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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不进则退
尚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非常通俗地描述了一种辩证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客观规律反映到社会发展历史上，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是不断革命把社会推向前进，还是不断倒退把社会拉向后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辨别一个人或一个人群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是彻底的革命派还是不彻底的革命派的试金石。
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向前运转着。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新兴的阶级，总是要把社会推向前进而成为当时的革命派；而同一社会的没落阶级，总是妄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来挽救自己的灭亡，成为当时的反革命派。
历来的统治阶级，当它还处在新兴阶级的地位的时候，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它是有一定的革命性的，它可以领导革命或者参加革命；与此同时，它对于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则总是心存戒备，加以利用；因此在革命的发展中，它又总是表现着对革命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当着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生产关系需要继续变革的时候，原来对革命就具有动摇性和不彻底性的剥削阶级，就转化为反动阶级。它的革命性就走向自己的反面，而竭力采取和缓革命斗争或镇压革命运动的各种反动政策和措施，来阻止社会前进，实际上就是要把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革命派。
只有现代的无产阶级，它不剥削任何人，它要求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废除一切剥削制度，它要求社会永远向前进而不向后退，它要求社会生产力能够迅速地不断地发展，因此，它要求社会的生产关系能够适时地不断地进行改革。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最彻底的革命家。
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要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适时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要求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和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适时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既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又是不断革命论者。它对于革命发展每个历史阶段的质的区别是毫不含糊的，把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混淆起来，是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不相容的。同时，共产党人认为，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互相衔接和密切联系的，上一阶段为下一阶段作准备，下一阶段又是上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始终贯串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革命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接着一个，不间断地永无休止地向前发展。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内，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以内，就整个历史时期的全局说来，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在这一个量变的全部过程中，也包含着若干局部的质变，这些局部的质变虽不能改变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却能够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从而形成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内的若干小的阶段。
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建国十年来的经历，如果没有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就不可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从而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开辟道路；如果没有镇反、肃反和三反、五反运动，就不可能粉碎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事业的顽强反抗和猖狂进攻；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就不可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如果没有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不可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归根到底，如果没有这么一系列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和迅速发展。但在每一个革命运动的紧要关头，总有一股逆流，总有一些人站在运动之外，指手划脚，把运动说成“糟得很”。这些“糟得很”派，实际就是“促退派”，按照他们的主张，革命之舟，只能顺流而下，甘居下游，而不能逆流而上，力争上游。