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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启示
从大陆金笔厂事件谈起
王彻
这还是今年4月份的事。
上海各金笔厂举行第一季度行业评比，金星金笔厂得了第一；这个厂笔尖产量高，质量也最好。
大陆金笔厂的生产搞得不够好，工人就到金星金笔厂去参观。他们发现，金星金笔厂生产搞得好的主要技术原因，就是使用了一种叫做六角滚桶的磨笔尖的机械化装置；而这种六角滚桶正是大陆金笔厂在去年大跃进运动中创造的。可是，大陆金笔厂已不用这种东西了。
这是怎么回事？六角滚桶在大陆金笔厂失败了么？没有。大陆金笔厂使用了这种装置以后，一个工人一天的产量从手工操作时的六百多只提高到三千多只。——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当然，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点问题，就是质量差了些。4月初，全厂开始大抓质量，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怎么办？技术检查科科长认为，产量这样高，质量总归有问题，要保证质量就得精工细作，手工操作比这个滚桶总要精细些。他这个意见得到了厂长的同意，于是厂方就决定停止使用六角滚桶，恢复手工操作。
这个决定使工人大吃一惊，他们说：领导上简单地下个命令不准用，也说不出个为什么？如果六角滚桶有缺点，也该同我们商量商量，想办法改进呀。有些工人气忿地说：去年产量上不去，我们白天黑夜搞技术革命，技术人员一点也没有帮助我们想办法；现在一抓质量，他们就出来指手划脚，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
虽然工人们议论纷纷，但决定还是执行了。结果是怎样呢？笔尖产量（每人每天）一下子就从三千多只猛降到五百多只，而质量并没有显著改进。
是不是使用了六角滚桶以后质量就一定不好呢？并不。大陆金笔厂的工人研究了金星金笔厂的经验，发现了自己使用的六角滚桶的毛病：一是六角滚桶做得太粗太大，磨过的笔尖容易起毛；其次是笔尖进桶前的整修工作比较粗糙，而且缺乏个人负责制；再次是产量提得过高，超过了六角滚桶正常工作实际所能达到的限度。这样，他们回厂以后，就根据本厂特点改进了六角滚桶，建立了个人责任制。
经过工人们这一番斗争，去年大跃进中这一项出色的创造，更加完整了，既高产又优质，完全符合总路线的要求。现在，磨笔尖的日产量又从五百只恢复到一千五百至两千只，合格率从手工操作时的50％上升到97％。
这个厂的总支书记说：我们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大陆金笔厂的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据我看，它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多快好省的问题，一是鼓足干劲的问题。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呢，还是采取少慢差费的方法呢？——党中央是这样提问题的。但是有少数人实际上是不同意这样提问题的，按照他们的思想，问题应当是这样的提法：是多快差费呢，还是少慢好省呢？
大陆金笔厂一部分干部就是这样想的。照他们看，要多快就不能好省，要好省就不能多快。质量为什么差了呢？就因为生产得太多太快了。要强调质量么，很好办，倒退回去，不多不快，只求质量。
我们不能否认在生产实践中确实存在着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这些说法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可是，真理是具体的，把数量和质量抽象地对立起来，不看到两者的联系，是错误的。在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是真理；在另外的时候，“不速则不达”“快工出细活”是真理。关键问题就在具体条件，就在所谓“速”“慢”的具体规定如何。“欲速”的“速”，如果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如果是脱离了好和省的制约，那结果的确会“不达”，但如果是指客观条件允许的最快速度，那结果就是“达”。对于那害了急性病，想在一个早上建成社会主义的人，需要告诉他“欲速则不达”；对于那害了慢性病，像小脚女人摇摇摆摆走路的人，就需要告诉他“不速则不达”。——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正是在后者。
片面强调数量和质量的矛盾而否认两者的统一，认为不牺牲数量就不能提高质量，或不牺牲质量就不能提高数量，这种看法是违反了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的。从整个生产发展史看，生产技术的进步，恰恰就是生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同时提高的过程。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用同样多的时间，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断发生矛盾的，但这些矛盾又总是不断被克服的。比如：一种优良的新产品刚出来时，数量总是比较少的，但只要它真正为社会所需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后，它总能转入大量生产。在这个增加数量的过程中，由于积累了经验，产品质量也会得到改进。而以后，又可能有一种更好的新产品出现，于是又开始从少量生产发展到大量生产。这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由于采用了某种新技术，首先提高了某种产品的数量，但质量却差了些，只在经过改进以后才随着提高了质量。
