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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既要党的领导 又要群众的自觉
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诬蔑
没有群众的自觉就没有革命群众运动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我们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觉的行动。他们把一些干部工作作风上存在的个别强迫命令现象，曲解为党的路线、方针都是强加于群众头上的东西，而不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谁都知道，路线和方针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中所发生的个别缺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路线和方针的正确与否，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的作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某些个别缺点，决不能决定革命事业的成败。而且我们在确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之后，对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从来都是十分重视的，哪怕是个别的暂时的缺点和错误，都要认真地加以纠正。事实也是这样做了的。那么党的路线和方针是不是强加于群众头上的东西呢？决不是的。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是否正确，唯一的标志是，要看路线和方针是否反映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是否集中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那么1958年党所确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妨说的稍远一点。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六亿五千万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个贫困的历史面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究竟是变的快些好呢？还是慢些好呢？革命干劲大一点好呢？还是小一点好呢？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作了反复的比较。1956年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人民群众鼓起了革命干劲，国民经济出现过一次跃进的形势。但当时有些人却刮起了一股右倾思想的邪风，把这次“跃进”说成是“冒进”。在这股邪风的影响下，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慢腾腾地走了一年。多亏我们英明伟大的毛主席，及时纠正了这个反“冒进”的错误，并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人民群众鼓起了更大的革命干劲。从1957年冬开始，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形势又露头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兴，个个赶先进，人人争上游。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受到社会舆论的鄙弃。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鲜明对比，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坚决赞成多快好省的方法，坚决反对少慢差费的方法。正在这个时候，即在1958年5月间，党中央和毛主席集中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的公布，使人民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像原子核爆炸一样地迸发出来，出现了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的局面。
大跃进的步伐，促进了人民群众向往大集体的力量。他们肯定了1958年上半年许多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并大、试行政社合一、创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各种集体福利事业是实现这个向往的好办法。就在这个时机，即在1958年7、8月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抓住了人民群众的心愿，并且总结了人民群众试办人民公社的创造，提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这个号召，又一触即发地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掀动起来了。农民群众便建筑起自己心爱的新的大家庭——人民公社，它的光芒像太阳一般地普照大地了。
从上述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完全证明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决不是什么人主观臆造出来的。实践也完全证明了，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最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最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最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恐怕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如果党的路线和方针，不是反映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没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任何人或者任何力量也不能强迫命令起来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我们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是群众的自觉行动，他们总是把党对先进分子的坚决支持，党对新鲜事物的热情扶植，曲解为党脱离了大多数群众。因而他们鄙视甚至仇恨先进分子，惧怕甚至扼杀新鲜事物。党为什么要依靠先进分子呢？唯一理由是，因为先进分子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前驱，是人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向前发展的前驱。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崭新的事业中，如果没有先进分子打先锋，我们将会一事无成。