任务，乡上就从十七个农业社抽调了三十四个优秀的青壮年，组成专业试验队，支援烽火社。各社急需进行农具改革，但是有的有铁匠没木匠，有的有木匠没铁匠，乡上只好把各社的匠人全部组织起来干。烽火农业社想办一个粮棉油加工厂，胜火农业社想建一个灌溉一千亩地的抽水站，从1955年开始，筹办了三年，都因为社小，劳力少，资金少，办不起来。所以，在公社化以前，周围的干部和群众就酝酿着想把两乡合一并成大社。正在这个时候，全国、全省开展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他们就高高举起了人民公社的红旗。
公社成立以后，沿用了“烽火”这个光荣的名字，领导全体社员继承和发扬了烽火农业社大搞农业技术革新的光荣传统，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全公社普遍推广了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作物的技术革新经验。同时，王保京和公社的农业技术学校，又初步创造出一套宽行套种间作的耕作制度。为了进一步发挥土地潜力，解决作物争土地、争时间、争劳力、争肥料、争水份等矛盾，进行了一年三熟（玉米、豆子和小麦）的“万能套种试验”，使一亩田年产粮食达到三千多斤。为了更进一步地解决小麦密植后所引起的通风透光问题，在小面积进行了一系列利用光能的试验，又在大面积进行了麦棉套种的试验，都有显著的增产效果。由于认真贯彻了“八字宪法”，推广了本社和外社的先进经验，全公社1959年夏季粮食总产量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五斤，比大跃进的1958年夏粮总产量增长60％；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由1958年亩产一百五十三斤，提高到二百三十斤，赢得公社化后第一个特大丰收。其中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九亩大面积丰产田，平均亩产五百斤；一百二十三亩高额丰产田，平均亩产八百斤；内有七亩二分地，亩产达到千斤以上。1959年秋季作物，虽然遭到了八十多天大旱，但是公社领导全体社员奋发苦干，加强田间技术管理，终于战胜了天灾。全年粮食总产量可达一千九百六十二万九千斤，比1958年粮食总产量增长23.8％。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林、牧、副业等多种经营也有很大发展。公社和生产队还兴办了农产品加工、缝纫等小型工厂八十四个。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可达四百三十三万二千七百六十三元，比1958年增长14％。
一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公社为农业技术革新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它使原来烽火农业社在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特点，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人人学科学 队队搞试验
人人学科学，队队搞试验，这是烽火公社进行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并不是一下子就搞起来的，而是随着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发展，经过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的。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只有王保京等三、五个人在两三亩土地上作试验。许多人抱着怀疑态度，还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新技术。他们说：“活了一辈子，不懂新技术，照样种庄稼，照样打粮食！”他们以为试验研究是专家的事情，农民搞试验是“想上天摘星星”，是“想给跳蚤挽笼头”。上中农马书秀就是当时反对派的代表。他说：“你们本事再大，还能做得过我？”他用老经验在自留地里种玉米，要和合作社的试验田比高低。这一年，马书秀的玉米丰产田产量也不低，有四百六十斤，而合作社的玉米丰产田却打了一千五百斤，创造了全国玉米丰产的最高纪录。马书秀认输了，到处对人讲新技术的好处，积极地参加了技术革新的活动，先后担任了烽火农业社的技术股长和农业科学研究室的副主任。反对派变成积极分子，使许多人受到教育，改变了对新技术的态度。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由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干部和社员的大集体观念，更加增强了，正像王保京所说：“我们搞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过去脑子里想的只是怎样调动八百多人的积极性，解决一个小社，两千多亩土地的生产问题；现在考虑的是，怎样调动三万多人的积极性，解决全公社十四万亩土地的生产问题。”社员们的观念也改变了，他们把烽火队的技术成果看作是自己的成果，“为烽火社争光”成为动员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的最有力的口号。由于政社合一，公社对生产的领导、对技术革新的领导，更加直接、更加有力了。公社干部领导生产，不限于一般的号召和检查的行政方式，而是把行政方式和领导生产的特殊方式结合起来，亲自动手种试验田，进行典型示范。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了一百多个干部、职工和阡东生产队的二十多个社员，开辟了二十多亩地的一块“试验田”，同时又把全公社的三万九千六百多亩棉田，划为二百八十个丰产方，由各级党组织分工包干，具体领导，大搞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
现在，全社各个生产队都掀起了“学保京、比保京、赶保京”的技术革新热潮。全社参加试验研究的积极分子由1957年的六百一十四人增加到三千八百五十二人，试验田的面积由三百四十四亩增加到三千六百零四亩。青年们搞起“赶保京试验田”，妇女们搞起“学秋香试验田”（即学习植棉能手张秋香的经验来种试验田）。就连老汉、老婆婆，也搞起了“不服气试验田”，他们说：“青年创奇迹，我们不服气，也来搞几亩，秋后比高低。”
学科学、搞试验，已经成为全社的新风尚。技术学校的课堂经常拥挤不堪。对于参加种试验田的劳动，人人争先恐后。在家里，父亲向儿子学习，媳妇同丈夫比赛，已是习闻常见的事情。在集市上，小伙子们议论的中心是：在试验研究方面，谁又出了新花样，谁又创造了新纪录。青年男女们找对象的条件也是看谁的生产好，看谁的技术高。
大普及 大提高
普及和提高密切结合，这是烽火公社进行农业耕作技术革新的另一重要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既有一般的丰产试验，又有比较高级的独创性的试验；另一方面是，一边试验，一边推广。不过，在公社化以前，这里还只能做到小普及、小提高，公社化以后才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普及、大提高。
