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人民公社调查报告
南口公社一年间
中共北京市委、昌平区委调查组
应运而生
一万多户、四万多人的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人民公社，面积八十一万亩，可是其中倒有七十万亩是巍峨屹立的山群。高山上冲下来的砂石把山下的平原铺成了一个大河滩。在全社十万亩已耕土地中，只有东南一角约三万亩的好地。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
南口，这个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居民在旧社会曾经遭受过多少灾难啊！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差不多一两年就要遭受一次炮火的洗劫，平时也是盗匪横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又到处烧杀抢掠，真是民不聊生。
解放后，过去的苦难岁月永远结束了。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要和解放前比较，如天上地下。可是，人们的眼光不是朝后看的，他们要求不断向前跃进，成倍地发展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生活，这就鼓舞着大家不断地想新办法。1957年，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群众思想觉悟提高了，大家开动脑筋，出现了许多“诸葛亮”。
当时，白羊城乡三个高级社的社员下定决心要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缺水问题。有人倡议：三个社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修它一座蓄水库吧！这个主意马上得到全乡群众的赞同。1957年12月水利工程正式开工，三个社的全体社员一齐动手，热火朝天地干了将近一个月。可是，屈指一算，积肥送粪，准备春耕的季节已经逼近，而坝基才作出一半，照这样下去，半年也修不成。怎么办？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三个社，人还是不够多，力量还是不够大。他们就派代表去邻近的流村乡商量两个乡合并起来干。流村乡缺水的情况比白羊城乡还要严重。所以，第二天社员大会就通过了并乡的决议，第三天，流村乡的四个社、一千二百名社员就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白羊城水库工地。这样一来，白羊城乡就抽回了三百人去搞春耕，留下一千二百人，连同流村乡的劳动力，共有二千四百人，大干了一百三十天，一座蓄水二十万公方的水库就建成了。
龙虎台、工农两个高级社的社员都想解决调剂劳动力和土地的问题。龙虎台高级社人少地多，不能精耕细作，也不能发展多种经营，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量仅有一百一十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只有三十七元。他们的近邻南口镇工农高级社，人多地少，光靠种地不能生活，不少人只好外出作小工、搞运输，生产、生活很不稳定。两社都有苦恼，自己不能解决。1958年春天，大家商量出了一个主意：两社合并，取长补短，岂不正好。果然，合并以后经过统一调整土地和劳动力，生产搞的很好，当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二百三十九斤，比1957年增长一倍多，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六十元。
1958年夏季农忙期间，阳坊乡史家桥大队的社员们纷纷议论说，每家都自己做饭，还得每家派人往地里送饭，实在浪费劳力。7月1日这个大队就成立了一个公共食堂，全村一百五十五户都参加了。全大队经常出勤人数立刻由九十八名一跃而为一百七十三名，增加将近一倍。
这几件事引起了其它许多高级社的干部、群众的羡慕，大家都想照办。9月，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几件事都是公社要办的啊！干脆，三十六个高级社合起来干吧！南口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应运而生了。
桃李争艳
现在，这个公社刚过完它的周岁生日，一提起它的好处来，社员就要带你看看满山遍野、一片火红的果木园。果木是山区农民的摇钱树，公社好不好，就是得先让果木林说话。今年的果子虽然还没收完，产量往保守里说，也得一千二百多万斤，比去年多63％，比高级社每年增长21％的速度快两倍。在育林方面，公社化以前的育林面积有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三亩，现在已经发展到八万九千一百四十六亩，增加了一倍多。
这里的果木，也像这里的人民一样，在解放以前遭受的辛酸经历真是说也说不完。凡是上点年纪的人都会告诉你：“军阀、土匪、国民党、日本鬼，都是些暴殄天物的畜生，他们烧火做饭砍果树，修搭战壕砍果树，眼看多少辈祖宗栽培下的这点东西被他们糟踏的一年比一年少，好容易盼个丰收，也因为兵荒马乱而运不出去，人们也就没心收拾它了。所以，解放前，这么大一片果树一年顶多打三、四百万斤干鲜果。
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以后，给果木树下的功夫多了，年产量达到了六、七百万斤。俗语说的好：“果木不亏人，你多下功夫，它就多结果。”可是，高级社有它的困难：劳力安排不过来，栽了果树又常被牛羊吃掉。六、七百万斤的产量就好像已经到了头。
