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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公社办工业的伟大历史意义
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孙志远
人民公社办工业是公社化后的必然产物，它有十大优点
1958年我国大跃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事情。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广大农民破除了办工业的迷信，自己动手办工业，就是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实现农村工业化，这是我国农民多少年来的强烈愿望。在旧中国这当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农民就已经开始举办工业，可是为数还不多。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后，由农民自己举办的人民公社的工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我国广大农村中普遍地发展起来了。一幅“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的引人入胜的景象，已经在望了。广大农村不但有了农业的大跃进，而且有了工业的大跃进，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农具、肥料、农药、农产品加工、制糖、造纸、纺织以及建筑材料、采矿、冶金、电力、石油等轻重工业生产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人民公社共有工业生产单位七十万个左右。在公社工业中，自给性生产约占70％左右，商品性生产约占30％左右。在全部产品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大体上各占一半。人民公社工业建立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它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显示出它的远大前途。
人民公社工业大规模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必然产物。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需要，农村工业的大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同时，农村小型工业所具有的许多优点也就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人民公社工业同国家大工业比较起来，它有哪些优点呢？第一、投资少，便于吸收分散的资金；第二、建设时间短，投资效果发挥快；第三、可以自己设计和供应设备，便于因陋就简地利用当地各种现成的设备；第四、分布广，便于促进全国的工业化，促进全国技术力量的生长，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第五、可以生产的品种多，改变产品也容易；第六、接近原料和市场，可以灵活地利用资源，节约运输费用，供产销也易于结合；第七、公社工业的职工可以农闲办工业，农忙办农业，亦工亦农，便于劳动力的合理使用；第八、它便于广泛地组织分散在广大农村的手工业工人，发挥他们的技术才能，使农村手工业逐步实现工厂化、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第九、它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第十、它是逐步作到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途径。
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人民公社工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根据十七个省市的调查，只在1958年一年内，人民公社工业就制造和修理了农具一亿多件，提供农业部门水泥二十九万多吨，土铁二百四十多万吨，土钢五十三万吨，原煤二千五百三十万吨，发电三千六百四十万度。以河北省为例，1958年新增加的播种机、中耕器、土化肥等工业品，几乎全部都是公社工业的产品。由于公社工业向农业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因而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节约了劳动力，增加了生产。如江西波阳县三庙前人民公社去冬今春的水利工程任务本来是非常艰巨的，但是，由于社办工业改革了十五项工具，不仅节省了二万八千多个劳动日，而且还提前半月完成任务。湖南省长沙金井公社过去所需化肥、农药全部由外地购买，并且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社办土化肥工厂发展起来以后，今年就生产了土化肥六百七十吨，平均每亩施土化肥七十五公斤，使八千多亩三类苗很快的提升为一类苗。同时，人民公社所举办的为社员生活服务的工业，也不仅便利和改善了社员生活，而且大大节约了农村的劳动力和畜力，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辽宁省盖平县芦屯公社，今年1至5月公社工业加工的高粱六百吨，苞米?子一千三百五十吨，谷子四百五十吨，水稻六百五十吨，较过去用人力和畜力加工，节约人工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个，节约畜力工八千三百七十五个；被服厂1至5月加工的衣物，就节约了妇女劳动日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才仅仅一年，就在促进农业大跃进方面做出了这么多的成绩。可以想见，它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国家的大型工业对农业越多的支援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机械化、电气化事业的实现必将比原来设想的时间，大大缩短。因为我们不但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我们在向农业现代化进军中，既有了现代化大型企业这样的主力军，又有了人民公社工业这样力量雄厚的地方军。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加速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我国农村，不但将为我国人民提供无限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将解放出成亿的劳动力来。依靠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就可以在比现在大得不可比拟的规模上发展我们的工业、运输业、文化科学事业以及其它事业，就可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有利于工业生产大跃进和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人民公社大办工业，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还有利于促进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目前全国人民公社工业的生产总值约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0％左右。以河北省为例，1958年公社工业在全省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是：水力发电占76％，铁矿石生产占26％，锰矿石生产占36.6％，焦炭生产占16.4％，黄金生产占36％，简易机床生产占16.8％，水车生产占30.8％，滚珠轴承生产占41.8％，砖的生产占43.3％，食用植物油的生产占16％，食糖的生产占29％，淀粉的生产占74.9％。可见，人民公社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要依靠国家大工业的支援，另一方面，又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公社工业在1958年的几个月光景，曾开采了铁、铜、金、锰、铅、萤石等各种矿石共一百三十余万吨，并且生产了砖、瓦、石灰等建筑材料支援了国家工业。这样，国家工业和公社工业互相促进，就一定能够加快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的进程。
