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谈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吕叔湘
现代汉语规范化是汉语研究的中心任务
十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汉语研究，同其他各项文化建设事业一样，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十年来的汉语研究是围绕着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一个中心任务进行的。这里所说的“现代汉语”不是泛指任何形式的汉语，而是指作为民族共同语、作为文学语言的汉语。语言的“规范”是指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的标准。语言是人们用来交际、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才能使人们正确地互相了解，才能使人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更好地协调工作。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现代汉语规范化这样一个任务呢？这个问题要从汉语的发展史上来说明。汉语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学语言，这种文学语言我们现在称为“文言”。文言经过两三千年内许许多多文人学士的使用、加工和提高，有了一定的规范。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文言只是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交际工具，同人民的口语是脱节的。这个矛盾，近代的一些爱国人士已经深切地感觉到，他们要求用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来代替文言。但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的势力，使白话真正取得文学语言的地位的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白话是拿口语做基础的，但是汉语口语的实际情况相当复杂。汉语有许多方言。方言的分歧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而以语音的分歧为最严重，甚至达到不同方言区的人难以通话的程度。作为文学语言的基础，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口语，具有一致的、明确的规范。这个问题曾经在语言工作者中间引起过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在语音规范问题上。有的主张拿北京语音做标准。有的主张不完全采用北京语音，要适当地照顾方言语音（比如保留尖团音的区别，保留入声，等等），形成一种“普通话”（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普通话不同）。在词汇和语法的规范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书面语的情形来说，白话诚然曾经产生过不少种有广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像《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但是这些作品的语言都有各自的地方色彩，也都同现代口语有或大或小的距离。而且一旦从仅仅用于通俗文学变成全面应用的书面语，白话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方言区的作家不可能不把一些方言性成分带进他们的作品。大量的翻译作品又带来了一些外来的成分。而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又不断地利用古代的成分创造新词新语。这样，白话一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丰富起来；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成分的同时大量涌入，也发生种种交叉和矛盾，产生了许多规范问题。
在全国解放以前，有些语文工作者也注意到汉语的规范问题，发起过“国语运动”，展开过“大众语”问题的讨论，注音字母和拉丁化新文字在北方话的推广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反动政权那里，这种种运动得不到任何帮助，所得到的是漠视乃至压制。反动统治者非常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人民学习新的书面语言、提高文化的权利，对于语文运动当然也不可能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只有在解放以后，汉语规范问题才提到了日程上来。
党看到汉语内部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也看到只有内部规范高度一致的民族共同语才能够更好地担当团结人民，发展文化，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重视这个问题，一方面向语言学工作者提出了研究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重大任务。十年以来，我国语言学就是在党的教导下，沿着任务带动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规范化应该拿什么做标准
全国解放以后，党就要求大家注意汉语的规范问题。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揭露了报刊、书籍、文件在使用语言方面所存在的含糊和混乱的情况，指出它的害处，号召大家认真学习祖国语言。社论发表以后，很快就在广大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修辞的高潮。
1955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是规范化工作已经开始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标志。参加会议的除语文工作者和语文教师以外，还有作家、演员、编辑等。这两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是肯定了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就给汉语规范化工作制订了明确的标准。
为什么普通话要拿北方话做基础方言呢？民族共同语总是拿一种方言做基础的。一种方言得到发展的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书面上和口头上使用，慢慢地就形成了民族共同语。拿这个要求来衡量，只有北方话才具备普通话的基础方言的资格。说北方话的人占汉族人口的大多数，并且长久以来，北方话就被应用于文学创作，拿北方话做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也是对于现实情况的肯定。
为什么普通话要拿北京语音做标准音呢？标准音必须以某一个地方的语音为准，而不能凭人工创造或者拼凑，因为语音是有系统的，只有采用一个完整的语音系统作标准音，学起来才方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主要是因为北京从元、明、清以来一直是国都，一直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长时期以来，北京语音在北方话里有它的代表性，而在今天，北京在全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更有了重要的地位。明确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后，要不要分别尖团音的问题、要不要保留入声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为什么普通话要拿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呢？不说一般著作，而说典范的著作，这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著作，有看过就丢开的著作，有长久传诵的著作，在规范的巩固和发展上无疑是后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至于这些白话文著作必须是现代的，原因也很明显，因为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较早的作品，比如《水浒》和《红楼梦》，无论它的语言多么美好，总有些地方是不符合现代的语言习惯的。
