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
一大二公便于发展多种经济
——浙江省杭州市留下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济调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组
两年来的光辉成就
留下人民公社位于杭州市西北郊区，1958年9月，由四十一个高级农业社和两个小集镇合并建成。
公社南有高山，北是平川河塘，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工业矿藏资源亦相当丰富，有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
1958年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各部门经济得到全面的跃进，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六百七十八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元，比1957年增长41.2％。农业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七百八十三斤，比1957年增长63％，茶叶亩产比1957年增长34.8％。农业总收入达到五百零四万九千八百零七元，比1957年增长14.5％，其中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50.8％，比1957年增长14.2％，茶叶占总收入12.8％，比1957年增长12％，蚕桑占总收入10.2％，比1957年增长20％，渔业占总收入19.8％，比1957年增长31％，畜牧业占总收入1.3％，比1957年增长252％，林业占总收入0.2％，其他副业占总收入4.9％。经济收入的增长，增加了社员收入，提高了社员物质生活水平。
在社办工业方面，公社成立后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建立了土化肥厂、农具修配制造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竹制品厂、木器厂、造纸厂、纤维厂和煤球厂等二十余个。经过1959年的整顿，合并为七个小型工厂。1958年工业总产值一百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二十五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5％。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支援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和城市工业建设，为市场供应了大量的商品，繁荣了城乡经济，更重要的是为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与电气化迈开前进的步伐。
继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今年上半年的工农业生产又获得了空前的跃进。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一百一十四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二点二倍，超额完成计划的101.6％，农业总产值达二百三十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6％，而且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都获得全面增产。早稻单位产量比去年增产30.2％，油菜籽增产63％，蚕豆增产22％，小麦增产9％，林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24.7％，副业收入增加106.7％，渔业增加142.43％，春夏蚕也相应的增产。畜牧饲养业，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所提出的集体饲养为主，集体饲养与私人饲养并举的方针，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猪达到五千五百头，羊一万零六百头，家禽四万只，兔二千九百五十只。
统一筹划因地制宜
留下人民公社，根据经济收入构成的特点，可分为三个不同经济区。即以粮为主，茶叶次之的山区；以茶叶为主，粮食次之的半山区；以粮食为主，渔、蚕桑次之的平原区。各经济区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生产和社员生活水平有较大的差异。详见下表：
1958年留下人民公社各经济区部门经济收入比重
山区：包括原来的八个高级农业社，农户占全社总农户的18.24％。山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80％，耕地仅占10％，木材、竹林资源丰富。过去农民以砍柴、造纸和竹器生产来谋生，农作物栽培很少，在零星坡地上种点薯类。粮食主要依靠外地供应，畜牧业没有发展起来。解放后逐步改变这种落后面貌，首先重视了粮食和茶叶生产的发展，修复了旧有耕地，扩大了播种面积，使种植业和茶叶收入迅速增长；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8年种植业收入已占总收入55.05％，茶叶跃居第二位，这就根本改变过去粮食主要依靠外援的状况。生产的迅速发展不断地增加了社员收入，提高了社员生活水平。
半山区：包括原来的六个高级农业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5.92％。地势多为丘陵，平原很少，作物单一，以茶叶生产为主，1958年茶叶生产占总收入53.17％，其次是种植业收入占32.70％，副业生产有着相当的地位，占总收入的11.30％，唯畜牧业不发达。茶叶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产量高，质量好，如杨家牌楼生产队，茶叶平均亩产二百四十一斤，比全社茶叶平均亩产高一倍。社员生活水平亦较高，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较山区多30％。今后如能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组织其它副业生产，将会促进多种经济更全面发展。