大家还记得，旧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而内地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没有什么工业。现在，我们不但建成了以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加强了上海、天津和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而且在我国的腹心地区，许多新的工业基地正在兴建起来。在我国伟大祖国的地图上过去许多为人们所不知名的地方，甚至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都出现了无数的新的工业点。这些新的工业点，又把遍布全国广大农村的公社工业同工业基地联结起来，初步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城乡工业网。这个城乡工业网，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中国的素描，在这个素描的基础上，我们将要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有利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利于三大差别的消灭
人民公社大办工业，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水平，要产品比较丰富。而公社大办工业对于不断丰富产品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人民公社中，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所有制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为公社所举办的企业、事业以及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等。公社所有制中，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某种全民所有制的成份。根据七千个人民公社工业生产单位的调查，属于公社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管理和两个公社以上合办的工业，约占全部公社工业总产值58％，管理区领导管理的占23％，生产队管理的占19％。可以看出，公社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大大增加公社的公共积累部分，加强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这样，就有利于人民公社从目前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公社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还大大有利于加速缩小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我们知道，实行农业同工业结合和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这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来了的伟大的理想。在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城乡之间的重大差别却仍然存在。那么，如何消灭这种差别呢？有些人对此抱着神秘的观点。认为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将来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情况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五个并举”的方针，也就是为逐步缩小和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开辟道路，而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就是实行农业同工业结合和逐步缩小这些差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这种农村工业的大发展既可大大推动农村对现代技术的利用、以及促进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科学文化的进步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面貌逐步地提高到现代城市的水平，同时，农村大办工业，造成广大农民接近工业的机会，可以大规模地普及和提高广大农民的技术水平。如贵州省织金县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后，在全县九千八百多个工业基本队伍中，经过实际生产的锻炼，其中90％以上学会和掌握了各种不同的技术，形成了“下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新型的劳动者。
总之，人民公社大办工业，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公社工业愈发达，就愈能够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现时人民公社的工业，对于实现公社工业化这个伟大的奋斗目标来说，还不过是一个起点，但是从这个起点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得到它的光辉灿烂的将来。让我们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下，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把人民公社工业化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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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芦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一卷本
翟松年等译 三联书店出版
王城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周到和最详细的证实和运用，它把逻辑的研究同对社会历史的分析结合起来。同样，政治经济学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通过政治经济学史的考察，就能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容和革命意义。因此，对于有条件的同志来说，阅读政治经济学史，是很有益处的。已故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卢森贝写了两部“政治经济学史”，一部是1934年到1936年出版的三卷本，另一部是1940年出版的一卷本。这两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同，现在都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商业资本起着主要作用，流通领域受到当时经济学家的密切注意，因而产生了重商主义的经济学，他们对封建经济制度及其思想进行了斗争。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简单协作形态的工业资本的产生及其向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前进，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们是工业资本的代言人，其锋芒不仅针对封建主义，而且给重商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把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力图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这样，便在法、英、德等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与此同时，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能找到葬埋资本主义的力量——无产阶级。