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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创造也能写书
——康义隆小组革新技术和著书立说的经过
陕西省国营华山机械厂康义隆氧化小组是1957年12月成立的。由于党的培养教育，这个小组不仅月月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而且革新技术七十多项，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财富。去年以来，康义隆小组先后被评为西安市技术革新标兵，市、省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和省先进生产者代表，并受到团中央的奖励。目前，这个小组已经成为陕西著名的红旗小组，成为广大职工追赶的标兵。
横扫右倾
康义隆小组在党的教导下曾同各种右倾保守思想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在工厂筹建的时候，康义隆小组认真地研究了工厂的设计图纸，对其中可有可无的设备，积极建议取消或削减。如酸洗零件用的槽子，根据图纸设计要用不锈钢制做，需要一千多元。他们觉得买一个陶瓷盆就可以代替。可是，主管工程师不同意，说：“工厂机械化程度很高，放一个陶瓷盆多难看！”这算什么理由呢？为了好看而让建设资金浪费掉？不能，他们又不断地提出意见，向错误的意见进行斗争。也巧，那时候原材料缺乏，生产又急需使用，工程师的意见被领导否定了，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花三元钱买的一个陶瓷盆直用到现在。此外，他们还建议从图纸上取消了烘干涤动机、四个流料槽、四条辊道和八个电葫芦，这几项为国家节约近三万元。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党发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伟大号召，康义隆小组立即积极响应。党教导他们技术革新的矛头，要对准生产关键。摆在他们面前的生产关键是热氧化处理所需要的电阻丝缺少，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这种热氧化是在摄氏一百五十度左右的温度下进行操作的，防锈剂蒸发的气味呛得人头晕目眩；操作时还容易引起烧伤和烫伤事故，耗电量也很大。康义隆和工长李文斌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曾听老师说，苏联正在研究用新的方法代替热氧化。从那时起，他们就有了革新热氧化的念头。有一次，技术员王醒吾在一本苏联杂志上看到了介绍“冷氧化”的一小段文章。文内只有五、六句话，说明冷氧化的成份。根据这一点资料，康义隆就和工长李文斌、技术员王醒吾、工人王振槐一起，开始了冷氧化的试验。经过二十多天的试验，进展不大，氧化出来的产品表面不光，颜色不亮，不合要求。特别使他们恼火的是找不到失败的原因。于是组内有人泄气了，说：“那是科学院的事，咱们工人哪能行！”有的工程技术人员笑话他们，讽刺他们。
当党委书记和厂长知道他们革新的情况以后，立即在车间召开会议，当场批准了他们的试验项目，并指示各单位要大力支持他们。党的支持和鼓励，好像一把大火，更加燃起了他们革新创造的热情，他们决心以革命的精神同困难搏斗到底。那时候，资料太少，知识和经验也不足，他们就下决心学习。他们跑遍了全市的书店，又请教了几位大学教授，参观了一些化工厂。书上学的，教授讲的，实际看的，虽然没有打开冷氧化之谜，可是给他们增加了知识，增加了勇气。
党为了帮助康义隆小组进行试验，又从四川请来一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开初对试验冷氧化信心很高，积极帮助他们。可是，失败接着失败，打击连着打击，这位工程师因为在失败中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可是，康义隆小组的全体同志并不泄气，仍然干劲十足，按照自己的方案进行试验。在一次试验中，突然发现有一个零件质量很好，他们就找原因，发现是没有经过酸洗。取消酸洗进行试验，质量果然很好。就这样，经过四十天的努力，遭到了二百多次的失败，终于把冷氧化基本试验成功了。这项创造提高工效三倍，全年可以为国家节约十六万元，并且大大地改善了劳动条件，保证了安全生产。
著书立说
康义隆小组“冷氧化”试验成功后，虽然生产上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在理论上讲不清楚。请教别人，别人也不明白。加之，那时候这个小组新工人很多，技术水平很低。为了便于新工人学习技术，他们想把“冷氧化”总结一下，写成一本书。可是他们觉得文化水平低，老不敢动笔。后来看到天津、无锡等地工人著书立说的事迹，他们也鼓起了勇气。