拿大陆金笔厂的例子说，每人每天三千只的产量，确实影响了质量，这就是说，这个具体的高数量还不能和合格的质量达到统一，但是，把产量降低到两千只以下以后，就不影响质量了。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具体的数量要同具体的质量达到统一，是有一个限度的。对目前大陆金笔厂的生产条件来说，这个限度是两千只。但是这个限度并不是绝对的，条件改变了，限度也可以突破。可以相信，将来工人们一定能有新的改进办法，把产量和质量继续提高。那时，就会出现更高的产量和更高的质量的统一。
归根结蒂说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要么是多快好省，要么是少慢差费。即令暂时似乎出现“多快差费”和“少慢好省”的现象，也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差费”妨碍着“多快”，“少慢”妨碍着“好省”。大陆金笔厂的某些领导干部，看到“多快差”不行，想换一个“少慢好”，但结果还是落得一个“少慢差”。大陆金笔厂的工人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力争上游，把“多快差”变成了“多快好”。当然，不消说，两种做法算起成本来，前者也是“费”的，后者也是“省”的。
大陆金笔厂的例子，又说明了应当怎样对待新生事物，说明了“气”是泄不得的。大陆金笔厂某些领导干部对工人的创造热情泼了冷水，金笔的生产就下降了；党总支了解了工人的意见，支持了工人的要求，批评了技术检查科对待大跃进中工人的创造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纠正了错误后，金笔的数量和质量又大大上升了。
不相信多快好省就不能鼓足干劲，不鼓足干劲就不能做到多快好省。
革命需要有一股气。“气”是什么？“辞海”的解释说：“呼吸出入之息也。”一个人要是“气息微弱”，那一定是有病；如果断了气，那就成死人了。“少年气盛”，这表示少年人生命力强，所以他们富于创造热情和进取精神。人吸进了气，在体内起氧化作用，产生热能，使人能劳动，能工作，所以叫做“气力”。有气就有力，气大力也大，运动员肺活量大，所以力也大。我们平常又说“志气”，“志”是目标，“气”就是干劲和毅力。有了“志”，还要有“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我们的志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这个大志一旦确立，就会起极大的鼓舞和动员的作用，把我们身体内部的全副“气”，都唤出来，为这个“志”奋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政治挂帅，那他们要拿什么东西挂帅呢？人只要活着，只要有一口“气”，他就还会有“志”，也就是还会有生活的目标，不是共产主义之志，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志。我们说的政治挂帅，就是用共产主义之“志”，来鼓起群众的排山倒海之“气”。当然，光凭一股“气”是不够的，但只要我们能好好利用客观规律，就能在这基础上充分发挥“气”的作用。
“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蝴蝶的前身是条毛毛虫，天鹅刚生下来时会被误认为丑小鸭，襁褓中的西施想来也未见得是很好看的。重要之点不在他现在还有缺点，还不够美，重要之点在他比老衰的事物美，有生命力，在发展中它会克服那些缺点，越长越美。大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公社等等，小至于一项发明创造，都是如此。
去年大跃进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新东西。今年刮了一阵逆风，有些人议论纷纷，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人民公社么？——办糟了！大办钢铁么？——小资产阶级狂热！那么大跃进呢？——没有这回事，全是虚夸！发这些议论的人，在去年群众以排山倒海之气势前进的时候，他们的“气”是憋在肚子里的，现在却一下“气焰高涨”了。只是这是邪气附身，不是健康的征象。
我们要鼓气，帝国主义也要鼓气，不过帝国主义已经是“气息奄奄”了，要鼓气也鼓不起多少来，于是他们就拼命要来灭我们的志气。这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来泄自己的气，这还不应当猛省么？
中国六亿五千万人，除了极少数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同社会主义之志，同共产主义之志。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这“道”就是总路线。有了共同的“志”，有了正确的“道”，再鼓起吞日月，壮山河的“气”，我们就能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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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学术论文摘要
编者按：1959年第十期“学术译丛”今日出版，下面是其中两篇译文的摘要。
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的增长
