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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坚决作斗争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
要坚决执行党的总路线，就必须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曾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如果说，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危险是“左”倾机会主义，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危险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当然也有某些“左”倾情绪或某些“左”倾思想，但这是容易克服的，因为总的领导是正确的，在正确领导下的某些个别地方某些同志所发生的“左”的错误，一般是属于认识上的问题，他们还是要革命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想把事情办好，他们的缺点在于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只要对他们讲清道理，是容易转变过来的。而右倾机会主义则属于立场问题，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投机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配合国内外敌人向党进攻，因此，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和长期危险。
有人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从“上面”来的，是从“外面”来的，和他们那里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他那里的领导是很正确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只要阶级存在，只要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没有彻底消灭，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总是会有的。而且事实完全证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不仅在经济工作部门有，在文化教育部门也有，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有，在高级领导机关有，在基层单位也一定会有，只是在程度上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有这种看法的人，正好证明他的右倾思想是严重的，对右倾机会主义视而不见，政治上麻痹，不是右倾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只要和平教育，不要进行斗争，就可以执行党的总路线。这也是不对的。要使总路线切实实现，决不是风平浪静可以达到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真执行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然会猖狂进攻。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把右倾病叫做“右倾顽症”，就是说明这种病是顽固性的，是根深蒂固的，既不是一次可以治好，更不是单靠教育说服可以奏效的，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才能击退它们的进攻。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必须自己有勇气，有干劲，如果自己就是甘居中游，当然就谈不上斗争了。必须了解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是不能并存的，不此即彼，不动员全党全民起来，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党的正确路线就不可能坚决执行。安徽十年来的情况证明，认真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保卫总路线不可缺少的斗争。
要坚决、全面执行党的总路线，争取更伟大的胜利，就必须进一步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斗争必须紧紧掌握“顶”、“驳”、“揭”、“整”这四个字。
“顶”，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歪风。每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总要引起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群起攻击，只是由于我们坚决地顶住这股逆流，才使新事物得以顺利成长。新生事物，特别是像总路线这种新生事物顺利前进，首先要顶住歪风，因为只有顶住它才能与它展开战斗。当然，顶住右倾机会主义的歪风并不那末容易，腰杆不硬，就顶不起来，有些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但还不敢肯定下来，有些人对新事物的生命力认识不清，缺乏坚定的决心和信心，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其一点和胡乱指责的时候，就失去了主见，甚至动摇起来。还有些人虽然能观察出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些征候，但他们的斗争性不强，责任心不高，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不批评，不抵制，让其泛滥。这就说明，要顶住右倾机会主义歪风，不仅要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还要具有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对一切重大问题，都要认真地摸一摸，钻一钻，作到心中有数，对来自各方面的“风”，要提高鉴别能力，看它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促退社会主义建设。在分清是非后，还要打破个人得失，勇于坚持真理，向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即使有时会暂时处于孤立的地位，也决不动摇。
“驳”，就是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论调驳得体无完肤。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攻击正确路线，就必然要散布许多谬论，如他们污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盲目蛮干”，“人人争上游，上游就被堵住了”；污蔑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造成了市场紧张，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搞糟了”，是“多此一举”，等等。当然，这些诽谤有如乌云之于太阳，是蒙蔽不了它的光辉的。但是，如果不系统地彻底地加以批驳，在一部分思想糊涂的干部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是会有它的市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敢于发动进攻，也正是由于他们估计到党内外还有这样一些人可以被他们蒙蔽、欺骗，以至利用。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各种谬论，从思想上、理论上、事实上批判他们的错误，使思想认识不清的人，在斗争中学会识别香花毒草，分清大是大非，和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使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市场缩小得越小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他们兴风作浪。在批驳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时，要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要允许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论。“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只有展开思想交锋，辩得彻底，才能既孤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团结和教育大多数。