拿试验研究的内容来说，在公社化以前，这里所作的试验，固然也是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着，不过，当时在选种和良种繁殖方面，做得比较多；而在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只是做了种子处理和合理施肥、合理灌溉等比较简单的试验，在间作、套种方面，也只做了麦棉两熟和玉米、红薯、豆子套种的试验。公社化以后，试验研究的项目大大增加了。围绕着农业生产“八字宪法”，进行了一整套改进耕作栽培技术的试验；围绕着改革耕作制度，进行了十几种宽行套种、间作和在麦田或棉田进行捎种、点种的试验；征集的作物品种也由一百多种增加到三百多种，并且进行着更高级的杂交育种试验；特别重要的是，过去试验的多，总结的少，现在，人才多了，分工细了，能够对试验的成果进行科学的总结，甚至著书立说，把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这是从来未有的大提高。
拿推广的规模和速度来说，在公社化以前，烽火农业社的技术革新，也是一边试验、一边推广的。不过那时候，技术成果应用的范围，主要的限于一个小社的两千多亩土地上，其他农业社虽然也在学习烽火社的经验，但是，因为不是一个社，人心不齐，又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技术推广工作进行得比较慢。公社化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拿高额丰产田来说，1958年，新城、阡东两个乡只有二亩亩产一千多斤的小麦丰产田。1959年，全公社有了十几亩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丰产田。1958年两个乡亩产千斤以上的玉米丰产田，只有十几亩，1959年全公社有一百多亩玉米亩产千斤以上。1958年两个乡只有两亩棉田亩产籽棉一千多斤，1959年全公社共有二十几亩棉田亩产千斤以上，其中有六亩亩产二千多斤。拿大田来说，从1957年起，新城乡就在全乡范围推广烽火农业社的许多先进技术措施，但是，推广了两年，还只能在大约10％的大田里应用。公社成立以后，全社迅速实现了良种化、条播化；全部实行了软茬播种、温汤浸种和药剂拌种；普遍推行了深翻地、合理密植和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措施；有97％的棉田和70％的玉米田实行了宽窄行播种法。现在，全社共有大面积丰产田三万亩，占播种总面积五分之一，全社有半数以上的劳力在这些丰产田里参加过劳动。这是从来未有的大普及。
烽火公社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大普及、大提高呢？一方面是由于公社化促进了广大农民思想解放，才华焕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在社大、人多的条件下，实行了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结合，思想教育和实例示范结合的方法。
公社成立以前，试验田的劳动力和土地都不固定，而是临时从这个队抽几个人，从那个队抽几亩地；试验不经常，试验的记载和总结也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比较高级的试验研究是困难的。公社化以后，社里抽出一百五十亩土地和七十六个优秀青年，建立了公社农业技术学校，各个生产队也建立了生产、学习、试验相结合的“三合一”学校，建立了三百二十一个专业试验队或专业试验组，这些技术学校、专业试验队、专业试验组分别成为社、大队、小队的技术中心，组成一支上下结合的强大的专业技术队伍。这支专业队伍，一方面实行细密的分工，进行经常的科学技术试验；一方面向群众传播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有效地组织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
公社成立以前，这里对技术推广工作就很注意。不过，当时还只有少数人在小块土地上作试验，宣传技术成果的规模也不够大。许多群众还认为，采用新技术“别人能行自己不行”，“小面积能行，大面积不行”。公社化以后，各个大队、小队都有了试验田，都有了技术骨干；年轻姑娘和小学生也搞起了“十五女丰产田”、“红领巾试验田”，分别创造了亩产小麦千斤以上和籽棉千斤以上的丰产纪录。同时，各级党组织又把思想教育和技术推广工作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不信就看，不懂就教，不通就辩，不服就比”的方法，大规模地推广新技术。打开了全社性的大搞试验研究和技术革新的局面。
科学研究与大田生产结合
在公社化之前特别是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的使用上，试验田和大田之间，的确还有一些矛盾。公社化以后，这些矛盾才得到根本的解决。例如，搞试验是细活，费工多，而且需要一批比较固定、比较熟练的劳动力；而大田生产在大搞技术革新以后，要实行精耕细作，花费的劳动力也比较多了。因此，在合作社时期，试验组和生产队之间常常发生争劳动力的矛盾。公社化以后，在试验研究方面，有了一支比较经常、比较固定的专业技术队伍。在大田生产方面，由于公社统一组织、合理使用劳动力，效率大大提高，劳力大大节省。这样，就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试验田和大田争劳动力的问题。烽火公社有一个由劳动模范王德生领导的林业站，这个林业站前两年就需要大块土地作林场，当时哪一个农业社都无力抽出这样多的土地，直到公社化以后才由公社从邻近的几个生产队抽出了一百二十亩土地作为林场。现在，这个林场，已经培育出各种果树苗五十多万株，运用这些树苗，在五年之后就能使周围九十几道荒凉的山沟绿树成荫，花果满山。在资金的使用方面，1958年秋天农业技术学校要搞大面积科学试验，需要六千元资金，但当时全社的生产费用才只有四千元，全部拿来也是不够的。公社化以后，才解决了资金问题。
总之，人民公社的成立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研究同生产结合的问题。现在，烽火公社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都是大田生产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经过试验研究，找到新的增产措施，立即拿到大田生产中去应用。生产和研究密切结合、互相促进，而以生产为中心、为目的。这
也是烽火公社进行技术革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和重要经验。
土洋结合 取长补短
烽火公社的技术革新与科学研究工作，始终是和农业技术人员结合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由于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和公社的统一领导，也由于学校和科学机关进一步贯彻了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烽火社与科学技术人员的结合，更密切了，而且范围广了，规模大了，计划性强了，内容更丰富了。西北农学院和烽火公社签订了全面协作合同。先后派师生一百多人，以烽火队为重点，分住到全公社各个生产队，进行生产实习和劳动锻炼。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和省气象局也派来干部帮助工作。这些科学技术人员分别担任了农业技术学校和“三合一”学校的教员，并且帮助各生产队进行试验研究，传播技术经验。这些科学技术人员给烽火社培养了一批会做会讲的农业技术骨干，帮助烽火社系统地总结了几年来丰产试验的技术经验，使烽火社的科学研究能够不断地提高。