公社化后，办了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妇女出勤多了，兴修了水利，不需要再用很多人力和畜力驮水吃了。因此，现在经常出勤的劳动力比公社成立以前的九千多人增加了五千多人。人多好办事，社里抽出了六百九十八人，成立了四十八个果木专业队，又初步划分了林业区和放牧区，劳动力安排不过来和牛羊吃掉果木树的困难才算克服了。
提起果木专业队来，真是人人要翘大拇指。譬如说果树剪枝，一年来，专业队给二十一万多棵果树剪了枝，比1957年的剪枝多十倍。现在，大家都说：果子大丰产和剪枝的作用分不开。连原来那些反对建立专业队，反对剪枝，把专业队讽刺为“锯树队”的人，也都改口说“真是名不虚传的技术队”了。
又譬如说打药，高级社的时候，发现了虫子也打药，可是，果树那么多，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少，不能普遍检查、预先防治，只能哪里发生虫害，才在哪里打药，效力就小。今年，专业队根据历来病虫孳生的规律，主动搜索出击，先把虫卵消灭，效力自然大得多。桃洼管理区的夜虎子虫、古将村的钻心虫、新村的秋虫、白羊城村的吉丁虫等历年难治的害虫，都被专业队预先根除了。
果树专业队一年来除了给果树剪枝、打药、松土、追肥、浇水之外，还在果树嫁接方法上练就了很多新本领。老峪沟管理区马刨泉果树专业队就改进和试验了十几种新方法。过去果树老了，一般只好砍掉，现在他们推行了一种“老树还童”的方法，把老树的枝杈砍去，树干和干枝不动，接上另一种果树枝条，第二年就可以大量结果，而第三年就根本看不出来是新接的果树了。
在果木经营上，这里的农民群众还有一句世代相传的俗语说：“不丰收，盼丰收，丰收来了也发愁。”怎么不发愁呢？牲口、大车、劳动力都有限，运不出去还不是干看着果子糟踏？现在，公社可以组织运输力协作，糟踏果子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拿盛产大白桃和香果的流村管理区的新村、白羊城两个基本核算单位来说，今年光这两项果子的总产量就有八十三万斤，如果只靠这两个大队的八辆大车运输，两个月也运不完。为了保证丰产丰收，供应市场需要，公社就组织了上店、北流村的十三辆大车前来协助，不到一个月就运完了。在协商运价的时候，新村、白羊城的社员说：“要不公社化，有钱也没地方雇车去，一定得公公道道地给人家钱。”上店、流村的社员说：“多少给点就行了，人家果子丰收，多给公社交积累，也有我们的份儿。”
槽头兴旺
桃洼管理区花塔大队队长屈天才同志在谈到养猪的时候，总是信心百倍地说：“我们郊区农民一定要不断增加供应首都四百万城市居民所需要的猪肉。”他的话可的确有根据。全大队一共八百人，现有存栏猪一千口，其中母猪二百八十口，明年他们争取每人卖给国家一口肥猪。如果北京郊区二百八十万农民都能和他们一样，城市四百万人，每四个人一年就有将近三口猪吃。这个大队的牧畜业是比较先进的，别的队虽比不上他们，可是一年来养猪事业的发展也得说是大跃进。今年8月底以前，全公社的养猪数量已经累计完成三万二千口，比1958年全年多四千口，比1957年全年多一万口。
南口公社一年来养猪事业飞跃的发展，给了那些怀疑公社化太快了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请听一下桃洼管理区各级干部和群众的谈论吧！他们说：公社化带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大规模集体养猪就是“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没有这一手，一年之内要猪加番是怎么也办不到的。
先说劳动力。现在养猪场的人员，包括打饲料的人在内，每人平均喂养四十口猪，而过去社员养猪养到十口八口的，就得占一个整劳动力。曹庄村生产队1957年发展猪最快，平均一户养到七口猪就有许多人不出勤了。社员周万江养了二十九口猪，家里三个劳动力全不出勤。当时的形势是种地和养猪不能兼顾，有些社员实际上在向单干户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蜕化。这个矛盾只有发展了集体养猪事业才得到了根本解决。
再拿繁殖仔猪来说，过去社员一般不愿意养母猪，要从外地买仔猪，常常是饲养不好，就死一大堆。今年，管理区、生产队有计划地饲养了四千五百多口母猪，这就为明年自繁自养八万口猪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现在，全公社集体喂养的猪累计达到二万二千口，占全公社养猪总数的70％，比公社化以前集体养猪累计六千多口增加了两倍半，成活率由过去的70％—80％提高到目前的97％。这是因为过去每个猪场平均一般只有三、四十口猪，为了节省劳动力，只能不分大小、壮弱一齐喂养放牧，小猪、弱猪抢不着食吃，随着大猪跑，消耗体力多，就不利于生长。现在，一个猪场平常都有一百口以上的猪，按大小、壮弱分群放牧、分群喂养，小猪不“受气”了，就活得多了，长得快了。
现在，这个社正在进一步贯彻集体喂养和社员喂养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于社员养猪，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猪场供给仔猪，不收现款，卖了肥猪以后再还猪本。今后随着集体养猪事业的飞跃发展，个体养猪的绝对数还将有所增加。
千年缺水一年解决
这里曾流传着一段神话：当年，镇守三关的杨六郎单身独骑来到南口附近的一个小小村庄。战马渴了，杨六郎就找当地主人求水饮马，主人虽然衷心爱戴这位民族英雄，却不得不叹息地告诉他：“我们这里连人吃的水都没有，哪里来的水饮马啊？”杨六郎的神马闻言，长啸一声，举蹄就地刨出了一股清泉，饱饮而去，至今这个村庄仍以马刨泉为名。其实这个“神泉”每天只能出六桶水。人们为什么为了这样一个小泉而创造一段神话呢？原来这一带共有二十多个村庄自古以来严重缺水，一般村庄离水源都五、六里远，每天要花费很多人力、畜力运水。有的村要用一半左右的人力和畜力运水，马刨泉、黄土洼等村取一次水往返要走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一天只能驮一次水，冬天日短，早出夜归还两头不见太阳。孩子一到七、八岁就提着葫芦去取水，根本不能上学。冬天山泉冻了，就只好积雪背冰，夏天一阴天，人们就把所有能盛水的家具搬出来等接雨水。一盆洗脸水，全家反复用几次，最后还要用来喂猪或饮牲口。不下雨，谁也不敢洗衣服。没有劳动力运水的户，纳一双鞋底才换一驮水吃，真是“水贵如油”。当地群众有句俗语：“宁舍一顿饭，不舍一口水。”
