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粮食战线的辉煌成就
粮食部部长 沙千里
粮食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旧中国被称为贫困与饥饿的国度，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之下，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以后，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中国人民才能逐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粮食分配也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制度，因而保证了城乡人民粮食的基本需要，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并且正在使人民生活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加美好的境地。
粮食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使我国的粮食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建国十年来，我国粮食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58年，粮食生产按总产量计算，增长了一点三倍，平均每年递增了9.8％；按人口平均计算，几乎增长了一倍，平均每年递增7.5％。像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更不是旧中国条件下所能梦想得到的。
1949年，建国的第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这是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由于党和政府对生产的大力领导，到1952年粮食产量就达到三千零八十八亿斤，比1949年增长42.8％，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逐步实现，粮食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到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加19.8％。1958年和1959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农村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五亿多农民干劲冲天，意气风发，粮食生产连续跃进。1958年提前四年达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2年的粮食生产指标，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增加了35.1％，这是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没有前例的特大跃进。1959年，我国不少地区遭受严重的水、旱、虫、风等自然灾害，但是全国的粮食产量仍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左右，即在1958年特大跃进的基础上再增产10％左右。粮食生产的连续跃进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胜利，是五亿多农民向自然索取粮食的斗争的胜利。
旧中国不仅粮食生产水平极低，而且粮食分配也极不合理。据推算，那时，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攫取了一千亿斤左右的粮食，平均每人有粮食二千斤左右；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劳动农民也仅仅占有一千多亿斤粮食，平均每人不过二百多斤。一方面是陈谷满仓，囤积居奇；一方面是饥肠辘辘，饿殍载道。解放后，随着地主阶级的消灭，粮食分配上的畸形状态也彻底消失了，粮食生产的增长就意味着消费的增长。
旧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是国内粮食严重不足，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每年都有粮食进口。若干沿海城市，主要食用洋米洋面。1933年粮食进口达六十亿斤之多。即使如此，广大劳动人民仍然终年难得一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51年已经做到国内粮食自给，并且还有一部分余粮出口，用以换回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机械设备。尽管我国目前余粮不多，出口数量不大，但是在这样短暂的时期内，由不足一变而为有余，谁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呢？
我国粮食生产飞跃发展和消费状况显著改善，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谬论。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胡说什么中国人口太多“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压力”，预言没有一个政府在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上会得到成功。帝国主义御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断言，粮食的增长决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事实是怎样的呢？我国人口在1949年是五亿四千八百七十七万人，到1957年增加到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八年间共增长19.7％，平均每年增长2％；而同一时期，粮食生产增长71％，平均每年增长7％。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还没有新的统计材料，但可以肯定，这两年粮食生产增长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更多。在铁的事实面前，帝国主义的宣传家显得十分尴尬，近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不得不改变腔调了。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是有了饭吃了，不过他们又说：党和政府给人民饭吃是为了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呀！这些恶毒的诬蔑，面对着我国人民兴高采烈、意气昂扬地从事粮食生产，我国粮食状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事实，再也不能欺骗谁了！
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饭大事已经得到了可靠的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我国目前的粮食产量，同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来说，还是不丰富的。我们的目标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彻底解决粮食问题，要以最丰富的粮食最充分地满足社会的各项需要，更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到这一点。1958年和1959年粮食生产的连续跃进证明，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人民公社的粮食生产是可以高速度发展的。这就为加速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用很久，我国粮食产量一定可以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1967年的指标。到那时候，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上对粮食的需要，距离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伟大目标就更加接近了。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伟大胜利，对于保证人民生活需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大作用
