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更高地举起列宁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战斗旗帜
——纪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五十周年
孙定国
列宁的哲学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来就被公认为是一部批判主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理论宝库。我们党和中国学术界十分珍视列宁的这部巨著。在1925—1927年的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极度疯狂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在1930年，此书即译成中文。以后在1932年、1946年、1948年陆续又有过新的译本出版。1957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作为“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又重新译出了这部著作。根据人民出版社不完全的统计，仅在1953年到1957年的四年中间，列宁这一著作在我国就销行了四十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六册。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以及理论工作者都高度重视这部著作。凡是在党校学习过的省市委书记一级和地委书记一级的干部，都认真地研究过它。
从列宁这部哲学巨著出版到现在，整整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的旧世界走向崩溃灭亡，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走向繁荣兴盛的时代；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愈益破产，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愈益深入人心的时代。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深刻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越是把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引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唯心主义，就越是为维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利益进行着垂死的挣扎。那些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深恐无产阶级掌握了马列主义哲学这个精神武器，因而想尽方法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去年9月12日至18日，在威尼斯哲学代表大会上，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进行的歪曲和诽谤的活动，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目前我国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同样在哲学思想上暴露出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世界观的反动性。历史说明：政治斗争越尖锐，哲学斗争也越激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总是经常地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有形、无形、直接、间接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1908年，当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的时候，俄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今天，我们纪念这一著作出版的五十周年，正是处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新时期，这就不能不引导我们来回忆这半个世纪在大半个地球上革命战胜反革命的斗争历史，以及在思想领域中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历史。我们应该从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进一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来武装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党的干部。
列宁这部哲学巨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统一的党性原则的典范
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沙皇右派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反革命联盟，他们不但把斯托雷平的绞架布满了全俄国，而且在思想战线上掀起了诽谤和讨伐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革命的同路人瓦解腐化了，而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如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之流，也企图以马赫主义哲学来修正和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反革命势力效劳。在这个革命与反革命搏斗的严重关头，哲学上的争论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俄国革命的命运。为了拯救俄国革命，就不能不首先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了孤立和击败反革命势力，就不能不彻底批判反动的马赫主义哲学。后来列宁在“我们的取消派”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对于当时哲学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概括：“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马赫主义这个变相的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在我们看到‘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时期，‘下面’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卓越作用，就在于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举着无畏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红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马赫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党性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粉碎各种敌对思想体系起着卓越的指导作用。
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者不但把旧中国当做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的好场所，而且还当做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输出和倾销的好场所。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立刻遭受到各种唯心主义流派的夹攻。中国马赫主义者在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竭力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扮着重要的脚色。
