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
苏学生
把第三类商品纳入国家计划 是我国计划经济所要求的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今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一年。工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使今年国内市场的商品供应和社会购买力都会有很大的增长。它给进一步扩大商品流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在我国，属于国家集中管理的第一、二类商品，已经直接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但是品种繁多、生产分散的第三类商品，目前还没有直接纳入国家计划，而这些分散零星的小产品，却用途很广，作用很大，有的是工业和手工业的重要生产原料，有的是农业生产资料，有的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品，有的是出口的重要物资。它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把这类物资通过物资交流会的形式，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是我国商业工作当前重要的任务。
把第三类商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是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所需要的。这不仅因为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需要进一步加强计划性。从经济工作的要求来看，加强计划性，才能符合客观形势的要求。特别是今后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论是人民公社、工业、手工业生产规模都空前扩大。生产越发展，分工也要求越细致，协作越密切。为了使分工合作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更好地衔接和配合，首先就需要加强生产和流通相结合的计划性。
同时，人民公社生产的第三类物资，一部分是自给性的，一部分是商品性的，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有一定的比例，但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我们对商品交换组织得好，就会使生产者原来准备自给的东西，也可能变为商品，从而增加社会商品量，促进人民公社更多地发展商品生产，这对人民公社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自从今年3月以后，全国很多地方召开了物资交流会，把第三类商品通过产、供、销之间签订合同的形式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从而促进了第三类商品的生产；扩大了城乡、地区之间的协作；互通有无，调剂了余缺；增加了公社和社员的收入；增加了对市场的物资供应；满足了国家和人民对第三类商品在生产建设上和生活上的各种需要。
物资交流会这种组织形式在我国早已存在，但是现在召开的第三类物资交流会，是同过去所召开的物资交流会的性质不相同的。
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召开过各种物资交流会。那时旧有的商业网正在改造，新的社会主义商业网尚未能完全形成，召开物资交流会的目的，是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出发，给若干滞销商品找销路。同时那时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尚未形成，物资交流会是在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以合作社商业为助手，有广大私营工商业者参加的物资交流会。现在的情况和条件完全不同了。第一，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已经形成，自由市场已经消失，特别是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更加巩固了；第二，现在城乡流通的商品，第一、二类物资，已全部由国家计划管理和调拨，只有第三类物资尚未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购买力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许多商品不是销路困难，而是赶不上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第四，今天的物资交流会，是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内部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各经济部门参加的。因此，今天的物资交流会，不仅要组织现货交流，而更重要的是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合同制来更好地组织安排生产，进一步加强城乡、地区和工商之间的协作关系，使产、供、销紧密结合，更加有计划地进行，从而保证供应，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
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的形式和好处
物资交流会的召开，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上下结合进行的。这样能够逐级摸清交流物资的底，使交流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并减少供货和要货的盲目性。各级物资交流会，可以定期的召开，分别签订季度的合同；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的召开，以便及时地通过物资交流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组织第三类物资更好地流通。
目前县以下的单位召开物资交流会，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不同形式：①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为单位，在生产大队党政统一领导下，商业部门组织购销力量，发动各生产小队与社员参加，举行定期的小型交流会。这种形式的好处是：购销到队，政策深入，买卖方便，不误农时。②以人民公社为单位，以原有的农村初级市场为基础，由公社党委或社长主持，商业部门进行物资交流的具体工作，一方面开购销代表会议，由大队派代表协商购销计划并结合安排副业生产，签订短期合同或协议；另一方面，组织市场现货物资交流，采取随投售，随成交，货到款清的办法，使“合同落实到队，实物收购到人”。③以集镇、圩、场为基础，吸收附近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参加交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商业、手工业、财粮等部门共同主持。这种形式的特点是，交流的规模大，购销活动比较集中。商业部门在收购各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出售的农副产品的同时，供应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商业部门还可以根据国家和市场的需要、当地的生产条件，同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签订合同，通过合同统筹安排各人民公社的副业生产。这样既能推动各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们广泛发展多种经济，又能更好地促进商品流通。
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的好处是很多的。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可以把第三类商品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补充国家计划之不足外，它还可以把人民公社、工业、手工业部门所生产的第三类商品，同国家和人民需要衔接起来，使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可以根据国家的市场需要来规划生产，统一安排劳动力，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济，以进行常年生产、季节性生产和临时生产。