十年来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给粮食的分配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发展生产是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因为归根到底是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生产高度发展了，粮食大大丰富了，社会对粮食的各项需要才能最充分地得到满足。同时，合理分配可以使生产出来的粮食充分发挥效用，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粮食生产的增长赶不上需要的增长的情况下，实行合理的分配去调节粮食的产需矛盾，更具有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一建立，国家即以巨大力量调剂粮食供求，稳定粮食市场。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稳定了波动十二年之久的粮食价格，从而安定了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为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和工矿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也在扩大，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国家担负的供应粮食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生活不断提高，自己消费的口粮逐年增长，牲畜家禽的饲料也逐年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商品粮食的增长赶不上需要的增长的形势。那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私营粮食商业兴风作浪，进行粮食投机活动，更加扩大了商品粮食的供求矛盾，甚至开始影响到粮价的稳定。为了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从1953年秋季起，实行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也就是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它一方面用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统一的粮食市场代替了粮食自由市场；另一方面由国家直接深入到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按照一定的定额和合理的价格，有计划地收购和销售粮食。这样，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为害人民的粮食投机活动，把粮食的分配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从1953年以来，政府每年根据国家供应粮食的需要和粮食生产发展的情况，通过农业税征收实物和粮食统购工作，掌握了大批的粮食。1953—54粮食年度（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征收和统购的总数是八百四十六亿斤（包括大豆，以下同），比1952—53年征收和收购到的粮食五百五十五亿斤增加了二百九十一亿斤。以后各年统购数字随着生产的发展略有上升，1958—59年度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一十三亿斤。从1953—54年度到1958—59年度这六年中间，平均每年征购九百一十四亿斤，占同期粮食平均年产量27％，如果扣除销回农村的部分四百零六亿斤，实际从农村购出来的粮食平均每年五百零八亿斤，占平均年产量的15％。
由于国家掌握了大批粮食，就能保证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保证了人民的体力和健康，使人们干劲十足地进行生产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城镇人口很快地增加起来，1950年全国城镇人口只有六千多万，1953年增加到七千八百万，现在已经是一亿以上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对商品粮食的需要量也增长了。国家供应城镇粮食的数量是十分巨大的。1950年全国城乡粮食零售额不过五百五十五亿斤，1953—54年到1957—58年五年间国家供应城镇的粮食数量，每年平均就有四百二十亿斤，1958—59年增加到五百四十一亿斤。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以分等定量、保证需要为原则，居民的口粮定量标准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劳动的需要规定的，是够吃的。此外，国家对城镇的饮食业用粮、工业用粮（如酿造用粮）和某些饲料用粮也都根据实际需要保证了供应。这样就有力地直接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灾区的粮食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旧中国，无论哪个朝代，凡是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地区，人民总是要流离失所，卖儿弃女，饿殍载道，有的甚至易子而食，景象惨绝人寰。严重的灾情总是要引起生产萎缩、田园荒芜的后果，所以有灾必荒，“灾”“荒”两个字结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方面领导群众大兴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举办各种防灾救灾事业，积极防灾抗灾，从而大大减轻了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灾情发生以后，又以极大的努力，向灾区供应粮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灾区的粮食约有三百亿斤。在1954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水灾，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国家运到灾区的粮食就将近一百亿斤，供应灾区的粮食，都用可能的最快的办法运送到灾民手里。遇有水灾特别严重，交通一时断绝的情况，党和政府还派出飞机大量空投粮食。灾区人民说是“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千年未有的好政府”，称颂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国家支援灾区的粮食，常常是从很远的地方调运来的，全国各地方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把地方的余粮调运出来。例如1956年河北发生大水灾，国家调入河北的救灾粮三十多亿斤，很大部分是从四川调来的，运费自然很高。但国家为了照顾灾民困难，仍按河北当地粮食价格供应灾民，运费由国家赔补。试问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政府呢？由于国家千方百计保证了灾区的粮食供应，再加上灾区人民自己的努力，就完全做到了灾而不荒，使灾区生产仍然能够正常地向前发展。
国家不仅保证了城镇和灾区的粮食供应，而且对三千五百万左右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对大约一千二百万从事林业、牧业、渔业、盐业等生产的人口，以及农村其它缺粮人民，也一直保证了他们所需的粮食。国家供应农村（包括灾区）的粮食数字，从1953—54年到1958—59年的六年间每年平均是四百零六亿斤。这对于保证工业原料的生产和农村多种经济的发展，对于保证农村少数缺粮户的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这里看出，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本质上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购”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配给”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它给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反动统治者的粮食政策是从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以剥削人民为目的的，它给人民带来的是贫困、饥饿和死亡。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新中国的统购统销制度不仅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对促进农业合作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把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利用粮食进行投机的道路堵塞了，在粮食流通这一个重要领域里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削弱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加强了社会主义对农民的影响。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实现私营粮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初期，虽然国家一开始就通过农业税的征收和市场的收购掌握了大批粮食，建立了集中而又相当强大的国营粮食企业，但私营粮食企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1950年私营粮食工商业在全国粮食零售总额中占三分之二左右，在收购总额中占一半左右，在粮食加工业总产值中占78.3％。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它的比重已经逐渐缩小。1953年冬季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营的粮店和粮食加工厂分别成为国家粮食部门的代销店、经销店，和完全接受国家委托加工的工厂。1956年资本主义粮食工商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又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实行了定息制度。私营粮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在改造私营粮食企业的过程中，私营粮食加工厂和粮店的从业人员大多数转为国家粮食企业的工作人员，其他少数人也都得到了国家的妥善安排。
