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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31日电：赫鲁晓夫同志1959年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全文如下：各位代表同志！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委托我来向你们讲一讲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些问题。
苏联政府一向遵循列宁的和平政策、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项指示，一贯坚定地执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冷战”和为了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而改善各国之间的关系的方针。
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努力，国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有了显著好转。这主要表现在，国际紧张局势有了很大的缓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前景也更加美好了。还在不久以前，“冷战”的热狂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某些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路线是建筑在公开的侵略打算上，建筑在“实力地位”政策上。这种路线的策划者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想用大棒来解决国际问题。
他们把这种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有时叫做“解放政策”，有时叫做“推回政策”或者“挡回政策”，但是实质确是一成不变的。要知道，如果使那些不要求和不希望这种“解放”的人从某某下面“解放出来”，那么这就意味着要用武力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制度。任何一国的人民都没有要求过，而且永远也不会要求资本家先生把他们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和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幸福。
任何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人民，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希望把他们从工厂里“解放出来”，并放弃亲自支配自己国家的一切财富的权利和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安排生活的权利。任何一国自由的人民从来还没有要求一小撮掠夺他们和把人民的劳动果实攫为己有的人来支配他们的生活。但是，一些国家中的仍然靠剥削人民为生的人显然并不想了解这一点。
这些人谈到“挡回”或者“推回”时，并不是指用礼貌的话来请某人挤紧一点和让位。而是指直接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因此便产生了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和幻想建立“核优势”等等的方针。这一点还表现在这种路线的维护者的这样一些用语中：他们谈论着“战争边缘”政策和“大规模报复”等等。甚至还直接威胁对苏联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甚至某些积极推行“实力地位”政策的人也看到了这种政策是毫无前途的。现在西方只有那些极端好战的人还怎样也不抛弃这些陈词滥调。某些地方还可以听见这种老调的回声。例如，美国国会作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决定，即：举行所谓“被共产主义奴役的人民”周和为他们的解放祷告。这里虽然没有用“推回”的字眼而用了另外的字眼，但实质上还是一个，即还是呼吁干涉他人的事务。
你们看见吧，事情从“推回”政策发展到向上帝祷告。但是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如果西方国家的人士向上帝祷告，祈求“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我们也向上帝祷告，祈求把他们的人民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会使上帝为难了。他究竟该怎样决定呢？显然，如果他要站在大多数人的一面和采取民主的立场，那么，决定将会对我们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不过这可以说是有些离开了报告的本题。
现在在西方对局势的更清醒的估计和对国际舞台上形成的力量对比的更明智的了解，渐渐开始占上风。而这种了解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必须把用武力来对付社会主义世界的打算送进档案库。生活本身要求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同生活在世界上，和平共处。
最近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有哪些基本原因呢？
基本原因就是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有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影响的增长。人类感到幸福的是，在伟大科学发明和技术成就的现时代，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并且得到迅速的发展，而社会主义所固有本质就是渴望和平。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越快，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
与此同时，摆脱了殖民地从属地位的国家，以及关心维护和平和防止新战争的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考虑遍及世界各大洲的这些国家的呼声，是不成的。
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消除“冷战”和赞成国际和平合作的和平力量近来也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士，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开始理解，在拥有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现代条件下，战争以空前未有的损失和破坏首先威胁着决定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那些国家。
和平共处——现实的庄严要求
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和平政策为人类开辟了一条没有战争、以和平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道路。
现在，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伟大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英明主张的卓越意义。
在当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在军事技术达到了当前水平的情况下，任何人只要不丧失现实感，除了和平共处之外，不可能提出任何另外一条发展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的道路。
不断听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的这样议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苏联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建议。我认为，这种议论说明了完全不理解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和平共处在今天来讲是一个现实的事实，而并不是谁的请求和央告。这是由当前的世界形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所产生的客观需要。现在，世界上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各自拥有军备，这些军备一旦被使用起来，便会造成悲惨的后果。现在谁声明不承认和平共处，并且叫喊反对和平共处，那他实际上就是主张战争。
现在，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和平共处——它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如果我们不愿意丧失理智进行核—火箭世界大战的话。实质在于在明智的基础上共处。如果各国生活的条件是：虽然没有战争，但大炮和火箭经常处于待命发射的状态，载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军用飞机不断掠空而过，那么这种情况未必可以认为是明智的。要知道，这些飞机不仅在飞行，而且常常因为种种事故同它那致人死命的装载物一起坠地而毁。在美国就发生过不少起这种事件。发生这种事件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贮存和玩弄这种武器是多么危险。
