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两家一本账记北京
——重庆长途电话电路小组大协作的胜利
一条龙协作竞赛，像一根红色的长线，穿过丛山峻岭，把北京——重庆长途电话电路小组的话务员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们在协作中成为两地人民灵敏的耳目，准确而迅速地传递着党和国家的指示、建设的消息和亲友们的问候。
这条电路的话务员，一边在北京，一边在重庆，相隔着千山万水，双方必须密切配合操作，才能接通电话；只要有一端把线头错挪了半寸，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造成不应有的错误和损失。今年4月份，重庆方面调来了一个新手四十四号话务员官振华，由于情况生疏和口音不同，开始的时候不能和北京很好地配合。北京的话务员埋怨四十四号缓慢，常常使电话逾限（超过一小时才接通），影响了生产指标的完成。有的话务员甚至认为上班时碰到四十四号就是“倒霉”，想要求重庆方面把四十四号调走。正在这个时候，全国电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条龙”大协作竞赛。究竟要四十四号调走，还是把四十四号留下来帮助她共同前进？北京的话务员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人说，生手影响用户的通话，应该调走。但更多的人认为，老手是从生手来的，随着业务的发展，新生力量必然要不断增加，应该把四十四号留下来，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她熟悉业务。
就在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四十四号话务员难过得哭了起来。她感到不能顺利地和北京方面配合，就是没有完成任务，为了使工作不受损失，她想要求调动工作。但是，第二天一上班，来自北京的话音完全变了。从前“为什么还不快接过来？”的带有不满和责备的语气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四十四号，这个电话不好接，你接下一个电话试试好吗？”“四十四号，北京的情况是这样的……”或者是：“四十四号，这个词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说……”一股温暖，像电流一样，通过线路，传遍了她的全身。她的信心增强了，操作稳健了，不久她就成了这条电路上的干练的话务员。有一次，北京挂了七、八个加急电话，但电路已经占满，无法叫接。四十四号主动和通往别地的较闲的电路联系，借别的电路，用交叉操作，很快把七、八个加急电话接通了。当用户们开始通话的时候，她听到了来自北京的感谢和称赞。
这样的变化，在开展“一条龙”协作竞赛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两地的话务员还没有组成一个电路小组，双方都以去话为自己的生产指标，总想先接通去话；把来话看作是对方的事。为了先接通去话，常常互不相让，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就采取你接通我一个电话，我再接通你一个电话的“等价交换”办法。今年5月份，全国邮电部门开展了“一条龙”大协作竞赛，北京——重庆电路上的两端话务员们深深地感到，加快通话的速度，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密切地协作配合，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在电话会议上，她们主动地向对方作了自我批评，在两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她们组成了一个电路小组，决定不管哪一方的来话、去话或转话，都是小组的共同任务。并且定期开电话会议，交流经验。
从此以后，北京——重庆长途电话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她们根据先急后缓的原则，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别人。在碰到“地址不详”、“受话人不在”等客观困难的时候，她们仍然千方百计，为用户接通了许多电话。一天，重庆六十三号话务员申德贞接到北京话务员的电话，说北京的用户要找一位住在重庆钢铁公司招待所的同志谈有关钢铁生产的重要问题，六十三号急忙接通了电话，但是受话人已经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当时这个电话如果接不通，这位同志就要到外地去。这时候，六十三号想到，在战争年代里，有许多勇敢的电话员，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或是让电流通过自己的牙齿或身体，把战斗的情况传出去；今天，我也要像勇敢的前辈一样，找遍全重庆市也要找到受话人，把生产建设的消息传出去！