社会主义粮食业在同资本主义粮食业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现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粮食系统已经拥有近百万的职工（包括粮食加工工业的职工），拥有遍布全国城乡的机构；十年中，它还扩建和新建了能够容纳九百多亿斤粮食的仓库和每年能够生产一百一十四亿斤面粉、五百四十亿斤大米的粮食加工厂。这就是说，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体系。新中国的粮食企业是我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廉洁最有效率的粮食企业。这里不仅没有旧中国粮食机关和私营粮食业中专以贪污盗窃、哄抬粮价为能事的“米蛀虫”“粮老虎”，而且不断创造出粮食工作的新成就，其保管损耗之低，调运效率之高，加工成本之廉，以及对消费者服务之周到等等，都是旧中国粮食企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十年来粮食工作保证了人民的粮食需要，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有理由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粮食工作是执行了党的总路线的，粮食战线上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胜利的标志之一。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是粮食分配上的根本原则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提出的从全国六亿多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在过去和目前适用，而且在今后也将长期适用。毛主席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在粮食分配工作中对于毛主席这个指示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深刻。全国六亿多人，每天都要吃饭，才能进行生产劳动和其他正常活动，一天没饭吃就会发生问题，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从六亿多人口出发，而不是只从某一方面某一局部出发，是粮食分配的基本前提。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实行这样的原则，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粮食分配工作能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能够有效地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就是说，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既要照顾城市、工矿区等方面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村缺粮户、经济作物区、渔民、盐民等方面的需要；既要照顾生产者的利益，又要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特别注意这样几点：第一，统购粮食的数量必须适当。统购粮食的数量不能太少，其界限是不能少于国家最低限度的需要；统购的数量也不能太多，其界限是要给农民留下必须的口粮、饲料、种子，不能购“过头粮”。几年来统购粮食（包括农业税征收实物的部分）平均占粮食总产量27％，如前面所说扣除销回农村的部分，实际运出农村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5％。也就是说，留在农村为农民食用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绝大部分，即85％。事实证明这样的比例一般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兼顾了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的。第二，统购粮食的数量要在一定的时期内相对地固定下来，统销粮食的数量要适当控制。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增产粮食，国家对粮食有余的农民按照农民自己民主评定的产量，把征购粮食的数量大体固定下来，几年以内基本不变；对缺粮的农民每年确定一个固定的供应数量。如果农民受灾减产，要相应的减少统购数量或者增加统销数量；农民增产的部分只购40％，其余60％留归农民自行处理。这就是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这样农民增产越多，自己留用的粮食就越多，既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增加民间储备。这种办法自从1955年实行以来，大受农民欢迎，国家也有了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粮食统购数量相对地固定下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粮食销量，就成为保持国家粮食收支平衡的决定条件。因此，国家1955年在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办法的同时，在城镇也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有效的控制了城乡的粮食销量，从这个办法实行之后，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减少了浪费粮食的现象。第三，粮食的供应要恰当地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从1953—54年到1958—59年，国家销售的粮食情况大体是：供应农村缺粮户的粮食（包括经济作物区、灾区和一般农村的少数缺粮户）占46％，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包括饮食业用粮和一小部分工业用粮）占49％，出口粮占5％（出口粮食占粮食产量1％多一些）。这个比例对于过去几年的情况一般是适合的。当然，今后供应农村缺粮户的部分要随着粮食生产的提高和缺粮户的减少而逐渐缩小；供应城市的部分要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而逐渐扩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某些国内还不能生产或充分供应的设备和原料、材料的需要也随着增加，需要一定的外汇，同时也为了满足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的需求，出口粮食也要有适当的增加。这些都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而定。第四，粮食的收购和供应都要坚持等价交换、公平合理的原则。我国的粮食统购统销价格，是以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前粮食自由市场的收购价格和零售价格为基础规定的。在实行统购统销以来的六年中，统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1％，其中主要是适当提高了边远地区、山区、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粮食收购价格，对增加农民收益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粮食销售价格则是完全稳定的，消费者为粮价的波动而时刻担忧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国家又取消了粮食的季节差价，因此粮价春贵秋贱的不合理现象没有了。农村粮食销售价格同购进价格的差额一直维持在8％左右，这个差额只包括必要的经营管理费和少量税金（旧中国粮食商人为牟取暴利，购销差价往往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甚至百分之几百）。总之，在粮食统购的数量上，在粮食统销的安排上，在粮食价格上，处处要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的粮食工作所以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
在粮食分配工作中，国家不仅要对商品粮食进行有计划的分配，并且要对农民的粮食消费，进行积极的指导。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所有者，又是消费粮食最多的粮食消费者，他们粮食消费是否安排得好，对国家的粮食购销具有很大的影响。过去几年，粮食发生问题往往是在农村，解决问题往往也在农村。帮助农民安排好粮食消费，是粮食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关键。
在粮食分配工作中，还必须作到瞻前顾后、以丰补歉。这就是说，粮食的消费应当细水长流，留有余地，提倡节约，增加储备。大家知道，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不能完全避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粮食生产有时还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造成丰歉不平衡的现象。由于我国领土广阔，即使在全国说来是丰收的年头，也总有一小部分地区受灾。如果丰收的地区消费的过多，歉收地区的粮食供应就会受到影响；丰收的时候如果消费多了，歉收的时候就会感到困难。因此，在丰收的年头和丰收的地区，国家应当适当的多购少销，增加储备，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每年增产的粮食应当尽量用于增加必要的储备，用于增加饲料。这样才能把国家、公社和农民的必要的粮食储备逐步建立起来；才能把畜牧饲养业迅速发展起来，增加肉食和肥料，促进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的发展。十年来，我们在城乡居民中提倡粮食节约，指导广大人民有计划地消费粮食，特别是着重安排农村统销工作，帮助农民作出用粮计划；并且从秋收一下来就抓紧节约，秋冬抓紧节约，第二年春夏日子就好过，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经验。