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进行规范化工作也就有了可以遵循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个人对这些原则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应用时不免有些分歧，在今后的工作中对这些原则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在方言区大力推广普通话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发出了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号召。11月教育部发出了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且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党的重视，由于采取了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到1958年7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的时候，短短两年多，推广普通话工作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四十多年国语运动的成绩。例如，福建大田县吴山乡在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乡人民的努力，仅仅五十天的时间，全乡二千三百七十九名青少年和壮年已经有77.7％能够讲普通话。青岛顺兴路小学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全校普及了普通话。这充分证明了推广普通话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是完全可以大跃进的。
在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中，汉语拼音方案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方案用的是二十五个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加上四个声调符号，能拼写出全部北京语音的音节，它具备了简单易学的优点。同注音字母比较起来，汉语拼音字母的数目较少，并且便于连起来写。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推广普通话工作由于有了新的有利的工具而加快了步伐，扫除文盲的工作也得到巩固成绩的效果，这就充分证明了它的优越性。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很正确的决定。但是北京话本身也有不少异读词，还有好些字音上的分歧，例如“供给”（gōngjl或gònggěi），“危险”（wēixiǎn或wèixiǎn），这种例子很多，常常叫学习的人无法适从。为了研究并确定普通话常用词汇的语音，在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以后，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从1956年4月开始审订异读词的读音。审音委员会在1957年10月和1959年7月先后发表了两份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审订了一千二百多条异读词的读音，基本上包括了普通话常用词中的异读词；此外还审订了一百七十个地名的读音（以县、市名称为主）。
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调查具有了新的意义。通过方言调查，研究各地方音和北京语音的对应关系，可以帮助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从1956年开始进行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这次方言普查以当时的县及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为调查点，共有一千八百八十点。经过两年来的努力，已经调查了一千八百二十二点，写出了方言调查报告一千一百九十五种，学习普通话手册三百零七种。
关于书面语的规范化已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有了一定进展
十年以来书面语的规范化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这个讲话侧重实际用例，结合分析报刊上常见的不规范的语句，帮助读者掌握语法修辞方面的一般知识。从1952年到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以前，出版的语法书大约有四十种（如果加上谈写作一类的书，——这一类书里也谈到一些语法问题——数量还要多得多）。这些语法书里有不少是通俗读物，而且不止一次地重版（像曹伯韩的《语法初步》，印数已经超过一百八十万册），对普及语法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从党发出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号召以后，创刊了不少语文刊物，像《语文学习》、《中国语文》、《语文教学》、《语文知识》等等。几年来，这些语文刊物都拿促进书面语的规范化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语文学习》从1951年11月号起开辟“同义词例解”专栏（后来改为“词义辨析”），到1958年12月号，一共分析了一百六十多组意义比较相近、使用的时候常常混淆的词。《语文知识》先后开辟“改错句”、“不规范化的词和句”等专栏，《中国语文》也开辟“语文短评”栏，都是选择一般报刊上不合规范的语句加以剖析，并提出如何改正的意见。
除了语文刊物以外，早在1950年和1951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也都发表过有关规范化的文章。讨论的范围很广，包括怎样运用口语、怎样学习群众的语言的问题，现代汉语中使用文言成分的问题，文学语言中使用方言成分的问题。规模比较大的一次讨论是《文艺报》在1951年组织的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问题的讨论。争论集中在应该用民族共同语还是用方言来写作的问题上。通过讨论，明确了这两者并不是冲突的，民族共同语并不排斥方言成分，而且必须以方言词汇来丰富共同语。但是使用任何方言都应该有所选择，避免使用那些太难懂而且并不生动的特殊词汇。1958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后，引起了又一次关于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土语的讨论。《文艺报》和《人民文学》都有评论和读者来信谈到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同意适当地采用方言成分能使文学作品的语言生动活泼，但是也都肯定作家是语言艺术家，有责任对方言土语作一番去粗存精的功夫，而不应该滥用。
报刊上关于语法修辞问题的讨论带动了语言学领域内的基本性研究。通过对斯大林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学习，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与提高，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十年以来，语法研究非常活跃，报刊上发表的语法论文有六百篇左右。
在词汇方面，最近两年出版了几部辨析词义的书，如语文学习杂志社的《词义辨析》（第一辑），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的《同义词分析》（第一辑）。这些书对于词汇规范化的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用词不当就会造成语言的混乱，现在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的混乱情形一大部分正是在词汇方面。
