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
理文
认真地学习一次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是当前全党的一件重要事情。经过这次学习，要彻底批判和纠正一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揭露和克服某些人的右倾活动；要加深党员和干部对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规律和形势的认识；要从思想上更进一步划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线，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界线，划清马克思主义者同一些“同路人”的界线，把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党性锻炼提高一步。
为了使这次学习更有成效，有必要重新提起并着重强调一下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同志所一再倡导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全党同志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为什么一定要做促进派呢？从老根子上说，共产党人所以进行革命，就是要让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进步。因此，革命也就是“促”社会前进。历史上已经有过不知多少的革命家做过促进社会发展的工作。但他们却不能永远作促进派，往往是这个时期起来“促进”了一下，另一个时期就停止“促进”，甚至走向它的反面，站到“促退”的行列之中。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当中，这样的人物不胜枚举。共产党人和这些人物根本不同，我们是最彻底的促进派，是永远的促进派。我们在一定时期为群众的某一种迫切要求而斗争，但并不以实现这种要求为最终目的。一种要求实现了，紧接着就要为下一种要求而斗争。比如全国解放的任务实现了，紧接着就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全国土地改革的任务实现了，又提出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任务；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实现了，紧接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的任务，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也实现了，就是说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任务基本实现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在这一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党又提出了更加宏伟的任务，就是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永远在发展，社会永远在前进，就应当永远作促进的工作，永远作促进派。我们常说“把革命进行到底”，其实就社会永远在发展这一点来说，革命是无所谓底的，因此，促进工作也是永远不能停止的。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形势非常好，这时候还有没有必要强调“当促进派”这样的问题呢？还是有必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促退派，他们从去年大跃进以来，就在散阴风吹冷气，处处泄气松劲，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且这一斗争还会反映成党内的斗争。这种斗争还要继续下去，甚至会继续几十年，直到阶级完全消灭。为了战胜促退派，就应当提倡大家永远当促进派。
在实际工作中，领导上的促进或促退，关系甚为重大。拿社会主义建设（这也是革命）的速度来说，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其他条件之下，这个速度是有极限的。比方说，我们不能给1959年提出年产一亿吨钢的任务。但是，主观上努力程度的不同，可以在一定基础上，使生产的结果——生产的实际增长速度发生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主观上积极努力，今年钢的产量就很有把握超过一千二百万吨；如果主观上松了劲，泄了气，这个指标就可能达不到。1958年的客观条件，同别的年度相比并无多大差别，但生产的增长速度却大得多。今年8、9月份的客观条件同6、7月份相比也无多大差别，但工业生产增长得特别多。一个工厂的机器和设备不好，能够限制生产的增长速度；但人的主观努力能够改善机器和设备，提高它们的功效。地势低洼，易遭涝灾，这个不利的条件能够影响农业增产；但人们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改变地形，消除涝灾，使涝地变成肥田，加快农产品的增长。
无数的事实证明，我们的事业能够高速度前进，能够做得既多快，又好省，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只能慢慢来，或者要多快就不能好省。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是促进派的领导呢，还是促退派的领导。我们不能无限地夸大主观的作用，成为主观主义，空想主义，唯心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必须尊重科学。但是，我们也不应当躺在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上，做它们的奴隶。人不是一般的物，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加快历史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又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指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均见“论持久战”）
促进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一，也就在这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从来十分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各方面的潜力，限制不利条件的作用范围。这就是重视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内，采取积极的措施，能动地促进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能够迅速地推翻国内外敌人的反动统治，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快地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在1958年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并且在今年继续跃进，这些，都是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积极促进分不开的。如果像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样屈服于客观条件，采取他们那种不是促进、而是促退的方针，那就绝对不可能有去年的大跃进和今年的继续跃进。这种慢腾腾的做法，必然会延长中国的贫穷落后状态，使自己经常处在挨打的被动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惨地位。