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1958年在我国出现了工业、农业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新局面。同时，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广大农民群众，感到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党的领导下，敢想、敢说、敢干，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组织形式。党中央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总结和推广了人民公社的经验。由于这种经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适合群众要求和生产需要的，所以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就实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史无前例的生产大跃进和全国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这是中国人民在1958年所创造的伟大奇迹。这种奇迹使革命派高兴，使反动派震惊，也使我们党内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惶恐不安。在这样的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谁是促进派，谁是促退派，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人民公社化“搞糟了”，农业大跃进是“吹牛”，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错误的运动”。他们恶毒地诬蔑1958年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性的错误”。事实非常清楚，在这里明明白白摆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两个不同的政治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高举红旗胜利前进，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张违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意志，改弦更张，来一个向右转、向后转，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反右倾、鼓干劲，还是反“冒进”、泄干劲？是乘风破浪、力争上游，还是掩旗息鼓，弃甲曳兵而逃？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维持现状”，“慢比快好”，“不争先也不落后”，“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等类的想法和说法，如果不是思想糊涂，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自欺欺人的幌子，因为，客观规律是不留情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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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古生物考察队
发现大量动物化石
由中苏两国古生物学者共同组织的“亚洲中部古生物考察队”，从今年6月到8月，在内蒙古二连等地区进行了长达八千多公里的路线探查，在十二个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化石发掘工作，发掘出大量珍贵的古代动物化石。在二连盐池地区上白垩纪地层中发掘到的化石，主要有鸭嘴龙类化石（一个接近完整的骨架，十一个颔骨及数以千计的零星骨胳）和似鸟龙类、龙、鳄类等化石。蜥脚类恐龙化石也在这里第一次发现。在伊尔丁曼纳、八楞少庙和乌拉乌苏等上始新统地层中发掘出了大量的古哺乳类化石，其中包括雷兽的五个骨架、十多个头骨，古鹿的十五个完整骨架，两个梭齿兽的头骨以及貘类、古反刍类、爪蹄兽类和啮齿类等二十多种不同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在通古尔上中新统地层及乌首诺尔等地上中新统地层中找到了乳齿象类的头骨、犀类及偶蹄类的化石，并在后一地点发现了过去没有记载过的食肉类（灵猫科）的化石，这些宝贵的化石，将为阐明古哺乳类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与此同时，在上述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龟类、鳄类和鸟类化石。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将对探索陆上脊椎动物、爬行类、哺乳类和鸟类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有重要作用。
“居延汉简”已出版
古代简牍的出土见于记载的很多，其中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至今仍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
十九世末叶，西北地区汉、晋简牍的出土，共有八次，以居延出土的简数最多，而其中“永元兵器簿”尚存当时簿书编缀的原形，尤为可贵。从同时出土的毛笔更可窥见当时书写工具的真实形制。这批汉简自1931年运到北京后，曾经马衡、贺昌群等分别作了部分的考释。1937年抗日战争后，居延汉简已全部为美帝国主义窃去，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下述三个来源，开始整理了这批材料。（一）该所所藏原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北京所摄玻璃版一百四十三片；（二）商务印书馆残存的反体相片七百九十余条；（三）经裘元善手流散出的居延所出汉简。虽仅此二千五百余条，但已超过历次所发表的汉、晋木简的总数。现在，该所已将这些材料编成“居延汉简”（甲编）一书，交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新出版的“居延汉简”中“额济纳河流域略图”，系根据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测制原图复制的。从略图上所标出的汉代烽台和堡垒的地方，可以看到汉代长城西北端的遗迹。该图原有的蒙语拼音地名现已一一附加汉文今名。
（藩）
小麦丰产经验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过大面积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小麦丰产经验；在密植、倒伏和深耕三方面，得到了下述研究成果。