她向重庆各个公寓、宾馆和旅馆详细打听，终于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找到了这位同志。当用户通话完毕以后，北京话务员感动地说：“六十三号，你太好了！”六十三号立刻回答：“开展协作，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和六十三号一样，北京的话务员，也尽最大的努力，克服困难，接通来自重庆的电话。那是7月份的一个深夜里，重庆四十四号说，有一个发话人要找北京的一位胡同志讲话，但是不知胡同志的住址和电话。在过去，这类电话是不受理的。但是北京一百六十一号话务员范承珍听发话人说，这次通话是为了通知胡同志不要去上海，如果当夜电话打不通，第二天胡同志就走了，不但白跑一趟，而且耽误了在北京的事情。她感到找不到这位胡同志就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可是，这样大个北京城，到哪里去找呢？真是比海里寻针还要难！听发话人说，当天早上胡同志曾给重庆发过电话和电报，他们就根据这个线索，查遍了当天的电话记录单，发现长途电话是在一个邮电支局营业处打的，但那时营业处已经停止营业；她们又请北京和重庆的电报房协助查找电报根底，终于查出了胡同志住在轻工业部的招待所。可是，轻工业部招待所有很多个，究竟在哪个招待所呢？一百六十一号又耐心地挨个查找，打到第八个电话，终于找到这位胡同志。这时，离规定的逾限时间（一小时）还相差一分钟呢。
协作竞赛中，这个电路小组之间有了一句共同语言，叫作“两家一本账”。这个思想使他们协同努力，办到了许多看起来是办不到的事情。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和重庆钢铁公司有重要讲话。电话接通以后，发话人大声地问道：“你是重庆钢铁公司吗？”“啊？”“我说你是哪里呀？”“你说什么呀？”原来，这两个公司都在远郊区，经过几次总机辗转接续，由于线路影响，音量很小，用户双方撕破嗓门喊了很久，对方还是听不清。这时，重庆的六十三号话务员申德贞和北京的九十五号话务员赵德芳和用户同样焦急，她们意识到，这次电话能不能接通，直接影响着钢铁生产。两人商量之后，主动向用户建议：“由于线路影响，现在音量很小，如果您的通话内容不保密，是否可以让我们给您传过去？”“好极了，好极了！”用户高兴地作了回答。在挂发电话同志的同意和监听下，她们共同协作，一站一站地把通话内容传到了对方，终于顺利地完成了通信任务。
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光辉思想，照亮了北京——重庆电路小组的工作。全组长途电话的逾限率（超过一小时才接通的电话），从3月份的39.5％下降到7月份的8.27％，就是说，她们一小时内接通的电话，已经达到这个时间内挂发电话总数的90％以上。业务繁忙时的电话利用率，也一直是全国先进水平。在全国二十七条首都至各省市的干线电路群竞赛评比中，她们获得了“红旗电路”的光荣称号。
虽然是相隔千里，从未见过面，但是两地话务员已经在协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像同胞姊妹一样了解对方，一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谁，知道应该向对方学习什么和应该帮助什么。她们在工作中极少出差错，但发现了一点那怕是极微小的差错，都首先要检查自己；她们经常受到广大用户的表扬，但是不管怎样的表扬，她们总忘不了写喜报寄给对方。在全国群英大会期间，电路小组出席群英会的代表、重庆话务员申德贞和电路小组的组长、北京话务员赵德芳会见了。在亲切的会见中，她们发生了协作以后唯一的“争论”：申德贞拿着邮电部刚刚奖给的红旗，诚恳地说：“赵德芳同志，这面红旗，应该交给龙头——北京的话务员同志，荣誉应该归于北京协作的战友！”赵德芳立刻把红旗放在申德贞手中：“不，这面红旗你应该带给重庆的话务员同志们，没有重庆战友的协作和帮助，咱们电路小组就没有今天这一点成就。”
第二天，她们才知道，这次她们电路小组荣获了两面红旗。 （邵泉）
（附图片）
没见面的朋友见面了。这是北京长途电话局赵德芳（后左）正向申德贞（后左二）介绍北京局京渝电路小组的工作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基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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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活跃在深山密林里
——记“五四”青年号钻机