“揭”，就是要彻底揭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手法，使大家看清他们的本质。事实告诉我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对总路线的进攻是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的。他们善于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反对社会主义；打着总路线的旗帜，反对总路线。他们善于阳奉阴违，抗拒、歪曲和篡改党的方针政策，偷运右倾机会主义的私货。他们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当他们认为有利的时候，就乘机出动，煽风点火，当他们认为不利的时候，就隐蔽起来，伺机再起。他们善于伪装，经常吹嘘自己“一贯正确”，平时装成爽直、朴素，实际上是在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善于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拉拉扯扯，组织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不经过彻底揭发，是很难看清他的本质的。不论任何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意造成许多假象，来掩饰自己。列宁曾经说过：“为着真正地认识对象，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所以只有充分揭发事实，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经过综合和分析，才能看清他们的本质。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面目没有充分暴露以前，好像问题不是那末严重，但是，经过群众揭发以后，他们的可耻面目就暴露无遗了。这说明，不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善于伪装，都瞒不过群众的耳目，只要依靠群众，充分揭发，他们的卑鄙恶劣的阶级本质，是掩盖不了的。
“整”，就是要加强整风学习，克服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早在解放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向我们敲起警钟，要求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预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十年来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经历了多次较大的风浪。有些同志表现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但也有一些同志，当着风浪一来，就动摇起来了。他们有的是阶级立场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有的是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迷失方向，因此在大风浪中表现出暂时的动摇，在某些问题上认识不清。这种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虽然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一种反映，但是，它和右倾机会主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不属于政治问题的范围，而属于思想问题的范围，必须通过整风学习，加强正面教育加以解决，使他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努力。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整风是一种最好的思想教育方法，毛泽东同志曾经号召我们“应该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解放以来，我们进行过多次整风，特别是1957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收获，现在，有必要在干部中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一场辩论，彻底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其他各种错误认识，分清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觉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仍然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要勇于暴露缺点，说老实话，向党交心，不要隐蔽自己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得到党和同志的帮助，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还应当采取读书与辩论并行的方法，一边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边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来解决各种思想问题，使大家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我们还要把整风精神贯彻到经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去，天天洗脸擦黑，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使我们的队伍永远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
以上这些办法，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的办法，是与各种机会主义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有效办法。我们过去运用了这些办法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前我们要更好地运用这些办法来战胜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
（摘自安徽“虚与实”第十期，“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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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典著作要反复学习
——学习杂感
王澈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长了，就会越来越感到：要真正掌握经典著作的丰富内容，不反复学习是不行的。