开初，他们有个错误的想法：写书嘛，就得写成厚厚一本，里边有高深莫测的名词，有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公式。他们找来一大堆参考书，计划写十五章，五个人分段写。写着写着写不下去，又觉得书上写得很流利，笔不由己地抄起书来。越抄越长，究竟写了些什么，自己也不懂得。一个月过去了，总算写成了，可大家一审查，连自己生产经验的影子也没有。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争论不下。他们把这些情况向党支部汇报了。党支部对他们说：“书是人类阶级斗争和向自然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者既能创造，就能总结起来写成书，而且能写好。既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要抄别人的。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不是更好吗？写自己熟悉的生产实践，不但对人对己有益，而且会写得又快又好！”按照党的指示，他们展开辩论；经过辩论，思想和方向对头了，信心也大了，写起来也挺顺手了。
经过二十多夜的苦战，一本五万多字的“氧化工基本知识”脱稿了。经过有关单位的鉴定，认为这本书是政治和技术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书，对氧化工有很大益处。这本书不久就要出版了。现在他们又在着手编写第二本书——“有色金属酸洗资料”。
大战“酸中王”
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锻炼，进入1959年康义隆小组更加意气风发，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可是，开始也还有几个新工人闹着要调动工作。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钢零件经过热处理以后，表面有很厚一层氧化皮和杂质。要取掉这层氧化皮和杂质，就得用硝酸进行强度酸洗。硝酸这东西，一出坛，先冒红烟，打散到全车间。在这赤云红雾中工作，对身体健康有影响。这就是有些徒工要求调动工作的原因。
怎样把硝酸烟雾治住呢？没有办法。能不能创造个无气体酸洗的办法？康义隆小组开始琢磨起来。
和以往革新过程一样，还是失败接着失败。从以往革新创造中他们知道，失败是成功的开始，是胜利的前奏。所以这次他们一点也不灰心。他们先把各种酸混起来试，只是不要硝酸。试来试去，红、黄、蓝、白、黑，各色都有，就是没有合乎标准的金黄色。
这时候党总支书记王布华同志又来了。这位王书记，好像及时雨一样，老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来了。他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要好好地试验，要科学分析。他们又找各种资料看，又仔细研究，找寻失败原因，进行有计划的试验。经过二十多次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乎理想的配方，大家高兴极了。虽然到了夜里两点多，可还不想睡觉。第二天，天没亮，康义隆就爬起来，往工厂跑。他想给大家表演，让大伙高兴高兴。可是一试验，哟！零件变脸了，不再是那样漂亮的金黄色，难看得跟小孩尿布一样。又失败了。夜里，他们又开始试验，试来试去总是失败，也找不出失败的原因。是不是酸溶液的温度有问题，提高温度试试看。零件往温度较高的酸溶液里一放，金黄金黄，漂亮极了。他们很惊讶！揉揉发涩的眼睛，看看漂亮的零件，确实是成功了。这次创造，不仅可以保证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又减少了两道工序，一年可以节约三十吨硝酸。不安心工作的安心了，从酸洗槽边溜走的人又回来了。
鲜花处处开
康义隆小组革新创造不少，可是大家动手不够。师傅忙得团团转，徒弟却插不上手。为了在小组里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他们提出个口号：“人人有革新，月月有改进”。可是徒工们说话了：“连技术也不懂，还能革新创造？不会走还能跑？”全组除了康义隆、李文斌、王振槐三个技术工人以外，其他都是徒工。徒工有这种思想，怎能掀起革新热潮呢？他们苦口婆心地给徒工讲技术低也能革新技术的道理，还举了些例子，可是徒工不相信。这得用事实说服大家。徒工周斌对革新创造最没信心，他们就想帮助他革新一次技术，教育大家。那时，生产急需蒸馏水，可是买不到。他们就决定帮助周斌制造简易蒸馏器。周斌接受任务的时候，就很勉强，一下班，他就回家了。康义隆和王振槐找他谈话，回答是：“我连蒸馏器都没见过。”“没见过怕啥，制造出来不就见到了吗？”他们帮他找来汽油桶和蛇形管，又给他讲蒸馏水制造过程和原理。这样，他的信心大了，劲头足了，经过反复试验，周斌的简易蒸馏器试制成功了。小组给周斌戴上光荣花，在会上表扬他，介绍经验，又报告他转变经过。这对周斌是教育，对大家是鼓舞，徒工们立即就掀起了赶周斌的革新竞赛热潮。徒工高玉玺积极钻研，创造了产品密封法，三天就可以完成全月任务。现在，全组每人都有革新创造，有的高达五、六件之多。