从湖南郴县专区沿着宜临公路前行，进入了一片连绵的山峦地区。一眼望去，山峰好像锯齿，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的草木和古老的松、杉，葱茏青黑。……这就是临宜县梅田登里门山群。全国闻名的四二五地质勘探队“五四”青年号机机长王国骥和他的伙伴们，就战斗在这里。
王国骥是一个谦虚谨慎、勤劳勇敢、活泼健壮的青年勘探队员。近几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合金钻头 起死回生
地质钻探，过去用的都是合金钻头。但是，在1955年1月以后，王国骥原在的四零四地质钻探队，推广了铁砂钻进的经验，合金钻头就很少有人用它了。铁砂钻进在较硬的岩层是有它的优越性的，但是在较软的岩层则效率不高，一班只能钻进两、三米。
王国骥那时在三十六号钻机当副机长。他对铁砂钻进推广后效率不高的问题，经常日思夜想。一天晚上，他突然在“探矿工程学”上看到苏联的钻探工效很高，而且用的是合金钻头。他如获至宝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琢磨着苏联用合金钻头工效那么高的原因在哪里。经过细心观察，原来苏联用的合金片是八角柱状?磨角的，底刃锋利；我们用的是长方式平刃的，如果也把它磨角，不就也能提高工效了吗？于是他决定进行磨角试验。他高兴得了不得，连忙把这事告诉了机长。谁知道机长一听，却不同意进行试验。
不久，领导号召大家提革新建议，王国骥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几个伙伴，大家都鼓励他试验一下。
夜深了，修配厂的工人睡觉去了，王国骥同几个人悄悄地打开窗门，跳进去打开电灯，磨起钻头来。钻头磨好以后，第二天，王国骥拿到钻机上去试验，居然一个班打了八米。“成功了！”大家高兴得蹦跳起来。接着又干了两个班，共进尺二十四米，比铁砂钻进提高工效两倍多。就这样，没到三天时间，磨角合金钻头在全队都推广起来。
以后，王国骥又和同志们继续试验，解决了使用合金钻头时碰掉合金片的问题。这样，合金钻头的经验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兄弟队，不久全国都推广了。
“糟糕号”成了先进号
四零四地质队有一台三十九号钻机，由于原来的领导上抓得不紧，生产任务经常完不成，落了个“糟糕号”的绰号。
1955年6月的一天，王国骥突然接到队部的通知，调他去三十九号当机长。王国骥来到三十九号钻机以后，首先摸清了钻机的情况，了解到前机长对同志们具体帮助少，于是他就事事自己带头干，用实际行动来带动大家。
一天，眼看安装工作有窝工危险，王国骥就亲自带领几个临时工上山去安装。下午突然下起暴雨来，淋得大家睁不开眼睛，王国骥就叫大家去休息，自己却冒着大雨去平地基；在他的带动下，晚上大家点起马灯夜战，当天就把钻机安装好了。
过去钻进质量不高，孔斜度大，王国骥来了以后，每当开孔的时候，就同大家研究如何预防孔斜的问题。他带领大家学习了三十八号机“简化钻孔构造”的工作方法，还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孔斜问题解决了，工效也提高了。
钻机上的彭兴炎和赵海林，都喜欢钻研技术。过去彭兴炎曾建议过加快转速，赵海林建议过加大压力，当时钻机长没有支持他们。王国骥来了以后，就鼓励他们进行试验，结果提高了工效。就这样，他来后第一个月就打了一个漂亮仗，进尺四百多米，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以后，王国骥又加强了组里同志们的团结，大家工作也安心了，个个干劲十足，因而生产逐渐上升，到11月，进尺达到七百六十五米，创造了全国岩心钻探最高纪录。就在这一个月，三十九号钻机被评为全国的先进钻机。王国骥也当选为出席全国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难忘的会见
1956年1月的一天，王国骥正在钻机上干得起劲，忽然队部通讯员送来一份电报。一看，是全国政协来的，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的委员。电报要他到北京去开会。
到了北京，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委员们都聚集在庄严的政协礼堂，突然全场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原来是毛主席和其他的领袖们来了。王国骥仔细地端详着毛主席，那慈祥的脸上一直浮现着愉快的笑容，不时向大家招手。大家已经静下来了，但是，王国骥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慈祥的毛主席，一种幸福感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不禁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就在这时候，他回忆起自己的过去。