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综合考察是建设计划的计划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 竺可桢
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找科学依据
我国幅员广阔，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有关科学资料却极为贫乏。占全国总面积60％以上的地区，在科学上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地区。解放后，国家为了使这些优越的条件和富饶的资源能够适合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合理的开发，就必须对需要开发的地区进行一系列专业的和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在充分掌握自然条件的变化规律、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利用和开发的方向、国民经济的发展远景以及工农业合理配置的方案，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依据。
综合考察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科学工作。它根据国家提出的任务和地理资源的特点，组织各种必要的学科，其中如地质、水能、地理、土壤、植物和工、农、林、牧、交通、经济等等方面的学科共同参加工作，其中不但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科，也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它所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或某一部门不同，它必须从各个角度分析、考虑，多方面比较论证，提出多种方案，以便选择取舍。它的工作方法是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在一个地区的考察中，抓住关键性的重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考虑全面布局。经过综合考察最后提出的报告是建议性的远景方案，供国家计划部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作参考。因此有人形容它是“计划的计划”，对于计划起着“探照灯的作用”。
综合考察工作的总方向虽然应当着重于长远目标而不应当单纯从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出发，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不能把远景和当前生产建设截然分开，当前的重大建设计划要与远景的展望相结合，而远景的规划有许多方面又需要现在即着手进行。同时我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和规划是由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分权管理相结合而制定的，国家任务与地方任务二者直接互相关联着。因此我国的综合考察在工作过程中对于与国家远景有关的地方任务也应该积极考虑。此外某些国家的重大的改造自然的工作也是综合考察的重要工作内容。
十个考察队的考察成果
几年来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直接组织的考察队前后共计有以下十个：
一、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任务是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为提高山区农业生产并减轻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对于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进行科学调查研究工作。1953年开始工作，已在1958年结束调查工作。这个队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共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进行了考察。制定了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水土保持土地合理利用等区划，提供了农林牧综合开发和水土保持措施合理配置的科学依据。同时编制了在推广工作中一般干部和人民公社能使用的“水土保持手册”。此外还根据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类型，结合群众的生产需要先后进行了十一个小流域的重点深入调查研究，并分别制订了水土保持土地合理利用综合措施配置规划。
二、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队。这是中苏两国合作组成的。任务是进行黑龙江流域的水能、水利、地质、矿产、农、林、牧、渔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经济情况的综合考察并提出开发远景方案。1956年开始工作，1959年结束野外工作，1960年做出考察地区的开发方案。这个队对黑龙江流域的水能水利资源，不仅查明了中上游的流量，而且对中上游梯级开发坝址、地质、水文作了比较详细的勘察，并对第一期工程可能施工的坝址，进行了详细的地质钻探工作和比较方案的研究。1959年度将提出一个电站开发的技术经济设计报告，以供国家在决定黑龙江流域电力开发计划时作依据。此外，还对大小兴安岭和乌苏里江等地区的地质矿藏进行路线普查，绘制了上述地区的五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和大地构造图，找出铁、锰、铜、铅、锌、锑、钨、萤石、汞、石油、油页岩等矿床和矿化点。其他如森林、土壤、植物、渔业等资源以及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也进行了解和考察，将在1959年野外工作结束后编写关于黑龙江流域的全面的综合开发远景方案，提供国家经济建设部门和计划部门作为制定计划的依据。