在密植问题上。通过不同土壤上重复十五次的密、肥双因子试验发现：每亩施用土粪三万斤、播种量二十斤的产量最高；施肥三到八万斤的水平下，播种量超出二十斤，产量有减低的趋势；随播种量的增加，单位面积穗数有达一极限的趋势；植株群体的大小与植株个体的发育在一定限度内有函数的关系，单位面积上株数最大，而又不影响个体发育时则产量最高。
通过大面积对比调查和实验室分析，关于倒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问题，他们认为倒伏对小麦产量是否降低，要以倒伏时期为准；绝对减产与不减产的看法都不合适。并初步找出了防止小麦倒伏的途径是：提早播种期，后期进行培土，拔节期的追肥比例，施用微量元素等。
关于深耕他们认为，深耕增产的效果是肯定的，深耕对土壤物理与化学性质、微生物活动都有改善；深耕可促进根系下扎，但不能改变小麦根系绝大部分（80％）分布在0—40厘米土层的这种特性；并认为，关中地区的小麦地以深耕八寸至一尺为宜。
中山大学编成“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计”
据“理论与实践”月刊报道，中
山大学教授梁方仲在他的助手的协作下，已编著完成“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此书篇幅达八十多万字，搜集了我国自西汉到清末约二千多年间有关户口、田地及田赋数字，制成统计表二百一十三张。全书分正编、附编和别编三部分。正编按
内容分为甲、乙两篇：甲篇主要是关于全国户口、田地的总情况和历代户口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乙篇主要是汇集唐、宋、元、明、清五朝有关的全国分区田地、田赋的统计数字。附编分为县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别编则为各表的说明。这部资料性著作的完成，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以及其他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书备列了各种有关记载的不同版本，广泛吸取了前人校勘、注释等的成绩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附注和说明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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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洋地质学及其主要问题
梁元博
海洋地质学是一门尖端科学
海洋地质学是一门尖端科学，但是并不神秘。我国宋元时代的航海者和渔民已经懂得“用长绳下钩，沉至海底取泥，看泥质推定位置，或下铅锤，测水深浅”。这就是初步的海洋地质学知识。一般认为，现代的海洋地质学是苏联海洋地质学家M·B·克莲诺娃教授1937年在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创立并从理论上加以奠基的。从那个时候起，海洋地质学就从海洋学和地质学这两门科学中划分出来，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它的存在虽然只有二十多年短短的历史，但由于它对生产和国防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又由于它和别的边缘科学一样，能够从相邻的科学中吸收多方面的养分，所以它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现代的海洋地质学研究海岸和海底的形态，给海岸工程和航海运输事业提供资料；它研究底质成分和沉积作用，为渔捞、海洋生物和沉积岩石学的研究工作提供资料；研究海底成矿作用和地质结构，为开发海底宝藏和阐明地壳结构提供资料。尤其是最后一点，如果我们研究大地构造时，对于占有地球表面三分之二的海底地壳结构茫无所知，那末我们对于大地构造学的知识就是极其片面的。由此可见，海洋地质学的研究不论对于生产实践或是对于理论探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已经成为现代濒海的强大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研究项目之一。
海岸和海底的形态
近几十年内，由于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对超声波的研究和对回声测深仪的应用，人们对于沿岸和海底形态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进。在十七世纪中叶，有一个名叫阿法纳西·基尔赫的西方学者还说过：“测量海深，同测量天高一样，都是不可能的。”（1664年）德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洪保德也说过：我们对于深海的知识，正如对于大气高层的知识一样少。那时候仅仅靠着少数的铅锤测深资料来判断海底的形态，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奇怪。但是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发明了回声测深仪之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利用回声测深仪不但能够探知海底的深度，还能够根据各种底质对入射声能反射系数的不同，来判断海底的成分和结构。所以回声测深仪已经成为海洋地质学研究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现在我们知道，海底地形的复杂性并不亚于陆上的地形，它对小区的海流情况、底质机械成分和生物繁殖条件等都起着一定的影响，而对于航行的意义就更大。如果我们拥有充足的测深数据，把沿岸的水下地形编制成详细的地貌图，就像陆地上的地形图一样，这对于航海运输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海岸的情况也相似。从海洋地质学的观点看来，海岸只不过是海底地质构造在水面上的延续部分，是它在水面上的露头。海岸和海底地形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在广州市郊外七星岗发现的海洋生物遗骸，表明这里过去曾经是中国南海的一部分。所以只有把海岸和海底联系起来看，才能看出海岸变动和发展的方向，并在这个基础上作出海岸预报，使在沿岸兴建港口、堤防和国防工事时能够选择正确的位置，不致因海岸变动而遭受损失。
在国防事业上，海岸和海底地形知识的重要性就更为显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为了准备打潜艇战，曾经详细调查了地中海、比斯开湾和欧洲所有国家沿岸的海底地形和底质成分；直到1944年，在法西斯政权垮台以前，德国还在继续出版爱尔兰海的海底地貌图。至于在近岸区域进行海战、海岸的防守和登陆作战等等，那末海岸和海底地形知识的重要性，更是不必说了。