推动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词典。1953年新华辞书社出版了《新华字典》、1955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了《同音字典》，这是两部为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编的字典，在内容上都有胜过以前出版的同类字典的地方。现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正在编纂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以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为其主要目的，因此所收语汇主要是五四以来口语里和书面上通用的，对解放后的新词、新义更着重选录。每个词都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多音词的几个音节也都连写。异读词的读音取舍根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决定。分析词义以现代汉语为准，不详列古义，而且特别注意分辨基本的、常用的词的意义。
去年和今年，许多报刊都组织了有关文风问题的讨论。这里所说的文风是指文章的作风、风格，是书面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全面表现。文风的好坏不完全决定于语言的使用，应该说是根本上决定于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但是思想要用语言来表达，文风就不能不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党和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风问题，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提出过整顿文风的问题，这里边也就着重地讲到了语言的问题。195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各项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开始了文化技术上的大革命。新的时代尤其需要准确、鲜明、生动的新文风，文风问题再一次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来。1958年关于文风问题的讨论开创了书面语言使用上的新局面。
在学校语文教学方面也体现了建立新文风和实现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要求。学生从小学开始就通过语文课学习汉语的基本知识，以培养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能力。大学的现代汉语课也注意了写作实践；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等实际问题也已经列入讲课的内容。
我们的面前还有繁重的任务
十年来的汉语规范化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拿社会主义建设对语言工作的要求来衡量，应该说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努力。首先，必须创造规范化的主要工具——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将要在1960年出版，但是由于汉语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也由于我们的科学修养不足，这部词典的初版是不大能满足读者对于它的要求的。必须经过不断的修订，让全国的语文工作者都来参加这个修订工作，指出错误和缺点，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才能使它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里有大量的同义词，意义相近而又不尽相同，必须详细分辨，举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用法，供写作的人参考。这是在一部普通词典里不容易做到的，因而需要有一本较完备的同义词典。还需要有一部供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参考的方言词典，这部词典不必搜罗很生僻的方言词汇，只要把各大方言区的常用词汇和普通话对照著录，就能给学习普通话的人以莫大便利。这里要特别注意方言词词形跟普通话相同而意义或用法实际上有差别的情形，例如有些方言里的“手”兼指胳膊，“脚”兼指腿，有些方言里把“切”和“削”都叫做“削”。能把这些差别指出来，就能避免让普通话里有用的区别因方言区用法的传入而趋于混淆。普通话的审音工作也需要更积极地进行，一方面要把已经审定的初稿根据各方的反应加以修订，另一方面还得主动去发现读音的分歧而加以审定。在语音规范化工作上，广播电台所负的责任是不小的，应该跟审音委员会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在广播里，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报告员嘴里有不同的读音，现在还是相当常见）。语法学家在这里也有很多工作要作。需要有一部比较完备的现代汉语语法，在某些用例分歧的地方作出合理的建议。词典里边的语法问题也要语法学家帮着解决，例如标注词类这种事，《现代汉语词典》的稿本里没有作，就因为不知道怎样标注才是切合实际，对于读者才真正有用。这些，不过是说明要作的工作还很多。要作好这些工作，我们必须很好地进行学习。1958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对于语言学界说来，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从运动所揭露的情况看来，语言学界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做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服务。跟这十年来工业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辉煌成就相比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取得一点点成绩而自满。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改造思想，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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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永远保持饱满的革命精神
革命的干劲——共产党人的党性
革命的干劲，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一种表现。共产党人所以获得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就是因为他们在风浪中不动摇，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不叫苦，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成绩面前不自满，永远保持着饱满的革命精力和火一样的革命热情。
但是，党内也有一小部分同志，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干劲不足。极少数同志是严重的干劲不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干劲不足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干劲不足的危害性，甚至把它看作“只是工作作风问题”，是“小事”。不，这决不是小事，这是党性问题。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是代表新的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能永远保持着旺盛的革命干劲，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任何时候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任何困难能削弱无产阶级战胜地球、建立强国的雄心壮志。所以，干劲不足，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工作中疲疲沓沓，敷衍应付，心肠冷淡，对党的任务没有积极性，“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是“小事”吗？不，这是懒汉的生活态度，消极疲沓，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退缩了，资产阶级思想扩大了地盘。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积极、不热情、没有兴趣，对于追求个人的吃喝玩乐就一定很积极、很热情、很有兴趣；心里只想到“我”，就一定没有或者很少想到群众，想到党。有两个方向：共产主义方向和资本主义方向。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人，自觉地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改造自己的人，才能够朝共产主义方向前进。抱着“脚踏西瓜皮”哲学的人，他们闭着眼睛说“滑到哪里算哪里”，实际上由于个人主义在作为他“滑”的动力，毫无例外地一定要“滑”到资本主义方向去。