有许多文章和书籍，当时读了，也觉得很有启发，得到了一些东西；过一两年再拿起来读，往往就觉得索然无味了。经典著作不一样。初读时也可能不大了然，似懂非懂，待到经过一段时期，多增长了一些知识，多积累了一些经验，再拿起这本书来看时，就觉得有些收获了。如果再过一段时期来读，又会得到新的教益。这就像吃橄榄一样，越吃越有味。也有的经典著作，特别像毛主席的一些文章，写得很通俗，很好懂，但也决不是学习一次，粗读几遍就能把它们的全部内容都了解得很透的。这些文章在平易浅近的形式下蕴藏着极其丰富深刻的内容。以笔者个人来说，1951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实践论”时，我曾仔细地学习过，精读过不少遍。不久以后又重新学习过。当时也曾经想，学了这么多遍，大概也差不多了吧。可是以后做工作碰到一些实际问题了，写文章碰到一些理论问题了，又觉得需要去重翻“实践论”，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当然，大致的意思我是记得的，可是这不够，我需要就原文作仔细的琢磨。这样一来，就发现先前尽管似乎读得很仔细，但有些句子还是在我眼前滑过去了，并没有体会到其中的含义，或者虽有所体会而不深，而这一次的重读又使自己对“实践论”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这样，八九年来我差不多每年都要重读几遍“实践论”，而且我相信我以后也离不开它。
这和学某些自然科学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比如学数学，就是层次分明的，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对于数学上的某一条定理，你一旦懂了，就不能更多懂一些；所有懂得这一条定理的学生对这一条定理的理解很难说有什么深浅的差别。哲学的道理就不一样。可能从字面上说你已经了解了，但对内容并不了解；就是对内容的了解也有深有浅，而深浅的相差是可以非常之大的。
黑格尔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在“哲学笔记”里，列宁在这段话旁边批着：“很好的比较”。
的确是很好的比较，格言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常常概括了许多生活的经验和教训。缺少生活经验的少年，尽管可以从字面上把某一句格言解释得正确无误，但是这格言的丰富内容他却只能有很少的体会。至于对一个老年人，这个格言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真理，而包含着他自己在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所体察到的意义了。
所以有年幼的数学家，但不会有年幼的哲学家。原因就在对哲学的理解必须以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为基础。在数学中，一是一，二是二，所有的概念都可以用一个简单、清楚而确定的定义来表明。一个定理的内容，可以在它的表述形式里表达得完尽无遗。所以复习数学教科书，通常只是为了不致遗忘，而很难谈到“温故知新”。在哲学性的著作中，单是概念就复杂得多，定义也难下得多。有时，一段话甚至一句话的内容，如果加以详尽的讨论和发挥，可以变成一整本书。我们对于经典著作的理解，是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各种知识和理解能力的增长而增长的。
牛有反刍的习惯，我觉得我们读书也需要“反刍”。对于经典著作要反复咀嚼，隔一个时期“反刍”一回，这样总可以慢慢消化，吸收它的养料的。我们许多同志常有这样一个感觉：经典著作读是读了一些，就是记不住。所以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学习讨论会上大家争论一个问题，争来争去得不到结果；有人查了查书，结果发现这个问题在经典著作中已经谈到了，而且解决得很好。可是这本书大家也都看过，只是忘记了。为什么会忘记呢？我想这是由于体会得不深，而且在看书的当时自己心中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也没有注意。可见隔一个时期读一遍，反复咀嚼，这是必要的。假如我们现在重新读一读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联系到当前的群众运动，一定会有深一层的体会。
经典著作是要逐字逐句精读的。关于经典著作的字句和精神的关系，我们应该有全面的了解，我们要从经典著作中学习的，不是它的字句而是它的精神实质，这是对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在学习时可以不重视字句。一般说来，精神并不在字句以外，而正是用字句来表现的。经典作家的用词造句，都是十分准确严密的，如果完全抛开经典著作的字句，又怎么能学到它的精神呢？问题只是，我们不要停留在经典著作的字句上，要能够“举一隅则以三隅反”，不只是学到一些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其中的观点、立场、方法。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字句所表述的个别结论或个别原理是可能过时的，死抱住这些字句，那是教条主义。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学习时应该粗枝大叶，浅尝即止，不认真地、反复地阅读经典著作，是学不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所以为经典著作，就因为它有最正确最丰富最深刻的内容。这样的著作是概括了广大人民的实践，概括了人类多少世代认识的成果，所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不朽的。让我们抛开那种浮躁的学习态度，深入地、反复不断地从经典著作中吸取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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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经济学家著文探讨经济建设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许多新的经济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苏联经济学家们已就这些问题撰写了不少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已陆续刊登在“经济译丛”杂志上。这里把经济译丛最近几期发表的一些论文，作一简要的介绍。有些文章已在人民日报上作过介绍，这里就省略了。
价值规律与计划工作
价值规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作用特点及其表现形式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斯特鲁米林院士在“价值规律和计划工作”一文（译丛第九期）里，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比起来，它的表现形式有如下七个特点：（1）它摆脱了自发势力的影响，服从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并直接以这个社会的计划指令的形式出现；（2）在计划经济中，价值规律是有计划地直接地被用来调整生产劳动的比例，使之与劳动平衡表，与各种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平衡表协调一致，所以在这里生产比例是要决定交换比例的；（3）在计划经济中，价格是由人民自己规定的，它同价值的背离不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要求，而且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妨碍等价原则的实现，所以价值规律的这个要求可以得到充分实现；（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能帮助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5）自发的价值规律使人们在选择新的投资项目时只顾追逐最高利润率，而被人们有意识利用的价值规律使我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以最低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消耗量为准则；（6）自发的价值规律总是在国民经济比例遭到破坏以后才发生作用，而在计划工作中被我们有意识利用的价值规律，能使我们防止比例失调，使国民经济免遭巨大损失和灾难；（7）自发的价值规律以纯粹物的关系的外壳表现出来，是由外部强加于人们头上的客观必然性，而被我们用于计划活动中的价值规律，则毫不掩盖地反映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并且它的作用同自觉运用的节约劳动时间原则直接有关，换句话说，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是因为这种要求是合理的。