怎样做一个促进派呢？促进派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积极支持和促进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认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历史也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真正的革命，一定是广大群众的自觉的运动，而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少数英雄人物制造出来的。基于这种根本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热烈地歌颂过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历来是群众革命运动的热烈支持者和倡导者，因此他也就是促进派的典范。三十多年以前，当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把广大农村的封建反动势力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时候，许多人都大叫“糟得很”，连很革命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糟字；毛泽东同志则大声喊出了真正的革命促进派的声音：“好得很”。中国人民能够迅速地发展和组织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是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积极领导分不开的。解放以来，我们国家能够非常迅速地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民主改革等，有成效地镇压反革命分子，革除旧中国长时期形成的贪污行贿等恶劣风气，一直到顺利地解决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掀起去年以来排山倒海的国民经济大跃进的高潮，所有这些，都是不断地发动和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才达到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此相反，他们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是积极支持、领导和促进，而是消极地给运动划圈圈，摆框框，限制运动的规模和深度，生怕运动会越出雷池一步，发生一点什么乱子，冲毁一点旧的秩序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是明火执仗地反对群众运动，给运动泼冷水，认为群众没有知识，不能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群众行动起来只能把事情搞乱搞坏。即使能搞出一点成绩，也只能是“得不偿失”。因为看不见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他们当然也就看不出社会主义事业高速发展的可能。他们觉得事情原来是怎么样，将来也只能是怎么样。过去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几，以后也就永远只能是百分之几，而不可能是百分之十几或几十。对于百分之几这个速度，他们不认为是历史的现象，即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点，将来历史会越过这一点奔向前去；他们似乎认为这个速度是上帝所赐与，过去从来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做一个革命的促进派，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限制和取消群众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为群众运动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群众有机会施展他们的创造力，完成他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对于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和偏向，必须站在群众中间来观察，分析它们发生的原因，研究克服的办法，同群众一起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使运动得以健康地发展，得到完满的结果。而不是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站在群众的外面指手划脚，把运动中的一些缺点和偏向当成一种罪状，进行攻击；或者看成完全不能解决的问题，得出悲观绝望的结论。做为一个革命的促进派，必须要求自己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武装，使自己能够在复杂纷乱的现象中看到本质，能够透过消极的东西看到积极的东西，能够分清主流和支流，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在妖风邪气袭来的时候，他们应当能够顶得住，站得牢，不迷惑，不摇晃，有一种高度的政治坚定性。这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考验。一个人如果没有政治坚定性，在风浪中自己先动摇起来，犹疑不前，怎么还能“促”别人前进，“促”运动发展？
我国现在还处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向前，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日益深入，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这种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和革命队伍中来。这是丝毫不奇怪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革命事业的促退派，是资产阶级残余力量的代表人。这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干部，在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划清思想界限，坚决地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我国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不容任何动摇。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种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是作一个促进派呢，还是作一个促退派呢？同时，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因此，一个革命者，不能幻想社会上没有任何斗争，风平浪静。如果没有斗争，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既然有斗争，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新的，一方面是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一方面是消极的；一方面是正确的，一方面是错误的。既有两方面，你总要选择一方面：你是站在新的、积极的、正确的方面呢，还是站在旧的、消极的、错误的方面呢？这种情况，一万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将来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和现在有阶级的社会中，这种斗争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不同罢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同广大群众在一起，都要满腔热情地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要站在新事物一方面，都要支持和鼓舞新生事物的成长。这就是说，要永远当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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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观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同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一样，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总是把自己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观察和考虑一切问题。凡是与“我”的利益、“我”的思想感情不相一致的，好的就变成坏的，真理就变成不是真理，存在的就变成不存在；反之，凡是与“我”的利益、“我”的思想感情相一致的，坏的要变成好的，谬误要变成真理，不存在也变成了存在。这样，当然不能不落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这种合乎自己主观意愿就赞成，不合乎自己主观意愿就反对的态度和观点，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唯我主义。