满口困难、怨天怨地，只摊不利条件，不估算群众的积极性，不是想尽方法来完成和超额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想尽借口来削减甚至取消任务，这是“小事”吗？不，这是懦夫的观点。他们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没有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胸襟，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的伟大的创造力量。这些同志所以夸大困难，看不见群众的力量，还因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他们头脑里作怪。他们只相信自己个人的所谓“经验”，怀疑和否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这种所谓“经验”不过是右倾保守思想遮住眼睛之后所看到的一小块天地，根本不能反映广大世界的真实面貌。只看见表面上的困难，看不见内在的克服困难的条件；个人利害得失的观念，又迫使他们腰杆软下来，不敢顽强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找一条逃避困难的道路。
严重干劲不足的人的世界观，就是懒汉和懦夫的世界观。懒惰，是趋向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特点。由于资产阶级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一定充满暮气充满了怯懦，对前途丧失信心。懦弱、退缩、悲观，是没落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特色。用懒汉和懦夫的哲学对待工作，正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种反映。这种懦夫和懒汉的精神状态，同全国劳动人民意气风发、敢想敢做、势如破竹的精神状态，是尖锐对立的，实际上起了阻碍社会主义革命更快地取得彻底胜利、延迟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体私有制度最后灭亡的作用，这自然只对城市的资产阶级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有利，而为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所坚决反对的。
所以，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深刻地批判懒汉和懦夫的世界观，把一部分干部中干劲不足的情况彻底改变过来，代之以顽强勇敢、生动活泼、不畏惧任何困难的冲天干劲，是反透右倾的斗争中的重要方面。这不是“小事”，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就这些同志个人来说，是一个克服党性不纯的重大问题。（摘自上海“解放”第二十二期齐作文文）
“困难论”者的思想根源
事物永远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着，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掌握各种事物的发展规律，困难也就自然会在这些过程中不断地发生。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困难将永远是客观存在的。
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困难。一种是局部的、暂时的、上升中的困难，这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一种是在衰亡、没落中的困难，这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困难。帝国主义所遇到的就是后一种性质的困难，因为历史发展规律注定资本主义最后必然灭亡。相反，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遇到的则是前一种性质的困难。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它将是无往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事业发展中的困难，总是充满必胜的信念。
但是，有些人对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是“难”字当头。他们在困难面前表现动摇，张皇失措，畏缩不前，甚至被困难吓倒，丧失斗志，放弃阵地，落荒而逃。
“困难论”者并不单纯是意志薄弱的问题，而是有着阶级的和思想的根源的。有些人，所以惧怕困难，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缺乏对革命前途的远大理想，和为这种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他们参加革命抱着浓厚的个人目的，当革命事业在一定阶段里获得胜利，他们的个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容易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即便进取，也是主张四平八稳的前进。当一旦遇到困难，就惊慌失措，像不倒翁似地摇摆起来。看来他们也有一点点模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但在阶级观点、思想、感情、兴趣等方面又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相投。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触动了他们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的时候，他们就难舍难离的表示留恋。这些人也常常发现自己头脑里的东西与革命利益针锋相对，但又不愿意对自己进行彻底改造，不肯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每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一步，他们都会越发感到恐慌和厌恶。这种人，形体上虽然还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列中，但在思想上却根本没有树立也不可能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生观。因此，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面前，他们的精神却完全陷入了一种颓靡、萎缩、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有保守之心，毫无进取之志。
“困难论”者往往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帜，自称为尊重客观，尊重实际，从实际出发。实质上，恰恰相反，这种人正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在客观现实面前表现为无能为力、甘受客观规律摆布的宿命论者。在思想方法上，他们往往是：只看眼前，不看远景前途；只看相对的静止，看不见事物的不断发展；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等等。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使他们根本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尊重客观实际”的“唯物主义”却变成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了。
（摘自11月21日“吉林日报”鲁绍曾、龙禾春：“什么人最惧怕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