苏联政府，全体苏联人民从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的原则出发，尽一切努力来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要让人们在临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我们希望在明智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让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都在这方面致力工作，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创立条件。作为这种合作的基础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则，即每个国家都可以为自己选择、并向邻居学习它所认为需要的东西，不得有任何强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共处才真正会是和平的和睦邻的。
当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这样来和平共处就要求为了和平的利益相互让步。可以说，这里需要有现实的态度、对事物的现实情况有清醒的估计、相互谅解和顾及彼此的利益。这是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一个原则性的、同时又是灵活的立场。
承认不同制度的存在，承认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自行解决本国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权利，尊重主权和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通过谈判途径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这就是建立在明智基础上的共处的前提。
万隆会议已对和平共处的原则阐述得十分清楚了；这些原则后来也得到联合国的赞同。直截了当地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各国应该为了和平的利益相互迎合。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本身要求具备相互让步的因素，彼此考虑对方的利益，因为否则就不可能建立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过去坚决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将来仍然像磐石般地站在这个基础上。意识形态问题不能用武力解决，不能把在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从未承认过，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或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国家结构问题应该用战争来解决。
资本家不赞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世界观对他们格格不入。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们也是同样不赞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但是，我们必须和平相处；只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所发生的国际问题。因此就必须相互让步。
当然，无论是此方或者彼方都不会在我们有分歧的根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让步。这里谈的是另一种让步。例如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在我们这里讲了一些他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不总是、而且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们容忍地对待这样的言论。我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时，也要在那里讲话，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样子，那里也会容忍的。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就意味着不干涉内政，必须相互让步，相互妥协，也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方面解决成熟了的实际问题时双方迁就，从而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和平。弗·伊·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无论在取得政权以前或者以后都必须善于执行灵活的政策；如果生活和事业的利益需要，就去妥协和达成协议。
什么才叫做适应当前情况呢？比如，我们就拿裁军问题来说吧。苏联政府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的实现将保证各国人民的和平。但是，为了谋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裁军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愿意研究其他的建议。当还没有可能解决整个问题时，我们准备让步，即像我们认为最正确的那样去作，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作了某些让步。例如，大家知道，虽然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了我们苏维埃国家，后来又承认了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外交关系，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一起坐在联合国里讨论国际问题。当然，这也是让步，也可以说是被迫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存在和发展现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迁就。
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时，这里指的是，无论这些国家或者那些国家都不互相干涉内政。只有在这种明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和平共处。
在我们时代里，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实践中，正在碰到和将会碰到不少问题，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彼此迎合，在互相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便防止产生紧张局势，尽一切可能，甚至最小的可能来防止新的战争。
但是，不能把有利于各国和平共处的相互让步同原则上的让步，同涉及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本质的让步混淆起来。这里根本谈不到任何让步和任何迁就。如果将在原则上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这将意味着滚到我们敌人的立场上去。这将意味着政策的质变，将是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行为。谁要走上这种道路，谁就走上了叛变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当然，就应该对它开火，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
我们坚信我们的真理的力量，我们高高地举起、并向全世界显示这种社会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不必害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会被资本主义恶魔所迷惑而放弃社会主义。否则，即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创造才干。
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有不少执行英明的和灵活的列宁外交政策来解决世界最重要问题的范例。例如，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就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当时提出了同德国缔结和约、以保障年青的苏维埃国家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任务。列宁和党同托洛茨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托洛茨基在当时发表左倾的反对意见，并提出他臭名昭彰的口号：“既不签订和约，也不进行战争！”他这样做迎合了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口胃。大家知道，德国帝国主义者就利用了托洛茨基的冒险立场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年青的苏维埃国家不得不克服不少的困难。政策中冒险主义的结果就是这样。
当然，现在局面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从历史中举出这一例子是为了表明外交政策方面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执行外交政策时的灵活性。