王国骥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五岁就死了父亲，全靠一个旁亲伯母把他抚养长大。十四岁开始当学徒。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学徒的生活比黄连还苦。解放以后，他参加了地质勘探工作。几年来，在党的培养下，他入了团，又入了党，在生产上作出了一点成绩，就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珍视。现在又被选为政协委员，代表着工人兄弟们来到北京，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起商讨国家大事。一想起这些，他全身就增加了一股无穷的力量。当时他暗自下决心说：“敬爱的毛主席，党解放了我们这些穷苦人，当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我要把自己的心全部交给党，争取作一个光荣的钻探工人，为祖国的地质勘探事业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力量。我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要在今年实现千米钻进。”
千米钻进实现前后
从北京开会回去以后，王国骥成天地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千米钻进呢？
2月的最后一天，王国骥和同志们研究着3月份怎样实现千米钻进的计划。大家干劲都很高，计划被通过了。但是，3月上旬过去了，计划完成得并不好。党委书记知道以后，一方面对王国骥进行鼓励，同时决定加强职工的思想发动工作，召开了党团员骨干会议，进行动员，并召开了全体职工誓师大会，来进一步鼓舞职工们的斗志。
从此，一场更紧张的战斗展开了，工人们浑身是劲。生产虽然有了起色，但是到了3月20日，任务也只才完成了一半。离月底只有十天了，怎么办呢？
午夜了，王国骥躺在床上，想到生产任务还完不成，怎么也睡不着。他轻手轻脚地溜出房外，背着手、低着头，不住地走来走去，思考着怎样突破眼前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难关。忽然，他想起了前天去修配厂，看见车床飞快转动的情景，车床转速越快，切削铁屑也越快越多。想到这里，顿时启发了他：钻机如果再加大压力、加快转速，那么钻头的钻进不是也快了么？前些时候，彭兴炎和赵海林加大了点压力和加快了转速，效果很好。想到这里，他立刻叫醒了小彭和小赵，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也很同意。在得到党委书记的支持以后，他们就立刻干起来。一试验，果然进尺快多了。就这样，到月底一计算，共钻进了一千零九十二米。
千米钻进的计划实现了，全队职工都为这个胜利而欢呼。这个消息传到了苏联，苏维埃先进红旗钻机哈萨克地质局卡佳尔地质勘探队四号机机长米申柯，也写信给王国骥，祝贺他们的胜利。
从此，三十九号钻机被命名为“五四”青年号钻机。
向万米进军！
王国骥从1951年参加钻探工作以来，在广西、在湖南……在祖国漫漫无际的深山密林里，由于在党的教育下，带领群众苦干苦钻，出色地完成了国家的勘探任务，不到三十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百个月零六天的工作任务，1958年就开始做1964年的工作了。到今年6月为止，他们已经达到钻进二万六千多米的纪录。今年，他们又提出了“向万米进军！”的口号，现在正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紧张地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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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场三年 荒原变乐园
介绍国营八五三农场事迹
八五三农场在黑龙江省完达山北面，是密山垦区的一个边缘场。总土地面积四百六十五万亩，可耕地面积约占三分之一。水系以挠刀河为主，由哈玛通河、七里杏河、小清河等河组成。
经过水利工程建设，水浇地面积可达七十五万亩，并且可以发电、通航。这里土壤肥沃，地
势比较平坦，适于种植小麦、大豆、苞米等作物。地理状况，为在这里建成现代化的国营农场提供了充分的自然条件。
八五三农场是1956年11月初建立的。主要成员是由铁道兵转业官兵组成，职工人数为二