一朵鲜花打扮不出一个美丽的春天，康义隆小组不但自己革新，还帮助别人革新，不但自己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而且帮助别人完成任务。他们车间四工区做的滚珠轴承很易生锈。磨工工区找他们想办法。那时他们的生产挺忙，但仍然挤出时间热情帮助，终于配成一种防锈溶液。生锈的滚珠放进去不多时锈不见了，只见滚珠明光闪闪，直耀人眼。他们不但使五万颗滚珠复活了，还使仓库里报废了的一百多套轴承复活了，为国家节约了十万元。另外，康义隆小组还帮助检验室试制成功了明化处理，检试肉眼看不见的裂纹，还为车间试制成功了滚珠电抛光以及调整砂轮等。技术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六个人就可以完成全组三十多个人的任务。现在，康义隆小组成立了共产主义协作队，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谁需要帮助，就去帮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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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专家张福来
张福来是安徽省合肥农业机械厂的工人。他从1950年参加工作以来，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先后发明创造了净粮计算器等二十一种先进工具和设备，曾先后十九次获得全国、省、市、县、区和企业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光荣称号。
1950年，他在阜阳县饶海仓库担任粮食保管员。那时，仓库里每天要有几万斤粮食过磅，从风扬、过筛、过磅直到计数都是人工操作，既费力，效率又低。张福来心里就想：能不能创造一种机器来代替这一系列的繁重体力劳动呢？从此，“机器”这玩艺就像磁铁石一样吸住了他的心。开始，他只在磅秤上想法改进，经过多次试验也没有成功。后来，他就利用老式风米车的风叶板和磨坊里的脚踏箩柜筛的原理，做了风扬和过筛两个模型；又根据弹花机用竹帘传送棉花的原理，做了一条布带，作为从风扬到过筛的传送带。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从风扬到过筛的自动化问题。可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要过磅、计数自动化，可比风扬、过筛部分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时，他深深感到：光有干劲，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他到新华书店买了许多有关的技术书籍，也没有找到这种东西。最后在一本“苏联农业机械手册”上，看到一种马铃薯播种机，上面有一个圆盘播种器，圆盘上有六个槽，一转就掉下一块种苗。这给他很大启发。他想，如果把槽子改成斗，那不就可以把粮食一斗一斗地送下来了吗？他就按照这个原理进行设计和试制。可是用什么材料来做模型呢？用木头做既笨重又不坚固；用钢铁做固然好，但又太硬，无法熔化，也没有工具加工。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旧货摊上有几张旧唱片，被太阳晒得发软。他一见就满心高兴，以为可找到铸造模型的“好材料”了。于是买了几张唱片回家，放到锅里熬了起来。过了一会，他看锅底下火烧得红通通的，估计已经熔化了，谁知揭开锅一看，唱片“轰”地一声着了起来……这个试验宣告失败了。这事情传出去以后，有人就讽刺他说：“张福来，你大老粗能造什么机器，简直是蛤蟆想吃天鹅肉！”但这并没有使张福来灰心，因为有党在支持他。
为了使他学会技术，领导上把他调到阜阳专署粮食局技术训练班学习修理磅秤。通过这次学习，他掌握了不少有关磅秤方面的知识和修理技术。回来以后，他继续钻研。一天，仓库保管员王杰同志从专署带来了一部计数机，一进门就说：“老张，我给你带来一个礼物，这部坏了的计数机一来请你修理，二来你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搞你那个自动磅秤。”他高兴地把它接过来，花了几个夜晚的时间，把计数机的零件一件一件地拆开来仔细研究，修好了这部坏计数机。他根据计数机的原理设计了风、筛、磅、计数过程全部自动化的净粮计算器。为了避免浪费，他想把设计图纸请个技术人员鉴定以后再试制。可是去找谁呢？他忽然想起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一向很重视群众的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曾希圣同志写了一封信。曾希圣同志很快就给他回了信，叫他赶快到合肥去。
到合肥的第二天，曾希圣同志就接见了他，打开了图纸仔细观察后，称赞这个机器设计得好，说试制成功了有很大推广价值，勉励他虚心学习，不要怕困难，要把机器试制成功，最后又介绍他到合肥农具厂，请技术人员协助他试制。党的支持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信心更足了。