某些反对和平共处的资产阶级的活动家竭力指责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指责苏联，说我们讲和平共处时不是真心诚意的。他们硬说，我们提出和平共处的口号只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口号，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说什么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从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进行战争的原理出发的。
然而，这种论调不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的歪曲。马克思主义一直同军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从来没有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对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必需的。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侵略性的战争进行了最不调和的、一贯的斗争。大家还记得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倍倍尔、若列士、李卜克内西，他们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积极战士。若列士由于进行反对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倦活动而付出了生命。
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全体劳动人民会因为战争而流血，而资本家则能在战争中发财。但是，共产党人同时也说过：如果资本主义的矛盾导致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掠夺战争，那么，工人阶级、人民就不会是消极被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工人阶级，像列宁主义所教导的那样，当时就利用这个战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掌握政权并建立起一个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然后停止战争，使侵略性的战争根本成为不可能。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列宁主义原理的光辉范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立即呼吁所有参战国家停止战争和缔结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侵占别国的领土、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的。在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被击溃后，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些国家中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可见，历史经验说明：发动战争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帝国主义者。
当我们谈到和平共处时，我们是真心诚意这样做的，因为和平共处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至于谈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这是它们人民的内政。我们严格遵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方针，现在在西方得到越来越多的了解。苏联政府早就坚决主张的、就已经成熟了的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国家领导人相互访问、进行互利的经济联系、在文化和科学方面实行接触这样一些东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形式，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既然现在大家都看到，国际关系方面在开始转暖，那么，当然，这在许多方面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努力的结果。
仅仅在最近一年半以来，也就是在本届苏联部长会议就职以来，苏联政府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建议，例如：关于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建议，关于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的建议，关于通过缔结对德和约来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的建议，关于召开政府首脑会议来讨论一些最成熟的国际问题的建议，关于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
苏联政府的努力已经获得了某些良好的结果。例如，现在正在为签订一项关于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进行谈判。不错，这个谈判拖延了很久，但是，它总还有一定的进展，并且应当期望它很快就会圆满结束。你们都记得，为了讨论消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迹问题，曾经在日内瓦召开了外长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解决它所讨论的问题，但它毕竟有助于澄清各方面的立场和使彼此的立场有所接近，总的讲来，它有积极的意义。
苏联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同西方大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米高扬同志和科兹洛夫同志今年都访问了美国，后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也访问了苏联，两国互相举办了展览会——在纽约举办了苏联展览会，在莫斯科举办了美国展览会，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苏美关系的改善。在“冷战”冰块中出现了初次的裂缝。
在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苏联时，我们跟他交换了意见，这次交换意见无论在改善英苏关系方面，还是在改善整个国际局势方面都起了显著的作用。
在根本改善苏美两国关系和普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特别重大而深远的步骤是，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美国总统互相访问的协议。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曾经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政府其他官员、同美国各界人士和美国普通人进行了会见和交谈。从这些会见和交谈中，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民都不希望战争，他们希望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以总统为首的美国许多著名人士都理解美国人民的这种心情，都对由于军备竞赛和“冷战”而形成的局势感到不安，他们希望找到加强和平的途径。
我们这方面曾经竭力使我们直接会见过的美国各界人士以及美国全体人民意识到，苏联政府和苏联全体人民真诚希望和平，并且致力于改善美苏之间的关系。看来，我们在这点上已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美国人对苏联的立场现在有了更好的了解。
你们知道，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时，我们就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例如，全面裁军问题、对德和约问题和柏林问题等，还有关于发展苏美关系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反映在苏美联合公报上。现在我只想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的会谈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在我们看来，会谈促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互相了解，促使了我们在对目前的整个局势的看法方面、在对某些重大的具体问题的态度方面、以及在对改善苏美关系的必要性的认识方面的观点的接近。这是对巩固普遍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我们非常珍视这些会谈。
你们知道，在不久以前，达成了我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会晤的协议。我们认为，这一会晤对发展苏法之间的关系、对巩固普遍和平将是有益的。
总的说来，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是正常的，虽然由于它参加了旨在反对我们的军事集团，因而在它的政策上打下了某种烙印。