为什么当总路线的光辉射得国内外敌人发抖的时候，当大跃进运动取得了我国史无前例的大胜利的时候，当农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人民公社已经走上健全发展道路的时候，那些极少数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偏偏会不承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他们的头脑里、眼睛里都是一团乱麻、一片漆黑呢？根本问题，是由于他们不是根据客观分析得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而是根据他们的主观意愿来判断事物的。有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受到党的批判以后，把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经验主义”。其实，他们的“经验主义”的实质，就是把自己的感觉、经验之类作为主体，一切以他们自己的感觉、经验来作为判断有无和是非的根据。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只有感性认识可靠、理性认识靠不住的”那种经验主义，而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发展到极端，也就是唯我主义。
资产阶级的立场，既然是个人主义的立场，当然就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不可能全面地、辩证地去观察问题。资产阶级既然是一个没落的阶级，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用这种阶级的世界观来看问题，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勇往直前的革命朝气，当然不可能是不断革命论者，不可能永远站在新生力量的一边。这种资产阶级的立场，使他们只能把世界看成是一大堆互不联系、各自孤立、永不变化的东西的偶然堆集。他们的世界观便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也结了不解之缘。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们，老是前怕狼、后怕虎，一步三回首，忧心忡忡，那样的缺乏信心，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他们把困难看得过于严重以为不可克服，对于有利条件不去看或者估计太少，特别是不去估计那些经过人的努力将会出现的有利条件。但是，从世界观方面来说，这种看问题的观点，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那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当革命的矛头还对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虽然也有动摇，一般还是能够站在新生力量这一边积极参加革命的，但是，一旦革命的矛头越来越转向要连根消灭一切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制度及其影响的时候，他们便心惊肉跳，大叫“动不得”，立即站到腐朽力量一边来企图阻止革命的前进了。于是，这一些曾经打着革命旗帜的人们，便往往在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世界观的支配之下，堕入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泥坑了。
资产阶级的立场，既然是个人主义的，既是与广大的劳动群众处于对立地位的，当然便不会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恰恰相反，他们那种阶级立场，使他们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把群众看成是群氓。他们不仅不可能理解群众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热情，而且非常害怕群众的这种干劲和热情。如果把群众的革命运动比作阳光的话，他们正像猫头鹰那样见不得一点阳光。因为，群众如果真正地发动起来，他们那种个人主义的立场，便要受到攻击，不能再保持他们的特权了。正如马克思所嘲笑的那样：“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因此，我们对于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抓住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两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大肆攻击这两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行为，不应当看成是偶然的事件，而应该看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反映。
（摘自上海“解放”第二十期周原冰：“世界观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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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看不见现实，硬要把我国大跃进之后极为良好的形势说成漆黑一团；客观实际明明是这样，而他们却偏偏说成那样；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看问题，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且从他们自己的这个主观“兴趣”出发，把谬误说成“真理”。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有人会问：这些人为什么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呢？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虽然是参加了革命，但是他们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未得到根本的改造，可以说他们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本未动。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持有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立场的人，是没有办法掌握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因为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立场，即产生什么样的世界观。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世界观既然是经验主义的、唯我主义的，他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必然从自己的感觉和“兴趣”出发；他们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和根据是自己的感觉、“兴趣”，是他们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这同无产阶级革命家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标准和根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大家知道，无产阶级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标准和根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党的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地持有这种世界观的人，一般是较少犯错误，并且是不会犯大错误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同世界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必然使他们在政治上犯重大错误。