到了合肥农具厂，厂领导同志抽出两个技术较高的木工帮助他。在老师傅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制成了一个风、筛、磅、计数全部自动化的净粮计算器小模型。他立即把它送给曾希圣同志看。曾希圣同志亲自用沙子作了试验，笑着对他说：“很好。这部机器效能有多大？”他回答说，一天能处理八万斤粮食。曾希圣同志又问：“能不能再搞大些，让它一天处理五十万斤或一百万斤粮食？”他激动地说：“能，一定能，有党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于是，他和老师傅一起，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又做成一个每天能处理五十万斤粮食的净粮计算器。可是一试验却出了问题：粮食进入衡量斗以后，圆盘旋转不停，再也控制不住。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他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一位技术员对他说：“这是惯性作用，惯性可以利用，但不可以控制。”他说不行，在这种机器里必须设法控制惯性。究竟怎样才能控制惯性呢？一连研究好几天，没有搞出个头绪来。
一天夜里，他翻来复去睡不着，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地，只有床头上的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他忽然想起：闹钟的摆为什么能来回摆动、而不是一个劲的转呢？”他马上把闹钟拆开来看，发现闹钟的摆是由一个东西把它卡住的，所以它才能够有节奏地摆动。哦！这下子他恍然大悟了：“如果在净粮计算器的圆盘上安装一个控制卡不就行了吗？”于是他拿起笔画了个图样，第二天一早就飞也似的跑到厂里对大伙说：“行啦，行啦，惯性有办法治啦！”经过七次试制，终于把惯性控制卡制成了。从此，净粮计算器最后一道难关被突破了，一部从风扬、过筛、过磅和计数全是自动化的新机器正式诞生了，它可以抵上四百个劳动力的功效。这部机器在1958年全国农业展览会上展出时，受到了苏联专家和首都科学界人士的赞扬。
除了净粮计算器外，他还创造发明和改进了木质三轮车式水车、高压鼓风机、木质自行车、解放式水车以及土电灯、土电话等东西。1958年6月，他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学会会员，并被聘请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机械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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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年满堂红
——介绍大同张万福快速掘进队
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张万福快速掘进队是一个不断跃进的红旗队。从1949年底建队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今年又提前二十三天超额完成了1到9月份国家计划。十年来，安全生产，规格质量全部符合国家要求。从1952年到现在连续七年都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并在1953年出席华北地区劳模大会，1956年出席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今年第二季度被评为山西省标兵队。
巧干攻关键 实干破难关
张万福队的光荣历史，就是不断向困难斗争，不断革新技术的历史。他们一贯依靠群众，团结技术人员，针对生产关键问题，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推广先进经验，推动生产不断跃进。早在1954年3月，六号井掘进赶不上回采需要，生产情况不好，这时，领导上要求他们加快进度。掘进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如何改进打眼技术，提高爆破率。当时听说京西煤矿的“平行龟裂”爆破法的经验很好，于是他们就派人到京西煤矿“取经”；但由于煤质等情况不同，试行几次都失败了。张万福就主动同技术员、老工人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创造出用二次掏槽深孔爆破的方法，大大提高了爆破率，加快了进度，使每茬炮的进度由一点四到一点五米，提高到二点一到二点三米，使月进度由三百多米提高到七百米至八百米。这个办法被命名为“接力掏槽法”，曾推广到全省各个煤矿。