我们两国的利益在客观上并没有任何冲突，当然不能把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曾经是同盟者这样一个事实看作是偶然的。当然，对当前局势的不同理解，会在我国对某些问题的立场上表现出来。但这种分歧并非根本性的，而是完全可以消除的。苏联人民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友好地相处，他们希望法国繁荣富强。如果朝前看，我看不出有什么症结或障碍会严重妨碍我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良好的友谊关系。
我愿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个崇高讲坛上说：我们十分珍视戴高乐总统和德勃雷总理关于奥得—尼斯边界线的不可动摇性的现实的说法。毫无疑问，这有助于欧洲和平的巩固。
当然，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一样，对于已经在阿尔及利亚延续了五年的战争感到不安。戴高乐总统不久前曾建议，通过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投票的办法在自决的基础上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一建议对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能起重要作用。它是会起这种作用的，只要它不是宣言性的建议，而是继之以实际行动，这些行动要在考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独立发展的权利的同时，能保证各方彼此利益的协调。
大家知道，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紧密联系。当然，如果今后这种联系能建立在真正遵守自愿和平等这样一种新的、彼此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它就能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的确立。过去那些年头的情况表明，要想不顾人民的意志用武力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如果对这一点的理解能在法国占上风，我们是会感到高兴的。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隐瞒，我们同情的是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己的独立和民族自由而斗争的人民。不难看到，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有利于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和它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
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国际局势的途径
代表同志们！我们已经使整个国际气氛有一定的好转，开辟了就采取具体措施来扫清国际关系中由“冷战”而积压下来的芥蒂进行谈判的道路。现在我们正在跨入举行这种谈判的阶段。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等于国际关系中的困难或者只是苏美关系中的困难已经消除了。想一下子消除多年的积垢当然是不可能的。不会有这种奇迹。为了好好地融化“冷战”冰块，为了大大改善国际的关系，还要作很多的努力。
但是，国际气候晴雨表的指针很明显地在从“暴风雨”和“阴天”移向“晴天”，尽管它移动得不如我们理想的那样快。
只是不要忘记，国际气候和一年四季的自然交替不同，它是不会自行变化的。为了在国际关系方面求得晴朗而稳定的天气，需要各国政府，而首先是各国人民的一贯的、积极的、爱好和平的行动，各国人民应促使本国政府为和平采取行动。各国人民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同世界和平的加强是血肉相关的，因此，应该使他们很好地了解，国际局势是怎样的，以促使本国政府执行和平方针。
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呢？归根结底，这首先意味着解决裁军问题，停止军备竞赛。如果我们希望保障持久和平，那末，就不能再保留国际关系中的疙瘩，这些疙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后来的“冷战”时期的遗物。应该把它们解开。
这里必须注意解决早已成熟了的任务——签订对德和约的必要性。前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国间在德国问题上的严重矛盾、西德的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复仇主义的倾向、两个德国间的关系的紧张——这一切使欧洲的局势变得不稳定并且孕育着危险的后果。如果同两个实际存在的德国缔结和约，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柏林问题也从而可以得到解决。
苏联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不只一次地阐明了，我没有必要详细地谈这一点。在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期间我也叙述了我们的立场，而且大家知道，已经取得了愿意恢复德国问题谈判的协议。
不能不指出，欧洲总的局势仍然令人感到很不安。互相直接接触的双方都在这个地区集中了大量军队。在西欧有很多外国空军和海军基地；此外，目前那里还正在建立火箭—核武器基地。不顾世界公众的抗议，不顾保障和平的利益，西德军队正在装备核武器和火箭武器。因此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爆发新战争的危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要求缓和欧洲的气氛，要保障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安全。我们还打算更进一步，准备采取任何合理的局部性措施。我们只希望推进这个事业，改善欧洲的局势，使欧洲的疙瘩不再纠结和勒紧。
中近东仍然是世界上一个令人不安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局势酝酿着各种各样的纷争。不错，现在不像不久以前那样，现在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对这一地区国家的内政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但是情况仍然是不正常的。
应该直率地说，那里的情况并不比以前更健康，因为某些国家的领土仍然（部分地区比以前更甚）被外国用来作为对第三国进行备战的基地。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谈到那些把本国领土充作外国军事基地的侵略集团参加国对巩固普遍和平所带来的危害。今天我想再谈一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有些国家差不多就是把提供本国领土充作锋芒对着苏联的外国火箭—核基地当作自己政策的主要原则，难道可以说这些国家是在促进和平吗？像我们的南部邻国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了中央条约组织，只差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参加，大概这只是由于距离远的缘故。可是，如果允诺给它所谓帮助，恐怕距离远这一点也就不存在了。不错，允诺“帮助”，这还不等于给予了帮助。我想，只要答应给土耳其统治集团一笔数额，他们就会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任何什么“组织”。
但是土耳其参加军事集团的主要后果是什么呢？土耳其的领土变成了真正的军事基地，现在它还将配置装有核弹头的外国火箭。不用说，这首先是在破坏土耳其本国的安全。
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土耳其这种外交政策方针的危险性，并且为建立我们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我们真诚地希望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来建立我们两国的关系，就像不多久以前由凯末尔这位杰出的活动家决定土耳其的政策时那样。
至于说到我们同南部另一个邻国——伊朗的关系，这种关系还需要作很多的改善。最近几年来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旨在同伊朗建立友好关系的重大措施。可是伊朗领导人不顾本国的民族利益，宁愿承担中央条约组织军事集团内外的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义务。
顺便谈谈这个集团的名称（以前叫巴格达条约）。这个集团由于考虑到不久前对侵略势力的可悲的教训，现在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缩写是Cehto。这是耐人寻味的。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喝牛奶烫了嘴，喝冷水也要吹吹。”巴格达条约垮台了。现在它的鼓吹者不敢再把他们的条约称为安卡拉条约或者德黑兰条约，而是想出中央条约组织这样一个无人负责的名称。
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他们有很大的信心，最少名称可以保住了。
应该明确地说，这种政策不符合巩固和平和改善苏伊关系的利益。关于伊朗今后的政策动向将根据那些决定这个国家政策的人的具体行动来判断。