中国马赫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帝国主义最忠实的奴才胡适。胡适所崇奉的，正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经加以抨击过的、在美国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赫主义的变种——实用主义。还在我党成立之前，实用主义者胡适就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过一番搏斗。为了歌颂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10月15日同时写成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论文。1919年他又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就激怒了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胡适。胡适在1919年7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胡适为了这个反动目的，还搬了他的美国老师杜威来中国“讲学”，杜威在中国走遍了辽宁、河北、山东、广东等十省，为时达二年之久。杜威在北京所做的“五大讲演”中，集中传播了美国实用主义者皮耳士、詹姆士从贝克莱、马赫一脉衍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并突出的介绍了所谓现代的三大哲学家：美国的詹姆士、法国的柏格森和英国的罗素。胡适为了欢迎他这位老师来中国，先写了“实验主义”一文广为招徕，而在杜威走时又写了“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大肆宣扬。胡适和杜威在1918年、1919年合唱的这幕双簧戏，是马赫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序幕。他们为美国的实用主义，也就是为贝克莱、马赫、阿万那留斯的主观唯心主义在中国开辟了新的市场。马赫主义通过胡适在旧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各领域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马赫主义的另一变种新实在论，在1920年随着英国罗素的到中国而传播开来。罗素向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界直接的推荐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一书。此书于1921年译出，1924年出版。“感觉的分析”一书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马赫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罗素在“我何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文中写道：“我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尤其对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篇极为反动的文章，后来被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张东荪收编在彻底反动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中。
在自然科学方面马赫主义的主要传道士是丁文江和王星拱。丁文江和王星拱是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嫡系学生。他们在中国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中间，散布了马赫主义的影响。王星拱的马赫主义代表作——“科学概论”一书，在当时大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马赫主义就是通过这些流派和变种在中国发展和蔓延起来的。
接着，中国马赫主义者采取了极为巧妙的斗争方法，把科学的外衣披挂在自己的身上，而“有效”地吸引了并同化了其他的某些唯心主义的反动流派。他们在1923年所进行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场所谓“论战”中，一方是马赫主义的丁文江、胡适、王星拱等人，另一方是柏格森主义的张君劢等人，这些人本来都是一些玄学鬼，“一丘之貉”，可是丁、胡等人竟然打起科学的旗帜，把他们的争论美其名曰“科学与玄学之争”。丁文江借此在他的“玄学与科学”等一系列的反动文章中，又对马赫主义作了扩大的宣传。在这场争论中，胡适、王星拱等人帮同丁文江给马赫主义穿上了科学的外装。从此，中国的其他反动唯心主义流派，就公开地或隐蔽地成为马赫主义的崇奉者，首先是吴稚晖公开出来为丁、胡摇旗呐喊，而孔子主义的梁漱溟，柏格森主义的张东荪，尼采主义的胡风，都或先或后，或明或暗地站到了马赫主义的大白旗之下。梁漱溟在当时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然宣称马赫、毕尔生、彭加勒为当代伟大的哲学家。
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唯心主义阵营中取得这个优势之后，就大力介绍和推销马赫主义的一些重要的代表著作，除开上述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之外，诸如法国马赫主义者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科学入门”，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等反动著作，都在1929年至1936年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
中国的一切马赫主义者，正像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批判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一样，他们在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上，无例外地都是拾取了贝克莱、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牙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性的原理。胡适所宣扬的实用主义的“实在论”和“感觉论”，完全是重复着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和马赫的“物是感觉的集合”的旧调子。如果说它还有点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从皮尔士、詹姆士、杜威那里搬来的“有用就是真理”——亦即对资产阶级有用就是真理，对帝国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的反动调子，唱得更为淋漓尽致，反对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真理的理论更为猖狂和凶恶而已。丁文江在他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更明白的重复着毕尔生所说的“物质是感性的知觉群”、彭加勒所说的“物质是感觉群”，而把物质说成是“觉观感触的集合”。其他如标榜孔子主义、标榜印度因明哲学的梁漱溟，标榜尼采和柏格森哲学的胡风，在认识论上也继承了马赫主义者的衣钵。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阐明的阿赖耶识在实质上也正是马赫主义的感觉复合论。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他所竭力吹捧的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在实质上也正是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论。应该看出，所谓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没有自我就没有非我，没有中心项就没有对立项，没有心理世界就没有物理世界，没有我的感觉和意识，就没有客观世界的存在，一句话，主观与客观是同一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不管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像一条变色蛇一样，对它采取了何种变态的多样的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就是这样以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攻击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由于中国的马赫主义者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凶恶的敌人，因之，其主要代表人物，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最凶恶的敌人。马赫主义变种——实用主义者胡适，从我党成立之前以至现在都始终是帝国主义手里的驯顺的工具，凶恶地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胡适的最亲密的朋友的丁文江，是胡适在北京主办反动刊物“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丁文江和胡适在哲学上是马赫主义的孪生子，在政治上又是最亲密的反共的姘头。张东荪和张君劢是1933年的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反共主将。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的题词中，公开表示了他的彻底反动的政治立场，竟然无耻地引用柯亨的话：“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至于胡风和他的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则已是有目共睹的了。
上述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马赫主义思潮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危害作用。中国共产党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就不仅要同阶级敌人在政治战线上，而且还要在思想战线上进行严重的斗争。