不是依靠了先进分子就会脱离多数群众，相反，如果不去发挥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纽带，多数群众就会离开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根据这种变化，去依靠先进分子，那就永远会与多数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是只是少数先进分子单独的冒进而脱离了多数群众呢？肯定不是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大群众争先恐后地展开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由此可见，彻底驳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我们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是群众的自觉行动的谬论，是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斗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革命队伍内的反映，也是一场激烈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的反映。这种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问题。
（摘自山西“前进”第十一期社论“谁说我们的革命群众运动不是群众的自觉行动？”）
粉碎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自发论”
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分界线。去年以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了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我国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以外，他们中也有人在积极地宣扬群众的自发运动，力图削弱和反对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他们在制订包产指标和开展劳动竞赛等许多实际问题上，片面地强调“自下而上”的酝酿和行动，反对“自上而下”的提指标，反对“自上而下”的号召。说什么“只有自下而上才能根深叶茂，本固枝荣”。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虽然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劳动农民也有趋向于社会主义的一面，但是在旧社会里，由于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享受历史上的科学财富，而且政治上、精神上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本身却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列宁：“怎么办？”）如果单纯依靠工人的自发运动，只能是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意识到必须为改善出卖劳动力条件而斗争，而没有意识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农民则只能是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坚持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如果以为我国今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就可以放松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那就错了。要知道，我国旧的经济制度的改造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资本家还在拿定息，农村还有一部分私有的生产资料和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城乡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没有彻底消灭，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还在继续进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这一切都表明：在过渡时期中，资产阶级的思想仍然是很顽强地存在着，并且每日每时地影响着人民群众。问题就只能是这样摆着：要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挂帅，要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挂帅。社会主义不去占领阵地，资本主义就一定来占领。
因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创造幸福的生活，必须有自己的司令部，依靠司令部的领导，给以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在中国，这个司令部就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时期需要和加强党的领导，建设时期也丝毫不能忽视和放松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依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总结群众的经验，鼓足群众的干劲，组织领导群众向自然界和残余的阶级敌人作斗争，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所谓“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否定和取消了党的领导，而取消了党的领导，取消了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群众运动必然会迷失方向，得不到健康发展，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基础巩固”。
我们是不是不要“自下而上”呢？不，决不是这样。我们是要“自下而上”的，但这仅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自上而下”，并且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所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始终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具有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坚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因此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要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发动群众自己去完成，坚决反对一切“恩赐”、“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观点和作风；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由于群众受着思想水平和分工等条件的限制，加上他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提问题，有些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领导在集中这些意见过程中，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做一番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的工夫，使之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只有这样，再到群众中去，才会受到群众的拥护。