要知道，土耳其和伊朗有一切客观条件，来对缓和世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改善同和平邻邦的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美国和某些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问题使世界公众感到严重不安。人民中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它无疑地在国际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却企图把中国变为一个二等国。西方仍然有人企图传播一种思想，说什么中国不只一个，而有两个。但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在北京。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以台湾为名的中国，中国的首都从来没有在，而且也不会在台北。
此外，由于美国和它的盟国所采取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至今没有恢复，虽然这是同健康的看法背道而驰的。中国曾经站在同盟国的一边同日本作过战。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并且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现在它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人冒名占据，由于中国伟大革命和中国人民意志的胜利，这些冒充者已经被剥夺了代表中国的权利。打个比方说，这些人能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讲话的权利，并不比在亡命中度其残生的克伦斯基能代表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讲话的权利大。
大家都知道，十年前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陈旧腐朽的制度被推翻了，蒋介石的政府被扔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内享有了在中国全部悠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享有过的威望和信任。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它的政府有着最友好的关系。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成立以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造、并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以后，那些坚持“两个中国”的荒谬立场的人就越发显得可笑了。
美国不顾明显的事实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死抓住已被推翻的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帮助蒋介石分子盘踞在台湾，用自己的武力保护他们。企图这样来阻碍在全国完成革命解放过程，阻碍目前在中国几乎全部领土上存在的国家制度扩大到台湾和其他中国领土。
干涉中国的内政、企图“修改”地理和制造“两个中国”的人为局面；违背了各国人民对消除“冷战”的愿望，造成了远东的紧张局势。
在我访问美国期间进行的交谈中也谈到了中国。我当时说出了苏联政府对所谓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的看法。但是在这之后不久，国务卿赫脱先生和副国务卿狄龙先生就开始对苏联发动某种心理进攻，故意歪曲苏联同中国关系的性质，企图使人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内外政策问题方面的主权。
我不知道，这用美国话怎么说，但用俄语可以把这些企图称为马的逻辑。事实上谁不明白：人民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它的政府在执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国务院发言人发表的观点受到了美国人自己的嘲笑，这是非常公正的。比如，美国著名的评论家李普曼曾正确地强调指出，这种言论只会给改善国际合作的事业带来损害，美国国家领导人不应当对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发表正式的公开的评论。赫脱先生和狄龙先生应当知道，在谈到苏联和人民中国的时候用这种手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至于谈到问题的实质，那么可以回忆一下，在日本被击溃以后，台湾岛（美国人喜欢叫它福摩萨）便归还给了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权利是在有美国故总统罗斯福签字的开罗宣言和在有前总统杜鲁门签字的波茨坦宣言以及在日本投降书中确定了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承认过，台湾已经归还了中国，因而这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杜鲁门在1950年做总统时曾经说，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和其他盟国同意中国政府对这个岛行使政权。
可见，所谓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人同中国人的关系问题，纯粹是中国的内政。如果不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如果不是由于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残余的军事支持和保护而在台湾人为造成的局势，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国际纠葛。
我们深信，台湾和其他岛屿必将重新合并于中国其他部分。在这方面进行任何威胁或扬言进行威胁，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必须注意到，甚至一个小国家，在它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的时候，也往往不是威胁所能够阻拦得住的。何况这里所谈的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极大的国家，威胁便更加无济于事了。
那些谈论苏联对中国行动的责任的人应当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需要任何人的监护。人民政府执行着自己的政策，并且毫无愧色地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谈到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盟国，那么我们同意承担这种责任。对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使台湾和其他属于中国、但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岛屿归还中国而作的努力，苏联是感到亲切和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和将来都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到它取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止。因为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权利都在它这方面。
在远东的其他问题中，朝鲜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这个国家分裂成了两部分。就目前朝鲜半岛上的局势看来，那里现在未必会发生军事冲突。诚然，老朽的李承晚是企图煽起战争狂热的，但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沉着地对待他的威胁，并在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现在都很良好，这个国家在顺利地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并在日益巩固。
南朝鲜的状况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那里的经济，特别是农业，在继续恶化。南朝鲜已经破产，甚至李承晚也不能不考虑到，他的臣民根本不希望发动战争来打自己的在北朝鲜的兄弟。况且，李承晚显然知道，如果他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很快就会变成一场大战。而他清楚地知道，不仅南朝鲜有盟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是有盟国的。
如果谈到决定南朝鲜政策的主要力量，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美国没有在那里寻找军事冲突。目前，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力量的对比也不利于那些希望通过战争或者任何其他非和平方法来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人。
可见，逐步准备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有利条件正在形成。这件事必须从外国军队撤出南朝鲜开始。我们相信，如果在朝鲜没有外国军队，如果朝鲜的事务不受到外来的干涉，那么，朝鲜人自己就能更快地达成关于南北两部逐渐接近的协议，从而为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朝鲜的民族统一创造前提。