当然，中国革命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和用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取得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曾不得不首先而且是长期地在农村建设革命根据地，对拿枪杆子的敌人进行武器的批判。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放在武装斗争方面。同时还应看到马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辉榜样建立起来的，就是在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随着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传到中国来的，真理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当然就赢得了崇高的威信；而传到中国来的马赫主义已经是列宁手下的败军之将，已经臭得很了，不管它如何经过胡适和丁文江等人乔装打扮，也只能是首先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中间占有阵地，散布毒素。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党的思想斗争的锋芒首先是指向和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更直接联系着的反动理论。如在1925年瞿秋白同志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所进行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给予了戴季陶主义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亡国论”“速胜论”和“一个党一个主义”等反动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2年我们党又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彻底地驳斥了和粉碎了陶希圣为蒋介石代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散播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是最光辉的例子。粉碎这些反动谬论是当时理论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当务之急。这些斗争的胜利直接关系到政治斗争上的迅速胜利。但与此同时，党也没有放弃一切有利的时机和中国的唯心主义流派，特别是马赫主义各流派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内，为了捍卫中国革命的利益，为了唤醒一切可能唤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和中国的马赫主义者进行着长期的尖锐的斗争。李大钊同志和胡适的斗争在党成立后还一直继续着；在1923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严厉地鞭挞了张君劢、张东荪的反动思想；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前后对于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的斗争，始终没有放弃过。在这些斗争中党争取了广大的同盟者，争取了不少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特别是在和胡适的斗争当中，伟大的鲁迅和我们一道站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鲁迅运用着他所惯用的匕首似的杂文形式，揭穿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本质。
可是，在广大知识界中间对于中国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特别是对于中国马赫主义者展开的全面的深入的群众性的批判，却是在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开始了。作为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危害性更加突出了。当时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彻底肃清马赫主义的影响的客观条件也完全成熟了。党在这个时候，大力地加强了理论批判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这一批判运动的前奏曲。在此以后，我们对于代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胡适的批判，胡风的批判，梁漱溟的批判，全面地展开了。这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任何稍微的动摇都会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利益带来损害。而在这时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列宁曾经指出：“在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遵循着列宁这个指示，对于中国马赫主义各流派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切马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无例外地在哲学上贩卖马赫主义的“原则同格”论，在政治上都是反动阶级的残暴的爪牙和有学位的奴仆。正是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列宁所指示的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统一，哲学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党性原则的重大意义。列宁在这部巨著中，对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经验论和唯心主义的感觉论、经验论的根本区别所作的原则分析，对于我们彻底揭穿那些中国马赫主义者的“感觉论”、“经验论”、“直觉论”在认识论上的反动实质，都直接地起了卓越的指导作用。
1957年，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我们党整风的机会，通过首先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复辟阴谋，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大肆进攻。我们党所发动的反右派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这个阴谋，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原理，给予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通过漫长的历史回顾，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胜利的历史，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战胜各种敌对思想而获得发展的历史。三十多年来，我们不仅在政治战线上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貌似强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战线上也粉碎了一套又一套的花样翻新的反动唯心主义理论。当然，我们和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特别是和马赫主义的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哲学、历史、教育等领域中还须继续肃清马赫主义的遗毒。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将继续指导我们要进行的这种消毒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是党制定党的纲领路线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彻底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来回击反对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列宁在这部哲学巨著中，在击败马赫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反映论，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对于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引向胜利、对于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引向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众所周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还把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社会现象，作为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贯彻这些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所必须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理论基础。因此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反映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以极大的篇幅，以论战的方式论证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反映论问题。