三、新疆综合考察队。任务是以农、林、牧、水利为中心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生产力配置的研究。1956年开始工作，主要的野外考察工作预定在1959年告一段落，1960年进行全面的科学总结。
这个队在过去三年的考察中，对北疆玛纳斯河地区提出棉粮比重等农业生产配置远景的意见，已为当地生产部门采纳。对南疆吐鲁番地区提出农、林、牧、水利的综合开发建议，作为规划的重要参考。焉耆地区开都河改道问题，为焉耆（地少水多）、库尔勒（地多水少）地区农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由于该河流入博斯腾湖蒸发损失极大，每年蒸发损耗共达十到十六亿公方之多，需要使其改道直接经过孔雀河流到库尔勒、尉犁等地区，作为灌溉之用。该队并进行了北疆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玛纳斯河、伊犁河以及南疆的孔雀河、塔里木河等河的调查，对水利资源作了新的估计，并对地下水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对于新疆干旱地区的水文地质、土壤、植物、农牧等方面都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四、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任务是在紫胶考察的基础上扩大为云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1955年开始进行考察，预期1962年可告结束。这个队对于紫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紫胶是云南特有的产物。在三十三个县约一百二十种寄主植物上采集到紫胶，查明了胶蚧科的种类、产区、寄主、天敌，而且还进行了定位试验研究，培训技术力量，指导群众生产和推广。该队与全省的植物资源普查相结合，在云南西双版纳区做了重点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我国高等植物种类将近三万种，而云南一地就占全国的48％左右。数年来调查了一千多种资源植物。其中经济价值较大，有发展前途的种类甚多。
五、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任务是在广东、广西、闽南地区进行热带和亚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的考察和研究，并特别注意配合橡胶和咖啡等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1952年开始工作，预期1962年可告结束。华南地区气候兼具热带、亚热带、温带性质，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特别是热带生物资源，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开始有了一千多位科学技术人员响应政府号召在海南岛和粤西对热带资源植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于橡胶宜林地的选择，对于建立防护林带和萌生带提出了具体意见；了解了气候因素对植物的影响，以及寒潮对植物生理学上的作用，提出了防寒的各种措施和改进施肥方法的建议。1958年华南队又在考察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过程中摸清了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并制定了该地区的十九个县的自然区划和六个县的经济区划。在该区找出大面积橡胶宜林地，并找到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五百三十七种，有经济价值的动物一百三十种，已提出其中特别应该重视的种类。
六、土壤调查队。任务是配合流域规划需要，进行黄河和长江灌区的土壤调查工作，并进行一定的定位试验工作。1956年开始工作，现仍在继续工作中。土壤调查队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游地区进行了广大的灌区调查。已调查的面积，黄河流域为二十七万六千平方公里，长江流域为十八万九千平方公里，分别制出了二十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土壤图，不仅满足了黄河长江流域规划的需要，而且直接帮助了一部分人民公社进行了土壤改良规划。在华北、内蒙古、宁夏等地结合地下水进行了土壤盐化的研究，阐明了各种不同的盐渍化类型，并提出了预防盐渍化的意见。
七、盐湖科学调查队。任务是考察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研究综合开发利用。1957年开始工作，现仍在继续工作中。柴达木盐湖队不仅对盐湖的情况和某些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意见，而且直接帮助地方解决有关国家急需的钾肥的土法生产的技术问题。1957到1958年盐湖队在这个区域进行了调查，初步掌握了盐类资源分布和成分等各种资源材料，说明这个盆地不仅有基本化学工业原料所需的食盐储量非常巨大，而且富有工业和各种新技术上所急需的化学原料和农业生产上非常需要的钾。盐湖附近的地层中也发现沉积着各种盐类。继续深入的研究有发现更多资源的可能。就发现的重要资源研究其综合开发利用的方案和工艺流程也在开始。
八、青甘综合考察队。任务是考察青甘地区工业和农业资源，研究综合开发利用和生产力配置问题。1958年开始工作，预期1961年可告结束。青甘队虽在去年才开始工作，但已对引洮工程的坝址和渠道的一部分工程地质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对河西走廊提出了全面的生产力配置的初步意见。并且对北大河流域的水土资源提出了合理利用的规划意见等。
九、治沙队。任务是根据1958年10月西北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上制定的治沙规划方案，进行沙漠改造利用的科学考察工作和试验研究工作。1959年开始组成。它的前身固沙队最初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的一部分，三年来对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的沙漠进行了初步考察，为今后开展治沙工作提供了部分科学资料。