最近期间，老挝局势问题带有不良的气味。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大家知道，有些集团更多地希望扩大东南亚条约组织侵略集团，而不是希望巩固东南亚和平，他们起初设法停止了根据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决定而成立的老挝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之后，那些集团又把老挝本身的局势搞得复杂起来，在那里，日内瓦协议遭到了直接破坏，开始对前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迫害，并且动用了武器。虽然在老挝进行的不过是排对排的小部队战斗，但有人向全世界发出过分的叫嚣。
至于谈到苏联，我们是反对在老挝存在即使是微小的战争火苗的，因为它会助长侵略势力。在那里发生的小战斗，只要采取明智的态度和遵守国际协定，是可以解决的，而局势也是能够恢复正常的。主要的在于，大国不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否则将会产生不愉快的结果。
我们对我们的两个友好国家——同我们有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纽带联系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我们顺利地发展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共和国——边境上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非常遗憾。我们特别感到痛心的是，由于这些事件，双方都有人牺牲。对死者的父母和亲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所遭到的损失。如果中印边界事件不要再演，如果目前的边界争端能通过友好谈判得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我们就会感到高兴。
我想没有必要来谈苏联同所有国家的相互关系。我在这里只谈谈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使当前国际局势不安的关键问题和主要方面。在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最近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化。
只能这样说，我们有一切理由对我们同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感到满意，特别是对那些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国家的关系感到满意。但是，我们也想跟那些目前同我们还缺乏必要谅解的国家改善关系，取得充分的相互谅解，这种谅解将会转变为友谊。
国际紧张局势已经取得的缓和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同东西方国家的联系。我们应当坚决执行我们的列宁主义的和平政策，而且我们将始终如一地执行这种政策。
裁军问题应当解决！
代表同志们！
在我访问美国期间，我曾代表苏联政府把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提交联合国讨论。
你们都知道，苏联的这个建议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好评。
我们苏联人民认为，裁军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人类走向何处去——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这取决于是否能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目前在这方面，看来已经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在人类历史上，各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迫花这么多的劳动来制造毁灭性的工具。军备竞赛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竞赛。军队在日益增加；所谓常规军备在日益完善；核弹和火箭武器的储备在不断增加。据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自1945年7月至去年年底，已经进行了将近二百五十次核爆炸。这些次核爆炸的总威力约达一亿吨三硝基甲苯的爆炸力。这些爆炸的力量，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炸弹、地雷和炮弹加在一起的爆炸力还要大许多倍。而至今所爆炸的试验性核弹，只是库存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很少一部分。可见，军备竞赛已经把人类引到了什么地方！
就在不久前，遥远的距离，比如说海洋还是战争从一个大陆蔓延到另一个大陆的天然障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坏的主要是欧洲。当时某些国家还有可能在大洋彼岸或者在遥远的地区安然避风。这些国家不仅避免了破坏和其他的战争灾难，而且甚至还在战争中发了横财。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最有破坏力的杀伤武器——核武器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到地球的任何一点。新战争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它会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牺牲、破坏和灾难。后方和前方，士兵和和平居民都已不再有区别。
要堵塞战争道路，就必须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为此，苏联政府把你们都已知道的建议提交联合国讨论。
苏联提出的方案的实质何在呢？我们建议在最短期内，比如说在四年内，实现各国全面彻底的裁军。这就是说，应该解散一切武装力量，销毁一切武器，停止军火生产。要永久、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火箭武器；要取消军事部和总参谋部，撤除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任何人也不再受军事训练；要停止任何形式的军事上的拨款。
各国只应该留下不多的、人员数量经过议定的警察和民警，并且他们只配备轻型射击武器，以便维护国内秩序和保护公民的安全。
为了不让任何人破坏彻底裁军的协议，我们建议建立严格的、有效的、全面的国际监督。
全面彻底裁军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没有战争的世界奠定基础。
全面彻底裁军还意味着大大提高各国人民的福利。停止军费开支，就可以腾出大量的物资来扩大一切大小国家的和平经济部门。大量的资金可以用于发展和提高经济上不发达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在这些国家建立许多工厂、电站、水利灌溉工程、住宅、学校、医院。将使各国的科学家有更多的机会来为和平、为各国人民的幸福工作，来扩大各部门，如技术、医学和宇宙研究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可以共同努力来实现许许多多科学性质的宏伟计划。
如果现在对全世界公众怎样欢迎苏联的裁军建议这一点作一次那怕是初步的总结，那也可以说，我们的建议已使世界各国广大阶层的人民为之振奋。苏联政府的裁军建议已得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赞同，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支持。
裁军问题现在不仅是外交家谈判和专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一个有绝大多数人类参加的社会斗争的极重大的问题。
在我访问美国时，我们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讨论了裁军问题。我高兴地指出，艾森豪威尔先生表示赞成有必要谋求解决裁军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先生、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先生及其他人士对苏联建议的反应，对于即将举行的谈判有良好的影响。令人高兴地看到，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讨论我们的建议的过程中，大多数代表对于全面和彻底裁军的主张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肯定态度。
各国的舆论界、政界和实业界对我们的裁军建议表示极大的兴趣。我们特别欢迎坎特伯雷大主教费希尔的发言，并且对他正确理解和支持苏联关于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表示敬意。特别可贵的是，这是英国的教会首脑——大主教的态度，他从基督教的立场上确认了我们建议的人道精神。应当估计到，必将还有其他教徒和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跟着他这样做，如果他们真正信奉他们的那些关于人间太平和关于不许人间打仗的教义的话。
当然，广大公众欢迎我们的建议决不等于在即将举行的裁军谈判道路上现在或将来都不会碰到大障碍。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们的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世界上仍然有军备竞赛和“冷战”的鼓吹者，仍然存在着有势力的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它们可以从军备竞赛中获得巨大的利润。他们不惜任何手段来竭力阻挠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而且他们现在已经不光是袖手旁观了。不错，世界公众对苏联建议的良好反应迫使他们现在不敢公开叫嚷反对这些建议。于是他们采取了迂回运动，歪曲这些建议的实质，对这些建议散布了种种明显的谎言骗语。