千一百名。当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片荒原。在党的领导和全国的大力支援下，从建立开荒点到现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建立了七个农业分场（包括一个试验分场），一个中型畜牧场，一个林业分场和一个基建大队。全场共有三十七个农业生产队，七个畜牧生产队，五个副业队，四个林业队，十三个基建队。职工总人数已经增加到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四人。现有机车八十八台（折合标准台为二百二十八台）、康拜因二十九台，各种农具六百四十台，汽车五十三辆，发电设备二百五十瓩，耕地面积已达到四十五万亩。今年播种的三十五万八千多亩作物，获得了较好的收成。根据实测，今年粮食作物总产量为八千余吨，比1958年增长230.1％。
进行大规模的畜牧生产，是在1958年。1957年食用畜禽只有猪一百三十二头。1958年年终，猪达到二千七百八十一头，鸡三千六百四十八只，鸭九百一十二只。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实现畜牧更大跃进，畜牧人员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培训了二百六十七名技术人员，实行了畜牧人员的专职负责制，推广了鸡鸭的产蛋、孵化、育雏，猪的产仔、成活，马的配种受胎、成活等先进经验，使畜牧生产获得了较迅速的发展。以今年1至8月份与1958年全年比较：猪增长了一倍半，鸡增长了五倍，鸭增长二点二倍，猪的成活率达85％，平均每窝成活八点五头。畜牧经营的种类，也由1957年的四种增加为十种。
基本建设方面，坚决执行了基建为生产服务以及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原则。从建场到今年年底，全场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基本建设总面积，将近二十万平方米。在农牧发展的同时，工副业多种经营也有了适应的发展。目前，工副业、服务性行业已有二十九项共八十二个单位，包括造酒、榨油、造糖、制酱油、废物更生、缝纫、制鞋、制肥皂、米面加工、捕鱼、采集山货等。文教卫生方面，有党校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小学十二所，队队都建立了托儿所，医院一个，门诊所十个，电影放映组六个。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职工三年苦战，农场已经初具规模，并初步具备了正规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从一片荒地建点到现在的三年时间内，国家共投资一千五百零六万元，三年总产值共一千九百六十万元。
这样，祖国北部的这块大荒原，已经初步地改变了它的面貌。
当党和国家决定开垦北大荒，把祖国边疆建成为社会主义的幸福乐园的时候，右派分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叫喊什么“北大荒是不毛之地，不可能长好庄稼”，“在北大荒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场职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的总路线，加强了党的领导，职工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用事实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谎言。事实证明，在北大荒不但可以站得住脚，而且只要是坚决执行党的总路线，完全可以获得大面积高额丰产。
为了把北大荒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幸福乐园，全场职工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和解放军猛打猛冲的精神。在1958年播种的时候，五分场正逢雨季，交通断绝，种籽、粮食运不进去。广大职工为了及时播种，不错过农时，他们通过十几里水齐腰深的草甸子，日夜突击背种籽。很多同志的鞋子坏了，就用树皮当鞋子；很多同志的腿脚红肿了，仍然坚持工作。去冬今春，职工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开展了大搞水利、积肥和突击伐木的斗争。水库工地上的同志们提出了拦住桃花水过好农牧关的口号，在冰天冻地中，工率每人每天平均二立方左右。伐木每人每天由平均二立方提高到六立方（六道工序），最高达四十立方。今年夏季多雨，部分土地被淹，职工们冒着倾盆大雨夜间突击排水，终于战胜了雨水，保证了丰收。
