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铁货街上人
俞璀
俺们这铁货街，在徐州市也称得上人人知道。原先知道它是有名的脏街臭街，现在知道它美得像小花园。同志，这变得不易啊！可是，要说起俺们铁货街上那些人，那些事，那就叫您又要掉眼泪，又要笑呵呵。我就带您去拜访一些老街坊吧。
您瞧，从那边走过来的，不是王大娘吗？她一身穿得好干净俐落：雪白的竹布褂，青洋布裤，一双雪青袜套和青直贡呢鞋，这会儿她正上木器厂去上班哩！按时到工厂里去上班和劳动，在你们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王大娘看来，可比梦里的任何美境都要美哩。她那解放以前的四十多年光阴，真是像一场恶梦。四十多年前，她爹在河南开封给地主种地，一家七、八口人挨饥受冻，她娘饿死了，她领着弟弟妹妹到处去乞讨，弟弟妹妹也饿死了。十九岁上她嫁了人，她还是去讨饭，活生生的又饿死了一个孩子。不久，丈夫也连病带饿死去。她随人逃荒来到了徐州，嫁给她现在的丈夫——王大伯。可是苦日子还是没有完，她再也不忍看着自己的丈夫饿死。拉扯着两个孩子到外地去讨饭，好让丈夫一个人能混上口饭吃。直到徐州解放，她们一家四口才重新团圆。
1956年，铁货街的救济户们响应政府的生产自救的号召，在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生产了。王大娘早就盼望能够自食其力，不要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她积极地参加了拣纸组，后来又被调到木器组。现在她就在这个由咱们街道上的居民们白手兴办起来的木器厂里作些杂活儿，每月有十几元的工资。再加上她丈夫的收入，每月共有三、四十元。别看三、四十元的数目不多，王大娘可会精打细算哩，去年，他们家里就买了三十五元的公债。今年国家不发行公债了，他们又响应政府的节约储蓄的号召，每月到银行去存上几元。
从叫化乞讨的生活，居然变成有吃有穿，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月月还能有储蓄，今昔对比，这不是天上地下么？她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袁后发。后发啊，后发，在前半辈子的颠沛流离生活中尝尽了人间的苦辣，这后半辈子却托了共产党的福发祥起来啦！
往这边走，这儿就是俺街道上的修缮队。这儿有个韩广厚老大爷，也是咱们这里的一位老居民。这位“老”居民，在解放前从来没有住上过一间称得上“屋子”的房。只是用茅草搭个窝棚避避风雨。他找到过的最好的职业就是拉洋车，不然就是和孩子老婆一起讨饭。他有一条穿了多年的单裤，补钉罗补钉，最后重量竟达到了五斤半。但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当了干部，儿媳妇在街道上的碾子组，老大爷自己参加了街上的房屋修缮组，老伴韩大娘也在俺木器厂锯末组作杂活儿。一家大小，不但早已穿上了新衣，盖上了新被，就是家里的屋子也收拾得窗明几净。待会儿有空，咱们上她家串门子去。
俺们铁货街上人，哪一个不是像袁后发、韩广厚那样，在旧社会里忍饿受冻，受尽了人间的折磨？这铁货街原来是太平洼里的一个贫民区。太平洼是黄河故道给徐州留下的一片大洼地。几十年前，这洼地里是个荒无人烟的乱葬岗，后来，从河南、安徽等地逃荒来的人，租不起房子，就在这里的坟头中间搭个小窝棚跟孤魂野鬼做邻居。逃荒来的人越来越多，坟头就慢慢平掉了，好歹算条街道了。哪里是什么街，简直就是臭水塘！夏天一下大雨，四面八方的污水就往这块洼地里灌。死猫死狗也漂来了，蛆虫到处爬。臭水漫到屋子里，人们就用砖头把床垫高，把锅盆炉灶都搬到床上去做饭。传染病一来，瘟神疫鬼就老缠住咱们这儿的人。病死饿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们都说：“太平洼，不太平，一半鬼，一半人！”那年月啊，有什么过头？不是许多人就绝望地去寻短了么？