西方有人企图怀疑我们的建议的诚意。但是我们对这种虚伪的手腕已经司空见惯了。
苏联政府一向是裁军的拥护者。从苏维埃国家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坚持同军国主义斗争和争取裁军的立场。在十月革命的最初的日子里，列宁就号召消灭战争。苏联政府解散了军队，于是我们便转入了民兵制。后来，当我们受到侵犯时，我们才不得不建立起国防军。顺便说一下，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措施的不是别人，而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因为它们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我们的国家，给了革命的敌人以军事和物质援助。由于这样，苏联人民才不得不武装起来，以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和祖国的独立。
晚些时候，当建立了国际联盟时，苏联政府便提出了裁军和销毁武器的广泛的建议。当时这些建议是由苏联的代表李维诺夫阐明的。
现在我们考虑到另一种形势和在世界上形成的不同的力量对比，又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
从前某些人反对我们的建议，硬说什么它们只对苏维埃国家有利，因为苏维埃国家那时还很软弱。是的，确实是很软弱；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地比现在软弱得多。然而就在那时，我们提出裁军建议，也是遵循保卫世界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想的。
现在力量的对比完全不同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一道粉碎了强大的敌人。战后，苏联人民胜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取得了经济和文化、科学和技术的空前高涨，提高了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
苏联是普遍公认的世界强国。现在苏联已经不是孤单的。存在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不能说我们提出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是出于软弱。我们拥有一切必要的东西来捍卫我们的国家不受任何外来的侵犯，并且给敌人以毁灭性的回击。我们不仅有能力保障我们的事业不受干涉，而且也有能力帮助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他们的果实、自由和独立。
因此，十分明显，我们现在提出的裁军建议的确是出于人道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在热核武器世纪里会带来可怕的灾难的战争。我们不想利用我们现在所具有的以及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而将会增长的优越性来达到战争目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我们的全部政策，都渗透着对人和对人民幸福的关怀。因此，我们反对战争。
西方国家里有人不愿放弃旧观点，硬说必须拥有实力并且从实力地位出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者。他们企图暗中破坏人们对于苏联建议的现实性的信念。他们歪曲我们的关于监督的建议，尽管无论在我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或是在苏联政府的宣言中都清楚地谈到，在全面裁军时我们准备同意全面监督。
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我们的建议，就会确信，苏联政府建议对裁军的一切措施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我们建议对裁军的每个阶段建立相应的监督阶段。我们还注意到，从裁军过程一开始直到裁军的彻底实现，以及在裁军以后，监督员都应留在受监督国境内，以使任何国家都不能秘密备战。我们主张，监督的范围应符合所履行裁军措施的性质。
我们也同意建立在联合国保护下的相应的机构，来保障有效的监督，以便使所有在裁军方面承担神圣义务的国家都恪守这些义务。
哈里曼先生在庆祝“联合国周”时，曾发表谈话对苏联政府的建议表示怀疑。看来他对我国的建议有很深的印象。他的内心大概不能接受这些建议，所以扮演了一个不雅观的蠕虫的角色，企图破坏人们对苏联建议的信任。
刚刚开始讨论裁军问题，一些怀疑论者就把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际部队来代替各国的军队这样一个问题提到了首位。如果看看字里行间的意思，那么，恐怕这里指的是要建立一支将受那些现在由于实行集团政策而在联合国中拥有多数的国家影响的部队。这同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之类的军事集团的政策非常相像。这种政策丝毫也不符合裁军的利益。我们主张裁军，但是我们所主张的是真诚的裁军。
如果一切国家都裁军，都没有武器和军队，那么谁也无法发动战争。试问，到那时还要超国家的武装力量干么呢？
我们认为，如果全面和彻底的裁军得以实现，那么，就可以找到道义影响的力量，就可以根据联合国的决定对某一个胆敢挑起冲突的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和制裁。
那些主张建立国际武装部队的人所抱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阻挠各国不采纳我国的裁军建议。虽然他们在口头上承认裁军的主张，而实际上却希望保持老样子，也就是希望生活在火药库里，生活在动用核武器的恐怖之中。
应当希望，人们的健康想法必将获胜。明智的解决办法会使各国人民有可能友好相处，互相信任和互不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办法迟早必将被接受。
为了破坏苏联裁军计划的威望，和平的敌人又在玩弄另一个花样。他们硬说什么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提出了“要么全部，要么一点都不”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建议全面和彻底裁军，别的就什么也不同意。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我们的建议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如果西方国家不愿意全面和彻底裁军，那么，我们认为那怕就局部裁军措施达成协议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苏联认为，这些措施当中包括：禁止核武器，而首先是停止核武器试验，建立监督和调查区，并缩减在欧洲相应国家的外国军队，在中欧建立无原子武器区，取消在别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的缔约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等。
自然，苏联政府愿意研究和讨论对我国建议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也愿意研究和讨论旨在解决裁军问题的其它建议。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裁军问题在目前是一个特别重要、特别尖锐、而且刻不容缓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着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全，关系着是战争还是和平。
值得高兴地指出的是，由于苏联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全面和彻底裁军问题的建议已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中得到同意了。苏美两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联合提案受到了英法等国代表的热烈支持。你们都知道，已经正式宣布，参加起草这一联合提案的有联合国其余的八十个会员国的代表团。
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个一致的决议。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已经取得的东西，因为目前还存在着一种势力，它将竭力阻止实行全面和彻底的裁军的实际措施。
有一种小蠹虫，它们不直接推倒大树，因为它们做不到这一点；它们蛀蚀和破坏树皮，使树失去养料。树就连根地死了。某些政界人士就是这样来企图蛀蚀我们提出的关于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的。
必须揭露裁军的敌人，给他们以坚决的回击，使人民的光辉理想得以实现。
代表同志们！现在很清楚，只有不从实力地位、而从理智的立场出发才能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借助于唯一理智的方法——谈判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愿特别强调指出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得了下面的相互谅解的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一切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不应当通过采用武力，而应当用和平的手段——通过谈判的途径来解决。