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及其觉悟的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质，使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芦森贝在他的著作中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科学的论述，使人信服地证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无非是历史过程的反映，是各阶级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怎样地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科学。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能比较深刻地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置于坚固的基础上。
芦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一卷本与三卷本比较，其中不同之处之一，是在一卷本开始，增加了“古代世界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一篇。这里可以暂时不去讨论政治经济学史应否包括古代和封建社会经济思想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各经济形态的思想发展中，有着继承性甚至连续性。例如，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的魁奈，曾将色诺芬关于农业的言论，视为自己经济理论的总结；从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找到关于分工理论的萌芽；像价值形式和货币等问题，早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探讨了。读者从芦森贝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虽然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却穷毕生之精力，批判和承继了从古代到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科学地论证了它发展的规律。因此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直接继承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起的。例如，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首先是配第提出的，但他却认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是地租，利息在他看来是由地租中引申出来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如休谟和梅希，已经把利润看作是一个专门范畴，并且从利润里引出利息，但他们都不能说明利润的来源。亚当·斯密一方面从劳动决定价值出发，认为利润无非是劳动产品中的扣除部分；而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收入决定价值，把工资看作是劳动的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利润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他的第二个利润的理论，却给庸俗经济学家的利润的理论开了头，后来的萨伊、巴师发和西尼尔等人，都把它当作自己利润理论的根据。马克思在研究剩余价值时，抛开了他的先驱者只就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来考察的局限性，而且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样就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和资本交换时表现为较多的活劳动与较少的物化劳动交换的“矛盾”，说明剩余价值无非是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从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提供了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
芦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中有一篇是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对读者学习政治经济学有直接的帮助。虽然这一篇的内容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发表的先后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是有它的优点的。大家知道，“哲学的贫困”可以说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第一本著作。他在这本书里曾反击了普鲁东，因为普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里用空洞的词句撇开了“劳动等于商品这个可怕的事实”。但是，马克思在这本书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例如“雇佣劳动与资本”），都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在形式上对出卖劳动这个问题，还保有李嘉图理论的痕迹。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对“出卖劳动”的了解完全与他的先辈不同，因为他把劳动商品看作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资本奴役劳动的特殊形式。我们举出这个例子，为的是说明马克思如何承继前人的成就，创立自己的学说；同时也让读者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历程，从而加深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解。
这里附带要提到的是，芦森贝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写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一书（三联书店已出版中译本）。这本书是作者逝世以后出版的，1953年曾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过。作者在这本书里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著作出现的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个别著作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影响，有论述不充分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本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优良读物。
芦森贝在他的著作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他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的关系，研究了各经济学派的学说，不但论述扼要透彻，深入浅出，而且文字也相当优美，这在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中是可贵的。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在论述每一政治经济学派时，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的生平，然后再分析他的经济学说，这样就阐明了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以及它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与作者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深刻研究分不开来的。