生活的乐趣呵！咱们还是从解放以后才尝到的。打一解放，咱们街道上的住户陆续地就业了，一时没能就业的，家里有了困难就由政府救济。1952年这里修了下水道以后，挨水淹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咱们是不甘愿老靠政府的救济来过活的。人人都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咱们却替国家增加负担，能过意得去吗？1956年，政府号召生产自救，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只是咱们没有本钱，搞生产只能拣些出劳力不出资金的活儿干。多亏咱们居民委员会的主任褚庆兰和街道上的干部们，成天东奔西跑，到处去找门路，才找到了许多活：纳鞋底，用旧棉花纺线绳，代百货公司清理废纸卖给造纸厂……别看这是小本经营，参加生产的救济户一月也能分到好几块钱哩！凑少成多，咱们也慢慢地有了公积金，添制了板车、缝纫机……，生产的门路也越来越多了。现在咱这街道上已经有了木器、耐火器材、织布，被服缝纫等工厂和生产组，咱们街道上的居民，但凡能工作的，不是参加了国家的工厂和机关工作，就是参加了街道上的生产组织。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弱残废者，就从咱们的公积金中拨款来救济，不再伸手向国家要救济款啦！
生活使我们变年轻了，我们也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来使生活更富于青春般的美丽！你瞧！这过去人人捏着鼻子走过的臭洼地，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市内花园。座落着四百多户人家的两条垂直交叉的街道，紧紧地依傍在绿树满山的云龙山下。街东头，北边是一个大荷塘，南边是一片蔬菜地。那头，正在修猪圈、羊圈，蔬菜地还要扩大。将来，还要盖新屋，盖澡堂……您瞧那荷花池边的红亭子里，那群孩子玩得多有劲，他们那里知道十年前太平洼的光景呢？
说着说着，到中午了，前面就是食堂，进去吃顿饭吧，尝尝咱们的新鲜蔬菜和荷花塘里的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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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重庆大阳沟菜市场里
李素
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大阳沟菜市场。这是重庆最大最老的菜市场之一。这里货色齐全，蔬菜、干菜、水果、鲜花等应有尽有，还有许多便利顾客的经济小吃店。但是在我这重庆人的印象里，过去却是个不愉快的地方：烂鱼陈菜的气味弥漫着，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下雨天，地下的烂稀泥有半脚深；菜场里到处是争吵、叫嚷的声音……。
今天，在我离开重庆好几年后回来再看到大阳沟菜市场时，它的面貌却完全变了——前后门扎起了美丽壮观的牌坊，街顶上搭起了篾棚，地下铺起了石板，路边上陈列着新闻图片，纸牌上张贴着激动人心的标语……特别使人振奋的是几百家小商贩组织起来以后，营业员的服务态度和市场内的卫生环境同往年比起来，更是大不相同了！
我去的时候，正是热闹的早市。菜市场内挤满了人。拄着拐杖的老头子，老太婆，携儿带女的家庭主妇，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都挎着篮子，到这里来买菜。一个带着孩子的年青妇女正在买鲜菜，她一面把中意的拣到秤盘里去，一面又把差一些的从秤盘里挑出来。这样挑挑选选，要在过去，营业员早就会扳着脸说：“你要不买就算了！”但是今天，那个营业员却反而帮助她挑。临去时，他们互相微笑点头道别，孩子也摇着小手说：“叔叔，再见！”
许多人走来走去走累了，便到群众服务台去休息。群众服务台是大跃进以来，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开动脑筋为顾客着想的创举。五个群众服务台分布在市场内的空隙处。顾客们送给它一个美号，“雅座”。“雅座”的陈设很简单，只有几张长木椅供顾客憩坐；但是那带着红臂章的服务员对人却是殷勤而又亲切的。老年人或者孕妇来休息，他便问他们要不要他帮忙买菜。菜买好了以后，他又问他们要不要他帮忙送回家去。我去的时候，正看见一个顾客抱着一个老南瓜请服务员刨皮，原来这里还可以代买主加工，如像切菜、掐菜、刨瓜等等。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市场还经常派人们去访问病人、产妇、残废人等，了解他们的需要，把东西给他们送上门去。