如果谈到进行谈判的方法，那么召开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就具有头等意义。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讨论了关于召开政府首脑会议，或称为高级会议的问题，而且应当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了解。大家知道，在我们会谈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交换意见的结果消除了从前反对召开高级会议的许多异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先生也不只一次地说，他赞成召开政府首脑会议。
苏联政府完全同意希望尽快召开这种会议的意见。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建设性的立场。
西方的某些国家领导人现在表示，政府首脑会议应当在重要的争执问题事先获得解决时举行，并且断言只有在这一种情况下政府首脑的会见才有成效。但是，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能说这种话，他们不考虑实际情况或者想迷惑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如果在政府首脑会见前就解决了基本的问题，那么这种会见就不是为了解决已经成熟了的问题，而是为了一起捕鱼（我不是渔夫，我不捕鱼），听音乐会等等，也就是说，为了愉快地消磨时光。
必须正视生活，并且实际地理解对于政府首脑会见的要求是什么。目前必须解决已经十分成熟了的问题。
大家知道，各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和其他国际会议上已经研究过其中的某些问题，但是并未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但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事情发展到使局势尖锐化的地步。
怎么办呢？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说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问题。只有他们才能扫清国际关系中多年来由于“冷战”而造成的障碍和不正常的现象。现在我们正处在政府首脑必须会见的时候。这种会见越快，对和平事业就越有利。
我们认为政府首脑会议上应当讨论哪些问题呢？
显然，这正是那些由于未获解决而引起世界上最大的不安和妨碍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当然，全世界所关心的裁军问题应当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和平，会议应当讨论缔结对德和约的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调整西柏林地位的问题。还可以讨论共同感到兴趣的其他国际问题。
如果各国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来使会议前的局势恶化，来加深会议参加国关系中的不信任或者散布怀疑的种子，那么就会促进高级会议的成功。
至于苏联，它将全力促进高级会议前局势的进一步改善。
代表同志们！
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对本国人民和对全人类的责任是：巩固在国际紧张关系中已经取得的缓和，坚决遵循从缓和到完全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变已经取得的缓和为持久和平的方针。
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
奉行积极的改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策；
逐步地实际解决一切迫切的国际问题，以便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
对那些力图把国际事态的进程扭转到冷战和加剧各国关系道路上的势力和集团不放松警惕，不倦地向各国人民表明，好战的军国主义集团的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对人类是有害的。
如果一切主张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力量都行动起来；如果决定西方国家政策的领导集团都懂得，目前除了和平共处的政策以外，不可能执行其他的政策；如果各国人民都坚决地反对战争，那么，在消除战争威胁方面，最近就将会作出决定性的步骤，并为全人类开辟一条通向和平的光明大道。
苏联政府这方面将尽一切可能来解决这个伟大的任务。
请让我表示确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将赞同苏联政府的这个外交方针。
各位代表同志！
今后争取巩固和平、争取巩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的斗争，要求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作更大的努力。
苏联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越来越大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越巩固、越团结，巩固世界和平的任务就越会成功而迅速地得到解决。
我们可以深为满意地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比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它们步调一致地争取解决历史任务——使人类摆脱战争和保证各国人民沿着和平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发展。
不久以前，苏联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道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光荣的十周年和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人民政权建立十五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在成功地建设新生活。
同志们，请让我代表你们、代表苏联人民，向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且预祝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新的成就！
苏联正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顺利地解决着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我们的苏维埃祖国正在蓬勃地发展。七年计划第一年的计划在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了1960年——七年计划第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在发展工业和农业、文化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新的、巨大的成就、人民物质福利的提高是七年计划第一年的标志。你们都知道，在头九个月中，工业已经大大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根据初步统计，工业将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大约4％，这将超计划生产价值四百多亿卢布的产品。社会主义农业也在蓬勃发展。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将研究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这一重要部门的问题。
在我们所有这些成就中，最主要、最有重大意义和最令人高兴的是：苏联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创造热情、共产主义觉悟有了空前的高涨，他们坚如磐石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泉源，是共产主义彻底胜利的保证。
每一天都给我们带来关于苏联人民新胜利的令人高兴的消息。苏联在1959年一年中成功地发射了三个宇宙火箭，博得了全人类的称赞，对苏联人民这样的丰功伟绩我们怎么不高兴，怎么不感到自豪。全体苏联人民都颂扬开辟了通向宇宙的道路的科学家和劳动人民。
最近，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又给自己的祖国献了一个绝好的礼物。他们对月亮很为慕恋，而月亮也对他们倾心，允许他们拍摄她一向不让人们看见的那一面。
我们理应为苏联科学家感到骄傲，苏联科学家劝月亮摘下了面纱这个历史上的过时的东西。在苏联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月亮抛去了面纱，开始同我们时代齐步前进，并在苏联科学家面前、在苏联人民面前显露了自己的面貌。而苏联科学家使全世界有可能了解这个天上美女的奥秘。当然，这是经过月亮允许的。我们没有偷看禁止看的地方的习惯。
请允许我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代表苏联政府、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我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科学家英雄们建立了这一光荣的科学功勋。
祝他们为我们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光荣、为世界和平的胜利作出新的成绩、发明和同样光辉的成就。
亲爱的同志们，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前夕召开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十月旗帜下，以坚定的步伐沿着伟大的列宁所指示的道路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