此外，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还有利于工商协作和技术协作，以简化商品流通过程，降低商品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目前，我国很多地区有丰富的原料资源，但缺乏生产技术；有些地区有技术，而原料不足；有些地区有先进的技术，而另一些地区则技术落后，占用很多劳力。因此，需要广泛地组织工商协作和技术协作。物资交流会，是工商协作和技术协作的好方法。实践证明，交流会上不仅能够加强工商协作，而且能够交流技术，建立技术协作关系。例如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物资交流会上，就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八十余份；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物资交流会上，又签订了技术协作协议六十五份。这种技术协作关系的建立，就把原来被废弃的东西变为有用的东西，少的东西通过技术协作而增多了。如草袋子是各地大量需要的包装容器，但由于不会编织，又缺少劳动力，无法解决。在全国第一次物资交流会上，各地需要草袋子七千多万条，而能提供的货源却只有四十五万条，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在物资交流会上，经过介绍用机器织草袋子的技术，组织了有技术的地方，派人带工具到有原料的地方，包教包会，使各省自力更生解决了草袋子的货源问题。这样，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增加了货源，而且大大地节省了运输力，把许多废弃物品变成为有用的工业原料，增加了社会财富。
注意思想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市场管理，是开好物资交流会的保证要开好物资交流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有些干部在参加交流会时有本位主义思想，要货多，供货少。这里除了有些地区确有实际困难以外，主要还是个思想问题，这些同志不相信本地的生产能够大大发展，因而不愿意拿出东西。也有人是对本地区的需要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在交流会上盲目地提出庞大的要货计划。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都要注意及时纠正。在物资交流中，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积极交流，快买快卖，互相支援的精神。同时要从生产和消费的客观需要出发，从物资流转规律出发，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有的同志对本来是自己不需要的物资，也不肯拿出来，想借已有物资作为交换另一种物资的手段，显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参加交流会的每个地区和单位的代表，都应该把自己有的，和能够生产而需要出售的商品拿出来，或签订合同；而自己需要的另种物资，可以向产地提出要货，同时应该服从交流会的统筹分配。凡本地区能够组织生产的，或者某种物资供应较紧张，本地区又有条件生产的，就不应该再在会上向外地区要货，而应当回去组织生产。
我国幅员辽阔，目前在生产上有工业区、有产粮区、有产棉区、有经济作物区。一般地说，大中城市多为工业区，广大农村是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区。为了把工农业生产联结起来，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就需调剂有无，就必须把城市工业生产的工业品运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和供应农村生活需要；又要把农村生产的农副产品送到城市，支援工业生产和供应城市人民生活需要。而在组织供应中，必须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思想，正确地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反对只顾本县需要，不顾专区需要，只顾本省需要，不顾全国需要，只算小账不算大账的本位主义的作法。提倡识大体、顾全局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的风格。
第二，要从促进生产着手，以安排生产为中心。
要把签订的供销合同或协议，层层落实到基层生产单位，使交流会成为组织生产，促进生产，合理分配，互通有无，具体安排，落实生产计划的会议。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有计划地满足人民多种多样需要的目的。同时，要积极地组织挖掘生产潜力，既要组织生产部门生产价值大的产品，又要组织生产部门生产价值小、产量少的产品。对于商业部门来说，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动精神，解决生产原料和材料的供应。对生产部门来说，要有市场观点，在安排生产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并且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尽力做到产销计划互相衔接，对当前市场急需的商品，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增加生产。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第三类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特点是：品种多，数量大，生产分散，供销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只有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人人出主意想办法，多方面挖掘物资潜力，才能使物资交流会，既开得轰轰烈烈，又做得踏踏实实，才能在短短的期间内完成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交流任务。
第四，要加强市场管理和价格管理。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根本不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物价政策要体现国家计划的要求，要起促进生产，便利流通，增加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对于市场物价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在进行各种商品交换中，凡中央和省已经规定了价格的，应当一律按照中央和省已规定的价格来进行，不能随便涨价或降价。对于中央和省不掌握或尚未规定价格的商品，如零星小土产等，一般应当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并参照国家规定的同类商品的价格，来合理地规定价格，或者规定一个最低最高的幅度，以便作为买卖双方议价的根据。所谓合理地规定价格，就是说，商品价格的计算，必须以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而不应当以个别生产者的成本为依据。只有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来规定价格，才能达到从价格上鼓励先进，带动落后，发展生产的目的。
第五，要加强合同执行情况的检查，保证合同全面实现。
物资交流会是通过合同的形式组织成交的。但是签订合同，还只是物资交流工作的开始。要使合同能如期实现，必须在交流会后加强督促检查。签订合同的双方，应当建立必要的检查制度，定期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发现合同执行不好，或不够的地方，应当及时研究，找出原因，立即采取措施，设法补救，维护合同的严肃性。若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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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书与工作