底质成分和沉积作用
如果说海底和海岸的形态对航运和国防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末应当说底质成分的问题和渔业有着最为重大的关系。事实上，我国以前的海洋底质调查，许多都是为配合渔业调查而进行的。研究结果指出，许多鱼类的游息区域都和底质成分有一定的关系。至于底栖生物和底质的关系则更为密切。例如，蚝（牡蛎）不能生长在过分坚硬、倾斜和过于松软的海底上，因为它会陷在软泥巴中不能自拔。这在我国沿海养殖牡蛎的渔民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为了更好地掌握渔业资源和发展渔捞事业，我们必须清楚了解海的底质成分及其分布规律。
目前我们的最迫切任务之一是编制我国海域的详细底质图。虽然回声测深仪可以提供底质成分的一般资料，但目前研究底质成分还是采用一个由来已久的方法，这就是利用挖泥器直接在海底上挖取一定数量的底质，然后在调查船上或岸上的实验室中加以各种分析——机械（粒度）分析和化学分析等等。由于底质中经常含有生物的成分，所以往往还要对底质进行生物学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研究海底表层的底质以外，还研究表层以下的沉积物。下层的底质是过去地质时期的沉积物，它反映着一定海区在以往时代所处的条件。我们知道，海区的特性有许多是一种历史的形成体，必须从它过去的特点来找寻解释，否则是无法精确了解的。这就需要借助于一种称为取样管的仪器，它能插入海底，取得若干厘米的一段底土柱，然后再逐层分析研究。为了取得较长的土柱，有时利用冲压式或利用发射式的取样管来获取底质。国外最长的有取得200cm长底土柱的报导。用底土柱取样，对于沉积岩石学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沉积岩石学上的问题，都和沉积物的淀积及其逐渐转变的过程有关。从这两种形成物——现代沉积物和沉积岩——的比较中，可以解决许多在岩石学上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所以底质的研究，是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底质的表示法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相当混乱的。谢帕德（美国）有他自己对底质成分的概念，奎年（荷兰）又有他自己的概念。虽然他们都用泥质砂、砂质泥这些名称，但是这些名称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只是根据美国海岸与大地测量局的相当含混的资料。在苏联，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派别，这就是克莲诺娃教授提出的专门沉积物表示法，和别兹鲁科夫采用的粒度——物质——成因综合表示法。目前我国一般是采用前者，即以小于零点零一毫米的粒级在底质中所占的百分比作为分类的根据。不过，这两种分类法其实并不矛盾，我们可以在小于零点零一毫米粒级的数值上加注沉积物的物质成分和成因类型。
海底的成矿作用和地质结构
海底成矿作用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问题，它涉及海洋化学（各种元素在海洋环境及海水介质内的来源、性状和转移情况）、流体动力学（物质的搬运和堆聚）、物理海洋学（压力、温度及氢离子浓度在成矿作用方面的机制）、海洋生物学（各种生物作用对成矿作用的影响）等等。这个问题牵涉这样广，西方的海洋地质学家对这个问题简直就闭口不谈，而专门去讨论他们感兴趣的海底峡谷成因等问题。
但是，海底成矿作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海底蕴藏着的资源，基本上对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据理论上的推断，其数值一定是十分可观的。单以石油一项来说，按照已有的资料已经值得我们重视。例如根据渔民报矿，舟山群岛以南的海岸和浙江沿海的海岛发现有大量可燃的沥青物质，这表明了沿岸海区也可能蕴藏着石油，有些科学家根本就认为海底是石油产生的大本营。又如苏联在里海海底开采石油和西方国家在波斯湾海底采石油，都是很有名的例子。
最后我们谈谈海底地质结构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它反映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西方的海洋地质学家一直是信奉着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成因见解，认为地球是由热变冷的，修斯更由此提出了地球不断皱缩的学说。而近年来在苏联，由于施密特院士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合理的地球形成学说，有许多学者（如莫斯科大学的K·K·马尔科夫）认为地球不但不是在衰老退缩中，相反，正由于放射能的补给而在不断更新着。大陆的形成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现。他们认为花岗岩大陆是从较重的基岩分凝出来的一种形成体，而海底只不过是目前变动较少、还没有完全分凝出花岗岩大陆的区域。根据这点，我们有必要来重新估计海底区地质结构的成因。例如，许多海洋地质学家花费了很多篇幅争论得很厉害的海底峡谷成因问题（这种海底峡谷在我国台湾东岸的陆坡上也在发育着），我们可以很容易根据施密特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即这是大陆从表面已经凝固的海底区隆起时，因其表面已经凝结，而内部仍不断填充着分凝产物，致使陆坡部分受横向应力而产生裂痕（爆裂），其后再由各种营力加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加工”（侵蚀、磨蚀、刨刮等），形成了现时所见的海底峡谷。我们用粘土所做的实验（1959），证实了海底峡谷可以由上述情况产生。
许多海洋学家指出，海洋学的发展是起初偏于重海洋地理学的描述，其后着重于海洋生物学的研究，而现在，则对海洋地质学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
我国的海洋地质事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海洋地质事业的发展，也是和苏联的帮助分不开的。苏联海洋地质学家曾科维奇教授今年年初参加了我国在青岛举行的海洋工作会议，并且作了学术报告。中苏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正在日益加强。
目前，海洋地质学还是一门新的科学，海洋地质学的研究工作也正在展开。例如上面所述的最后两个问题，即海底成矿作用和海底地质构造问题，目前所拥有的资料是不充分的，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和探讨。今年正值伟大的国庆十周年，海洋地质学的工作也要来一个大跃进，为争取在最短时期内达到先进水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