列宁在这一论战中，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经验”这两个字，本来是两个好字。但是，在哲学史的论争和发展中间，它却隐藏着两条截然不同、尖锐对立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列宁说得好，“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同样也可以隐藏休谟主义路线和康德主义路线”。
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代表是著名的培根、霍布士、洛克，他们都认为物质世界、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是感性经验的基础，这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在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这个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来解释“经验”的。这种经验主义之所以是基本上正确的，正是由于它承认了经验的唯物主义基础。当然，它是有缺点的，这就在于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人的感性认识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理性认识的作用。正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曾经批判过的，“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他所习惯的经验的认识之中，以致他以为他在研究抽象的时候，自己还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之中。”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这种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至于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论是贝克莱、马赫、阿芬那留斯，还是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他们都是无例外地从根本上否认了认识论的客观物质基础，而以“经验”来代替客观物质世界。他们的理论核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列宁尖锐地指出：“阿芬那留斯把物理的东西或物质叫作绝对者和形而上学，因为根据他的原则同格（或者用新的说法：‘完全的经验’）的理论，对立项和中心项是分不开的，环境和自我是分不开的，非我和自我是分不开的。……这种理论是改头换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更尖锐地指出：“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第二卷里把‘经验’看作是心理的东西的一种‘特殊现象’；他把经验分为SachhafteWerte（物的价值）和gedankenhafte Werte（思想的价值）；‘广义的经验’包含思想的价值；‘完全的经验’被视为和原则同格是同一的（《Bemerkungen》）。一句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验’掩盖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使二者的混同神圣化了。”而这种混同，是根本不许可的。因为这种混同的实质正像列宁所说的：“这些哲学家是从心理的东西或自我到物理的东西或环境，也就是从中心项到对立项，从感觉到物质，从感性知觉到物质。”这就是说，他们狡猾地以“经验”或“自我”是第一性的、物质或环境是第二性的，来代替物质或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或思维是第二性的哲学原理。这就是从根本上来摧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基础。列宁在这个论战中彻底地粉碎了这个狡猾的、反动的胡说，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列宁生动地运用了认识论的反映论的原理，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论、时空论、因果论、真理论、实践论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列宁指出，这些哲学范畴中所包括的客观内容，都是离开人的头脑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但是人们又可以通过实践来发现它，来反映它。列宁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意义，他着重地指出：实践是认识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列宁在这本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原理归结如下：
“（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
（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
（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它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我们不能不充分估计到列宁在这里所论述的认识论的原理，对于我们工人阶级政党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给予了何等锐利的思想武器，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在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以及确立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给予了何等高度科学、高度原则性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为列宁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
从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首先看到，伟大列宁的毕生活动，就是严格地遵循这个无敌的认识论的典范。列宁不论在估计国内形势、国际形势时，不论在革命的低潮或高潮，困难或胜利的时期，都是严格地遵循着这个认识论的路线，来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方针以及规定具体的战略战术。从列宁的全部著作中，我们看到，反映论的认识论像一条红线一样，贯彻始终。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都把列宁所创立的苏联共产党当作自己活动的典范。这个党的历史经验揭示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规律，揭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对这些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在这以前，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曾经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作了很高的估价。
作为列宁的忠实的学生，毛泽东同志不论在我国民主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都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作为制定党的纲领路线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制定党的纲领路线的时候，总是把主观正确反映客观、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作为最高原则。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两书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深刻地阐明了和发挥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捍卫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着重地阐明了：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实践又是检验人的认识的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3页）他无数次地教导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彻底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因之，他所制定的在我国民主革命阶段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迅速地引向了伟大的胜利。当然，这条路线的胜利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与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路线相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不论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所犯的错误，其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怎样的差别，但是，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脱离。也就是说，他们在认识论上违背了列宁的反映论的原则。为着彻底纠正这些错误路线，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影响，我们党在1942年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以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其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反对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求得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忘记，我们党在解决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问题上是支付了高度的代价的。
