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工业中的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曹荻秋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工业方面贯彻执行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的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工业生产中的具体运用。只有把这两方面正确的结合起来,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经过恢复时期,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备。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管理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经有一个时期,有某些工厂企业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过多地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集中管理,忽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特别是有些大型企业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工厂企业技术性强、分工精细、组织复杂,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集中管理,不适宜于轰轰烈烈地大搞群众运动,以致造成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企业的局面,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扬,工厂企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经过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这种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变。绝大部分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对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在实际工作中有了比较好的结合。他们既注意了加强集中领导,又注意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而促使蕴藏在广大职工群众中的无穷无尽的生产热情像火山喷发一样地涌现出来,广大职工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热潮。1958年伟大的生产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不仅目标明确、力量集中,而且声势浩大、规模广阔,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猛烈地冲击着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上不断创造出新的纪录,在技术上不断涌现惊人的革新和创造发明,取得了1958年工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我国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1959年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了群众运动,并已经和正在取得继续跃进的成果。这充分证明了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为什么集中领导必须与大搞群众运动正确的结合起来,才能使工业生产高速度的发展呢?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工作方法,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通过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根据这条原则而提出的。我党三十八年的斗争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在民主革命战争中我们坚持了这个路线,壮大了革命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必须坚持这条路线,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地位,他们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他们与领导者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并不存在什么利益的冲突。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目的。我们党在任何时期的方针政策都是群众要求的反映,它是从群众中来,并代表着群众的利益的。正因为党与群众的利益有这样的一致性,所以,我们才能把广大群众组织到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武装的斗争中去,并取得这些斗争的胜利。
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无例外地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工厂企业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场所,尤其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只有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毛主席告诉我们,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里,职工群众既然是企业的主人,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不能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工厂企业的党的组织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人,只坐在办公室里听取汇报,发布命令,或者只依靠少数专家,不依靠群众,不倾听群众意见,不把群众当作企业的主人,发生问题不同群众商量,却能把事情办好的。实践证明:去年我们普遍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种试验田,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与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遇事与群众商量,并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改善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这些对于鼓舞群众的干劲,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8年所完成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解放以来任何一年,是与去年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分不开的。
我们进行的任何群众运动,都是为一定政治经济目的服务的。我们工厂企业的群众运动也不例外。去年我们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就是为了实现以钢为纲带动其他工作全面跃进的目的;今年我们开展的以高产优质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就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完成产量、质量、成本指标的目的;去年和今年我们所展开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就是要通过不断改革工艺过程、改革生产工具和操作方法、改进设备与改进产品设计来达到减少工时、减少物化劳动的消耗、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党的集中领导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构成部分