三年来农业生产获得的成绩，也是和坚决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分不开的。八五三农场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因地制宜地贯彻了以土、肥、密为中心的农业八字宪法。秋季深翻了占总播种面积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部播种面积严格实行了标准作业，保证了土地平整细碎。在去年秋冬及今年春季，在“苦干一冬，大干一春”的口号下，全场职工共积肥一百多万吨，并建立了一些化肥及菌肥厂；完成了水利工程二十八万多土石方；同时加强了整地、深松、秋耕，百分之百地进行了土壤普查、地号设计，种籽都经过了精选和处理，实行了合理密植。因此，今年播的三十五万多亩作物，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三年来，八五三农场一直处于劳动力缺、机具少的情况下，今年更为突出，为了坚决完成国家交给的生产建设任务，场党委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结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反复说明了完成今年生产任务的政治经济意义，鼓起了群众的干劲，在备耕、积肥、春播、中耕除草、麦收、秋收等作业阶段，掀起了群众性的突击高潮：中耕除草出动了七千人，麦收出动了七千五百人，豆收出动了八千人。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了竞赛，保证了作业计划的完成。
为了充分发挥机械的主力军作用，场党委在机务人员中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机务人员干劲冲天，今年成绩更为显著。仅在春播阶段，每标准台就完成了三千三百三十五标准亩，完成了阶段指标的194.8％，机车的出车率为78.8％，比1958年提高了15.8％；时间利用率为85.1％；因保养不周所发生的故障，比去年减少了70％。小麦播种只用十天，比1958年提前四十天，而且保证了质量。
在机具不足、零件及修理工具缺少的情况下，全场职工掀起了技术革新运动。全场技术革新共三十项、一千四百四十八件，手工工具改革十二种、九百多件，这些革新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农业技术方面，试验成功了春麦冬播，并在全场范围内推广，这对提高产量和减少春播时的作业量、缓和机具紧张状态，起了不少作用。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公报发表以后，大大地鼓舞了八五三农场的全体职工，现在，全场已经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厉行增产节约的高潮。全体职工决心以更大的干劲，更高的劳动热情，力争全年跃进计划的全面实现，并在这个基础上，为争取明年继续跃进而积极进行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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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花布的诞生
记云南印染厂戴仁理的事迹
1957年，云南印染厂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指示，决定生产民族花布，以满足各兄弟民族的需要。
生产民族花布的任务交给了印花技术员戴仁理和其他三个同志。
戴仁理是一个彝族工人。在旧社会，他因为家里穷，七岁就到澡堂作工。一天干十多二十小时，还要挨打受饿。解放了，他才翻了身。1950年初，党送他到工人训练班去学习政治和文化。渐渐地，他懂得了在旧社会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的道理，懂得了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随着阶级觉悟的提高，1951年他参加了青年团。工人训练班学习结束，党又送他到上海去学印花技术。上海的老师傅教得十分认真耐心，帮助他很快地掌握了技术。当他在上海的时候，厂里领导听说他从旧社会带来的关节炎发作了，马上电汇钱去让他医治。戴仁理回想起在旧社会的生活，那时真是感动极了。他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决不辜负党的培养。1956年学习结束，经过考试，他达到了七级工水平。回厂不久，他参加了党。
就是这时候，戴仁理接到了生产民族花布的任务。生产民族花布，可是当时在云南印染厂却没有任何有关的生产资料和设备。这真是太困难了。但是，戴仁理并没有在困难面前退却。他想的是：党对少数民族多么关怀啊！作为一个民族工人，党又培养了自己这么多年，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它，没有技术资料就去摸索，没有设备自己动手。