十、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任务是根据1959年2月水利电力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召集的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规划会议的决定，进行引水路线和该地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综合考察工作。1959年开始组成。
以上十个考察队的考察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其中多数是科学资料缺乏，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的地区。
综合考察的若干新发现
通过考察工作，对于自然条件也有了很多新发现，推翻了某些陈旧的概念，甚至获得了新的解决自然规律的线索和途径，从而帮助了科学的提高。
过去土壤学家对华北平原的土壤简单地统称为“冲积土”，这只能反映地质沉积作用，而不能反映农业生产特性和土壤的发生演变情况。他们在考察中运用了土壤发生学的理论，查明了各种土壤的过渡演变情况，并详细地划分了土类和变种。过去对亚热带北部地区和暖温带土壤（褐土）如何过渡还不很明确。通过考察工作，知道亚热带北部地区主要为黄棕壤（也有称为黄褐土），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唐白河谷和汉江以北地区。对于南方水稻土壤的发生演变，也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在东北、青海、甘肃及新疆的土壤考察中初步拟定了土壤分种系统，说明了土壤类型分布及其特征。新疆方面肯定灰棕色荒漠土为北疆的地带性土壤。
地质学家在黑龙江流域地区综合分析了沉积厚度和岩相变化，折绉和断裂情况，岩浆活动，变质作用以及矿产分布特征，初步认识了这个地区的地质发生历史，把这个地区大地构造区分为六个带，指出相应地区矿产远景；在柴达木盆地发现大量钾盐沉积，说明了内陆性湖泊和钾盐沉积的关系；在广西二迭纪地层发现较大量的原生菱铁矿，都为今后开拓了新的找矿方向。
地貌学家在云南考察中，研究了风化壳型的镍矿的富集和微地貌条件的关系。对于云南地貌的研究，过去只从形态上认识，而忽略了地貌的发育，经过调查，特别是在海拔一千三百五十米的大渡岗（思茅以南）一带的高原面上，发现无可怀疑的河流相沉积，有力地证明了云南高原为过去长期剥蚀所形成，到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期的地壳运动，上升到现有高度。在巴旦吉林、腾格里、塔克拉马干各沙漠的考察中，证实了沙丘中沙的起源来自附近湖洪积或冲积平原，而非来自远方。
气候学家考察了东北、新疆、华南地区，并与土壤学家、地植物学家交换意见后，对于我国划分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的分界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我国亚热带的指标以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2—16℃，无霜期自二百四十——三百六十五天为相宜，照此指标我国亚热带的北界大致接近于北纬34°，也就是淮河秦岭白龙江线直至东经104°，这条线再向西已属高山气候带。这与农业生产上一年两熟的北界大致相符。新疆虽有部分地区全年积温计可超过5000℃（如和田、吐鲁番）或在夏季还可以栽植一年生的亚热带作物，如棉花等，但终因冬季温度太低，常至摄氏零下十度，多年生亚热带植物都不能自然地在露地过冬，所以不应列入亚热带。在广西调查中也提出了关于划分热带亚热带的意见。
植物学家证明了北疆准噶尔为土耳其斯坦荒漠和亚洲中部荒漠的过渡地带，并提出其西部分界线位于准噶尔西部的界山。在云南植物区系的起源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我国科学力量还比较薄弱，而且缺乏经验，综合考察工作更是如此。但在党的坚强领导和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之下，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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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
黎澍
自从人民公社在中国大陆出现以来，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表现出评头品足的极大的兴趣。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断定人民公社会要失败。一个曾经被千百次重复过的理由就是：人民公社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因为从他们看来，生活方式是不可改变的。可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向世界各地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时候，所采取的显然是另外一个观点，即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如果生活方式是不可改变的，那么，美国生活方式的推行就不可能指望有任何人加以理睬了。试看侵略的狂热使帝国主义分子陷入了多么严重的逻辑的混乱！
生活方式是不可改变的吗？不。它是可以改变的。它的改变不取决于任何外力而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原始人用石刀石斧谋生，住在洞窟里或住在树上，就只能有住在洞窟里或住在树上的生活方式。奴隶用主人的生产工具在主人的田地里劳动，住在主人的马厩里，就只能有住在主人的马厩里的生活方式。农民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住在茅屋里，就只能有住在茅屋里的生活方式。雇佣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工，住在贫民窟里，就只能有住在贫民窟里的生活方式。一切时代的被压迫的和贫穷的人们都并不安于他们的现状。他们永远趋向于新的生活，永远要求改革。前人不能设想后人怎样过活。后人只有在他们继续采取前人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采取前人的生活方式。