斯特鲁米林院士在这篇文章里还谈到规律的“改造”问题。他认为，“各种历史规律是在改变的（改变和改造在俄文中是一个字——译者），它们的表现形式的改变并不是听从立法者的意志，也不是按照‘魔师’的指点，而是在整个社会形态更替这种巨大力量的影响下改变的。例如，由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价值规律就
‘改变’成为‘生产价格规律’……而现在在新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使得这一个价值规律又‘改变’成为新的形式，也使得人们能有计划地利用这一规律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造福。”
斯特鲁米林院士的另一篇论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算价值和运用价值的问题”（译丛第十期）论述了价值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广泛运用问题。利用它不仅可以调节劳动时间和根据生产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而且降低价值也可以作为衡量投资效果的一个尺度。计算各种产品的价值，对于规定这些产品的合理价格、对于计算必需的积累、保证国内贸易中交换的等价性和保证进出口获得赢利都非常重要。产品计算方法在苏联已经提出过很多，但是绝大多数过于复杂，如不改革现行报表制度就很难采用。作者提出一个简便可行的方法，并且马上可以在企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现有报表计算出价值来。
速度与比例问题
诺特京在“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扩大再生产速度”一文（译丛第七期）里，分析了苏联各个时期生产发展速度的变化原因，探讨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生产速度的增长趋势。
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效率递减规律”套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企图证明苏联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随着工业年产量的增长而下降，这是毫无根据的。作者写道：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非常高，这是因为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它必须在最短时期内建立起发达的重工业……。战后时期，苏联国内与国外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并日益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重工业达到的新的发展水平，为全面地协调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创造了客观条件。……由此可见，战前和战后的工业增长速度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积累基金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配比例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人怀疑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情况下工业会继续以高速度发展。作者认为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他指出两个极重要的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生产性积累的更大可能性，以及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的更加有效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活劳动和过去劳动的大量节约，苏联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不仅能保持住现在的扩大再生产速度，而且有可能提高它。
有关速度与比例问题的另一篇文章是保尔的“论决定社会主义再生产速度和比例的几个因素”（译丛第九期）。作者认为，客观上可能达到的较长时期的再生产速度，可以根据下列基本因素来确定：（1）国民收入在社会产品中的比重；（2）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3）生产基金在积累基金中的比重；（4）产品的基金占用量。作者举例计算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速度，他说：假定计划期国民收入在社会产品中的比重为零点五，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零点二五，生产基金在积累基金中的比重为零点八，社会生产的基金占用量为一，那末计划期的社会生产每年可能达到的速度是10％。
译丛第十期“生产的资金占用量及其降低的潜力”一文专门论述了作为速度决定因素的资金（基金）占用量问题。降低资金占用量，就是用最少的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它对速度的影响可以和提高积累率相比。在投资规模极为庞大的现今条件，资金占用量问题是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作者根据实际资料证明近百年来美国和近几十年来苏联各生产部门的资金占用量都表现了下降趋势，驳倒了流传极广的效用递减“规律”。降低资金占用量的潜力主要有四个方面：积极改变国民经济的特别是工业的部门构成，如优先发展合成材料生产，采用先进的热加工和化学加工方法等；实现自动化和采用新技术；改进基本建设的构成、降低造价和缩短工期；提高生产组织水平和提高干部熟练程度。很好地利用这些潜力是迅速完成苏联基本经济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和达到世界最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
求过于供与社会主义规律
在苏联，有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认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应该超过生产，这是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我国经济学界也有人主张这种看法。关于这个问题，译丛上登载了两篇文章（1959年第四期和第七期）。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不同意上述论点。例如，“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生产的比例关系”一文（第七期）的作者写道，生产落后于购买力所及需求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它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是矛盾的。按照劳动分配给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应相当于商业网中的商品总值。不能充分满足购买力所及需求，实际上意味着破坏交换中的等价原则，而这就损害了工作人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对生产也有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更有力地刺激企业扩大和改善产品品种，以及提高产品质量。认为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必须超过生产的这种论点，会造成经常的商品不足，会给人一种似乎社会主义是消费品生产能力有限的一种制度的错觉。正确的供求关系应该是消费品的产量稍微超过居民的购买力。作者还说明了为什么苏联长期以来存在购买力所及需求高于生产的矛盾现象。
（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