于是，戴仁理和同志们出发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访问。兄弟民族热情地对他们带去的图案提出改进意见，同时把衣服花样主动借给他们，并说自己做一条裙子要三个月到半年，很希望他们赶快印出他们喜爱的民族花布来。那些日子，戴仁理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总好像看见兄弟民族的无数双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回来以后，他和同志们就马上进行试验。没有烘缸，就找熨斗代替；没有感光罩，拿凳子装上灯泡代替……但是一连试了四十多次都没有成功。于是，有人有意见了，说他们是“白费盘缠”。戴仁理自己也因为用了不少布和染料没有弄出名堂来，开始犹豫起来。正在这时候，厂领导检查了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说：“学手艺总得花点本钱，搞了四十多次不算多，多试验、多总结，终归会成功的。”这些话大大坚定了他们继续试验的信心。于是他们试验一次总结一次，一次比一次有了进步，经过三个多月，一共试验了三百多次，终于摸清了全部工艺过程，印出了民族花布，供应了兄弟民族的需要。
印染民族花布的工艺过程和一定的设备解决以后，还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厂领导又让戴仁理担任了培养技术工人的任务。他用集体讲课、课外辅导、现场实际表演、组织小组互助等方法，同时把自己摸索出的经验编成教材，把技术系统地教给新工人。
1957年底，厂里开始生产套色民族花布，产品搭色问题十分严重，几乎没有一等品。这个问题不解决，成本不能降低，国家损失就大，消费者买到花布也不满意，更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厂里对这个问题研究了许多次。有的人认为，原因是设备太差，建议添置一台平洗机。戴仁理想，买机器要花七、八万元，而且一下不容易买到。他不赞成这个意见。可是，他也没有想出什么合适的办法。1958年4月，他到昆明市海口区参加了共青团昆明市委召开的技术革新现场会，听到了许多大闹技术革新、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先进事迹，他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回来以后，厂里正在发动群众抢关键、搞革新，戴仁理一下就抢了三十八个课题，其中就包括搭色问题。厂党总支书记看见他抢了那么多关键，拍拍他的肩膀说：“很好，有勇气！”接着又指示他说：“回车间去多和同志们商量商量。”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人也表示支持他，工人们说：“你搞吧！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戴仁理研究搭色的时候，厂长也来帮助，并提出具体意见。戴仁理就和工人同志一道根据厂长的意见试验，从温度、酸的浓度等方面仔细观察研究，经过二十多天的摸索，发现了是酸洗时间太短，从几秒钟增加到三分钟，搭色问题解决了。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产量提高了，染料减少了约40％，仅去年一年就为国家节约了十多万元。
接着，戴仁理又提出要革新技术五十件。车间里的很多同志看到他在努力革新技术，都来帮助他。在二十五天内，他就实现了十四件，其中，仅是把一个筛筐印花改为两个筛筐印花，就使单色苗族裙子由日产二百二十条提高到三百条。当印花布日产量日益增加的时候，色浆供应不上了。戴仁理就到调浆组召开“诸葛亮会议”，发现色浆供应不上，是因为淀粉浆和龙胶一时难以买到。他提出找代用品的建议，结果，用皂角米代替龙胶，帮助调浆组用面粉洗淀粉浆，解决了色浆供应问题，保证了印花布的正常生产。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厂里一天要印一千多条苗族裙子花布，手工裁布供应不上印花。当时，厂里曾经发动科室部门干部五十多人到车间裁布，还是供应不上。戴仁理看到剪刀是快口，就想到如果使它连续裁布，准能大大提高功效。他到仓库找了些废钢锯片磨成快口，并约了几个工人突击三天，装起了一部“土”裁布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戴仁理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去以后，干劲更大了。3月间，他为了节约淀粉，想出了用白泥代替一部分淀粉的办法。他和小组的同志们终于在昆明郊区小板桥地方找到了白泥，实现了用白泥巴代替一半淀粉的计划，每年可以节约面粉十多吨。4、5月份，厂里抓技术管理问题，车间主任、戴仁理和一些老工人研究了如何统一操作的问题，以进一步提高质量。当时有五、六种不同的操作方法，他们综合了各班各人的操作优点，总结出“三点一线”的操作方法，这项经验在全厂推广以后，花布质量由80％提高到了96％。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布以后，云南印染厂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增产节约运动。