菜市场内收拾得干干净净。玻璃擦得亮堂堂的，木板洗得白生生的，苍蝇也几乎绝迹了。这是市场内卫生管理委员会的功绩。有专人做清扫工作，营业员们也不断收拾着自己的小摊子。卖水产的营业员正细心地在清理那制成一格一格的石盆，把脏水舀出去，把清水灌进来。那里面缩着头的小乌龟和蜷成一团的螺蛳怡然自得地蠕动，显然它们也很满意这干净爽利的处境。
十点钟，菜市场的顾客逐渐稀少了。营业员们便卷起袖子，拿起扫帚，开始了定期的冲洗和清扫。明丽的阳光从篾棚上透射进来，照得四处闪闪发亮，显得菜市场的面貌更加光彩，更加有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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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赶集 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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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坛路上
周珂
上海市旧城的东南角上，有一条短短的街道，叫金坛路。我到这条路去过两次。
第一次去是在宣传婚姻法那年。傍晚，金坛路上，东一堆西一群聚集着的男女居民，都在纷纷议论，好像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情。孩子们却在十四弄弄口拍着手唱：“吵架精，打破面皮难为情！”我找了一位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委员，问她怎么回事。她苦笑着告诉我说，这里刚才打过一场架。一个名叫葛阿菊的妇女和邻居，从里弄里一直打到金坛路上。
后来居民们又告诉我，这金坛路上从来就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十五号门口是出名的“吵架总会”，十四弄叫做“相骂里弄”。“相骂里弄”住着三十来户人家，整年到头吵闹不休的“冤家”就有十多对。
祖国全面大跃进热潮中，传来了金坛路大变样的消息，使我不由产生了再去看看的愿望。今年盛夏的一天午后，我第二次来到金坛路。
街上静静的，只有托儿所里不时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歌声。接待我的一位居民委员会委员说：“现在里弄里组织了生产加工和集体文化福利事业，大家忙着工作、学习，没有时间吵嘴啦。”
没有时间吵，这是一个理由。可是这不能是全部理由。我想再到金坛路妇女最多的刺绣组去看看。
刺绣组原来是个先进组。组长丁根弟是个童养媳出身的里弄积极分子，前几年做过金坛路的调解委员，为人热情、公正，很受居民敬爱。自从去年当上刺绣组长后，生产、学习搞得好，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大家。有一个组员的孩子手臂跌坏了，吓得只会哭，不知如何是好。丁根弟立刻丢下自己的活计，帮她把孩子送到医院，代为挂号、取药，还不断安慰母子俩。这事使妇女们很感动。过不多久，住在金坛路十七号的一个组员要和里弄食堂交换房屋，而她的丈夫不在家，其他妇女知道后，下了班就一起去帮她搬家……
“邻居们在一起工作，难保不发生矛盾吧？怎么解决呢？”我向组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丁根弟点点头，给我讲了一段开民主团结会的故事。
有一次，周承弟在绒线衫上刺绣时，向张荷玲开玩笑说：“看我把这个孩子绣成驼背了，像你的儿子哩！”张荷玲的脸扳起来了。其他妇女看到这情形心想糟啦。金坛路上谁不知道张荷玲和她的邻居不和，正是为了邻居说了一声张荷玲的儿子是“驼背长不胖”呢。丁根弟知道这事后，先找周承弟聊天，和她说：“人家的儿子残废了，是很不幸的，你这样开玩笑不大好！”又找张荷玲谈心：“别人都说我们组里妇女团结得像亲姊妹一般，即使那个无心讲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老记在心里！”后来，在民主团结会上，周承弟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说话不知轻重，玩笑开得过分。张荷玲一听什么气都没有了。
