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我们全党现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识上说来，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呢？
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的现象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那末，就还会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
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带着资产阶级要求加入党的。他们实际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已经入党很久，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带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在参加党以前，也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在参加党的时候，也还带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的很浓厚，有的少一点。但是其中大多数在革命的斗争中，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抛弃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是这样，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
每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怎样，加入党的第一条，就是要接受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可是，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说，他们有没有接受党的纲领呢？由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即使对于党的最低纲领，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资产阶级革命家所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资产阶级纲领。
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相对抗的纲领，说来说去，不外两条：第一条，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条，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治挂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否认革命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群众运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经惊惶失措，经常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现在，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更加表现惊惶失措，以致不惜进行种种的攻击和污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实质正是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是在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一种绝望的进攻。
不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党的纲领问题集中到根本的一点，即集中到政权的问题，而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我们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都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在我国，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党的领导上。国际间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无党制度’”。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资产阶级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宁老早驳斥过那种所谓“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们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少数剥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权。我们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阶级的专政分开呢？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认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社会主义，否认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1957年，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党内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赏“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们信奉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把他们的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们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①难道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纲领，而且也不把它们列入民主革命的纲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封建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论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没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纲领。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纲领，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纲领，把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当作纲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当作纲领。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曾说：“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②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们那种所谓“自由企业”、“自由经营”，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赏，并且往往成为他们在党内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代表了谁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③我们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说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说的平等，他们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平等。这种说法历来是资产阶级为着保留他们的剥削制度和他们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骗。