当时戴仁理所在的车间碰到的困难是染料不足，颜色不全，影响着生产任务的完成。有人主张到北京、上海去买。戴仁理想，染料是人造的，难道缺乏染料，就不能想出别的办法？而且眼看就是国庆十周年，一定得想出法子，向国庆节献礼。戴仁理打听到仓库里有些染料，过去不用，是因为牢度不够。他就想，牢度不够是不是可以在操作上多加注意或加点什么助剂来提高牢度；又想到，没有黑色、桃红等，是不是可以采用拼色。他和同志们商量后，大家都鼓励他试试。于是，他就开始了试验。在试验中，他的衣服常被硫酸咬坏，他穿的运动衣也涂得乱七八糟。经过反复试验，从操作上控制，加了助剂，染料牢度提高了。在拼色中，他到花园仔细观察了各种花的颜色，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终于调成了桃红等二十一种颜色。在他们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民族花布中，有四个品种被评为全国样品，其中有一半染料就是用拼色拼出来的。
第10版()
专栏：
不断前进的中山糖厂
1957年10月建立的广东省中山县中山糖厂，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建筑安装的、每昼夜处理甘蔗二千吨的大型糖厂。
中山糖厂投入生产两年来，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两个榨季都全面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已经等于建厂投资的两倍。在大跃进的1958年，中山糖厂开展多种经营和大搞综合利用，先后生产了四十多种产品，其中有蔗渣制活性炭、金属切削机床和电气设备，以及生铁、水泥、土化肥等，供应了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从此，中山糖厂变成了一个以制糖为中心，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工厂。今年5月中停榨以后，这个厂的修机工作比去年又跃进了一步，采取废料复活、以旧代新、物尽其用、改善操作等办法，节约材料一万四千元，节约工时一万一千多，提高工效19.54％。同时，他们自行制造了全套日产二吨的蔗渣造纸厂设备，并且已经安装起来投入生产；还制出比较精密的刨床和多种工具。
中山糖厂投入生产初期，全厂工人平均技术等级只有三级，还有大批学徒。由于工人对设备性能生疏，以致锅炉燃烧效率低，蔗渣不够烧，还要补充大量柴、煤；同时，澄清蒸发罐积垢严重，物料处理不平衡。通过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职工大鸣大放，短期内就贴出大字报近二万张，其中有关改善设备、改进生产的有一千四百六十二条，从而突破了生产关键，日榨蔗量、压榨抽出率都超过设计能力。
去年第四季度，他们又以技术革新和冲破原材料关为中心，发动职工辩论是否可以打破糖厂常规，不经过综合试机就开榨生产？不用硫磺能否生产白糖？经过鸣放、辩论，群众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结果节省了总体试机的大量燃料和材料，并创造了低硫澄清法，提前十七天完成了年度计划。
今年春天，当连绵阴雨影响甘蔗供应，威胁着完成2月份计划的时候，厂的党政领导立即亲自率领职工三百多人，下乡抢运甘蔗。职工们的冲天干劲，使生产成绩直线上升，新纪录接连出现。
1958年到1959年榨季，材料供不应求。领导上及时把情况向群众交代清楚，启发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攻克材料关。结果，技术人员和工人密切结合，经过多次的试验，总结出一套先进方法，使每吨糖消耗硫磺定额从五点九一公斤下降到一点七一公斤，全榨季为国家节约财富十多万元。
糖厂是农产品加工厂，每日所用的原料甘蔗不能储存，需要公社逐日不断地供应；同时甘蔗的品种、质量、数量对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密切工农联系，依靠当地党政的大力支持，在糖厂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山糖厂建厂以来，在县和公社的大力支持下，县内扩大了甘蔗种植面积，并且及时地安排了砍甘蔗的劳动力。糖厂也主动地支援农业和地方工业。如配合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糖厂经常派出技术人员到蔗区指导生产，并在植蔗比较多的地区开办甘蔗技术改革训练班。地方工业和公社工业需要糖厂协助解决问题的时候，糖厂也都尽力帮助解决。
（附图片）
广东中山糖厂生产的大批食糖新华社记者 陈福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