但是,要把绝大多数群众组织到运动中来,向一个目标前进,实现我们预期的目的,只有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党的集中领导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在一定时期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意志、愿望与要求,制定出一套适合群众要求的方针政策,然后把这套方针政策再拿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由于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所以,它就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57年党中央提出了十五年内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1958年党中央又发出了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因为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反映了群众要求,因而它们就成为去年我们能够搞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原动力。它们就能够打动每个热望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职工群众的心弦,就能够启发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从而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特别是攻击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说成是“轰”起来的,仿佛是由于强迫命令,而不是出于群众的自觉,等等,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除了那些把群众当作“阿斗”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谁都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党的集中领导;如果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并不反映群众的要求;如果群众不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下,在党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启发了高度的自觉性,怎么可能形成去年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又怎么可能得到那样空前的伟大的成绩!因此,这就更可以看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去年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显然是恶毒的攻击。
党的集中领导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党如何及时而正确地集中群众在运动中所取得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加以总结,转而用以促进运动顺利而健康地深入开展。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一经充分发动起来,就必然会出现许多创造发明,对这些创造发明,需要党及时地把它总结起来加以推广;任何时候在群众中都会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差别。发动群众,不只是发动先进的,而更重要的是要把落后状态的人也发动起来,才能把运动由少数群众参加的变为绝大多数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去年党在大搞群众运动中采取了抓两头带中间,召开现场会议,组织评比检查,这些就促使先进的更加先进,落后的也能赶上并超过先进,形成了你追我赶的热潮,把运动逐步提高起来。同时,在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缺点,对这些缺点,需要党领导群众及时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及时加以克服。去年党在大搞群众运动中提出了敢想敢说敢做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苦战与休整相结合,抓生产又要抓生活,这一系列的带方针、政策性的问题的提出,正是党及时地总结了去年大搞群众运动中的正面和反面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是党对待群众运动采取的十分正确的态度,这也就完全证明:只有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才可能这样及时地正确地总结出群众的经验;也只有在党的集中领导下,才能够把群众的经验用来促进工业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对待群众运动完全持不同的态度,他们不是积极热情的去支持群众运动,而是站在群众运动旁边指手划脚,他们只注意群众运动中某些局部的暂时性的缺点,并且加以夸大,看不到群众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乃是主要的这个事实;显然,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观点去总结经验,那就一定是向群众泼冷水,泄群众的气,阻挠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最后只能是取消群众运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集中领导才能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愈深入就愈需要加强集中领导。有了集中领导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对工业企业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没有集中领导的群众运动就会变为盲目自流,而运动也不可能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放弃了集中领导,那就必然变为群众的尾巴。这是不符合我们大搞群众运动的目的和要求的。
必须明确:党的集中领导本身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构成部分,没有党的集中领导,也就谈不到党的群众路线。我们所说的党的集中领导,是建立在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的,是有群众基础的,因而,它就能够真正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生产上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把集中领导同党的群众路线割裂开来,以为强调了党的集中领导,就可以不去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反映群众的要求,而只是用不适合生产发展的一套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去限制群众,这是对党的集中领导的一种严重的曲解,这样的集中领导就必然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使领导脱离群众,使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必须结合起来,只有结合了起来才能促进生产高速度的发展。
由此可知,党的集中领导不仅不与大搞群众运动相对立,而且是大搞群众运动所必需,任何企图把党的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去年以来,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也有些同志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虽不同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他们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他们对去年在大搞群众运动中暂时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秩序,破坏了旧的平衡有意见,对规章制度的改革也有不同看法;对工业生产大搞群众运动有怀疑,对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集中管理那一套的管理办法有留恋,总是想回到老路上去。这是不相信群众,否定党的群众路线的错误表现,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那种认为集中领导就不能大搞群众运动,要大搞群众运动就不能集中领导的错误说法。前者的错误根源在于不相信群众,后者的根源在于把集中领导当作了限制群众的东西。那种不要群众的集中领导是我们所反对的集中领导,那种认为集中领导就不能大搞群众运动,把集中领导当作是约束群众的东西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利于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需要解决的三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目前在工厂企业里关于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的关系上尚有若干带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大搞群众运动、才有利于生产的继续跃进。