张浩然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工作太忙，实在没有时间看书。”或者“某某同志只顾看书不顾工作”。这反映了读书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读书和工作是有矛盾的，因为它是不同的两件事。但是它又是统一的，因为读书是为了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加业务技术知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做好工作。因此，两者是既矛盾又统一，是“相反相成”的。
当然，读书需要时间，读书和工作的矛盾，往往从时间上表现出来。工作繁忙，任务紧急，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多的时候，就往往容易把读书的时间挤掉。从现象看，这里时间是矛盾的焦点，合理地调整读书和工作的时间，就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一环。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正确地认识读书和工作的统一性。一个人的工作越忙，需要处理的事务和问题越多，就需要有更高的思想水平，更远大而开朗的眼界，这只靠苦思是不行的，必须借助读书，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便在复杂的现象中，辨明前进的方向，找到矛盾的本质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需要读一些哲学的书；为了掌握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做好经济工作，使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需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为了掌握一个部门工作的知识和规律，做好一个部门的工作，还需要仔细研究党的政策方针，阅读重要文件和一些有关的业务技术知识的书；等等。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道：“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从哪里来呢？只有靠读书。一个人接触的面是有限的，只凭个人的一点经验是不够的，何况旧的经验并不能完全用来解决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每一个人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和别个部门的工作，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要作好社会产品的分配工作，就必须了解生产和消费的情况；要搞好生产，也必须了解分配和消费者的要求，生产某种产品，也必须了解这种产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消费也必须适应生产和分配情况。因此，只了解自己的工作，只了解本部门的工作，不了解别人的工作、别部门的工作，只看到局部不看整体，就很难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读书不只是增长我们的知识，扩大我们的眼界，而且能帮助我们总结经验，能使我们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在经济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经济规律在客观地发生着作用。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商品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作经济工作的人，如果对这些规律的作用毫无所知，就不但不能适应这些规律和利用这些规律做好工作，而且会在工作中犯错误；相反地，如果有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找出事物矛盾的主要环节，并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处理好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做好工作；同时，有了这些知识，还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工作经验，从而把工作中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转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
不好好读书，不认真学习理论，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有的错误都有认识论的根源，都是违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当然有的错误不仅是认识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但是错误的立场也一定是通过错误的观点和方法表现出来；此外，要改造立场，也要从具体的观点方法入手。反右倾斗争，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必须保持灵敏的政治嗅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高度来观察现实，这样才不致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下茫然失措，或者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假象所迷惑。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把一个指头当成十个指头，看不见新生事物的远大前途，死抱住个人的狭小的旧经验不放，等等，这除开表明他们的立场根本错误以外，也表明他们的思想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认真学习理论，不断改造思想，是避免犯大错误的必要条件之一。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当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才能更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日夜苦思，找不到良策。但是在这个时候，静坐下来，找一些有关的参考文件，认真地读几页书，对照文件想想自己面临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大启发，找到处理问题的钥匙或途径，这时，好像恍然大悟，顿开茅塞，立时感到精神愉快，心情舒畅。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当在工作中，需要整理一个材料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在辩论会上，需要对一种错误思想从理论上加以批驳的时候，为了把道理说得更充分一些，更符合逻辑一些，往往需要参考一些文件和理论书籍；但是当翻开书本的时候，对于说明自己论点的句子，对于充实和论证自己论点的原理，往往找不到在什么地方，这时思想上也感到焦急，纳闷。有时看到别人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些经典著作中的精辟句子，自己也很羡慕，“书到用时方恨少”，这说明，读书和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并没有矛盾。