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这就是要求我们勤俭过日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毛主席告诉我们，在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我们粮食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这种思想。在战略上，我们完全有信心迅速增加生产，经过努力，使粮食极大的丰富起来；在战术上，在实际工作中，则必须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不浪费一粒粮食；必须在增产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努力多购一些，适当控制销量，尽量增加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六亿多人民的粮食需要，才符合六亿多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行政治挂帅，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大搞群众运动是粮食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要保证粮食工作的胜利，必须以政治为统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持党的总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粮食政策，不断同资本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粮食问题是攸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粮食问题从来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战线上是反映得极其深刻、广泛而尖锐的，粮食问题常常成为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是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无不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一切对社会主义道路有所动摇的人，也经常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发生摇摆。这种情况说明了粮食战线上的政治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放松的。
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新中国建立后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小农经济自发势力和自由市场同国家的计划经济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在1953年和1955年两次紧张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了。1953年，正当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城乡资本主义力量勾结起来，以拒售余粮，制造黑市，破坏国家收购等方式，扩大粮食的供求矛盾，制造粮食困难，企图阻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指出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在粮食问题上的集中反映；因此，断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坚决地从粮食流通领域中把资本主义因素排除出去，并且发动全党在全国人民中间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启发和引导农民自觉地摒弃资本主义道路，遏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广大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坚决支持党的粮食政策，打击了城乡粮食投机分子。这样，不仅克服了当时的粮食困难，而且把粮食的分配纳入了社会主义的计划轨道。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食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未结束。当时除了资本主义的富农经济以外，广大个体农民还没有经过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富裕中农仍然有恢复自由市场的活动。1955年春季，某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闹粮风潮，主要就是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这种小私有者的心理引起来的。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乘机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另外一小部分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的人也摇摆不定，随声附和。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粮食问题的性质，指出要不要统购统销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肯定必须坚持粮食统购统销；同时也指出粮食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决定在农村中把每年规定统购任务的办法改为粮食“三定”的办法，在城市中把凭证供应的办法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办法。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1955年在全国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教育运动。这样，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不仅很快地改善了粮食局势，而且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进一步发展了。
1956年，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国内市场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那么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没有。斗争还在继续着。在所有制问题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之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存在着长期的、反复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十分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粮食战线上来。1957年和1959年的两次斗争就是明显的例证。1957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作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叫嚣什么“统购统销搞糟了”“购得太多了，销得太少了”，企图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领导全国农民开展了一次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办法，帮助农民认清了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经过这场辩论，农民进一步认识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不仅迅速的完成了国家的粮食统购任务，而且鼓足了冲天的干劲，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在那样特大丰收的情况下过日子的经验，在秋收以后浪费了一些粮食。在一小部分灾情特别严重的地方，今年春天一度出现过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些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但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们非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非难人民公社和非难大跃进中，又企图利用这件事情作文章。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保卫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统一了对粮食问题的认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总结了在新的形势下怎样过好日子的经验，号召“农村各人民公社要普遍注意把粮食管好、用好，对粮食、薯类、瓜菜、饲料、燃料等的生产和消费，要根据有备无患、细水长流的精神，作好长时期的统筹安排”。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这个号召已经为全国广大农民所接受。这样，就使整个粮食工作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样一条道理：政治能够出粮食。政治挂帅可以使农民鼓足干劲，增加粮食生产；也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做好各方面的供应工作。粮食工作首先是一项政治工作。某些人认为“政治不能出粮食”的观点早已被事实驳倒了。