平原区：包括原来二十七个高级社，农户占总农户的65.84％。全区河塘交错，两岸桑果成荫，水田土质肥沃，水源充足，便于灌溉，历来盛产粮食、鲜鱼、竹笋、柿子。自然资源富饶。1958年渔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73％，仅次于种植业收入。由于多种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生产的总收入比较高，社员的收入水平亦高，1958年平均每人收入九十二元，比山区每人平均收入多61％，比半山区多24％，比1957年增长了8.2％。这个地区在解放前经济作物较发达，而粮食生产少，反映了小农经济单一的生产。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集体所有制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很快地扭转了过去重经济作物、轻粮食生产的片面性，使粮食生产和其他部门得到更快的发展。除耕地面积扩大以外，并改进耕作制度，迅速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发展多种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可以合理地、均衡地利用劳动力。根据不同经济类型区几个典型生产队的调查情况证明，由于多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劳动力的使用程度和均衡性有着显著的不同，见下表：
五四、屏峰、深增口三个队全年各月份用工构成％
从表中各队全年用工情况来看，“五四”队因作物单一，以水稻为主，茶叶次之，全年用工比较集中在4—7月份，此时，正是插秧抢收和采茶叶季节，故需用工最多，在10—11月上旬是单季稻收刈期和春花抢种季节，用工亦较多，其他各月，需用工很少。全年平均每月用工悬殊很大，最高需工量为最低的一十三点七三倍。屏峰队以茶叶为主，水稻次之。用工情况与“五四”队相似，全年有两个高峰，即3月底到8月初，10月底到11月初，用工季节性亦很显著，最高为最低的三十一点零六倍。深增口队经营部门较多，除水稻外，有蚕桑、鱼塘、果树等，全年用工量虽然在3—7月、10—11月初比较多，但各月份的用工量比较均衡，最高用工量为最低的二点五倍，与前二者比较，用工量比较均衡，因而调节了农业生产上劳动力使用的季节性。
发展多种经济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劳力，挖掘劳动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从公社各个经济类型每人平均所创造的价值来看，证明了多种经济发展较好的队，劳动力利用率高，创造的价值亦多。以上述三个典型队为例：“五四”队每个劳力全年创造价值二百九十六元，屏峰队创造三百四十九元，深增口队就创造三百五十一元，较“五四”队多18.5％。
杨家牌楼队，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劳力，组织了副业组，其中等外劳力和残疾者占50％，全组的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由于按照各人的技能分别进行编土箕、竹篮等竹器生产，平均每人每天创造价值二点五元，纯收入达一点五元。这样一个人可抵上一个整劳力，但如果把他们分配做农活，三个也抵不上一个整劳动力。
第二，发展多种经济，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各经营部门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与支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农业本身来说，要求各部门之间密切的配合和支援，使整个农业生产跃进。如深增口生产队将塘泥掘在堤边的桑地上，使桑叶增了产，桑叶的增产保证了养蚕业的发展，而蚕粪是很好的肥料，又是很好的饲料，可用来喂鱼、喂羊，而羊粪既是肥料又可当鱼饵，鱼粪又可增加塘泥的肥分，这个队1959年水稻春化共需塘泥五十五万七千九百担，人工一万八千五百个，如折成人粪肥需款二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元，就地利用了塘泥，每亩稻田可降低成本37％。
各生产部门之间的配合还表现在资金周转快，及时解决了生产上的需要。山区和半山区，在茶叶、粮食收获以前现金收入少，在春耕施肥和每月发工资时，都感到现金周转的困难。但平原区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现金收入多，周转较快，调节了全年的生产费用和工资开支。
公社工业建立后，也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公社水稻面积较多，过去稻草当作燃料，建立了造纸厂后，用稻草造纸，使它利用更加合理。建立了农副产品加工厂，把薯类加工制造淀粉，残渣经酿酒后再作猪饲料，稻糠酿酒后糠渣又可喂猪等等。农业副产品和工业副产品的相互利用，促进了工业生产，而同时又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大量的饲料，加速了农业的发展。建立了土化肥厂，利用当地骨头、蚌壳、磷矿石、焦泥炭、硝土等原料，生产土化肥三千七百九十多吨，支援了农业生产。诸如此类的多种经营，挖掘和合理利用了自然资源，促进了生产部门之间相互支援和全面发展。
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可以扩大公共积累，增加社员收入。各部门经济的综合性发展，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因此多种经济生产较好的地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扩大了公共积累，增加了社员收入，如平原区1958年公共积累比1957年增长147.2％，而山区1958年公共积累比1957年仅增长26％，从每人平均积累额来看，1958年平原区每人平均积累十四点六九元，山区仅有十点二六元，平原区比山区高43％。社员的收入水平，平原区每人平均收入八十七点四元（供给部分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除外，以下同），半山区每人平均收入七十九元，山区每人平均收入五十七点七元，平原区社员收入水平比半山区高10.6％，比山区高51.4％。因此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挖掘自然资源，扩大公共积累，增加社员收入，提高社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四，发展多种经济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促进城乡经济合作，巩固工农联盟。1958年公社生产了蚕茧三千九百一十六担，茶叶七千九百三十四担，白术一千一百一十八担，土纸一百一十四吨，鲜鱼二十七万零四担，柿子二万零四百一十二担，菱五千二百零八担，竹笋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七担，蕉藕七百担，淀粉十九点八吨，酱八十七点四吨，白酒五点六吨，蔬菜十五万担。大量的农副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城市工业生产和副食品的供应，对加强城乡经济的联系和巩固工农联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人民公社在发展多种经济中的优越性