掘进加快了，新的问题出现了：运输赶不上去。过去他们是用两个人推一个车，从工作面一直往大巷送，一般距离约在六百米以上，平道运输，每次要把重煤车送出去以后才能把轻车返回来，既费劲，效率又低。后来经过大家研究，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创造出“分段接力运输法”，就大大加快了运输速度，使每茬炮的推车时间由一小时三十六分缩短到一小时左右，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还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这样就解决了运输和掘进不平衡的问题。这个办法形成了制度，他们从1954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今年6月份在创造千米纪录向“七一”献礼的高产运动中，遇到头一个难关就是煤质硬、夹石多，头八天进了不到二百米。如何突破这个难关呢？老打眼工赵禄就同大家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用一点六米短钎子打石楞，再用长钎子套进去打深眼，实行“偏掏槽”，先打煤、后打石头的办法，突破了深孔爆破打眼的难关。接着遇到的问题是水大，深孔里的火药装进去常被水冲出来，还是不能正常作业。大队长张万福又召开“诸葛亮会议”，在党支部的帮助下，采用厚纸筒装炮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每茬炮的进度由一点四米提高到二点二米，创造了双孔月进一千零七十八点三米的新纪录。
张万福队就是以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几年来共创造了“接力掏槽”“三点自行延线”“蛇脱皮交接班”等二十多项重要的先进经验，并推广了数以百计的其他各种先进经验，对超额完成跃进计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管理细制度严井井有条
管理细，制度严，民主风尚高，也是张万福队的主要特点。他们每月每季的作业计划都经过群众讨论，把各项指标具体分配到各小班，分工种定出实现计划的保证措施，然后用大字报公布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除大队每旬召开一次队务会议，检查和平衡执行计划情况以外，还通过各种会议形式，坚持按班、按日、按旬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样就使计划和措施的实现，建筑在群众基础上。大队里对有关计划、成本、技术、安全、人事、生活等管理工作，都分工负责，做到了个个参加管理。这大大启发与提高了工人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扩大了民主生活。
这个队几年来，逐步地摸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经验，并使之形成制度，严格执行，坚持不懈。例如：在1953年交接班没有一定的制度，责任不明，工作混乱，严重地影响着生产。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创造出“蛇脱皮”的交接班办法。这个办法是：接班组长事前用电话同交班组长联系好井下的生产情况，在井上就把每个人的工作和地点分配好，然后下井。这样，在交接班时也不停止生产，使工时利用率接近百分之百。他们逐步建立了八项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除上述的“蛇脱皮”交接班制和“分段接力运输制”以外，还有“分班验收制”、“班组成本核算制”、“工资记分制”、“队务会议制”、“竞赛奖励制”和“互助基金制”。
由于认真坚持了以上制度，使生产秩序有条不紊，大大加强了生产管理，有力地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一人多艺
大同煤矿过去执行的分工种计件，片面地强调技术专业化，以及脱离政治的技术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班次之间、工地之间、直接工与辅助工之间互不协作、窝工浪费等现象。有人滋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工时利用率很低，劳动生产率不能很快提高。不合理的工资约占30％上下，严重地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张万福队在1958年5月就带头大胆改革劳动组织，实行综合工作队，综合作业，把分工种计件改为原班综合计件，死级活评，推行了工人参加管理的新形式，从而比较彻底地改革了劳动组织，大大加强了班次之间、工种之间的协作，加强了工人的集体主义思想。这就改变了分工过细过死的现象，把技术同政治结合起来。这个队现在所有的老工人基本上都成了多面手，既会打眼放炮，又会装煤推车；既会支柱架棚，也会钉道开绞车。实行综合工作队后，全队人员由过去的七十多人精减为五十四人，减少了24％，而进度比过去提高了27％，每工效率提高了20％，并扩大了民主管理，进一步提高了基层管理水平，促进了生产大跃进。
政治挂帅 团结互助