十年来，粮食征购任务都是靠大搞群众运动来完成的。这种群众运动以向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在粮食分配方面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以最好地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目的。而总起来讲，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群众运动首先是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去武装和发动群众，然后领导群众去战胜资本主义的损人利己思想和小农经济的狭隘自私思想。粮食战线上不是只在两条道路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如1953年、1955年和1957年，才大搞群众运动；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每年夏秋两季在农村征购粮食和安排统销也都是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发动亿万农民大搞群众运动。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党和政府以农村的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坚决依靠贫农和由贫农上升的下中农，通过他们向广大农民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每次运动中，不仅向广大农民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使国家的粮食政策为广大农民所掌握，并且不断集中农民的正确意见和要求，补充和修改国家的政策措施，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办法就是在充分集中农民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历次宣传粮食政策又都是同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宣传工农联盟相结合的，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通过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等办法反复地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启发农民自觉地改造思想，积极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粮食的交售任务。所以，粮食战线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群众立社会主义、破资本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是农民群众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积极交售粮食，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这样，国家就不仅取得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需的粮食，并且巩固地团结了农民，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和发展。
在城镇中，无论贯彻粮食计划供应、定量供应办法和整顿统销，也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在运动中，一方面对市镇居民进行粮食统销政策的教育，一方面对市镇居民进行巩固工农联盟和反对浪费、节约粮食的思想教育。把粮食统销同工农联盟紧密连系在一起，通过这个思想教育运动使粮食计划供应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上亿城镇居民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地遵守粮食统销制度。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业务工作极为繁重。诸如在农村产量的核实，购销定额的计算和核定，粮食入库、加工和集运，以及核定城镇居民的口粮定量等级等等，无不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突击完成。这样繁重的业务工作，单靠粮食部门的职工是不够的。因此，除了在粮食部门百万职工中大搞群众运动外，还必须依靠亿万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去完成。把粮食部门百万职工的群众运动同亿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整个粮食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几年来实践证明，粮食战线的群众运动不仅贯彻执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解决了大大小小的业务问题，并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大搞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条真理，在粮食战线上反映得极为鲜明。这是粮食战线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光荣地度过了第一个十年，跨入了第二个十年，回顾过去，我们为已经获得的辉煌成就而欢欣鼓舞；瞻望未来，我们为灿烂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感到无限的自豪。我们深知未来的任务仍然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更充分发挥的过程中，在大跃进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深信，粮食战线在新的十年中，一定能同其它战线一样，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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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进的十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 赛福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解放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全国以及自治区取得了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
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造成新疆地区社会生产停滞，经济文化落后，各民族间互相歧视隔阂很深。解放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统治，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使新疆地区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社会面貌改变了，半封建的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境地，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各民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团结友爱，亲密合作，互学互助。现在，自治区各族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起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英勇迈进。
十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指导下，自治区进行了许多巨大的革命工作，并按不断革命的精神，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深入的群众运动。
解放以后，自治区大力进行了土地改革，把七百四十二万多亩土地和大量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分给一百九十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消灭了封建势力。随即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1956年社会主义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58年在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的基础上，全疆农业区和牧业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了四百五十一个人民公社。这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群众运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教育了各族人民，提高了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这就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结合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根据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依照新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和特点，积极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和区内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全区共建立了自治州五个、自治县六个。