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公社千秋
珊瑚沙
峻青
这儿是钱塘江心的一片绿洲。它的名字叫珊瑚沙。
如果说钱塘江像一条银色的长带的话，那么，这珊瑚沙就是镶在这银色长带上的一颗小巧玲珑的翡翠宝石。
这是一片多么美丽富裕的绿洲啊，简直是人间的仙境，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此刻我正生活在这人间的仙境里。
看吧，那钱塘江的银色巨流，环绕着绿洲滚滚东去。沿着江岸，宽阔而漫长的堤坝，像一道绿色的锦屏，把绿洲紧紧地抱住。长堤上面，婆娑多姿的垂柳，在风中轻轻地摆动，长长的柳丝，温柔地拂拭着洲上人家的屋顶；长堤下面，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和发着银光的池塘，草地上，成群的牛羊在吃草，池塘里，无数的鸭鹅在嬉游；长堤里面，是一片无垠的金黄色的稻田，从江上吹来的风，掠过稻田，荡起了粼粼的金黄色的波浪。……
现在，正是收割晚稻的季节，自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发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伟大号召以后，一个轰轰烈烈的新的生产高潮，在这片江心绿洲上波涛汹涌地掀起来了。悬挂在柳树上的扩音器里，日夜播送着公社党委关于加紧抢收抢种为明年的大跃进打好基础的鼓动口号，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在进行着。田野上，到处是忙碌的人群，到处是愉快的歌声，镰刀在沙沙地响，打谷机在呼呼地叫，远处，在那收获后的稻田上，传来了雷鸣般的隆隆声，那儿是女拖拉机手在驾着铁牛翻耕播种。……
在清晨的阳光下面，我听着这一片巨大而紧张的声响，感到了万分的激动。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声响啊！从这交响乐般的声响里，我仿佛听到了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向前迈进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啊！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我听到过它；在激烈的解放战争中，我听到过它；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年月里，我听到过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我听到过它。而特别是大跃进以来，这声音，就更加巨大、更加响亮了。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声音啊！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事业不就是在这令人振奋的声音中一日千里地飞跃前进吗？珊瑚沙，这仙境般的绿洲，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吗？
生产队长袁祖富，指着面前一片茂密的稻田告诉我，在这儿，解放前亩产不到百斤的沙地上，解放后连年丰收。特别是在去年大跃进里，总产量一跃而飞腾到平均亩产四百八十斤，达到了前年产量的三倍。而今年早稻的产量比去年又增加了155％。现在的晚稻，虽然还没有全面的计算，但完全可以肯定：一定又大大地超过了早稻。
这个数字，对于那些不了解珊瑚沙的历史的人来说，也许是引不起怎样的注意吧？可是，它却使我感到了很大的惊奇。因为我知道，这片富裕的幽美的绿洲，四十年前，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贫瘠的沙滩。那时候，白茫茫的江水，日夜在冲刷着沙滩的边沿，特别是在秋季洪汛到来的时候，横冲直闯的洪水，就在沙洲上到处泛滥。那时候，沙洲上除去野鸭水鸟和芦苇野草之外，没有任何生物。1914年，贫农俞锦忠来到这里，成了沙洲上的第一个居民，不久，走投无路的袁祖富一家七口和另外一些穷弟兄们也陆续来到了这里。他们在高一些的地方，搭起了窝棚，在芦苇丛中，开出了田地。可是，四十多年来，这沙洲上的薄地，给予人们的东西却非常之少，每年顶多一亩产七、八十斤，有时却一斤都收不到，因为洪汛一来，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就全部付诸东流了。因此，沙洲上的人们，始终是挣扎在风雨飘摇的艰险环境中。漫长的四十多年过去了，沙洲的荒凉面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沙洲居民的悲惨命运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一直到解放前夕，这儿还仅是一个二十户人家、一百多个居民的荒凉的沙洲。