烽火社实行土洋结合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吸取老农的丰富经验。各生产队的试验田都有老农参加。烽火生产队还专门设立了老农参谋团。每当生产上、技术上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请科学技术人员、老农同积极分子共同“会诊”，寻求正确方案。比如1959年的小麦试验田，长的过密了，在“会诊”的时候，有的主张剪叶子，有的主张用绳子拉开一些行距，老农说：非间苗不可！结果证明间苗的效果最好。王保京有一些大胆的试验和创造，也是以老农的经验做根据的。比如他想搞麦棉两熟的试验，就找老农一起研究，结果找到了根据。原来，这里很早以前就有人收过大麦套种棉花，有一年因为天旱，直拖到麦收以后才种棉花，每亩都收过七、八十斤皮棉。因此，王保京就坚决地进行了麦棉两熟的试验，并且成功了。王保京进行套种间作、利用光能的试验，也是由于受了“边行长的好”这种老农经验的启发。外国来的“洋”的好东西要学习，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也不能丢！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新农民在成长
公社化以后广大群众劳动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创造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全公社在大搞农业耕作技术革新的同时，又在进行工具改革。已经创制和改制各种农具二十六种、三千一百多件，并且还正在掌握现代化的机器。例如兴隆生产队的郭尧通和王思聪，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土工程师。他们两人给公社和四个生产队安装了粮棉加工厂的全套柴油机设备，还创造了自动筛麦机。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广大社员不但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而且在大搞农业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当中，增长了科学知识，提高了文化水平。真是“人增知识地增产”。公社通过大搞丰产试验田运动，通过农业技术学校和各队的业余学校，已经培养出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农业技术员五百一十一人。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达到小学程度的有四百四十人，达到中学程度的有三十五人。全公社八千多个青壮年中，已经有80％脱了盲，其余的人，预计在1960年春天可以全部脱盲。所以，在烽火公社里，既有生产经验、又有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已经出现并在迅速成长着。他们正在逐步缩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距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路上突飞猛进。
这个公社的新型农民要在1960到1962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提高一倍半。其中粮食总产量增长一倍，平均亩产达到五百斤。棉花总产量增长一倍半，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五十斤。他们要全面地进行农业生产的技术革新，不仅要普遍改进和提高耕作技术，使全社土地基本上达到丰产田的水平，而且还要抓紧进行生产工具的革新，争取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他们要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科学的研究工作，要使每一个生产队都有比较健全的科学研究室，每一个小队都有三几个达到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水平的技术员。烽火生产队要发展成为公社的科学试验农场，研究出一套完全适合本社情况的、贯彻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的具体方案和操作规程，进一步开辟高额丰产的道路。
现在，全体社员正在信心百倍地向着这个目标飞跃前进！
（调查人：林牧、王伯惠、李若冰、胡明、张兴民、袁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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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帅旗必须高举
龚同文
“三军之中，岂能无帅？”这是常识，如果不懂，除非是装糊涂。
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依然存在。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不是你挂帅，就是我挂帅”的问题上。无产阶级的回答很响亮：“你挂帅，不如我挂帅”。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挂帅的方针，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挂帅。所以，坚持政治挂帅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继续。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被粉碎了，今年党内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不遗余力地攻击党的政治挂帅的方针，这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际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不可告人之隐，说起话来，阴一句、阳一句，其目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披着无产阶级外衣，贩卖资产阶级私货。其心可诛，其计甚愚，但是有时候，倒也能迷惑一部分抵抗力比较弱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这种自鸣得意的心计，剥开皮来看看：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当头炮”，说干脆点，就是不要政治挂帅，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群众运动。对于这种“内行”，我们是“领教”过的。1957年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不正是这样一副嘴脸吗！右倾机会主义者脑子里堆满了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的言行顽强地表现了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对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绝望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是要压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没有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他们真的是不要政治吗？