因为当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正要结束的时候，就和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发生根本的矛盾，他们的思想就必然会和党的各种重大政策、路线大相径庭，而发生严重的右倾错误。他们以资产阶级唯我主义的世界观看一切，就不能不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以是为非，以得为失（对党对广大人民是收获，对他们就是损失）。他们对1958年大跃进的伟大成绩看不到，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兴趣，而对他们有兴趣的是把我们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局部的、枝节的、早已克服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当前极为良好的形势污蔑为漆黑一团，把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否定反映我国广大人民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总路线。他们在组织上也必然是个人突出，唯我独尊，不尊重集体，不尊重领导，只顾个人小局，不顾党的大局，甚至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
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已成为垂死的阶级，它的存在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已不符合客观真理，因此这个阶级的世界观，必然害怕群众，害怕真理，害怕民主，害怕新事物，更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当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干劲冲天，掀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时，具有这种世界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然起而反抗，必然会乘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向党的正确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他们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
（摘自10月12日“解放日报”李佐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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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德莫林和群众运动
静秋
十八世纪末，法国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革命是一面无情的照妖镜，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它的面前无不显露出他们的原形。青年政论家卡米尔·德莫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关于他，史书上有着如下两则记载。
〔其一〕1789年7月12日，巴黎是一个巨大的革命熔炉。革命气焰高入云霄，人民群众公开准备暴动。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宫廷阴谋大屠杀了。正当这个时候，德莫林从巴勒啦雅尔的福叶咖啡馆里飞跑出来。他一手持刀，一手持手枪，纵身跳上椅子大声疾呼：大家赶快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保卫法兰西！德莫林随手折下一枝树枝，以它作为斗争的标志。一切帽子都装上了绿色的帽徽。于是，警钟在巴黎响起来，斗争开始了。第二天，人民群众冲进军火库夺取了大批枪枝和一些大炮。7月14日，人民群众涌向巴士底大狱，并且开始了对它的围攻。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巴士底终于被攻取下来了。于是，全巴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胜利！胜利！在这个时期，德莫林还出版了不少刊物和小册子。这些出版物对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灯语告巴黎人”，以黑暗中灯光的口吻激励人民群众，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德莫林由此获得了“灯光检察官”的称号。
〔其二〕法国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继续推动着革命的前进。1793年6月2日，法国开始了历时十四个月的雅各宾派专政，即城乡贫民中最低阶层专政的时期。为了镇压国内外的反动势力，革命政权对他们加以迅速的制裁和严厉的惩处。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宣布：奸细、破坏者、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商人和制造伪币者都是人民公敌；对所有这些人都必须逮捕处死。革命政权以革命的恐怖，回答了反革命的恐怖。广大的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革命的恐怖政策，而革命的敌人则对它恨之入骨。正当这个时候，德莫林又挺身而出。但是这一次，德莫林不再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了。德莫林强烈地反对革命的恐怖，以至于从原则上加以否定。1793年12月5日，德莫林复刊了“老科尔德利派”杂志。德莫林在头两期的杂志上，就开始对革命政权进行攻击，并且要求对革命的敌人缓免追究。在第三期的杂志上，德莫林更发表了一篇论述罗马皇帝暴政的文章，以含沙射影的手法恶毒地诬蔑革命政权。德莫林在第四期的杂志上，甚至要求建立宽赦委员会，释放监狱中二十万革命的敌人。在以下各期的杂志上，德莫林起来卫护反革命的“出版自由”，并且提出接受外国干涉者可耻的和议的主张。不仅如此，德莫林竟还公开煽惑不满革命的恐怖和战争的人起来进行斗争。德莫林得到了全法国的有产者喝采，他的杂志被他们出荒唐的价钱抢购一空。人民群众不能容忍反革命猖狂进攻，1794年4月5日德莫林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
同是一个青年政论家卡米尔·德莫林，但是他的前后行径却是如此抵迕，判若两人。也许有人会感到惊讶，甚至怀疑记载的真实性。但是，史实是无庸置疑的，惊讶也是不必要的。秘密就在于：利用人民群众，同时又害怕人民群众，仇视人民群众，反对人民群众，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性。而德莫林所代表的，就是因战争和饥馑而发财的新旧资产阶级。
德莫林的死，距今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当前，一个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已经在我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正当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却出现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妄图阻拦群众运动的发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德莫林的借尸还魂。但是，群众运动是抵挡不住的。如其不信，请看德莫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