解放后的第二年，人民政府就拨出巨款，沿着江岸筑起了三道围堤，挡住了不驯顺的江水和横冲直闯的洪汛。以后，又领导洲上的人们组织了互助组、合作社，给荒凉贫瘠的沙洲争来了第一次丰收。从此以后，沙洲的面貌，就一天天的起了变化。可是，巨大的变化，还是在1958年——中国人民高举着总路线的红旗轰轰烈烈大跃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沙洲上的人们欢天喜地的加入了人民公社，和孤洲以外的广大农民弟兄联成了一体，于是，他们的力量更加雄伟了。在这一年里，他们在通往陆地的江峡里，修起了一道坚固的水闸。这水闸，控制了江水，使得它再也不能随意的侵犯洲上的居民，而且还得老老实实地为居民们服务了。人们兴奋地把这水闸称做“跃进闸”。紧连着跃进闸，人们又筑了一条高高的宽宽的大路，这路，从绿洲的深处，一直通到江的那边，和陆地连成了一起。从此，洲上的人民到陆地上去，再也用不着摆渡了。人们高兴地把这条路叫做“幸福路”。
幸福路，这是一个多么动听、确切而又意味深长的名字啊！
这条路，不仅是从绿洲的深处通向大陆，而且也从洲上人们的心里，通向了北京，通向了毛主席，通向了党中央。这路，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正是这条路，才使得洲上的人们，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平地登天的达到了富裕的境地。现在，这儿已经是一个有着七十多户人家的绿洲了。四百多洲上的居民，过着他们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幸福生活。现在他们耕田有拖拉机，灌溉有抽水机，吃饭有公共食堂，这个食堂今年春天曾经抗住了那股不大不小的歪风，一直坚持了下来，伙食办得很好，社员人人满意。他们的孩子，有托儿所照顾，他们再也不会像他们的爸爸妈妈那样，在大潮汛到来的日子里，蹲在倒塌的窝棚前面，看着那卷走他们的稻谷的滚滚洪水伤心的流泪，绝望的呼喊了。且不要说孩子吧，就是那些青年小伙子，也早已忘记那悲惨的过去了，现在，他们许多人，出门的时候，都骑着雪亮耀眼的自行车。……
袁祖富，这个在沙洲上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农民，这个贫瘠的沙滩变成了富裕的绿洲的见证人，这个从地主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干部的亲身经历者，就是这片绿洲上一个富有的人。去年一年，他就收入了五百多元，妻子、女儿都添上了毛线衣、换了新棉被，他自己也穿上了新棉袄。
大跃进的伟大成果，深刻地教育了洲上的人们，他们坚定地相信：要迅速地根本地改变洲上和国家的面貌，只有把总路线的旗帜举得更高，把大跃进的步伐迈得更快，把人民公社办得更好。
几天来，我走遍了这片绿洲的每一个角落，我看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在这里是怎样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高速度的发展生产”这句话，已经成了洲上每一个居民的口头禅。在收割稻谷的田畈上，在饲养家禽的栏棚里，在养殖鱼苗的池塘边，在翻耕土地的拖拉机旁，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谈论着高速度的发展生产，谈论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谈论着今年晚稻的丰收，谈论着明年更大的跃进。……
明年，将是珊瑚沙的人们继续大显身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片绿洲上播种早稻的面积，将要比今年的四百八十亩增加50％。此外，还将开垦出八百亩近年来淤积出来的荒地。现在，洲上已经有了八千多只鸭子，一千三百多只鸡，八百多头猪；明年，他们饲养畜禽的数目要争取增加到每户平均二百只；在这一年里，他们还将拆掉低矮破旧的茅屋，盖起崭新宽敞的新居。另外，还准备沿着堤坝，修起一道环洲大路。横穿绿洲，修起两条交叉的大道，到那时候，这翡翠般的江心绿洲，就将更加美好，更加可爱了。到那时候，来到绿洲上的人们，将更有一种身历仙境的感觉了。
是的，珊瑚沙，这美丽的江心绿洲，是一个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间仙境。然而，这人间的仙境，岂仅是出现在这一片小小的绿洲上吗？不，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阳光照耀下，我们的伟大而辽阔的国土上，哪里不都是像仙境般的美好呢？珊瑚沙，只不过是这无数美好的地方当中的一个而已。正是：
仙境何止珊瑚沙，
东风旭日遍天涯；
江山有幸添新色，