不。他们所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治，而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则是“梦寐以求，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是梦想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政治挂帅的第二着，是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他们企图以少慢差费，甘居下游的总路线来代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他们利用我们前进过程中暂时的、局部的、个别的缺点和困难，例如质量事故和女人头发卡子一时供应不足等等，大发其谬论，来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高速度建设的客观可能性。事实给这种人狠狠地打了耳光。拿湖北省1959年工业生产来说吧。在今年6、7月间，右倾冷风一度吹来的时候，有些同志也跟着叫嚷什么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计划难以完成等等悲观泄气论调。但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下达之后，冷空气立刻被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所“蒸发”，于是生产直线上升。如武钢的钢，因为要靠基本建设的关系，有些同志信心不足，曾经一度认为七万吨也不保险，可是反右倾、鼓干劲之后，现在预计能够力争完成十五万吨。一念之差，就会差到数万吨乃至一倍之多。谁能说鼓干劲不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右倾机会主义者又该拿出“物质第一性”的法宝来反驳我们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当然承认物质第一性，但是反对打着物质第一性的幌子来否定主观能动性。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出现了去年大跃进和今年继续跃进的局面，恰恰证明了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掌握和运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制订的。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跃进，是在这个规律的轨道上出现的新事物。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总有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我们的跃进，当它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和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仅仅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不仅能够高速，而且能够优质、低耗、高效率、安全生产全面跃进。不仅能够大跃进，而且能够在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由此更加证明了党的总路线正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和消灭“一穷二白”的雄心大志和共同愿望的反映。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客观存在吗？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们的政治挂帅的方针，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产物。政治挂帅，乃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坚持政治挂帅与反对政治挂帅之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阶级还未消灭，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的头脑里，要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要一直斗争到阶级完全灭亡、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为止。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没有彻底改造的人，对社会主义总是看不惯，一肚子说不出来的不舒服，老是想拿出他那一套来“改造”新社会，而一到历史紧要关头，或者遇到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们就原形毕露，公开地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里，表现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些毒草是许多人犯错误的总根子。它窥伺着政治运动的潮流，时隐时现，有涨有落。1957年胜利地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之后，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个人主义被搞臭了，人们干劲冲天，意气风发，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大大发扬起来。这时候，有许多人受到了教育或者得到了改造。但是在前进途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就又抬头。有些人畏难不前，松劲泄气起来。可是一遇到胜利的时候，又有些人居功骄傲，向党伸手，争地位。如此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如不及时克服，让它滋长起来，就会走到脱离党、脱离群众的绝境。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首先要不断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断地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巩固共产主义思想阵地。总之，党的帅旗高举，党的总路线帅旗高举，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帅旗高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乘风破浪，一日千里，持续跃进。跃进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