张万福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全民整风和学习总路线，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保险没错”，这是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深深认识到的一条真理。党指到哪里，他们就干到哪里，党的每个指示、决议和号召，都是他们不断跃进的巨大动力。去年总路线公布以后，他们就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大跃进的行列，超额完成了1958年的生产计划。今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传到这个队以后，他们就立即组织讨论，修订了指标，订出了有效措施，鼓足更大干劲，掘进速度迅速提高，二十二天完成了第三季度生产计划。
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这个队的鲜明特色。他们对各色各样的保守、落后思想，经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耐心说服教育，帮助同志提高思想，改正错误。今年第一季度六号井为保证掌子面的衔接，需要加快四○一下顺槽两个工作面的掘进进度，任务要求比另一队提高一倍以上，计件单价还要低12％，而那里的条件很困难：煤层低，底板不平，水大，有夹石，运输又远。张万福队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开始有些人想不通，认为领导专把难活给他们做。队领导就针对这些思想情况，连续召开了几次小组辩论会，对那些畏难而退的错误思想，展开了热烈辩论，从而明确了“先进队应当是克服困难的先锋”，“战胜困难，完成任务，才是最大光荣”。他们坚定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在困难的时刻，大队长、共产党员张万福不分昼夜三个班连续地工作和指挥。运输远了，劳动力不足，四十九岁的老工人、共产党员赵禄就带头不公休。在他们的带动下，三个班的工人团结一致，拧成一股劲，使进度由每小班进一到二个循环，提高到三到四个循环，终于克服一切困难，提前十五天完成了任务。
这个队同志之间在生活上的相互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如打眼工刘永原来住的是一间土窑，年久失修，由于矿上缺房，暂时搬不了家，每逢阴雨天，他就修房子，影响上班。队里发现这个问题后，张万福同志就主动把自己的外间屋让给他住，这样再下雨老刘也不误工了。
张万福队的全体工人，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鼓舞下，现在正鼓足更大干劲，进一步革新技术，要使运输机械化，试用三点二米长钎子架孔爆破，为坚决实现年进万米，提前完成全年国家计划而奋勇前进。
（附图片）
苗地 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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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能突击队——杨万林工作队
杨万林是甘肃省第三工程局一公司五工区混合工作队的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他领导的这支工作队从1952年6月建队以来，高举红旗，战胜了重重困难，年年月月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在提前两年四个月零二十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又提前三年零三个半月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59年9月16日胜利地跨入了1963年。同时，他们节约了大量建筑材料，并作到了八年如一日，光荣无事故。
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十八名工人，1955年命名为“青年突击队”，连续二十六次保持了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出席了甘肃省的三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杨万林连续二十七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先后受到四十多次奖励。1956年杨万林带着全队的光荣事迹，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1958年，他们获得了“万能突击队”的光荣称号，1959年9月全国建筑安装会上，正式命名为“杨万林混合工作队”，成为全国建筑业的标兵。
迎向困难战胜困难