当然，读书是要服从工作需要的。如果放着工作不做，为读书而读书，那自然是不对的。有的人读书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只从个人兴趣出发，那也是不对的。读书不是为了装璜自己，不是为了背诵一些革命的词句和原理，更不是为了学习一些教条去吓唬“土包子”，而是为了做好工作，为了应用。如果读了很多书，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读书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这样，当我们读了一些书，知道了一些理论，学了一些革命原理，但是这些理论原理还没有经过自己亲身在实践中证实或者没有对客观实际生活作过认真地观察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理论原理的了解就仅仅停留在抽象概念的阶段，对它的实际内容不能有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比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句话，当我们初学时，只是感到这句话好，很重要，但是究竟怎样具体分析，就不怎么理解了。当我们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对一些事物作了一些比较，发现了各种情况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这句话的理解才更具体。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因此，读书必须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工作。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党极力反对教条主义的读书方法，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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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南开大学举行科学讨论会
南开大学于10月17日至11月1日举行了第三届科学讨论会，会上宣读了论文八十八篇。参加会议的除本校师生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位来宾。波兰科学院院士乌尔般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问题，会上由郑天挺和杨志玖两位教授提出报告。研究集中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关系，以及土地买卖是否可以作为私有制的标志。杨志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人、甚至连皇帝要占用民田时，一般也要付出代价。因此，土地买卖可以作为私有制的标志。至于国家没收或强买某些地主土地的事件，只是政治权力愚弄经济权力的一种反映，和所有制无关。郑天挺不同意杨志玖的意见。他认为，私有财产的权力，应当是不受任何干涉、随心所欲处理什物的权力。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可说是国家支配力量较强的私有制，这与其说近于私有，不如说是近于国有。
以上意见各得到一些同志的支持。另外，还有同志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和私有并行的制度。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主流和发展规律问题，王达津副教授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进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并且，王达津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进步的（特别是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反动落后的（特别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斗争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不同意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所编文学史中所提出的民间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主流的说法，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发展规律是现实主义同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一公式。不过，王达津认为，进步的和反动落后文学的斗争，仅仅是一条基本规律。文学艺术不只表现在对立的斗争上，也表现在对立面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上，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规律。这些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竹粉蠹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治的研究，会上有一篇论文采用各种饲养观察和防治试验结果，摸清了竹粉蠹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活规律，提出了以防为主的综合措施。竹材砍伐后先在水中浸三个月以上，然后将断口封闭，在存放期间加强防裂保护，使用时再以3％的NaF进行短期处理（如有条件，可以用3％NaF先煮二小时，再浸六小时，兼可防霉）。实验结果证明，这种竹材用于建筑物，二年后仍无感染虫害现象，效果极为良好。
关于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南开大学化学系最近深入地研究了西麦特类型的化合物，找到了一种对人畜毒性小而对害虫毒效大的新药剂。这种药剂共合成了四十种，经过初步生物检定，发现有四种性能极好，已推荐给工业部门生产。另外，对合成过程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如化学结构和毒性的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西安哲学界批判“论否定”
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会议，批判陈元方同志在一篇题为“论否定”的文章中的错误观点。
与会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是对立面的斗争及其解决，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革命，是事物的质变。在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中，对旧事物有继承现象，但最本质的却是彻底的否定。而“论否定”的作者却说：“消灭的只是事物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个事物。”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质变的本质意义。作者把继承夸大为革命斗争中的主要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
与会同志揭露，陈元方同志为了混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观和革命观的根本界线，竟然毫无根据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是因为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积极有用的东西”。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事物发展中的质变，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庸俗进化论。
发言的同志还指出，“论否定”一文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诡辩论。作者指出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反对这个，又反对那个，既反“左”，又反右，貌似不偏不倚，实质上是否定和歪曲事物和社会真正的发展，否认事物有主次之分，把本质和现象等量齐观。归根结底，强调继承，否认变革，强调量变，否认质变，强调反“左”，否定反右。
发言的同志认为，“论否定”一文是为右倾机会主义从哲学上建立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