解放后，这些村庄曾不断地设法解决吃水问题，但是由于劳动力少，又有地界限制，总是困难重重。1956年底，黄土洼农业合作社想从十三里多远的地方把水引来，但是这个工程需要两万元、四千个工，一个七十三户的小社当然办不到。而且，这个引水工程要占长峪城农业合作社很多土地，长峪城社的社员不同意占他们的地，老社员张福山说：“谁敢挖我们的地，我就躺在沟里等死！”因此，没有一个村庄在公社化以前能彻底解决吃水问题。
公社化后，“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这里就表现得更清楚了。土地连成片，不仅由几个高级社所组成的基本核算单位之内的地界问题自然得到解决，而且，由于有了公社一级的所有制，各基本核算单位之间的地界问题也好解决多了。公社根据工程大小；在队和管理区内开展了大协作，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公社在经济上再有重点地帮助他们。例如，桃洼管理区兴隆口渠道因为水泥不足而中途停工，公社就由社办的水泥厂调去了九万斤水泥，渠道就很快修成了，所以，公社化后两个多月，七处水利工程就都先后开工。不到半年时间，修好了五十多里长的引水渠和引水管道，这就解决了十八个村的饮水问题。马刨泉生产队一年来也在过去的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凿了十六丈山洞，修建了缸瓦引水管道，做到泉流如涌。当年的“神泉”呢？早就没人从它那儿取水了。
吃水问题一经解决，劳动力和畜力也就获得了大解放，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水池第一次蓄水的时候，多少人在“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欢呼声中落下了热泪。有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扶着孩子赶来看水。她们说：“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一池清水。”有的说：“福是水冲来的，水是公社带来的。”还有的说：“真是千年缺水，一年解决，共产党赛过活神仙！”
精神焕发
在这短短的一年中，不仅山水，园林、牲畜变了样，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样。当然，这里的群众也像全国人民一样，打从十年前解放那天起，心情就是舒畅的，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得说是在1958年。因为，十年来固然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提高，可是，由于原来的底子太薄，家业还小，直到1957年，三十六个高级社里还有超支、借贷、救济户四千五百户，其中，因为遭了丧葬、疾病等特殊灾患的只是少数，多数还是因为人多劳动力少，收入不够吃。公社化后，在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实行了粮食供给制，每人都有一份口粮，这个“铁碗饭”便一下子消灭了因缺粮而产生的超支、借贷、救济户，这件事怎么不叫人高兴呢？群众说：“这件事，对愁过吃喝的人，不说就明白；对几辈子没愁过吃喝的地主、资本家们，说了也不明白。”人口少、劳动力多的怎么说呢，他们说：“按今年的账算下来，七成按工分分配，只有三成搞供给，老的小的大家帮点，没的说；要是有人因为家累大，愁吃喝，生产搞不好，谁也沾不了光。”
生产大跃进，生活普遍提高，大家当然高兴。在生产上，一年来，除了果树、养猪大发展以外，今年还新开了菜地三千五百亩，已经供应了市场春、夏菜二百三十万斤，预计还可以供应秋菜八百万斤。1958年粮食产量一千九百七十四万斤，比1957年增加19％，粮食亩产量比1957年增加45％，1959年粮食耕地面积因种菜和国家占地减少五千亩，预计总产量还可以比1958年增加。1959年1月到8月，副业收入一百五十万元，比1958年同期增加60％，副业种类二十一种，比1958年增加五种。公社和管理区还办了水泥、农具修理、粮食加工、细菌肥料等工厂二十二个，1到8月份产值达到五十八万元。
1957年，这里的三十六个高级社平均每户收入二百三十八元，1958年为二百八十六元，今年预计可以达到三百九十八元，比1957年增长60％多。如果算上生产队所有的养猪收入和社员的个人副业收入，就还要多的多。
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这一年来的感受比男人还深一层。她们说：“过去天不亮就起来推碾子、收拾屋子，一天做三顿饭、带孩子、喂奶、洗屎洗尿，还得挑水、打柴、洗衣、喂猪，忙活一天，夜里还要做一家人的穿戴，累死累活，不得休息。现在呢？有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早晨打钟起床，送孩子到托儿所，吃了饭就下地，午饭后休息，晚饭后可以参加开会、学文化，要么，就串门聊天。”又说，“真是什么都有条有理，省得操心，吃饭也香了。”多少年来为愁吃愁穿、为繁琐的家务事而引起的夫妻、婆媳不和，为孩子打架和扯闲话而引起的邻里纠纷，都大大减少了。