春城无处不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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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英雄们发言
郭煌比金铸的洪钟还要响亮，每句话都是发光的物质力量，我看见了山的阔步，海的舞姿，整个中国在语音里闪着翅膀。钢和电的节奏才能表达六亿人的语言，你们的声音化成了干劲的烈火，红霞满天！我看见共和国站在讲台前吹号：高唱着跃进的凯歌，向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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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锦上添花
柳松
最近，到一个人民公社去听了听社员们的议论，他们说了许多人民公社的好处，最后归结成一句：人民公社是“锦上添花”。
请听听社员们举出的例证吧：“原来高级社办不了的事，现在能办了；高级社能增产；人民公社能打更多的粮食”；这是“锦上添花”。“原来高级社没工业，现在有了”；这是“锦上添花”。“从前生活虽然不错，但妇女整天在家围锅台转，有时免不了婆媳吵两句，现在入了食堂，都出来参加劳动了，婆媳之间也和睦了，家庭生活越来越好了”，这又是“锦上添花”。广大农民歌唱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确，人民公社是我国由社会主义集体的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是一座伟大的桥梁。
集体所有制之“锦”，添全民所有制成分之“花”，社会主义社会之“锦”，添共产主义萌芽之“花”，这完全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是完全符合广大群众现实利益和对将来理想的追求的。那些认为人民公社是“多此一举”的人，可曾听到过这些议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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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靳以同志
刘白羽
靳以逝世了！——这消息遽然听来，使我震恸得说不出话来。这是真的吗？这怎能令人置信呢？刚在不久以前，我还收到他一封信，谈论“收获”的工作。谁知这封信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了。现在，我再一次展开这封信，而这一切，都还是那样充满生命，跃跃纸上，那矫健的笔迹，简明的语句，就像靳以的为人一样，总是那样热情、明快。
靳以留给我的印象，不但是鲜明的而且是光明的。见了面，他总说：“怎么样？写一篇！”他那热情的温和的笑容立刻就鼓舞了你；有时谈论到一篇新作品，他就赞叹地说：“你看了吗？我看写得不坏，简直很好呢！”他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对文学，对朋友总是热情勃勃的人。在二十余年交往中，有多少可珍贵的回忆呀！其中一次最鲜明、最突出的印象，是1946年秋冬之际在上海。我刚刚周游了东北解放区回到延安，又从延安赶到上海，参加“新华日报”在沪出版的筹备工作。可是，抗日胜利的喜悦在我们心中尚未冷却，新的战争的乌云却又笼罩人们头上了。蒋匪帮在美帝支持下打响了内战第一枪，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大战一触即发，上海的政治空气自然变得十分险恶。这时，靳以约我到他家去。我当时倒有些踌躇，因为我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我们的行动，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而他在复旦大学任教，又住在学校里面，我到那儿去会不会给他带去什么灾害呢？但是我看出靳以却一点也没考虑这问题，他只热诚的为了老朋友的聚会而感到高兴。他这态度与当时我们称为“寒暑表”的那种形势好时见面握手笑谈，形势恶劣时见了面就赶紧规避的人显然不同。那天，我搭公共汽车到了复旦大学，一看，他已经站在车站的人群面前等我。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我们这次聚会时发生了，原来现在成为右派分子的萧乾恰好就住在靳以居处后面的一幢房内，他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现在刚刚从英国回来，他只好过来搭讪几句赶紧抽身就走了。我一看这已经是一个胳膊上挂着外国太太，手上牵只哈叭狗的“高等华人”了，这是一幅多么鲜明的对照呀！那一次会面也成为我和靳以的话别，因为我不久就回东北参加解放战争了。记得临别时，他还陪了我，当着很多人的面，漫步过校园，汽车开了，我还看见他的身影呢！今天，回忆起那“天空似乎还黑暗”时的情景，愈益感到靳以那热情而光明的形象的亲切。