自然条件对发展多种经济，虽有一定的影响，但资源的充分利用，生产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条件。留下人民公社自然条件比较好，可是高级农业社时，由于规模小，人力物力有限，富饶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人民公社化就在这方面表现了它的巨大优越性，为最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全面发展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发展多种经济起了和正在起着巨大的作用。人民公社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公社比高级农业社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在生产上能够统一筹划，使生产上薄弱的环节，得到相应的发展。例如渔业生产，留下人民公社在过去高级农业社时，都没有自己的鱼种场，鱼苗缺乏，要到很远的外地采购，很多外塘不能利用，内塘亦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受着很大的影响。公社化后，建立了鱼种场，专门培养鱼苗，扩大了外塘面积一千多亩，加强了鱼塘管理，加速了渔业生产的发展，使渔业收入在农业总产值中占19.8％，居于第二位。
在发展畜牧业方面，许多生产队，建立了养猪场，如杨家牌楼生产队的猪场，专门繁殖仔猪，克服了仔猪供应不足的困难，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贯彻执行了党的以集体饲养为主，集体和个人喂养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统一规划了土地，使它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多种经济的发展。原来这个社茶地零星分散，不便管理，公社进行统一规划，分区分片经营，加强了管理，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比1957年提高了35％。
原来这个社的水稻区水田面积较多，劳力少，而半山区水田面积少，劳动力较多，经过土地统一规划后，不仅充分利用了劳力，加强了田间管理，同时也适当地加强了半山区粮食生产的薄弱环节。
此外，山区荒山大部绿化起来，加强了竹林、果木林的培育管理，在林业生产的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公社可以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劳动力。这对发展生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过去高级农业社，劳力少，而且劳动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公社可以统一调动和组织比原来高级农业社多数十倍的劳动力，对劳力进行了全面安排，使工农业战线，农、林、牧、副、渔内部，都占有适当的比例，使多种经济能够全面地发展。如在1958年冬闲时，公社统一组织了生产队几千名劳动力，上山打柴搞副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增加副业收入十四万元。
公社建立了公共食堂九十五个，办了托儿所一百六十七个，幼儿园一百一十六个，幸福院一个，还有许多洗衣缝纫组。兴办这些集体福利事业，使妇女解除了家庭事务劳动，直接参加了工农业生产建设，一般增加了劳动力30％—40％，大大地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现象。
第三，公社化后为兴办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社办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针下，因地制宜地兴办小型工业，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业副产品，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实现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不但扩大了公共积累，更重要的是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社在全民炼钢运动中，建立了二十七个小高炉，生产了铁八十九吨，公社兴办的二十余个小型工厂生产了土化肥三千七百九十多吨，土农药二千多吨，克服了肥料和农药供应不足的困难，生产了青红砖、耐火砖三百多万块，石灰二千多吨，石料一万九千多吨，支援了城市工业建设；制造了轴承一千七百四十三套，基本上实现了车子轴承化。1958年工业生产获得利润九万三千五百元，扩大了公共积累。由于社办工业的发展，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农村经济面貌，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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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过”和“正”
徐非光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矫枉过正”，意思是纠正错误而越过了应有的限度；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过犹不及”，意思是越过了客观所允许的限度，便会走到反面。这些成语从原来的意义上来说是并不错的，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把它们加以歪曲用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当全民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绩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大喊大叫，说什么“过快”了，“过早”了，“过高”了，“过急”了，“过火”了，等等。总之，他们把我们的每一个重大的革命措施，把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扣上了一个“过”的帽子。