南口公社的社员对公社一年来的辉煌成就很感自豪，目前他们正在热火朝天地突击冬季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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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民族语文工作的巨大成就
介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第三分册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 科学出版社出版 马学良
去年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响应党的号召，决定在一年内除完成研究计划中的其它工作外，还要组织所内外的力量写出一部系统地介绍我国几十种民族语言情况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这部简志的总字数将达一百五十万，共分六个分册：第一分册藏缅语族，第二分册僮侗语族，第三分册苗瑶语族，第四分册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第五分册突厥语族，第六分册其它语言。现在，各语言的简志都已完成，并且第三分册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他各分册也将陆续出版。
苗族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七个省（区），这七个省（区）凡是有苗族人口在一万以上的县市都作了调查，共记录了二百多份词汇和语法例句材料，此外还记录了大量的长篇材料。瑶族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五个省（区），这五个省（区）凡是有瑶族的县份都进行了调查，语言稍有差异的都分别作了记录，总共调查了二百四十多个点，记录了一百三十份材料。已出版的苗语简志和瑶族语言简志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编写的。
编者在这本分册的前言提到，“由于篇幅的限制，内容比较简略，语言材料也很少。不过读者可以由这里面看见苗、瑶语的一般情况”。就从这“一般情况”中，已经能够看出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内研究苗、瑶语的学者多年得不到解决的很多问题，在这部简志中有的已经提出了正确的结论或初步的论断。例如，过去就有人把苗、瑶语列入南亚语系，也有人把苗、瑶语跟泰语列为一个语族。苗、瑶语工作者根据苗、瑶语普查所掌握的丰富材料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工作，在简志中肯定苗、瑶语属汉藏语系。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又例如，划分方言和语言的问题，对于苗、瑶语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问题。苗语有二十多种互相说不通的话，这些话应当分别属于几个方言呢？关于这个问题，苗语工作者曾经进行了很长时期的研究、讨论。他们根据语音的特点，再参考语法、词汇的异同，最后把苗语划分为湘西、黔东、川黔滇三个方言。当然，划分方言不能专凭语言材料，根据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语言分化为方言是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的，所以划分方言除了从语言本身分析研究以外，还必须密切联系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关于这一点，简志也提到划分苗语方言曾经根据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情况。虽然在简志中没有列举这方面的比较材料，但是简志对这方面曾经加以考虑是很明显的。瑶族的语言差别很大，过去从没有人进行过各地瑶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当然更无从确定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还是几种不同的语言。解放后，瑶语工作者根据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证明瑶族除有一部分人说汉语的方言外，共操三种不同的语言，他们分别属于瑶语支、苗语支和僮侗语族。这是在语言比较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过去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往往偏重在语音的分析，很少接触到语法，苗、瑶语的语法更根本没有人研究过。现在苗、瑶语的语法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并且在简志中扼要地作了介绍。缺点是有一些方言、次方言的语法特点还没有被反映出来，但是作为简志来说，它能够使读者看到苗、瑶语的语法概况，也就难能可贵了。
汉语是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语言，也是祖国各民族共同交际的工具。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本分册的两种简志都结合了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指出汉语在苗语和瑶族语言中丰富发展的作用以及苗族和瑶族语言今后发展的趋势。这种分析研究，对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和对苗族、瑶族学习汉语汉文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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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加强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康·普洛特尼科夫同志，不久以前在苏联“经济问题”杂志撰文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前的研究情况和今后的任务。