当农民有可能离开他们的茅屋，工人有可能搬出贫民窟，并且获得新的生活条件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原先只适合于茅屋和贫民窟的生活方式，而采取新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影响会存在，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被新的和更新的一代所不断削弱，并为新的传统所代替。这个变化是如此紧密地同经济关系的变化联系着，以致任何经济以外的力量不能强迫它突然出现。醉心欧化的彼得曾经企图用他的作为沙皇的权力改变俄罗斯民族生活中的一切，但是，他到底只是在俄国的上层社会中变出一些“近似欧洲人的貌合神离的歪文”（别林斯基），广大的俄国农奴没有得到解放，他们的生活不能不停留在原先的老地方。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模仿欧洲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为革命的标志，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实现同样的改变。群众在使自己从贫困中摆脱出来以前，不能不继续采取传统的贫困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沸腾的革命斗争和集体的生产组织使人们在生活上日益趋于接近。但是油盐柴米仍然各自为谋，并且是群众生活中的主要的事务。人民公社化以后，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达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大部分居住分散的人们按照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建立了居民点。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敬老院的成立，使妇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他们走出了往往是狭小的、浓烟充塞的厨房，摆脱了数不清的家务琐事，同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家庭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的邻人，一起参加生产组织，并直接取得自己的一份口粮和工资。由于这个变化，妇女第一次真正成了社会的独立的一员，丈夫也更像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家长了。
群众习惯这个新的生活吗？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外资产阶级分子设想他们是不能习惯的。但是，事实同这些人所想像的完全相反，除了旧日的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以外，绝大多数群众很快就习惯了。他们欢迎新生活，在新生活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愉快，因为他们在公共的大家庭中，失去的仅仅是他们的家庭生活的负担。现在不但生活得到了最坚固的保障，而且水平大大提高了。他们领了工资，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支配，因此，消费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中国的农民曾经是衣衫褴褛的，现在非常罕见了。群众对于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和他们周围的这样巨大的变化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他们爱护他们所成就和所获得的一切。在许多农村的新建的居民点和公共食堂里面，群众的自觉精神和高尚风气证明新的生活方式已经确立了。
这个伟大的现象的出现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要达到的结果。农民拥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自然也就拥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生活方式。要反对这个趋势是不可能的。
有些外国的所谓“中国通”用他们在清末和在国民党时代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一点可怜的知识来看新中国的事事物物，总认为中国的农民不会变得那么快，他们还会留恋那个贫困和饥饿的旧时代，会舍不得那些供奉在破茅屋里的祖宗牌位，舍不得附近庙里的菩萨。不，事实不是这样的。礼拜菩萨，对农民来说，本是与贫穷分不开的。他们在无法摆脱贫穷的时候，只好去求菩萨保佑。而一旦认识自己就是摆脱贫困的力量，他们就失去对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的最后一点敬意了。毛泽东
同志还在1927年就已经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事实正是如此，农民用他们自己的双手把菩萨丢了。现在在农村中已经很难看到迷信的痕迹。什么“关圣帝君”、“杨四将军”、“钟馗进士”、“城隍”、“土地”一类的毛神野怪一齐烟消火灭。所有的祠堂都已经改造成了公共集会和办公的场所。人们对于这些场所的本来面目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了。只有极少数四十岁以上的人才能讲出发生在这些场所的一些故事。可是这些故事全是地主恶霸欺压农民的血和泪的故事。提起它们，除了引起憎恨以外，决不唤起对于旧时代的任何留恋。中国的农民迷信吗？他们不迷信。在没有觉悟的时候，他们信很多神，看来是迷信的；在觉悟以后，一个神都不信。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在农村成年人口中占多数和在生产中成为主要力量的是青年。他们是一代新人。正是他们，创造了当代的伟大的奇迹，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在他们身上显著地存在着的传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他们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适应并且爱好这个新的生活方式，将来他们还会把它改造得更美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年10月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慨叹说：“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生活方式。”是的，这个改变是无可挽回的，让那些想把中国“挽回”到旧时代去的蠢汉们为他们自己的无可挽回的失败而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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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批判“论否定”一文的右倾观点