第一,坚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企业里,所谓集中领导主要集中于党委的领导,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委是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是工厂企业领导的核心,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也是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有了党的集中领导,就可以调动和组织各方面力量去更好地发动与组织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但是,实行党委的集中领导,并不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都由党委来包办。集中领导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必须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的作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行政的作用。工矿企业的行政工作是由厂长负责的。一切行政事务应该由厂长统一指挥,这样,才不致于使党的领导陷入日常的繁琐事务中去,才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否则,就会削弱党的领导,造成生产上无人负责的现象。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实行党委与行政的适当分工,这对于搞好生产,充分发动群众都是有利的。
第二,正确处理企业管理与大搞群众运动的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是具有复杂技术的现代化企业,这样的企业像一个大型的交响乐队一样需要有统一的指挥来统一全厂的意志、全厂的行动,以保证生产有秩序地正常进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企业管理上就要有集中管理,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规章制度、管理方法和组织机构。如何看待这些组织制度,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比如拿规章制度来说,一种把规章制度当成不可改变的东西,单纯地把它当作指挥群众进行生产并管理群众的武器。因而把它看作与大搞群众运动是有矛盾的东西。规章制度与大搞群众运动有没有矛盾?从某种意义说,有矛盾又没有矛盾。我们社会主义工厂企业建立规章制度的目的在于更好更全面地完成生产任务和保证生产有秩序地进行,并有利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如果我们所建立的规章制度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真实地反映了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是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那就不但不会妨碍群众运动的开展,而且是有利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的。这样,规章制度与大搞群众运动就没有矛盾。但是,规章制度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根据群众实践所提出来的要求,加以修正、改变。这就必然出现有破有立。如果某些过时的规章制度该破不破,那就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群众运动的开展,就会产生矛盾。去年在大搞群众运动中经过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对规章制度进行了又破又立,对组织机构作了些改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生产和群众的要求的。所以,规章制度与大搞群众运动有矛盾但又是统一的。问题在于企业的领导人要善于及时认识在生产上所发生的新变化,认识当群众在技术上来一次较大的革新的时候,必然对旧的规章制度提出作某些改变的要求。如果坚持不变,过时的规章制度,就会和发展生产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生矛盾。如果作了相应的改变,这种矛盾就可以解决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另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把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当作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是单纯用来管人的,当作是与群众运动绝对对立的东西,因而主张要大搞群众运动就不能再要什么规章制度。这种对规章制度一概否定的取消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行事,必然造成否定集中管理,抛弃统一指挥,造成生产上的混乱,无法更好更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以上这两种把规章制度当作与群众运动对立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实践证明:去年在大搞群众运动中我们对企业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又破又立,应该肯定许多是破得正确的,促成了去年的大跃进。缺点是有的破得多了一些,有的破得不够恰当。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大规模群众运动中难以避免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一经注意,领导上一抓,是容易克服的。但是,那些具有右倾观点,认为规章制度不可改变的人,却夸大了这些缺点,他们好像理由十分充足似的来否定规章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不加分别地要恢复已经破了的规章制度。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必须分别对待,破得对的必须肯定,破而未立的应该迅速立起来,不该破而破了的应该迅速恢复起来。这样做,才能既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又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最大的危险是不加区别地要恢复一切已破的规章制度。
第三,把行政管理工作方法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密切结合起来。在工厂企业里,仅仅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保证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的任务。工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行政管理工作方法。这种管理方法在工厂企业中是不可少的,是非要不可的。有了它就可以较系统地研究工厂情况,制定工厂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组织原材料供应,检验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生产,厉行成本核算,以及其他有关生产的许多工作。这样就可以把生产工作安排得更细致、更踏实、更全面。但是,有的同志把这种方法当作唯一的,好像工厂只有依靠这种方法才能搞好生产,因而他们只靠少数人制定计划,安排生产,不愿把计划交给群众讨论,即使交给群众讨论也是走过场。他们这样做的根源是不相信群众,怕计划与群众见面以后会把事情搞“乱”,会增加麻烦。他们习惯于坐办公室发号施令。把行政管理工作方法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单纯依靠行政管理方法。单纯依靠这个方法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应该把行政管理工作方法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把生产工作建立在群众管理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挖掘生产潜力,使生产力高速度的发展。行政工作方法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虽然是不同的,但不是不可结合的。而且是很容易结合的,只要企业的领导人有牢固的群众观点,认真相信群众,把生产计划、完成生产计划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向群众交代清楚,并发动群众讨论,要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修订计划,提出措施方案,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依靠群众来解决生产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只要认真地做到这些,行政管理工作方法就自然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结合了起来。这两种方法一经结合,它们在推动生产上就将产生巨大的作用。所以,在工作方法上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把行政管理工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方法对生产是不利的,同样,只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行政管理工作方法一概否定也会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问题还是今后我们工厂企业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我们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领导工业生产,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具体运用。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今后还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充实它的内容。实践证明,那些强调工业特殊认为不能大搞群众运动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些把党的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一切攻击都是不值一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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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实·鼓劲·跃进