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根据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出来的，因此，这条总路线一公布，立即成为群众行动的指南，并发出无比巨大的威力。一只具有指南针的海船，如果没有英勇的水手来驾驶，固然不可能驶向彼岸的；但是，一只具有英勇水手的海船，如果缺乏指南针，要通过茫茫的大海驶向彼岸，也是极端困难的，即使也有一天能够抵达彼岸，但这却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起来，正是让英勇的水手们遵循正确的方向一直驶向彼岸。
（摘自10月17日“广西日报”何绍榜文）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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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大伤元气”论
卢曙天
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和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力图抹煞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集中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1958年的大跃进，他们把1958年的大跃进，说成是仅仅由于“上年结转的物资库存多了”，而且大肆散布“大跃进吃空了库存，伤了元气”等谬论。我们对这些颠倒黑白、彻头彻尾的谎言，必须坚决给予反击。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是见物不见人，完全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一鼓劲，一泄气所产生的效果相差有多大。上年结转的物资库存多了，是否就能大跃进？以往几年，全国物资库存几乎是逐年上升的，但并不是年年大跃进。1954年，钢材、木材、水泥库存增长了20％—52％，并没有给1955年带来大跃进。1956年，钢材、水泥库存也是增加的，可是也没有给1957年带来大跃进。1958年由上年结转的物资库存，虽然在绝对量上比过去增加些，但由于需要量激增，由上年结转物资的周转天数，反而比往年降低。但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国民经济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对主要物资的需要量，比1957年有很大的增长。钢材、铜约增加一倍左右，铝锭约增加了二倍，煤炭增加84％，木材增加了一半以上。但大多数物资的资源，由于国内工业生产的飞跃发展都增长更快。当年新增资源不但满足了当年需要，而且增加了年底库存，如生铁、煤炭库存增长了一倍半，铜增长14％，铜材增长23％，水泥增长20％，这些物资的库存几乎都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难道这能叫做“吃空了库存”吗？
是的，1958年个别物资如钢材、木材是供不应求的，库存略有减少的，但这些减少量与全年需要量比较起来是微小的，钢材仅占8％左右，木材仅占7.6％。何况经过今年上半年的调整，现有库存都得到充实。把大跃进说成是“吃”了1957年库存才得来的谬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在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过程中，个别物资的生产一时跟不上需要，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削长就短”的消极平衡。如果这样做，1958年可能不动用或少动用些钢材和木材库存，其结果是基本建设投资就得削减五、六十亿元。这样不但大大降低了建设速度，而且使其他建筑材料、机器设备和资金大量闲置起来。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喜欢而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另一种是“促短就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更好地掌握和利用现有物质技术条件，使其产生最大的效果，使个别薄弱环节在继续发展中得到调整。这是1958年实践中得到证明的正确做法。
个别物资库存减少了，并不等于“紧张”。大家知道，建立库存的目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增长，库存量一般要相应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布局渐趋合理、国内生产自给率提高、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等，库存量也可以适当地减少。总之，库存是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决定的。库存的增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现象。那种认为库存愈多愈好，为储备而储备，这种要求生产建设机械地服从物资储备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大跃进，说什么“大跃进，浪费了物资，大伤了国家元气”。事实恰恰相反。1958年广大职工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积极改进产品（或工程）设计，提高技术操作水平，节约物资的效果是显著的。在工业生产方面，金属加工工业平均每亿元产值消耗钢材比1957年降低10.7％，消耗铜和铜材比1957年降低13.4％；煤炭工业由于大搞“小土群”，小露天采煤的比重增加，每亿元产值消耗木材比1957年降低将近一半。在基本建设方面，1958年平均每亿元投资消耗钢材、木材、水泥比1957年降低了8％—24％。按以上金属加工、煤炭工业和基本建设三笔账计算，就可节约钢材六十五万吨左右，木材四百万立方米，水泥二百一十多万吨，节约总值九亿元左右。
在大跃进中，还充分挖掘了闲置的物资。例如，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规模壮阔的“工业抗旱”运动，充分体现了群众的克勤克俭、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仅几个月内，就收集大量废金属和闲置的各种机电设备数万台，对当时的生产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挖掘设备潜力方面，1958年底工业企业中未安装的机床占拥有量6.7％，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未安装的机床占拥有量的7.4％—12.6％。1958年已安装的设备利用率也大大提高了，平均每台机床切削钢铁材料的数量比1957年提高了58.9％，比跃进的1956年也提高了39.1％。