陕西省“人文杂志”在最近出版的第五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批判这个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陈元方的“论否定”一文。这三篇文章是：郭琦的“‘论否定’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李宗阳、盖运丰、孙集云、魏治均合写的“变革第一？继承第一？”李林昆的“保卫革命辩证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批判文章的作者指出，陈元方同志的“论否定”一文，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掩盖下，以右的观点来曲解辩证法的“否定”概念，片面强调“否定”中的继承和量变，阉割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并且含沙射影地非难去年的群众运动。
陈元方把事物的肯定一面和否定一面平列起来，认为两者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否定了变革在事物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他说：“真正的辩证法的否定，是保持和继承一切肯定的东西的否定。当然，否定中也有消灭，但是如上所述，消灭的只是事物的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个事物。”批判者指出：辩证法的否定，并不只是消灭“事物的某些方面”，而是消灭事物的基本方面，本质方面。郭琦同志说，“如果在否定旧事物的过程中，所消灭的不是本质方面，而只是‘某些方面’，那么，新与旧还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陈元方还说，“新事物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巩固起来，新事物之所以比旧事物优越，正是由于它继承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旧事物中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例如，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继承了前一社会阶段的积极有用的东西。”对于这一点，这几篇文章作了批驳。郭琦同志说，新事物比旧事物优越，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比旧的社会形态优越，主要的是对旧事物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如果新的事物对旧的事物没有根本变革，那还谈得上什么优越性呢？陈元方同志对新事物本身的质的规定性只字不提，对被否定了的旧事物的基本部分也只字不提，好像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优越，正是它继承了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如此说来，继承就够了，还革什么命呢？量变就够了，何必质变呢？
李宗阳等同志的文章论述说，“如果说‘否定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那么在这种对立的统一中，变革、革命是本质、主流，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继承只是否定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联系的环节，没有它发展就会中断。”李林昆同志引证了恩格斯的关于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话，说明：对一切事物从否定方面、革命方面去理解，是辩证法中的绝对的东西，而从肯定的方面、保守的方面去理解，是辩证法中相对的东西。列宁以至毛泽东同志都曾经十分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统一的相对性，这都是和一定时期的反机会主义斗争任务相联系的。陈元方在“论否定”一文中宣传错误观点，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作“理论根据”的。郭琦同志在他的文章结尾部分说：“陈元方同志的‘论否定’一文，用的是形而上学折衷主义方法，打着，‘两点论’的幌子，把事物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平列起来，说在否定中有继承，既要反对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复古主义，既反对从‘左’的方面理解否定，又反对从右的方面理解否定。实际上，是在既谈变革又谈继承的幌子下有意强调继承而取消变革；在既谈量变又谈质变的幌子下强调量变而取消质变；在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的幌子下来反对并不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从而散布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陈元方同志就是用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法，来宣扬他的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