靳以在我们的文学事业上留下了卓越的贡献，这是由他的永不间歇的著作而取得的。他写了许多精湛的小说和优美的散文，特别在这十年间，他成为一个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歌手。他所以歌唱，是因为他衷心的感到幸福。他亲自述说过这种心境：“是的，做为一个新中国人民是幸福的，做为一个新中国的作家是更幸福的，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涌现着劈山倒海的英雄人物，显示着使人眼睛发亮的新事物。我们要从早唱到晚，从黑夜唱到黎明，我们的江山万里，万万里；我们的幸福唱不尽，我们的热情的赞歌唱不完！”他写下了朝鲜前线火热的战斗，佛子岭工地的紧张建设，长江航线上与洪水的搏战，松花江的美丽的清谷，上海的新人新事，以及苏联土地上的美好幸福的生活。靳以把他最后一个集子取名为“幸福的日子”，我想这不但含有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真正的爱情，也含有他个人获得光明、获得真理的幸福感。但靳以从来不把工作只限于个人的写作，他为整个文学工作方面作了很多培植灌溉工作，除在学校任教外，他从“文学季刊”到“收获”，几十年如一日，总以无限热情与精力，忙碌，奔走，进行组稿、阅稿、编辑工作，如果说刊物是文学的阵地，靳以在自己阵地上勤恳地工作了一生，就是这一年多来，在病中，他还要为每一期“收获”看一百多万字的稿子。给我的最后一信，更说明一直到最后，他还念念不忘于刊物的工作。靳以永远是精力勃勃，意趣旺盛，虽然他一直带着病，但他很少和我们谈到病，而总是热望着生活、工作。不久之前，他还经常到工厂里去，在刚刚出版的这一期“人民文学”上还发表了他写纺织厂生活的一篇特写。
靳以的一生，不只是文学家的一生，也是追求光明、真理的一生，他经过了知识分子艰巨改造的曲折路程，一步步前进，终于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知道这是他达到他最高的幸福的心愿。今春一次倾心长谈，至今历历如在目前。后来他从上海寄来一信：“我的组织问题，上月底支部开了两个半天的会通过，今天我知道，市委已经通过了，我知道你非常关心我这个问题，我立刻写信告诉你，并希望以后不断地帮助我，让我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并请转告周扬同志和荃麟同志，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他爱党的和获得更高的生命的真情，真是溢于言表，我想：他是如何热烈的希求着在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啊！但就在这封信后面附告一行：“我最近心力衰竭一次，搞得上气不接下气，到医院急救，住了十天才出来，对我说这是第一次警钟。”话虽如此，不过我知道靳以是一个要工作的人，是一个用全副心力去工作的人。果然，8月一信便说：“我近来身体好些，正在为十周国庆赶写几篇文章。”而10月最后一信，只谈“收获”，简直就未提起他自己的身体了。现在再展开这信，我的心情是不能不悲恸的，但我想这也正好是他给我们的留言，因此，他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而他的生命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了。
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波澜壮阔，一日万里，如日之方升，给人们带来无比的温煦、光明与希望。在这时候，我们不但以一个挚友的关系来纪念靳以，而且以一个亲爱的同志的关系来纪念靳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他的理想，他的愿望，就将成为我们的任务了。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所创造的更美好、更幸福的新世界中去实现它。种子不但深深的种下土壤，而且种在人们心里，它必然会开出灿烂的花朵。让我用靳以自己的话来结束我的悼念吧：“正如她们所说的一样，今天她们是一朵花，明天就是种子，将来从这种子上，会开出更多的花朵。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美丽的花朵，会铺满祖国辽阔的土地山川，充实着人类在地上的美好的乐园。”
十一月八日夜
第8版()
专栏：
写于悲痛中
——悼章靳以同志
唐弢
11月7日上午，得到靳以逝世的消息，这是继西谛遇难之后，又一个晴天的霹雳。