在社会发展历史中，“物质资料生产者”这个概念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原始社会制度的生产力是社会的全体成员，那么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就不再是物质资料生产者了。脑力劳动者，不管是希腊的哲学家也好，中世纪的科学家或十七世纪的数学家也好，都不包括在社会生产力之内。只有体力劳动者才是社会生产力。但是，为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而花费体力，为看管机器而进行体力劳动，也不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人们的普遍特征。对于现代生产来说，特别是对于自动化的生产过程来说，这条标准就不够了，因为在这里是用机器来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把原料进行加工和变成成品也不需要直接利用工人的双手。
在大工业中，由于采用机器和劳动社会化，生产过程必然产生一些需要主要是应用人的脑力的职能，如监督机器的工作，不断改进机器等等。
发达的大生产包括着科学劳动，这种劳动是工业生产过程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劳动同工人的直接的体力活动一道创造物质财富。在工业企业试验室和科学研究机关里工作的、为物质生产领域服务的科学工作者，也包括在全部的工人集体之内。
可以断定，目前科学劳动在某些新的工业部门就已具有直接生产劳动的意义。例如，控制和监督原子反应堆里的核子过程，就需要使用科学劳动。控制电子计算机所使用的劳动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科学工作者就变成看管和监督机器工作的生产人员。
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的增长，同创造物质资料的人类劳动的性质的根本变化有关。
起初，人的活劳动是主要的力源。人直接进行一切劳动操作，使用劳动工具和控制劳动过程。人们的体力是生产的基本因素。大机器工业给劳动职能带来很大变化。大机器工业用机器系统代替了直接使用手工工具的职能，从而使看管机器和控制生产过程的活动成为直接劳动的主要形式。
现在，人力和畜力作为力源来说，只占世界动力生产的1％左右。手工工具的比重大大减少了。因此，在现代高度机械化的生产中，劳动可以归结为两种主要职能：看管机器（机床工人的工作）与控制机器和生产过程。其中第一种职能主要是体力职能，第二种职能主要是脑力职能。
共产主义提出的任务是使生产摆脱看管机器的繁重费力的直接体力劳动和部分地摆脱控制机器的劳动。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实现生产自动化。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工作者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生产过程由自动机系统来进行。自动工作的机器系统执行着各种各样的生产职能，不要人直接参加，只要工人进行修理和调整工作，此外，人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监督自动机，这实质上是脑力工作。
生产自动化使看管机器的手工劳动成为多余的事情。占主要地位的将是监督机器工作和调整仪器的劳动。监督和控制自动机，以及发明和改进自动机的创造性工作，就成为组织生产的脑力劳动的领域。同轻微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脑力劳动将是“直接的生产的”劳动。
当然，这种活动也将要求有直接劳动即原来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因为即使在完全自动化生产中也需要有人的一定的体力。但是，这种直接的活劳动将不再是生产的主要基础。
毫无疑问，摆脱了纯粹机械职能的、由创造性智力内容充实起来的体力劳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会保存下来。我们谈的只是体力劳动的无比减轻。
生产中的脑力劳动要摆脱许多最累人的和单调的职能，主要是从事创造性的探求。代替或减轻脑力劳动的机器，使得有可能扩大发明事业和整个科学创造事业的规模。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智力方面的意义就越来越大，而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的劳动者将成为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他们要把自己的活动同某些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摘自叶里梅耶克〔苏联〕：“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的增长”一文）
人的全面发展和分工的消灭问题
共产主义的使命，是要产生资本主义条件下所不能产生的新型工作者。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著名原理所要求的，这个原理就是：社会经济形态不是以生产什么来区分，而是以怎样生产，用什么样的劳动手段生产来区分的。
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什么新的特征呢？今天技术进步的特点是什么呢？现阶段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方向，是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电力化和化学化。