总的看来，1958年物资供应情况是良好的，在物力上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库存实力也是雄厚的。尽管在个别环节上对某些次要需要照顾少了些；同时物资使用有些分散；加上某些人为紧张因素，使物资一时调度不灵等，但与成绩比起来，这些缺点不过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何况这些缺点已逐步得到克服。可见大力散布悲观论调是别有用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必将淹没在汹涌澎湃的大跃进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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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为生产服务 为人民造福
科学研究 硕果累累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马铃薯退化病的新成就
退化病给全世界的马铃薯生产带来严重的威胁。我国的大多数省份的马铃薯也都处在所谓退化地区，已退化的种薯只能获得相当于未退化的种薯的三分之一的产量。为了保证增产，每年不得不从遥远的北方调运大批种薯，全国每年调运的数量约有5至6亿斤，因而大大限制了我国马铃薯栽培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马铃薯为什么会退化？这在国际上是经过多年研究而未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铃薯退化，是因为蚜虫媒介的活动，使马铃薯群体逐年增加病毒的感染率的结果。苏联李森科院士则认为马铃薯遗传特性的退化，系高温直接引起。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根据我国农民防止马铃薯退化的经验以及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假设：“马铃薯的退化不取决于病毒感染率，而决定于：与温差有关的土壤高温，降低了马铃薯对于花叶病毒的抵抗力，从而使早已潜伏在未退化种薯中的病毒发挥其毒害作用。”他们经过几年的系统试验，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试验，已取得了这个假设的有力的证据，证实了他们所提出的马铃薯退化原因的新学说是正确的。这一学说的进一步充实，将解决国际上关于马铃薯退化原因的争论，并为在实践上同马铃薯退化现象的斗争奠定理论基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制成阴极射线脑电波分析器
为了开展反映过程大脑机制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最近设计并试制成功了一架阴极射线脑电波自动分析器。
人类和动物的大脑交流电波是十分复杂的。其中至少包括υ（每秒4至7次），?（每秒8至13次），β（每秒14至28次）及γ（每秒30至55次）等各种不同交流电波。目前国内外通用墨水或阴极射线脑电波记录器仅能描记混扰在一起的复杂电波，因此往往无法据以进行分析，严重影响脑电波记录器在研究与临床工作中的实际价值。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设计和试制成功的这架分析器，可以将人类或动物四种主要的脑电波（υ、?、β、γ）自动进行分析，分别呈现这四种波中的任何一种波。这便避免了一般通用脑电波记录器的缺点，大大提高了揭露大脑机制与规律的能力。
这架分析器的特点有：①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械分析法不同，它不仅能孤立地、而且还能整体地按照大脑交流电波本身的特点进行自然分析；②它不仅能够自己描记脑电，自己进行分析，还能够和国际一般通用的脑电波记录器联用，帮助它进行自动分析。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对东亚季风理论提出新观点
研究冬夏季风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对了解气候的形成、天气的特点、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特征和冷热旱涝的长期预报，都有重要意义。形成季风现象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固有的说法，即认为季风是由海陆冷热不同的季节变化所产生。另一种是1950年左右才提出来的新说法，认为季风主要是由于地球表面东风带西风带和极地东风带的位置发生季节移动。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经过研究认为，季风是海陆分布、行星风带和具体地形相互作用下的综合现象。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三种因素可以有所偏重，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对东亚气压场、气流场和温度场以及它的季节变化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了我国天气气候和大气环流的许多特点：由于东亚季风因素作用特别强，在季节转换时，近地面层的气压场先开始变化，而高空变化一般不大，因而产生了高低空环流变化的落后现象；又由于东亚夏季季风低压特别强盛，影响了对流层中低层气压的正常年分布。季风也影响了我国低空气流场和温度场的分布，因而形成了我国气候特征上的某些独特之点。由于我国西部西藏高原的存在，它加强了我国东部地区南北向冷暖气流活动范围，因而亦扩大了冬夏季风影响的范围。在研究中还找到了冬夏季风在我国大陆上的进退移动，可以分为七个不同阶段的规律。并且确定在每一阶段的起迄时，大气活动中心、西风环流和高空环流形势都有明显的和急剧的变化。这就有可能避免人为地把中国季节划为七个自然季节。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进行季风进退各个阶段的长期预报有很大帮助，对大面积地区农业的发展也有参考价值。
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
揭开了天山冰雪之谜
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已经完成了今年度天山冰雪资源考察的野外工作。
他们依据考察和对部分山区的航空照片资料的研究，找到了一千四百多方公里的冰川，储水量约八百八十亿公方，（整个天山的冰川则远大于这个数字），同时还初步了解到异常丰富的天山季节性积雪。充分利用这些冰雪资源对改变天山南北的干旱面貌，扩大耕地面积，有着重大意义。
从考察资料看，天山中东段的冰川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山谷冰川（位于河源山谷中）、冰斗冰川（位于山坡上如太师椅似的凹坡中）和平顶冰川（位于平坦山顶上），冰面洁净，比较适于作为人工催化的对象。天山西段，特别是中苏交界的腾格里山区是世界上重要冰川作用中心之一，发育着大规模的土耳其斯坦式山谷冰川，这类冰川特征是长大、广泛复盖冰碛岩块，发育彼此贯通的冰漏斗，融解作用强烈、退缩现象显著，对径流有良好的调节作用。
该队已在乌鲁木齐河源三千六百米高处建立了冰川、水文、气象综合性观测实验站，并初步开始山区降水与洪水的预报，取得了良好效果（日平均流量预报准确率在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