区域自治的实现，使新疆各少数民族人民实现了对本民族地区事务处理的当家作主，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自治区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动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央的领导、扶助和各省、市的支援下，自治区积极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广泛地开展了生产运动和文化技术革命运动。我们超额完成了自治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顺利地进行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8年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自治区各族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奋勇前进，因而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全面大跃进。解放前，全区只有十四个设备陈旧的小型工厂，现在已建起一千一百六十六个现代化的大工厂，若加上县办和人民公社办的中、小型工业，全区已有一万八千五百多个工矿企业单位。工农业总产值，以1958年同1949年相比，增长了三点二七倍，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7.90％增加到40.76％。在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扩大到三千六百一十七万亩，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一点九倍，每人平均有粮食从1949年四百四十七斤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五斤以上；棉花产量增加了十一倍还多。牲畜比1949年增长了87％，比解放前牲畜最多的1942年增加44.17％。随着工农牧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交通、运输、邮电、商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迅速。高等院校已由解放前一所增加到八所，中学由二十所增加到六百二十八所，小学由一千三百三十五所增加到三千九百五十二所，大中小学学生比解放前增加了三点二倍，医药卫生单位增加了二十一点六倍，中西医师人员增加了二十八点三倍。许多危害人民生命的疾病已被消灭或被基本控制。社会主义的工农牧业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巨大发展，大大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居民的平均收入已比解放前提高了三倍以上。
十年来，我们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所积累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回顾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很好地总结十年来的经验，这对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加速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飞跃发展的十年里，我们有如下的体会：
一、少数民族地区要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经验证明：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乃是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十年来，我们党为了彻底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民族团结的政策教育，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的教育，并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解放后初期，大民族主义成为妨害民族团结的倾向时，党即作出决议，坚决开展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斗争，纠正了这一倾向。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妨害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倾向时，党立即开展了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教育了广大干部，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从几年的经验看，克服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必须经常地反复不懈地向各族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防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滋长。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进行得愈深入，愈能提高干部的觉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自治区解放后，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经过充分准备、调查研究和同有关民族人士反复协商后，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几年来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和各族人民的愿望的。忽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特点，忽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积极作用是不对的。有一个时期，少数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机，反对民族区域自治，叫嚣搞独立共和国，搞民族分离，企图脱离祖国，这是极其反动的。对这种反动的思想已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进行了坚决批判和纠正。
二、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而稳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少数民族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建立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经过的道路。自治区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在1953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自治区在解决民主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步骤和全国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依据中央的指示，充分注意了新疆地区的民族、宗教以及工作基础等方面的特点，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步骤。同时，认真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我们根据民族宗教等特点，在土地改革中，保护了一些上层民主人士过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讲明和平改造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另方面，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和全国经验大力发动群众，广泛展开群众运动。经验证明：通过群众运动，可以使改革工作搞深搞透，可以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鼓舞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安排上，我们坚持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方针。在工作进行中，凡是有条件加快速度的就积极加快速度；暂时没有条件进行的，就不勉强进行，不勉强追求速度，而大力创造条件，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在开展各项改革运动中，我们紧紧抓住了促进生产发展这个中心环节，运动中的每一措施，每一工作步骤，都密切地同生产结合，因此各项运动大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畜牧业在自治区国民经济中占比重较大，因此，我们在牧区进行改革采取了更加慎重稳妥的步骤。在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几年内，我们实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并在生产上采取各种措施，大力促进牧业的增产。在1956年到1958年间，对牧主经济和牧民个体经济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8年秋后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对牧主经济的改造，我们采取了购买政策，组织公私合营牧场，牧主的牲畜折股入场，按股分红。人民公社化后转为折价定息，并吸收牧主参加场内适当的工作；然后经过适当时间，逐步地将公私合营牧场转为国营牧场。对牧民个体经济的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办法，牲畜折股入社，按劳畜比例分益，然后转为折价入社；同时在生产资料处理上也较农业区宽一些。这样作是切合牧区实际情况的，因而取得了各族牧民的拥护，顺利地完成了畜牧业的改造，防止了牲畜的破坏和损失，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大发展。