完全的完善的自动化只适合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性质，而和资本主义绝不相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自动化的事业上能够一时超过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完全的完善的自动化终究只有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行。完全的生产自动化也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的最重要的前提。自动化必然会引起劳动性质和工作者类型的根本变化，因为它所要求的不是仅仅以对机械的一般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单纯技术上的“适应”，而是要求通晓生产的科学原理。这就是说，一切从事物质生产的人都应该成为工程技术人员，因而也就应该消灭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分工。
自动化会产生更深远的后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仅仅是分工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曾谈到与社会生产的区分有关的分工，确定了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单一分工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曾经多次地直截了当地谈到这几种分工的消灭。消灭现有的分工，不能理解为每个人都将同等程度地和同样有效地从事任何一种劳动，各种生产之间的区别将会消灭，而应当理解为人们将不再束缚于一种职业，能够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把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把一种活动和另一种活动结合起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事情正向这方面发展。
完善的自动化将会创造出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会把现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大量时间腾出来。这样就有很多可能一面从事物质生产方面的工作，一面从事艺术、科学、教育等等方面的活动。这种现象现在就已经出现。
古代人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科学发展水平上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也分得愈来愈细，因而专业也增多和分细了。在这种情况下，包罗万象就变成了浅尝辄止。可是科学进一步的发展和科学在今天的继续分细，又发展了科学综合的趋势。对包罗万象的知识的需要又在新的基础上增长起来。
个人全面发展决不是说要人变成一个万能博士，而是说要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以便能够不仅从事物质生产方面的活动，而且从事精神生产方面的活动。自然，劳动变更的规律，职能的变动，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同样有效地从事任何部门的劳动。（摘自加克〔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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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文测量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 夏坚白
天文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天体日月星辰的运行分布和性质，以及宇宙的构造和演化。所以天文学是一门具有非常广阔领域的科学；现在人们把它分成许多部门，其中每一部门都有它的独立的科学研究范围。这里所谈的天文测量，是以其中的两个部门——球面天文学和实用天文学——为基础的。
天文测量是因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例如为了发展农业，需要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交替和节气的早迟；为了交通航行的便利，需要知道地面点位的经纬度和准确的时间，以及船只在海洋的方位等等。
人们通常把天文学看做是专门研究那些离开地球很遥远的天体的，好像这种研究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建设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天文学的应用非常广，而且相当重要。要全面的发展人类的科学文化，没有天文学，将受到严重影响。
供给准确的时间
苏联天文学家H·H·巴甫洛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正确统一起来的时间计算的方法，人类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运输、邮件、电报、无线通讯、制造厂、工厂、学校、学术机关以及全体公民，都需要知道准确的时间。在已经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对准确测定时间的问题尤为重要”。现代的准确时间是由天文测量决定的，这种工作叫做授时。授时就是定出公认的时间标准。授时工作是一项庞大的国际合作的科学事业，它供给我们以准确到千分之一秒的标准时刻。这样的标准时刻，不仅是千千万万个钟表的依据，而且在许多科学和技术的领域中，也都占有着首要的地位。例如地理经度的测量，标准频率的订定，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研究等，都是以授时工作作为主体；其他像重力测量、航海和航空天文定位等，同样都依靠着精确的时刻。准确的时刻是由授时台通过无线电用“时间信号”发播出来的。