马克思早已驳斥过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阶级平等化”的口号来减弱和掩饰阶级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阶级平等化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资本与劳动的调和”。④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和叛徒们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的伎俩。他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⑤在驳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说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⑥
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绝不会给被压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压迫的人民的任务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经过革命取得政权而反动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以后，在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和已经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之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平等。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社会主义，彻底消灭阶级，也不是要求什么“阶级的平等”。在这时候，要求“阶级平等”不过是那种不甘心于灭亡的剥削阶级的一种叫嚣。资产阶级右派发出了这种叫嚣来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则在党内响应这种叫嚣。
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在社会主义完全实现以后，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提法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得好：“‘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话，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间，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是正当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则像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现在已经有了阐述这个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⑦
右倾机会主义者满脑子堆了那些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而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活动，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虽然是党员，但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的，由于他们怀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们总要闹别扭，常常不遵守党的纪律，不照顾党的团结和大局，而一遇到大的紧急关头，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起来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领导。
现在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地表现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
当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这样指出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⑧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认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们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们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我们经常的任务。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页。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页。④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局信”（1869年3月9日）。⑤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⑥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页。⑦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40—41页。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页。
（原载“红旗”1959年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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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展副食品生产上的胜利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辛易之
（一）
根据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的精神，我们在省委领导下，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了郊区副食品生产，经过全市人民半年来的共同努力，已经提前三个月基本完成生猪、蔬菜、小家禽的全年生产指标。截至9月底止，生猪发展总数已达一百六十万头，比去年底增长了56％；小家禽发展总数为六百八十万只，比去年底增长了580％；蔬菜生产总数为十二亿七千万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这三种主要副食品按照现行供应标准已经实现了自给。其他副食品如鱼的放养量比去年增长了八倍；羊增长了29％；植物油增长了91％。总之，全市副食品生产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导下，正以高速度向前跃进。目前市场形势是很好的。鸡、盐鸭、鱼、蛋的供应量不断地增加，而且还会越来越好。但是，这一成绩的取得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工作的，特别是战胜了三十年来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达到的。这里表现了全市人民冲天的干劲与顽强的意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制造紧张空气，把市场情况勾绘成漆黑一团，企图从市场问题上，特别是从副食品供应问题上打开一条缺口来反对党、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重庆副食品生产的情况同市场兴旺的情况正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谬论的有力的回击。实践证明，中央提出的城市副食品生产“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遵循这一方针，积极进行工作，就能够挖掘城市郊区副食品生产的巨大潜力，做到就地生产，就地供应，更好地安排城市人民经济生活。
这一时期，重庆市副食品生产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运动，除了郊区人民公社围绕粮食生产为中心大搞副食品生产以外，全市绝大多数机关、学校、厂矿企业、部队以及广大居民都结合本身工作，根据具体条件参加了养猪、养鸡、种菜等活动。按现有生猪、小家禽总数计算，全市每一农户养猪达二头半，养鸡（鸭）达十四只，已提前八年达到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在全市七区、三县五十个人民公社中，已经有两个区、五个公社达到了一人一头猪，一亩地一头猪的水平。同时，全市机关、厂矿、学校、企业、部队、居民伙食团养猪超过了九万头，职工居民每二十人即有一头猪；养鸡超过九十万只，种菜超过两万亩。广大群众参加了生产活动，大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通过劳动实践，群众更加关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生产情况，从多方面无偿地帮助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解决了很多生产上的问题。如在支援种子（鸡蛋及菜种）、设备以及参加抗旱斗争等方面都表现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发展郊区副食品生产，城市各业务部门与人民公社加强了全面协作，设备下乡、技术下队、干部下田，蔚为风气，形成了一个城市支援人民公社的高潮，从而大大地加速了郊区的农业建设，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跃进。同时，在发展生产、保证供应的共同要求下，城乡人民目标一致，并肩作战，大大地密切了城乡关系。所有这些，表明了城乡协作大搞副食品生产，不仅对保证城市供应实现副食品自给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对巩固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城市郊区面貌，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发展副食品生产的群众运动，不仅声势大，而且发展快，有着如下特点：
第一、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国家办、公社办、大家办、一齐办，因而很快地形成了副食品生产的高潮。在发展副食品生产中，人民公社的力量是一条腿，而且是生产的主体。如在养猪上，郊区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饲养场。计全市有五十头至三百头的养猪场二千三百二十八个，三百头至一千头的有二十个，一千头以上的有六个，公有公养的猪占圈存数的80％以上。人民公社养的猪都规定有外调任务，同时，很多养猪场又是国家业务部门协助兴建的，因此，商品生产的比重很大。发展副食品生产的另一条腿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比较分散，但潜力很大，如师生员工多达八千人的重庆大学就在今年9月实现了猪肉自给。綦江县东溪镇第二居民委员会伙食团，从今年1月份起，即实现了猪肉自给；全市大部分饮食行业和工矿区贸易商店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也实现了行业用肉自给；机关、部队、厂矿实现猪肉自给的也不少，特别是部队，还以肥猪支援了出口和国内的需要。机关、学校等集体单位养猪、养鸡、种菜都不是专业生产，但是增加了副食品产量，减轻了市场供应的任务。由于在副食品生产上实行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促进了郊区副食品基地建设工作的进行，一方面也动员了社会力量辅助公社生产的不足，使得集中生产与分散生产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各个方面加快了副食品生产发展的速度。
第二、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很快地形成了一个社会性的竞赛运动，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目前在发展副食品生产上，不仅展开了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友谊竞赛，而且已发展为区与区之间的对手赛。在竞赛中，今年即涌现出了红旗单位八十五个，先进集体九百五十三个，标兵二十六名，先进生产者五百一十八名。在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带动下，不断地出现了副食品生产运动的高潮。全市大搞油菜播种中，由于开展了竞赛，深入发动了群众，很快地完成了二十五万亩的种植任务，比去年增加了50％。
第三，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副食品生产上也出现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生产纪录日新月异，先进经验层出不穷。如在养猪方面，南岸区涂山人民公社，取得了自繁自养的经验，他们已经实现了一人一点五一头猪，一亩地一点四三头猪的计划，并且超额68％，提前四个月完成了全年生猪外调任务。江北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总结了一套综合快速催肥经验，他们养的肥猪十一个月平均毛重达三百斤。在养鸡方面，木洞人民公社四合大队一百四十户人家实现了每户百禽的指标。在种菜方面，推广了套种、间种、排开掠播种、分期收获的经验，取得了大面积高产的成绩，克服了淡旺季生产不匀的矛盾。今年以来，市内曾经召开了一系列的副食品生产经验交流会议，推广各种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对促进副食品生产不断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工作证明，大搞群众运动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副食品生产的主要办法。在副食品生产上大搞群众运动不仅是为了调动郊区二百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是为了把各方面可以动用的力量都组织起来，突击副食品生产，力争在最短时期内，基本解决城市主要副食品供应问题。事实上，“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的力量与智慧无穷无尽，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很大的效果，重庆市的具体情况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