北来以后不久，10月18日清晨，我到西郊八宝山参谒西谛的墓地，下午又出席了他的逝世周年纪念会。一年来，在我的感情上总认为西谛还活着，设想有一天他会在我们中间出现，亲口讲述遇险的经过，证明过去的消息不过是“海外东坡”之谣，因为在我的头脑里，死和郑振铎这个名字是连不到一起的，何况一切都那么突然！可是，墓碑上的铭刻是如此真切，生前友好的致词是如此沉痛，我不得不抛开感情的幻想，痛苦而吃力地承认这个事实：西谛真的死了。整个黄昏我都无法使自己平静。又谁料二十天后，当我的心境刚刚能够平复的时候，造化小儿又逼着我把“死”字去连上另一个我所熟悉的名字，另一个精力充沛、意气风发的人——我们的同志章靳以。一年以前，他拿着西谛的最后遗书和我垂泪相对，五十天前，他握住我的两手预期后会，他在我的心底活着。消息是这样出于意外，仿佛一座突然扑下来的千斤重闸，马上要把我压碎一样。
记忆犹新，死，承认这样一个字眼在我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和靳以相识，是在抗日战争之前，而彼此过从，却在抗日战争之后，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的时候。解放前夕，党派人和我们联系，四五个人时而开个碰头会，地点经常变换，较多的是在一个什么外国人的事务所里，也借用过英国新闻处的图书馆，或者就在我的家里。这样，靳以有时便不等约会，突然跑来找我，兴致冲冲地谈着怎样和反动教授冲突，怎样受特务学生包围，他对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情况很熟悉，知道许多牛鬼蛇神的小故事，用他散文家的口吻随手一撂，居然面目宛然，使我听得又好气，又好笑。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慷慨，容易接近，虽然看人看事往往显得不细致，不深刻，不善于提高起来作进一步的分析，然而却能够观其大略，敏感地指出问题的所在。他有一股冲劲，永远是临阵作战时商量进军的好伙伴。
1953年我们同时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直到五十天前我离开上海，我们一直工作在一起，有两年多时间还居住在一起。我对靳以有了较深的了解。我们为工作发生过争吵，甚至还闹到面红耳赤，却从来没有因此影响彼此之间的友谊。一阵风暴过后，不是我向他检查自己的不是，便是他向我埋怨自己的态度，大家又高高兴兴地聚在一块工作了。我说我对靳以有较深的了解，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要求进步的强烈的愿望：每次运动，他总是揭竿搴旗，跑在战斗的前沿，不管一小撮落后的人投给他以怎样的嘲弄——我的确听到过这种嘲弄，他总是掉头不顾，一往无前；不管自己身上有多少缺点，他的向往党，爱党要党，愿意自己成为无产阶级先进队伍里的一员，这种如饥如渴的心情，无论怎样说都不容怀疑。靳以也常常用这点来勗励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要以个人感情为基础，而要植根于真正的同志的友谊。我的确从他那里得到过许多教益，这种教益永远在我的思想里发亮，今后更将成为我追忆他、缅怀他的时时闪动的火花。
今年夏天，靳以被接受入党，我懂得他内心的兴奋，然而他的表现却更沉着，更踏实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终极，而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他告诉我想写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我竭力怂恿他，他熟悉这方面的生活，现在他是一个党员，如果能够站在党的思想高度去描写知识分子，这个长篇将深刻地烫上我们时代的烙印，给一切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以深刻的教育。我期待着这样一个长篇。我认为靳以有责任有能力去完成这个长篇。
当我离开上海的前夕，我们又扯到了这个长篇。第二天下午，我坐车子经过他居住的里弄，他站在弄口向我挥手，我大声叫：
“等着读你的长篇！”
面对着这个意外的消息，此刻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靳以，你为什么要在生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离开我们？你的路还没有走完，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在等着读你的长篇。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我已经不可能通过排印出来的文字读到你的长篇，我所能够读到的，仅仅是你用自己生命写成的长篇！
我了解你，靳以，你一定也在抱恨，你会说：便连这个，也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长篇。
1959年11月7日深夜
第8版()
专栏：
公社假日 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