解放以来，中国科学院徐家汇观象台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配备了大型的石英钟以及整套的测时和收时新设备，时号播送次数由原来的一天二次增加到八次，时号发播的精度，以全年稳定度言，已达到＋0.0064秒，以五天内稳定度言已达到－0.0015秒，完全满足了我国大地测量工作方面严格的要求。在组织全国测时网方面，紫金山天文台已于1958年正式投入测时工作；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和测量制图研究所正分别在北京和武昌筹建测时站。
航海和航空上的领航
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四面八方除水以外，白天只能看到太阳，夜间则只能看见众星，所以航海者必须观测天体来决定船只的位置和方向。飞机在天空中也是这样，晴空万里，什么也没有，飞行者只能利用天体的位置来确定飞机的方位。由于天文测量在航海和航空中具有这样重大的用途，因此形成了独立的科学部门：“航海天文学”和“航空天文学”。航空天文学是新兴的科学，它是几百年以来在航海中运用天体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天体确定海船或飞机的位置，是航海和航空天文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随着磁罗盘的出现，天文测量对航海领航来说，并没有失去它的作用。在1492年发现美洲的著名航海家哥伦布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唯一的毫无错误的航海计算，就是天文的计算；谁知道天象，谁就是幸运者”。在1819年，俄国的航海者到了人所未知的陆地附近，根据天体确定了他们的所在地，因而发现了南极洲。
在现代飞机的远距离飞行中，为了保证飞行领航，必须运用天文测量方法。在飞行航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为了飞行领航的可靠和准确，将要更多地运用天文测量方法。
现代无线电领航方法并不能排除天文方法。无线电方法的作用半径是有一定限度的，飞出了这个范围，无线电就不能起作用。那时飞行员只得依靠天文方法。天文方法不依靠任何地面设备，也不随着飞行航程的增加而减低飞行领航的准确性。这两种方法必须同时发展，才能在任何飞行的航程、高度和速度下，得到飞行领航的可靠保证。
探求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地球形状与大小是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中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时代里，这些数据也是物理、力学及天文学领域中重要的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基础和根据。这个问题是由天文测量、重力测量和大地测量互相配合着来解决的。
根据天文测量可以研究地球形状。这就是将天文和大地测量的结果加以比较而推导垂线偏差。到现在为止测定和研究大地水准面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借助于垂线偏差。
现在正在研究利用人造卫星来决定地球形状和大小。方法是：首先根据人造卫星测定许多地面点位的“地心坐标”，其次把这些观测结果归算到海平面上，最后由此推算大地水准面的形状。如果测定许多地面点位的相对“地心坐标”以后，再应用大地测量方法将其间的距离量出，即可根据所得两部分的数据决定大地水准面的大小。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方向。
现在人们正在研究放什么样的人造卫星，它应该距离地球多少远，才能最有利地适合于地球形状和大小的测定工作。
很精确地测定地球的形状与大小，在这个时代里，格外显得重要，因为这个数据涉及的方面很广，它的误差将会引起其他问题的严重错误。
测定地球的不规则运动
这里所说的地球运动，是指的地球自转。地球自转的研究，对于许多科学，例如地球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大地测量学等，都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地球自转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主要项目：地球自转轴位置的测定和地球自转不均匀性的研究。前者通过纬度的测定，后者则通过时间测量来达到目的。时间测量可以决定经度和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
地理纬度是经常在变化的，而这些变化是由地球自转轴在本体中的位置变化也就是地极沿地球表面的移动所引起的。在1899年国际上就开始了有组织的纬度工作，采用极为严格的方法和精密的仪器，专门研究相当微小的地极位移。国际纬度站都协定设在北纬39°08′一带，并要分布在各洲。我国的纬度站于1957年设在天津。
天文测量在国民经济上的作用，还表现在测绘地图和编制基本星表等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比例尺的地图是各种建设事业的先锋。一个小范围的地形测图，用不着天文测量。而在测绘较大地区的地形图时，就要有大地测量和天文测量的协作才能完成。基本星表是野外天文测量的主要工具。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基本星表的精度要求日益提高。目前已有的星表已不能满足新的要求，重新编制基本星表已成为各方面的迫切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