从芦森贝的两部“政治经济学史”看来，三卷本的内容无疑比一卷本丰富得多。但一卷本也有它显著的特点。如前所述，作者在一卷本中增加了“古代世界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一篇，这是应该的。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史的范围只限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史，其实，政治经济学史不仅应该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探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希腊人在他们涉及政治经济学领域时的见解，“表示出同样的天才力和特出点。所以他们的见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多次引用过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句。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成就，应该属于政治经济学史考察的范围。也应该指出，在作者论述各种经济学派时，有时超过了自己所考察的范围。例如，一个经济学家的哲学观点与他的经济思想有着重大的关系，但书中有的地方过多地探讨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哲学观点。在三卷本中，作者把西斯蒙第放在萨伊和马尔萨斯的后面，在一卷本中才把西斯蒙第放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一篇中，这是符合政治经济史发展情况的。在两部“政治经济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论述都欠充分。此外，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次使用“经济学”术语的意见，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在“封建社会经济思想”一章，作者说基督教的经济思想就是中世纪的经济思想，这种看法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芦森贝的两部“政治经济学史”，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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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研究谭嗣同的思想
日本“大安”月刊1959年7月号，发表了日本“中国文化协会”的“关于谭嗣同的研究”一文。这篇文章罗列了清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谭嗣同政治学术思想的各种评价，并且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对谭嗣同政治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
据这篇文章的介绍，日本学术界研究谭嗣同思想的著作有小岛佑马的“谭嗣同的仁学”和“中国的革命思想”。吉川胜治在“谭嗣同的仁学构造”一书中，认为必须把握住作为“仁学”之本质的“仁”和由它发展而成的革命思想。石里俊义在“关于谭嗣同的仁学序说——作为仁学著作前提的谭嗣同的经历”中，把“仁学”看作是“足以表现中国思想近代化过程中的特点”的著作。日本学术界研究谭嗣同思想的著作还有拆下功的“谭嗣同思想中的仁的含义”和小野川秀美的“谭嗣同的变革论”。此外，岛田虔次在“关于近世中国的主观唯心论——万物一体的仁的思想”一文中，认为谭嗣同的思想是“属于主观唯心论体系”的。野村浩一在“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和康有为学说的历史意义”一文中，认为“仁学”是“大同书”思想的具体化。他还认为，“为了适用于当时中国的现状，它面对着近代的西方，在追溯往古之中去努力开拓全面的革新道路，并进而成为一种民族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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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新编“大汉和辞典”
日本诸桥辙博士编的“大汉和辞典”（汉日对照），从1955年至今，已出了八卷，剩下的第九卷至第十二卷和“索引”将于今年完成。
这是一部大型的辞典，共收汉字约五万左右。所收汉字除正体字外，还有简体字、俗体字以及“国字”（日本人创造的汉字）。所收语汇以普通的成语、故事熟语、格言俚语、诗文成句以及人名、地名、书名、官职名、年号、动植物名为主，并收录了一部分常见的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术语以及现代汉语中常见于书面的词汇，此外还包括了部分佛教用语和日语词汇在内。上述语汇的资料来源，是以包括经史子集的全部中国古籍为中心，又参考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辞源”“辞海”等在内的许多辞书，同时，又从近年出版的报章杂志中选择了一些新语汇。
这是一部杂揉古今中日，兼有“词典”和“事典”性质的参考书，它为日本的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既全面而又详细的工具书，同时也值得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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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文化”一书。这是一本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会”主编的论文集。
关于鲁的制度史，佐藤武敏写了“关于春秋时代鲁国赋税制改革的考察”，从初税亩和作丘甲两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关于卫的政治史，山田统写了“卫的政治困厄和元咺的提诉”。上原淳道的“郑的东迁及郑与商人之关系”，论述了郑的文化史和政治史。相原俊二写了“三晋文化的考察——相的研究”，考察了“相”这个官名的进化史，以及指出，司马迁的误用和混用。后藤均平写了“陈的研究”。“楚”有冈本正的“湘君、湘夫人传说考”和宇都木章的“战国时代楚的世族”两篇论文。“秦”有三篇论文。宇屋美都雄写了“开阡陌的考察”。增渊龙夫的“先秦时代的山林薮泽和秦的公田”是本书唯一的社会经济史论文。栗原朋信写了“始皇帝的泰山封禅和秦的郊祀”。关于齐、燕二地，书中没有文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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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关于外国文学的研究
日本“朝日新闻”自8月26日起连续三天，以“外国文学研究与日本文学”为题发表文章。
文章说：“日本在输入外国文学方面仍名列前茅。外国文学倾向日本几乎全部都有，日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辞典。特别在日本缺少一种文学主流的今天，对外国新文学的要求就更为迫切。”文章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需从这一国家的人民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它的文学作品”。而日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风气虽盛，至今却仍未解决这一基本问题。
文章还介绍了日本翻译家对翻译作品的两种不同看法。
文章认为，由于介绍外国作品时，只注重思想内容，而对作品的体裁却不太考虑，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学；这就是日本近代文学之所以被认为不正常，即不考虑思想内容和体裁的关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