民主团结会是这个居民委员会规定的一种例会。各个组一个月举行一次，在会上互相展开批评自我批评。这种活跃的批评自我批评风气不但促使居民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而且代替了金坛路上长时期来以吵架解决矛盾的老方法。
“可是，也有妇女一时扭不过头来，那就全靠个别做工作。比如葛阿菊……”“葛阿菊，就是那年在金坛路上大打架的‘吵架精’吗？”我性急地打断了丁根弟的话。丁根弟笑起来说：“她的这个绰号早摘掉了，人家现在每天要做四十根线，快要赶上快手了呢？”她引我走到一个小个子的中年妇女后面，叫了一声：“葛阿菊。”把我介绍给她。
我这才弄清，葛阿菊本来是个农村姑娘，到上海结婚后丈夫经常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家一次，感情也还不错。可是婆婆却厌恶她，骂她乡下人，生得笨，经常作难她，还向儿子说她坏话。当了三年新媳妇，吃了三年泪泡饭。有一次，葛阿菊横了心，泼开胆子和婆婆大吵了一顿，把婆婆气得发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葛阿菊觉得这办法好，认为人善受人欺，若要不吃亏，必须比人凶三分。从这次起，她就不把婆婆放在眼里，动不动破口大骂。邻居看她闹得太不像样了，劝劝她，她也不管好歹，一律恶言相向。她丈夫回家来知道这些情形，对她有意见，她索性和丈夫也吵翻了。以后丈夫整年不给她写信，连每月的家用也不直接寄给她。这样，葛阿菊更加痛苦，更是有事没事和别人吵了。
解放以后，居委会委员好几次和她讲道理，批评她的行为不对，但往往白天调解会上她承认了错误，晚上却又去骂人了。直到去年大跃进时，居委会和妇代会发动妇女，决心突破“冷角”，决定首先不要歧视她，而要从关心她的痛苦出发，还要和她讲家庭、邻里不团结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帮她分清是非，挖出错误思想根子。大家分头和她谈心，启发她的觉悟。正好这时她丈夫的工作单位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做了工作。两方面一配合，葛阿菊终于痛哭流涕地检查了自己长期来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表示要做个好的职工家属。她参加刺绣组后大家也常和她谈心，关心她。就这样，葛阿菊果然不再和人家寻事吵闹了。
这天晚上黄昏时分，我还到十四弄去了。弯进丁字形的十四弄，就听到一阵争执的声音。怎么回事呢？又吵架了？走近一听，有的说里弄里比不上人家清洁，要定期打扫；有的说要分工包干。原来是居民们正在商量明天除七害大扫除的事情。一个尖嗓子的妇女说：“我负责扫街。”另一位妇女插进来打趣说：“你又要吵架？”（上海话扫街和吵架音相似）里弄里引起一阵愉快的笑声。（附图片）
（乐小英插画：居民们在里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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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有条福绥境
白原诗 苗地画
在北京的西城边，
有条古老的街道叫福绥境，
街道上留存着古老的寺庙，
幽暗的经堂伴着死去的神明。
去年新种的街树已经成荫，
街路上再也看不见旧日的风尘，
笑语呢喃在家家屋檐下，
欢腾的生活辉映着光洁的门庭。
街道上人来人往，
十年岁月换了人间，
妇女们成立街道小工厂，
漆门里鲜花开满幼儿园。
福绥境里一片福绥景，
美好的生活多么使人留恋，
北京的街道一条连着一条，
说不尽多少欢乐在人间。
第8版()
专栏：
众口齐夸五老村（车灯调）
曾田家
南京市，五老村，
这条街道很有名，
卫生工作成绩大，
甲等模范远近闻。
宽宽马路随游逛，
路面整洁无灰尘。
工厂马达轰轰响，
学校朗朗读书声，
幸福院里老人把棋下，
幼儿园孩子咦呀学语好天真。
男女个个心舒畅！
身强力壮有精神！
五老村是幸福村，
男女老少笑盈盈，
低头回想当年事，
不觉两眼泪淋淋。
一首民谣曾描述，
一字一句活生生：
当年五老村，
是个苦恼村，
蛆成堆，蝇成群，
屎球随水滚，
疫病不离身，
蚊子碰破脸，
垃圾污水熏死人！
霹雳一声春雷响，
穷苦百姓大翻身！
家家搞清洁，
户户讲卫生。
填平臭水塘，
翻改土毛坑，
搬走垃圾堆，
道路都修平。
除四害人人都展劲，
彻彻底底无蚊蝇！
面目一新好光景，
众口齐夸五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