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问题，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新的历史任务。同样地，毛泽东同志还是彻底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的原理，首先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然后又紧接着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两条总路线的特点，都充分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性，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当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1956年，我们刚刚在所有制方面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即作了有名的“十大关系”的报告，对我们国内各方面的关系（矛盾）——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内部、生产关系内部等方面的关系（矛盾）——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久，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分析了我国当前存在的两类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办法。经过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这就是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高度地概括了和集中了我国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和经验，科学地解决了在我国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
正是在这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之下，鼓舞起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1958年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大跃进的新形势，出现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全国农村迅速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促进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它不仅是我国近几年来丰富的建设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情况下的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一次创造性的运用。
中国共产党人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捍卫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杰出意义。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卓越地运用这一无敌的认识论的能手。他不论是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不论是在军事斗争方面，政治斗争方面，还是经济建设方面，都是炉火纯青地、得心应手地运用反映论的原理来制定党的纲领路线，从而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引向像今天这样举世震惊的伟大胜利。可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竟然在伟大的事实面前，不是兴奋鼓舞，却悲哀地啜泣起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必须严重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反对党的总路线，非难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样也不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斗争的反映。如果我们不及时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党、对人民、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大业，必将贻害无穷。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许会说，“我是犯了一点点经验主义的错误。”但是，试问你们是犯了一点什么经验主义的错误呢？是培根的，霍布士的，洛克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吗？显然不是的。是犯了党内的某些同志在历史上所曾经犯过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吗？显然也不是的。这些经验主义者毕竟还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他们不过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罢了。可是，你们的错误呢？却是根本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根本否认了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你们效法了贝克莱、马赫、阿芬那留斯、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的一套，把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经验”当作了一切。竟然敢于把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1958年的成绩——这样一个伟大的客观存在，不放在眼下，而相反地采取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也就是实用主义的方法（对我有利的就是真理，就要它；对我不利的就不是真理，就不要它），来抹煞这个伟大的存在。这难道说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不是唯我主义的哲学，又是什么呢？
列宁告诉我们，主观唯心主义必然达到唯我主义，这是一条确凿的真理。这一条真理早在俄国的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身上得到了证明，而今天又在我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身上得到证明。这难道是历史上的偶合吗？不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它告诉了人们：客观真理是任何人也否认不得的，伟大的客观存在是任何“铁手”也抹不掉的。谁要是敢于否认客观真理，敢于抹煞客观存在，他就不能不陷于赤裸裸的唯我主义的泥坑之中。不同之点是，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失足于俄国革命处于极端黑暗的斯托雷平年代，而我国的经验主义者，却是失足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1958年和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倒霉之处也就在这里。
正是在这里，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哲学思潮，不仅是在党外资产阶级学者中间，而且也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中间，具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样，也正是在这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给予我们何等巨大的丰富的财富啊！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应该把错误的政治路线提到世界观的高度上来加以分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指示。我们应该依据这个英明的指示，进行艰苦不懈的工作。