给我们扣上一个“过”的帽子，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稍为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知道，把革命政党叫做“过激党”，把革命行动叫做“过激行为”，这是“古已有之”的。自从共产党产生那一天起，一切保守的反动的政党和阶级就给他加上“过激派”的头衔，称他的党员为“过激分子”，并且把他的一切革命措施和行动也无不指责为“过激”、“过左”、“过分”……。毛主席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回答了那些指责农民运动“过”了的论调。可见右倾机会主义者关于“过”了的种种议论，不过是老调而已。但是，老调子，新唱词，还有驳斥的必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什么是“过”、什么是“正”、什么是“不及”，并不能由个人的主观愿望来随意判定，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在我们看来，凡是反映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思想和行动，就是正确的，也就是“正”。只有超过了客观过程一定的发展阶段，把将来的事放到今天来做，或把经过主观努力仍无法达到的事硬要去做，这才是“过”；而落后于变化着的客观情况，不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跟上去，这才是“不及”。我们反对“不及”，因为它落后于发展着的客观实际；也反对“过”，因为它超过了客观实际所允许的范围。不管是“过”还是“不及”，由于都违背了客观规律，所以在现实面前总是要碰壁和破产的。我们的主张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用这个基本观点来考察我们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运动，就可以看出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过”的问题；因为这个伟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反映了六亿人民摆脱“一穷二白”状况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体现。事实是最好的见证，大跃进并没有因为所谓“过”了而停顿下来，1958年是大跃进，1959年还是继续跃进；人民公社并没有因为“过”了而垮台散伙，反而经过整顿和提高，大大地巩固并向前发展了；大炼钢铁也没有因为“过”了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反而已经从“小土群”发展到“小洋群”，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的生力军。可见把“过”字和我们在总路线照耀下所进行的伟大跃进事业联系在一起是完全错误的。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我们是否“过”了，而在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正”、“过”、“不及”完全弄翻了个。他们把“正”说成是“过”，又把“不及”说成是“正”。在他们看来，大搞群众运动是“过”，而冷冷清清才是“正”；高速度是“过”，而“小脚女人”似的步伐才是“正”；大跃进是“过”，而继续保持“一穷二白”才是“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过”，而“中庸之道”和“甘居中游”才是“正”；“多快好省”是“过”，而“少慢差费”才是“正”。一句话，凡是旧秩序的破坏、新事物的产生统统是“过”，而“抱残守缺”才是“正”。这样，他们实际上把革命和发展都归之于“过”的范围了。
到底什么人会感到革命和发展是“过”呢？事实证明，害怕历史滚滚向前不断发展的只是代表旧事物的力量，而代表新事物的力量则是努力推进这一发展。工人阶级欢迎革命，因为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六亿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欢迎高速度和大跃进，因为这就是意味着及早摆脱旧中国遗留下的“一穷二白”局面，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万代幸福”。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某些代表资产阶级的势力，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也可以赞成甚至参加革命，但是这只能以不触及他们的阶级利益为限度。一旦当革命要最后摧毁他们的“资产阶级王国”的时候他们高喊“过”了，正是反映了他们留恋和力图保存旧制度的心情。
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列宁所说的，革命时期，“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反对抵制”）。如果说革命是“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欢迎这种“过”。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千古不变的眼光去看世界，革命对于旧秩序来说当然是“过”，发展对于停滞来说也是“过”，但是没有革命和发展就不可能产生新生事物，社会也不可能前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所谓防“过”，不过是想要束缚人们的手脚，只让我们在他们所能够忍受的限度内对旧的东西作一些不“过分”的改良，而不准我们进行彻底的革命。我们必须用毛主席的话回答他们：“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过”资产阶级之“正”，才能矫资产阶级之枉，从而保证无产阶级之“正”。
当然，在一个六亿人民的伟大运动中，小的“过”或“不及”是难免的。正像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而且这些小的“过”或“不及”是一定会克服的。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某些个别的暂时的甚至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夸大为全体的经常的现象，这是看到一个指头生病就要割掉双手的办法。
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懂得了一条真理。在听到别人指责我们前进中的“过”和“不及”时，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对待。如果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某些工作提出善意的意见，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工作作得更好，这当然是应该欢迎的。如果他们借口一个指头有病而要割去我们的双手，我们就要多加警惕，及时揭露他们反动的立场和目的。千万不要把他们的谎言当作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