普洛特尼科夫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必须同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任务密切地配合起来，使理论研究能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提出准确的科学建议。目前，苏联经济研究所已制定了并正在实现着许多现实的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计划。主要的问题有：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问题，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经济效果问题，国内各地区之间生产经济联系的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生产配置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经济核算和价格形成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之间的有计划分工和经济合作问题，等等。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在广泛和全面研究具体材料及调查结果等等的基础上，挖掘国民经济中现有的潜力，制定比较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方法，以便顺利解决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任务。他们认为，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重点应当放在对提出科学建议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问题上。
此外，他们今年还研究了苏联国民经济史问题和苏联经济思想史问题。
为了提高研究质量和缩短研究时限，今年重新考虑了实现科学研究的形式，即随着科学研究的完成情形，提出带有具体建议的科学报告，而不等待全部题目的完成才提出和出版科学报告。这样就大大地缩短了科学研究的完成日期，从而提高了研究效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积极开展哲学研究活动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哲学部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哲学研究的中心。历史研究所的哲学部成立于1956年，但有一部分哲学家从1953年起就开始了研究工作。他们研究的题目有：“民族文化的继承问题”、“对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等等。1956年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朝鲜劳动党在朝鲜人民争取建设民主的和独立的国家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黑格尔的哲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批判”等等。
从1957年开始，哲学部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制定了长期的研究计划。最近正在研究的问题有：“朝鲜社会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生和发展”、“朝鲜过渡时期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古代朝鲜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朝鲜劳动党在解放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南朝鲜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批判”等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预定，1965年以前将出版一部朝鲜哲学史的教材，最近四、五年内将出版关于近三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的专门著作。以后还将出版一种专门的哲学杂志。
历史研究所的哲学部成立的两年半以来，举行了三次哲学讨论会，讨论了下列三个问题：一、加强革命民主主义的基础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二、朝鲜社会主义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三、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