晴明
计划落实,就是要求计划合乎客观实际,落在既先进又可靠的基础上。落实,是为了更好地鼓足群众的干劲,实现继续跃进。因为落实的计划,一方面具有先进性,需要跳一跳甚至爬上树才能把跃进的果子摘下来,这就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鼓足群众的干劲;另方面它又是切实可靠的计划,只要鼓足干劲,经过千方百计地努力就完全能够实现。在这种计划指导下,群众就越干越有成效,越干信心越足,越干劲头越大,就能经常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为实现先进指标而英勇奋战。如果计划不落实,或则过高,或则过低,都不利于鼓足群众的干劲。因为过高的计划,超越了客观现实可能性,虽然经过很大努力也不能实现,结果将会损害群众的积极性;过低的计划,“伸手可及”,“垂手可得”,必然松懈群众的斗志,不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实现继续跃进。所以,我们提倡计划落实,既要把过低的指标适当地提高,也必须把过高的指标适当地降低,以达到既先进又可靠,既是落实的计划,又是鼓足干劲,实现跃进的计划。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根据新的情况,对今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作了适当地调整。调整后的指标:钢产量为一千二百万吨,比去年实绩(洋钢)增长50%;煤产量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去年实绩增长24%;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比去年各增产10%左右。显然,这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同时也是合乎实际的、经过努力完全能够实现的计划。它是处理计划落实问题的范例。由此可见,计划落实与鼓足干劲、实现跃进三者是统一的。
有右倾思想的人,错误地看待落实的问题,把落实与鼓干劲对立起来,与跃进对立起来。他们不讲先进,只讲所谓“可靠”,实际上是把落实曲解为落后,把落实变成落后的同义语。这种人在制订或修订计划的时候,只向后看,不向前看,把过去已经实现的生产任务,简单地拿来作为计划指标,甚至把计划压在已达到的水平之下,踏步不前,甚至后退;他们畏难苟安,遇到了困难不是发动群众想办法、找窍门、挖潜力,千方百计地战胜困难,而是叫喊困难,唉声叹气,消极地依赖等待;他们只见物不见人,只计算物质条件的可能性,不计算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只算死账,不算活账,本来有许多潜力可挖,他说潜力已挖光了,如果上级布置新的生产任务,他就强调:要增加任务,就要增加设备、材料和人力,否则就是不落实,任务就无法完成。总之,他们认为:计划落实就是指标越低越好,就是不再需要苦干了,不再需要鼓足干劲了,不再跃进了。这样做,他们还美其名为“从实际出发”呢!这种人不仅自己干劲不足,向困难屈服,而且散布消极悲观情绪,给群众泼冷水,松群众的劲,泄群众的气。
显然,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同党的总路线背道而驰的,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是松劲疲塌,甘居下游;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冷冷清清;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这种人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以形而上学的那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拣到封皮就是信”“抓住尾巴就是牛”。他们所讲的“从实际出发”,其实正是脱离了实际。不是吗?计划指标重复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就抹去了随着事物的发展所带来的许多有利条件吗?仅仅从现有物质条件出发,不就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吗?实际,应当既看到物的因素,也看到人的因素,既重视客观条件,更重视主观条件。“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动力。”(刘少奇语)机器是由人来制造和发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经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物质条件,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另方面可以创造新的物质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化困难为胜利。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说:“工人、劳动者是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可见,人的作用正是一切实际中最大最重要的实际。而“只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能叫“从实际出发”吗?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种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和将来,只抓住已经过时的实际(已达到的生产水平),不抓正在运动、发展、变化、前进着的实际,不正是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而脱离了实际吗?落实,应当落先进之实,落群众力量之实,落鼓足干劲之实。既要考虑物质条件,也必须充分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既要考虑已达到的水平,也必须充分估计新的有利条件;既要看到现有的实际情况,也要面向将来,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情况。只有这样,对客观情况进行全面地考察,把指标奠定在既先进又可靠的基础上,符合或接近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才是真正的落实。真正的从实际出发。目前,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所处的形势,是继续跃进的形势,我们面前是一片光明,困难只是局部的、暂时的,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方面,而本质的主流的方面是有利形势和战胜困难的因素。从而坚决地批判与克服右倾思想和情绪,鼓足干劲,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实现继续跃进。
落实、鼓劲、跃进,三者是互相联系的。计划落实,就能够进一步鼓足群众干劲,经常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干劲愈足,也就能更快更好地实现跃进指标,获得丰硕的跃进果实。这中间,干劲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缺乏干劲,就不可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行科学分析,使计划符合或接近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订出可能实现的先进指标,达到计划的真正落实;而落实的计划,也还只是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仍然决定于鼓足干劲去干,如缺乏干劲,在实现计划的过程中畏难退却,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也就不可能达到跃进的目的。所以,人们的干劲是极其可贵的,有了干劲,就有钻劲,就有苦干和巧干的结合。干劲出先进指标和措施,干劲出跃进果实。任何时候都要鼓足干劲。右倾思想和情绪是鼓足干劲的对立物。我们必须反掉右倾,鼓足干劲。
(原载10月18日“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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