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队内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是这个混合工作队取得各项成就的根本保证。1952年建队以来，他们一贯地、坚决地贯彻党的方针和指示，认真地发动群众，因而历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在执行生产任务过程中，他们常常不顾保守主义者们的冷嘲热讽，坚持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与少慢差费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58年，兰州炼油厂一零九工号的铺磁砖工程，任务很大，当时没有人会铺。杨万林听到这一消息，几次找工长要求这个任务，工长都以“你们干不成”而拒绝给签发任务单。他们再三请求，最后把任务总算交下来了。他们便在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到兄弟工区学习、参观、座谈，并经过反复十五、六次的试验，终于学会了铺磁砖的本领。但是，由于操作技术不熟练，在试验中只达到定额的60％，而且还返工两次。于是有人讽刺说：“红土作朱砂——自不量力”。困难和讽刺没有动摇他们的信心。杨万林亲自带头，每个五级工带一个四级工，后来四级工带三级工，这样，全队不仅迅速地、普遍地掌握了这门技术，并超额65％完成了任务，质量全部优等，保守主义者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服输了。
在接受一八一工号三十五个阴井的全部任务（土方、支模、混凝土浇灌）的时候，开始他们对任务的困难估计不足，干了两天困难出现了。这个活有十米多深，低于水位四到五米，第三天水就上来了，一个泵顶着抽，也抽不完，而且人在下面一操作就有垮下来的危险。在严重的事故威胁下，只好停工。但是工期紧迫，加之这个任务完不成会使三千多立方米的回填土填不上，直接影响泵房的试车。停工两天了，仍然束手无策。最后他们请示了党组织，并根据党总支“发动大家想办法”的指示，连夜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经过群众一场辩论，妙计出来了：增加一台水泵，实行三班作业，使水无法上来，同时往下挖一层，下一层模板，下层再不坍方了，并相应地改变了劳动组织。就这样，使原计划二十八天的工期，提前十七天完成了任务，在质量方面受到了甲方的好评和赞扬。
在许多艰巨的任务面前，队里的党员都走在前面，用实际行动影响群众。例如，九一号楼屋面挂瓦，工期紧，屋面坡度陡，要悬空作业。杨万林就和另一党员挺身而出，倒悬空中，深夜奋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工人们都钦佩地说：“杨师傅真是个铁人。”七年来，杨万林队先后有二十八名队员光荣地入了党。
八年如一日光荣无事故
这个先进的集体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并且确保了工程质量，作到了安全生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管理制度——划图归档制、三级技术交底制、三级检查制等，实现了多快好省又安全的全面跃进，成为八年无事故的一面光辉旗帜。
划图归档制也叫技术交接卡，它把工程对象列在一张大表上，标明数量、进度、完成日期、工作定额、质量安全要求，具体部分由何人施工等等，一式两份（工人、工长各一份），工程竣工以后，工长的一份验收归档备查。由于这个制度责任明确、具体，能够加强工人的责任感，确保工程质量。三级技术交底制是：工号向大队、大队向小队、小队向工人逐级交底。工人能听到三次交底，办法逐步细致，措施容易落实。制度来自群众，深受群众欢迎，从而在施工中建立了有条不紊的施工秩序，对工程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如二单元“K—5”塔原设计标高十点六米，柱子截面仅40×40厘米，经图纸绘审以后，工人看出断面太小，认为强度不够。提出以后，就改成为60×80厘米，防止了事故的产生。在施工中偶而出了小毛病，他们也是认真对待，想法克服。一次，混凝土工赵感庭打“K—3”塔混凝土的时候，有一点麻面，本来对质量没有影响，但由于平时教育的深入，他感到很惭愧，小队也立即追查了这个原因，提出了防止方法，以后就杜绝了类似的毛病。
为了确保安全生产，这个队每周都定期讨论质量安全问题或听人讲课，全队人人树立了“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和“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的思想。
一双手巧不如万双手能