三、在实现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自治区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中心任务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集中一切力量，力争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自治区党委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并根据自治区的资源条件，提出了把自治区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钢铁、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纺织、制糖等等工业基地和植棉基地。在农业方面，提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同时并举，发展粮食生产和发展棉花生产同时并举，发展农业和发展畜牧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上述方针政策中，广泛发动了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特别是去年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加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从而使自治区的面貌一新，同时为今年的继续跃进以及今后的继续跃进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去年的生产同前年比较，铁增长了九点五倍，其中洋铁增长了78.2％，钢增长了一点四倍，其中洋钢增长了78.6％，煤增长了221.1％，机械制造增长了184％，耕地扩大了19.4％，粮食增长了47.5％，棉花增长了18.9％。1959年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坚持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方针，正在继续跃进。事实证明，党的总路线是促进生产大发展的动力。没有党的总路线，要取得去年的全面大跃进和今年的继续跃进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后要继续实现跃进，必须毫不松懈地努力坚持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事实又证明，自治区党委所确定的要将新疆建设成为祖国工业、植棉基地之一和几个并举的方针是必要和正确的。这些方针同去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结合起来，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自治区的钢铁基地已经粗具规模。1957年产铁一万七千二百三十吨，产钢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吨，1958年产铁十八万多吨（其中洋铁三万多吨），产钢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九吨（其中洋钢二万六千多吨），今年预计可产铁十八万吨，产钢六万到七万吨；石油、煤炭、机械、纺织等工业均有巨大发展。在农业方面，去年一年即开荒四百七十五万亩，预计今年可开荒五百万亩，单位面积产量，1958年比1957年提高了31.4％，预计今年将比去年提高11.9％；在发展粮食作物的同时，积极发展了植棉， 1958年和1957年相比，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12.3％，植棉面积扩大了7.7％，今年比去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10.9％，植棉面积扩大了18.9％；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畜牧业也获得了迅速的增产。
四、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事业，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有党中央和国家的领导和支援，必须有汉族人民的帮助，必须有内地省、市的协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文化事业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是与党中央和国家的领导和支援、与汉族人民的帮助、与内地省、市的协助分不开的。十年来，中央给自治区派来了各方面的工作干部，拨来了大批的建设资金和物资，在自治区兴办了大批的工业，并在劳力方面和技术方面给了巨大支援。从1950年到1958年自治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二十五亿零七百万元，其中国家投资即达十八亿四千四百万元。另外，中央对发展新疆农牧业和工商业的贷款，历年累积达到一百三十九亿八千万元。新疆解放后，历年来财政上都有赤字，中央给予了四亿七千多万元的财政补助，使新疆逐年减少了赤字，达到收支平衡。此外，在物资方面的支援也是极其巨大的。这些援助大大增强了自治区的建设力量，减轻了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困难，大大加快了自治区的建设速度，同时也更加增强了自治区各族人民与祖国大家庭中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五、在进行一切改革和一切建设中，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鼓舞各族人民奋勇前进战胜困难的伟大力量，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远在盛世才反动统治时期，党中央即派来了陈潭秋、毛泽民等革命领导干部，在新疆地区传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撒布了红色的种子，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而新疆的革命运动随着全国人民革命运动得到新的发展，在新疆爆发的三区革命，就是例证。十年来，党领导各族人民解放了新疆，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党根据每一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方针和政策，密切团结各族群众，指导各族群众前进。党十分重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从新疆解放开始，就不断地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理论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从政策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了民族团结。党在进行各项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积极建立和发展了党和团的组织，培养了大批的本地民族干部。现在全区已建立党支部八千九百八十二个，党员十三万余人，其中本地民族党员占47.3％，建立团支部一万零二百八十个，团员二十二万余人，其中本地民族团员占50％多。培养和提拔的民族干部七万二千多人。这些干部已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开展各项运动中，党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民族、宗教、工商、科学、技术各界民主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没有党的领导，要取得如此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不可能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年来的发展，证明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求得解放、发展和繁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我们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当前，新疆各族人民的任务就是继续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祖国的统一，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跃进；积极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反右倾、鼓干劲，全面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为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为明年的建设事业继续大跃进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