大搞副食品生产运动，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在发展副食品生产方面是曾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如有人对依靠郊区实现副食品自给缺乏信心，认为郊区潜力不大；有人片面地认为抓了副食品就要影响粮食生产，抓了粮食就要影响副食品生产；有人认为机关、学校养猪是不务正业，等等。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着重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树立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依靠郊区实现副食品自给。在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上，能不能做到“自力更生为主”，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帮助郊区发展生产。重庆市郊区生产潜力很大，特别是三县并入市区后，更为发展副食品生产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城市一向是从外面调入副食品，因此，变“外援为主”为“自力更生为主”必须从上到下坚定信心。下定决心，特别是领导下定决心是奠定自给思想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有了决心，还得解决挖掘郊区生产潜力的办法。实践证明，挖掘生产潜力的主要途径是有步骤地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并依靠基地实现高产。基地便于集中生产，商品率高，适应城市的需要。重庆市副食品生产发展很快，是与抓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分不开的。我们以建立基地和树立高产思想教育群众，克服了各种消极情绪，通过典型示范，使他们坚定了依靠郊区，实现副食品自给的信心；并向他们指出一定的外援和品种上的调剂，即使在今后也是必需的，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外援。由于群众正确认识到“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方针的意义与作用，因而在加强郊区农业生产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内外物资交流，进一步活跃了城乡市场。
二、坚决贯彻执行郊区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副食品生产发展以后，还要把产品收购到国家手中，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供应。在产品分配上牵涉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如果这一方面的问题处理得不好，也会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或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为此，我们对人民公社着重进行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强调郊区农业生产必需为城市服务；人民公社提供更多的商品支援生产建设。同时根据中央以及省委的有关指示，对不同品种确定了相适应的收购办法：对蔬菜实行了在计划基础上的“多产包销”办法，即蔬菜基地生产的商品菜全部由国家包销；对生猪和小家禽则按下达任务进行收购，并在完成收购任务后，采取一定的奖励形式鼓励生产单位多卖产品。至于社会生产的副食品，原则上实行多产多吃，但在实现自给以后，规定将多生产部分的50％卖给国家。
三、全面规划农业生产，实行粮、菜、肉、油同时并举。从目前情况来看，粮食生产仍然是发展一切副食品生产的基础，粮食问题解决了，饲料问题也解决了；同时还可以促进蔬菜商品量的增加（有些蔬菜是当粮食吃的）。但是副食品生产发展了，同样的也有利于粮食生产。如一亩田有一头猪，每年即可增加肥料六千斤以上；而利用一亩粮食作物的根、藤、叶也可以解决一头猪三—四个月的饲料。事实上只要工作安排得当，粮食生产同副食品生产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从重庆市郊区的具体情况来看，蔬菜、饲料基地面积只占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从事副业生产人数只占农业劳动力的26.4％。因此在耕地、劳动力的安排上既保证了粮食增产，也保证了副食品生产的发展。
四、开展社会养猪、种菜活动。对社会养猪、种菜，我们强调：一不能影响本单位的主要业务，二不能与农民争饲料、争土地；并本着服从中心，见缝插针的原则，结合各单位具体条件，利用业课余时间进行养猪、种菜活动。事实证明，发展副食品生产可以与劳动锻炼、劳动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展这一方面的活动，不仅不会影响各单位的工作，而且由于发展了副食品生产，改善了生活，更加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三）
在重庆市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突破了副食品生产上的各种思想障碍和物质条件不足的困难，促进了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市的全面安排，各单位都订有实现副食品自给的标准与时间，并结合实际情况，拟定了具体措施。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实现生产规划，我们在组织措施上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加强对副食品生产的具体领导。由于组织健全、认识统一、力量集中，保证了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计划的顺利实现，推动了副食品生产的发展。
第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根据市内总的安排意见，对郊区经济情况进行调查，拟出各项副食品的发展规划，订出郊区副食品发展的纲要，使各区都有明确的奋斗方向，引导群众不断跃进。最近全市在基本实现三大副食品生产指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明年要争取生猪、鸡、鸭发展数字比今年翻一番，并努力做到粮食、油料、水产等主副食品基本自给或大部自给。根据市里的要求，郊区制定了明年粮食、副食品生产规划，并展开了区与区之间的对手赛。随着这一运动的开展，将在粮食和副食品生产上出现一个更大跃进的高潮。