“干什么，改什么”，是杨万林混合工作队技术革新的指导思想。从1952年起，杨万林和他领导的队员就不断地改革工具、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1956年，杨万林到北京参加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受到了极大鼓舞，回去以后，他下决心革新技术。但他却走了一段弯路。开始看不起一点一滴的革新，放下了“土循环铺灰器”，想创造世界上第一流的自动铺灰器。他陷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党组织发现以后，告诉他：“有了一步登天的雄心，还要有步步登天的细致工作”、“不要小看一些简单的革新，哪怕提高工效半倍、一倍，但几千几万人都提高了，这就是了不起的大事。”这些指示，给杨万林指出了方向。杨万林的创造决心，也大大启发了全队的职工，使他们解放了思想，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辟了道路。杨万林在技术革新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集思广益的重要。如杨万林创造的铺灰器，最初还有些毛病，拿出来和群众见面以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二十分钟的“诸葛亮”会，就使这个铺灰器前后都能走动了，真是一双手巧，不如千万双手能。1958年，在党提出的技术革命的伟大号召下，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迅速形成，不论技工、徒工，不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都卷入到运动的洪流里。这个队群策群力，从1958年到今年7月，共创造和改造机具一百一十六件，使工效提高一到七倍。
在使用新工具和采用新的操作方法中，也曾经遇到一些阻力，可是他们能够运用各种方法，说服和教育群众。例如，老技工苏德山在推广铺灰器的时候说：“铺灰器太吃力，没有大铲方便”，“拿大铲各干各的，不会因一个人赶不上而影响大家”。有的徒工也认为使用铺灰器学不到技术，等等。他们针对这种情况，一面请苏德山师傅带着徒弟使用大铲，一面请主张用铺灰器的周景洲师傅带徒弟和苏师傅“唱对台戏”，半天时间，两面砖墙进度差了大半截。下班以后，互相参观了一下，苏师傅第二天不声不响地就用起了铺灰器。
杨万林队的技术革新经过了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道路。如综合砌砖法推广以后，运浆跟不上，砌砖速度受到影响，杨万林找老工人李克才琢磨制了个“多斗运灰车”，工效提高一倍半，供灰由十一人减到五人；接着合灰的却由五人增到八人。上下工序快慢不相适应的局面，使杨万林越想越感到上下工序和各种工具组合配套的重要。在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之下，他们创造了弹簧挂线器、循环铺灰器、多斗运灰车、手摇砂浆搅拌机、三齿匀缝器、划线器等先进工具，在建筑施工各项工艺中实现了先进工具的组合配套。
把先进经验带给兄弟队组，和兄弟队组共同跃进，这是杨万林混合工作队在技术革新中的特点之一。今年7月，为了保证水厂净化站重点工程的进度，杨万林顾不得自己队的任务繁重，宁可把正使用的铺灰器抽出来一套，还派了两名优秀老队员去支援“跃进瓦工队”，直到“跃进瓦工队”队员都掌握了先进工具的操作方法，工效提高了一倍半，派去的人才回队来。在他们帮助下，这个工区过去经常达不到定额的五、六队，7月份以来，平均超过定超30％以上，达到了先进生产水平。
工地是学校 大队是家庭
去年秋天，随着生产大跃进，新工人猛增两倍以上。为了帮助新工人提高觉悟，杨万林队的老工人就经常和新工人扯家常，谈建设，讲故事，回忆对比新旧社会，并且捐增物资帮助过冬，因此，新工人情绪都很安定。紧接着，他们开展了红专学习，创造了“双95—55”生产学习制度。这个制度是把三天作一个小循环期；三天中间第一、二两天，每天生产九个半小时，第三天生产五个半小时，学习四个小时。虽然三天内生产时间仍然平均每天八小时，但是学习期间却集中了，便于系统学习了。十天为一个大循环期，分别学习政治、技术、文化，使工人得到全面的提高。具体的作法是，书记亲自挂帅，老工人作骨干，组织先进帮助落后和交友谈心，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运用课堂教育和实际操作结合，以及“现场练兵”、师徒合同、一师多徒、以徒带徒等方式，从技术上武装新工人；同时加强安全质量全面观点的思想教育。就这样，杨万林队陆续培养和输送出三百五十名具有二到四级技术水平的青年工人；培养了大批“多面手”。现在杨万林队大部分技工都掌握了十五种技术，杨万林本人成为掌握十九种技术的能工巧匠。这样，不仅解决了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并使原来单一工种的专业队成为多工种的混合工作队。
杨万林混合工作队不但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也是一个充满了友爱、互助和欢乐的集体。在他们工地上，歌舞诗文颂先进，捷报频传锣鼓鸣，干活时干的痛快，休息时心情愉快。
（附图片）
已经跨入一九六三年的杨万林万能突击队正在支援兄弟单位的施工
新华社记者 黎枫 敏钟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