主观唯心主义的新变种，标帜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死亡和没落；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标帜着社会主义世界的兴隆和旺盛
近五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斗争，生动而深刻地组成一幅哲学和政治相互作用、相辅而行的图画。共产主义的新世界，正在以强大无比的生命力量，表现出它的美妙的青春，万紫千红，满园春色；而为它服务的哲学唯物主义也正在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伟大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崭新的阶段；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都在生动地运用着哲学唯物主义制订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从而又进一步地发展和丰富了哲学唯物主义。在我国，仅就1958——1959年来说，随着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形成而开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全民炼钢铁运动以及全民学哲学运动，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的新形势，都同样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分析，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理论力量，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正在走向新时代的高峰。与此相反，资本主义世界，凄凄惨惨，满目荒凉，鬼哭神号，由于它自己临近了末日，而为它服务的哲学唯心主义也气息奄奄了。客观唯心主义用不着去说它了。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等流派，在今天，除开照旧念几句宗教的符咒之外，是再也没有什么了。人们公认，从十九世纪末叶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失势之后，实证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潮是近代唯心主义的主流。可是我们正是从实证主义各流派的没落命运中，看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完全地最后地进入坟墓的征兆。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加以尖锐抨击的美国时髦哲学——皮尔士、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后来又经过杜威的泡制，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哲学”。美帝国主义者曾经把它当作魔法欺骗本国人民并向外“输出”。可是为时不久，美国的实用主义连同出产在英国的新实在论，也不怎样灵了。狐狸需要换上新的袈裟。就是这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卡尔那普一伙所创造的逻辑实证论问世了，而紧接着在三十年代还是这个卡尔那普以及理查兹、柯日斯基等人又创制出今天在美国风行一时的语义哲学。仅仅在三、四十年间，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就像善变的妖精一样，几度化身，再三变形，而且越变越不像样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二十世纪毕竟是资本主义走向死亡的世纪，是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世纪。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日益加强起来，后起的美帝国主义，尽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曾经有过一度“后来者居上”的假象，但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并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五痨七伤，就是美国也同样是在劫难逃。整个帝国主义从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任何力量都不能挽救它们的危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可以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阵营，那么它就一定会从一个阵营到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就是人类正处在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飞跃时期。一切实证论的哲学流派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可是正是这个反映论揭示出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实证论的哲学流派都在否认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实在性，可是这一规律的实在性，却在通过人们的实践而日益清清楚楚地“自我表现”出来。我们认为，这就是在近四十年来，实证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所以不得不“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代实证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是，穷凶极恶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它们又充满着悲观、恐惧、绝望的气氛，流露出末日来临的预感。逻辑实证论者由于对现实的恐惧，竟责骂新实在论者不应该在哲学中用“实在”这两个字，害怕由于“实在”这两个字而把唯物主义“引进”了唯心主义。语义哲学和逻辑实证论一样，都宣称他们不是分析实在的事物及其关系，而是分析词与词的组合，不是研究客观实在，而是研究语言的结构。因此语义哲学把语言同人的思维完全脱离开来，把思维同客观实在完全脱离开来，借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借此来摈弃一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语言和概念。语义哲学家格斯克斯堡认为像“金钱”、“共产主义”、“民主”、“自由”、“成功”这些概念，都不过是一些意义含糊的象征性的抽象，只是我们试图来理解“实在”世界的一些“筹码”。另一位语义哲学家杰斯在他的“词的暴虐”一书中，竟然无耻地断言：“正义”、“民主”、“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它许多概念，没有包含任何实际内容。他说：“用最高倍数的显微镜也不能发现它们”。“激进分子仇恨的资本主义这种猛兽是根本没有的，他们所仇恨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的东西，这正像他们仇恨魔鬼一样。”这些歇斯底里的语言，就是美国语义哲学的代表作。而这些代表作，更露骨地给我们揭示了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尖锐批判的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们之所以坚决地否认哲学唯物主义的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根本原理，坚决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坚决否认客观规律性的阶级根源和政治意义。
我们从这些歇斯底里的疯人语言中，不仅嗅出了他们仇恨马克思主义、仇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仇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动气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嗅出了他们所代表的美国华尔街老板的行将死亡的悲哀气息。不是词的暴虐，而是残酷的客观现实，不能不使他们发生战栗，中国古话说得好，“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们必须看到，杰斯、格斯克斯堡的哲学语言，也就是杜勒斯之流的政治语言。语义哲学不是哲学，而是帝国主义行将死亡的哀鸣。列宁在五十年前所揭露的马赫主义者所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已经随着革命的风暴变成了历史上的灰尘，而当代的马赫主义的变种——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语义哲学，也一定要随着革命的风暴变成历史上的灰尘。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的胜利的旗帜奋勇前进吧！共产主义运动的凯旋和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凯旋，一定要赢得全世界。
1959年1月1日写成 1959年9月23日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