第三，不断加强基地建设工作。对蔬菜基地主要是抓紧解决水利设备、肥料和交通运输工具问题；目前近郊90％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实现了水利化。对生猪基地主要是解决大群饲养管理问题，现在已经建立并健全了生产管理责任制，对促进生产发生了很大作用。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在巩固蔬菜基地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水利建设，力争早日全面实现基地水利化，解除天旱威胁；同时要从各方面提高工效，合理使用劳动力，以适应工作不断发展的要求。在生猪同小家禽方面，主要应解决饲料问题，要采取各种办法开辟饲料来源，为明年禽畜生产大发展作好准备。
第四，大搞农商协作，密切产销关系，促进生产发展，更好地安排市场。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商业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以市食品公司为例，几年以来即为郊区人民公社建立了一百一十五个养猪场、三十个养禽场，并帮助公社调进猪种五万九千多头，小家禽种二十六万多只；对发展生猪、小家禽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市级商业部门还通过派人到公社当顾问、设工作组、种“试验田”等方式，抽出了一批骨干直接参与生产，帮助人民公社实现生产规划，从而进一步密切了产销关系，及时解决了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重庆在发展副食品生产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还做得不够。为了满足城市供应上的各种要求，今后我们除了继续大抓粮食、副食品生产以外，还准备有步骤地建立一些轻化工原料基地，以人民公社为主体，实行集中生产，提高商品率。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初步经验，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把其他经济作物基地发展起来，使重庆市郊区成为“粮、棉、油、麻、丝、菜、糖、茶、烟、果、药、杂”的综合性商品基地，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全市人民生产和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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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瓜菜连片 猪鸡兴旺
本报记者 宜道 祥涛 吴竹
一出重庆城区，市郊副食品基地上的一幅动人的景象，马上映入我们的眼帘。绿油油的蔬菜地向四面伸展开；劳动大军从这片菜地移动到那片菜地：有摘菜的、撒种的、搬运的……。成千上万的鸡群、鸭群在山坡、池塘里嬉戏。公社的养猪场、养禽场、奶牛场满目皆是。随着叮叮当当的锤石声望去，一排排的新猪舍，一个个的养禽场，正在那里兴建起来。
沿途，夹杂在农村大生产的景色中，又呈现了另一番繁忙的运输景象：穿梭似地行驶在江面上的木船，奔驰在公路上的汽车、架架车，正把一批批的肥猪、家禽和大堆大堆的蔬菜运往城市和工厂。今年9个多月中，从市郊基地运出支援城市的鲜菜达五亿多斤，肥猪九万头。
蔬菜第一
市郊中苏友好人民公社有半数的土地改造成了蔬菜基地，蔬菜生产已经发展到大面积的大规模生产了。大片大片的菜地周围，道路、沟渠纵横，池塘、粪池、水库密布，沿江两岸已兴建了许多个抽水机站，一股股的江水被抽上了山坡，流向菜地里。
“蔬菜基地”不过是一个总称呼。我们见到的有专种小品种的“小基地”，有专留种籽的种籽地和培育菜苗的苗圃，以及各种名目的高产试验田。在我们到过的那些公社，一眼望去，简直如菜花之乡。干部忙着指引我们去看他们最近引进的新品种：长满了田野的浙江大萝卜、高产的山东香芹菜、早熟的福建花菜和云南的绞瓜、河南的大白菜，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足足有一百几十个。每到一个蔬菜生产队，总会碰上社员们在整理温床、温室，储存马粪和棉籽渣（这是温床育苗用的酿热材料）。今年全市约有一万多个育苗设备将投入生产。经过今冬的大量育苗，明年春天就能提前生产出夏季蔬菜，如番茄、海椒和南瓜等供应市场。经过社员们的艰苦劳动，现在市郊公社已把萝卜、白菜、窝笋、海椒等一季蔬菜改良为四季菜了，人们爱什么时候吃，他们就什么时候生产。
大家养猪
和蔬菜地紧连的，我们在市郊广阔的原野上，见到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养猪场。
我们曾参观过的几个千猪场，如果说它们是一个个庞大的肥猪生产“工厂”也不为过。场地上一排排猪舍连成一片，这里，母猪、公猪、仔猪、架子猪和大肥猪都是分群分批饲养管理的，从小猪繁殖到肥猪出槽，每个生产工序连结得井井有条。无论到哪个猪舍、场地，都整洁得如同水洗过一般，很难闻到臭气；不少猪舍设有小医疗室，专治一般猪病。在市郊五里店千猪场，我们参观了饲养基地的兽医院、兽药厂、饲料加工厂、连片的饲料基地和种植饲料的专业队。先进的饲养基地还有科学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和总结生猪催肥法和防治猪病。今年全市建立的大、小饲养场有二千三百多个，它们是饲养基地上的一批骨干，成批的肥猪从这里运往城市和工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猪。
大群养猪不是我们在农村见到的养猪的全貌。每到一个公社，我们见到成千个社员户替公社代养着猪群，有的一家人喂养，也有几家成立饲养小组共同喂养的。
许许多多百禽户
提起小家禽，人们往往会想起那大大小小的养禽场和那鸡鸭遍野的“万鸡山”。然而，在山城，除了四百多个集体饲养场以外，还有着许许多多百禽户，它们像基地的细胞，散布在广大农村中，以巨大数量的副食品支援着城市。
我们在访问过的许多公社里，曾经亲眼看到，在许多过去居住得相当宽敞的社员家里，现在许多地方都成了鸡鸭的“宿舍”；在许多空旷的竹林里、山岗上，到处是新建的一排排的鸡埘，几乎每个公社现在都有了设备齐全的孵化室（全市有一百九十个）。在一些百禽户特别集中的地方，每当清晨，鸡埘初放、群禽出动的时候，那山岗上、小溪旁、竹林里，到处是一群群的鸡、鸭，使人如置身在万鸡场里。
我们曾经访问过木洞公社的四合生产大队，这是个偏僻的山村，然而这一百三十多户农家却喂了一万三千多只小家禽，家家都成了百禽户。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碰到了王老太婆，她已经六十岁上下，可是老俩口却喂了三口肥猪和一大群鸡鸭，每当雏鸡长得又肥又壮时，她总是全都卖给国家收购站，自己连个蛋也舍不得吃。
在大队的孵化房里，我们碰到了大队长李祥益，他一见到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地攀谈起来。李祥益原来只懂得一点孵抱技术，经过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稻谷保温孵化法”，大批地孵出了小鸡小鸭。在二、三季度，这个大队平均每人支援了城市四只鸡鸭，还有近万只种鸡、种鸭支援邻区。
也有他们的份
在重庆，不但公社里鸡鸭成群，猪满圈，在机器声隆隆的工厂、矿山、工作繁忙的机关和广大的居民区里，都能见到成群的鸡、鸭、猪和一片片的菜地。今年，当中共重庆市委号召全民动手大搞副食品生产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单位一齐动手，干部、工人、学生、商业职工、部队战士和居民，利用业余时间，修建猪圈，开垦荒土。不出半年，全市各单位集体饲养了九万多头猪和九十四万多只小家禽，种了二万多亩蔬菜。他们还在战胜特大干旱以后，收获了葵瓜子七千五百多担、芝麻八百多担，这批油料可以榨油十六万斤，相当于二万五千多亩耕地的收获量。在庆贺丰收声中，各单位职工、学生、部队和居民又在10月间种下了八千多万株“油菜王”。全市已有三百五十多个单位做到猪肉自给。
重庆今年不仅猪、鸡、鸭和蔬菜已经生产自给了，鱼、食油、茶、牛、羊、水果、糖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个素不产鱼的山城，今年养了二亿二千多万尾鱼苗，目前，成群的捕捞队已经开始打捞成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