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秋夜浮想
谢逸
灯下拆读侄儿从乡下寄来的信，里面有这么一段：“对门老和爷今天顶高兴，一次领了两个月的工资，就到供销部买了八尺蓝布，说是要做一件棉衣，还买了一张新棉被，一路上笑哈哈的，逢人就说：‘哪哪，你摸一摸看，试摸一摸看，多软熟的棉被哩’。人家不看，他硬拦着人家不给走。”
老和爷从前是个寡老汉，抬轿、打零工过日子，满脸皱纹，还有些驼背，土改以后才成家，那时生活还不怎么好，几十年没有买过新棉衣新棉被，如今却一下子都买起来了……读着信，真是说不出的高兴，现在正是中秋，夜凉如水，西风从窗外冷嗖嗖的吹进来，我只穿着一件单衣，但并不觉得寒冷，反之，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买棉被做棉衣，并不只是老和爷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人。这样的事例，报上报道得很多，到处可以看见。前几天我到南宁郊区中苏友好公社麻村大队去走一趟，这个队是公社中比较差的一队，党支部黄书记对我说：“过去我们这个大队，只有30％的人家有棉被过冬，如今呢，嘿，是百分之百，过节放假，哪个又不穿上新衣裳，欢欢喜喜的？”
十年的辛勤耕耘，现在是开花结果了，人们基本上摆脱了饥寒的侵袭，跨进了饱温的欢乐境地。而十年以前，从1949年直追溯到唐宋或者更远一些，都未曾有过这种情景。那时是：“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时是：“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黄仲则）那时是：“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白居易：村居苦寒）那时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那时是：“路有冻死骨”（杜甫）够了，就是这些诗句，已画出了一幅凄凉痛苦的饥寒图，穷苦人家是在寒风里颤抖呻吟，他们是在雪地里倒了下来。尽管不断的改朝换代，姓张的做了皇帝后来又换了姓李的，从黎元洪一直到蒋介石，但穷人的挨饥受冻，却一点也没有改变，饿了几千年，也寒了几千年。
从1949年开始，就逐步的改变这一人间惨状，到今年，只不过经历了十年（其实不到十年）的时间，情况已经大变了。自古以来，吃饭是大事，穿衣也是大事，解决这一大事，并不是很容易的。你想，六亿五千万人，每人一件棉衣，该要多少棉，多少布？每户几张棉被，全国又该要多少斤棉花呢？十年来，一方面是生产发展了，棉花增产了，另方面是公社化和大跃进，人们觉悟提高，干劲足，收入也增加了。因此，几千年饥寒交迫的状态，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就基本上使它改观了。这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显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强大威力。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主席：浪淘沙）从前，一张秋叶从树上落下来，人们就为寒衣的无着而发愁，因此，萧瑟的秋风给人间带来了凄凄惨惨戚戚，而现在呢？却是欢欢喜喜。你听，老和爷不是在裂着咀巴大笑么，麻村的农民兄弟不是心花怒放么？这是伟大的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抹杀和污蔑的，人们爱护这一成果，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人们也懂得，今后只要遵循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奋勇前进，就一定更加丰衣足食，其乐无穷的。现在又是秋风萧瑟的时候，但换了人间，即使真的风如利剑，雪似尖刀，那又岂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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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城赋
天鹅项下的一颗珍珠
吕其恩
展开我国地图，在他的东北角上有一只矫健的天鹅，这是塞北的“天府之国”——黑龙江省。哈尔滨这座祖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如同一颗光华闪烁的珍珠一般，挂在天鹅的项下，镶嵌在富饶美丽的松花江之滨。在祖国悠久的历史上，她还是座年轻的城市，从开埠至今，不过只有六十几年。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她经历兵燹，饱受风霜，经受过帝俄的压榨，军阀的宰割，也备尝过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酸辛。在这里曾经充满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从1925年起，哈尔滨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党像茫茫夜海中的灯塔，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照亮了人们的心。英雄的哈尔滨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对敌斗争的火焰，斗争的烈火把她百炼成钢。
哈尔滨是全国最早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在解放战争年代，她支援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从这里运出了一批批的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的斗争。在和平建设时期，哈尔滨更是充满了青春活力，一日千里地向前飞驰，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面貌。
十多年以前，哈尔滨还是一个仅有几家“油酒米面”加工工业的纯消费城市，而今天却已经成为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祖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千人以上的工厂，解放前只有两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七十八个，工业总产值，解放前只有四千万元，而到今年年底，就将完成四十亿元，增加几近一百倍。城市人口和房屋面积，也都比解放前成倍增加。气势宏伟的现代化工厂，一座又一座地连袂而起。在哈尔滨西南端九华里长的安乐街旁，更是厂房连着厂房。这里有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这就是举国闻名的“动力之乡”。“动力之乡”的三大动力厂和电炭厂、电表仪器厂、电线厂、绝缘材料厂、电池厂，构成了强大的电力工业的体系。在这里能够生产重达千吨的电站设备，能够生产像七层楼房一样高大的电站锅炉和可以同时开进四辆大卡车的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轮发电机。从这里生产出的巨型电站设备，供应了新安江、佛子岭、狮子滩、六郎洞等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出自“动力之乡”的电站设备，已经开始在祖国各地发热发光。在“和平之路”这条解放后新建的、宽阔的柏油马路的两侧，像孪生姊妹一样矗立着哈尔滨的“两娇”——现代化的亚麻纺织厂和量具刃具厂。这样的大洋群，一群又一群布满了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名城。在这里不仅能生产巨型的发电设备，也能生产比头发丝还细小的钻头和像米粒一样大小的精密轴承。当你站在各大厂的宏伟车间里，听到由天车运转声、马达轰鸣声所交织成的豪迈乐章，看到高压锅炉，水轮发电机等小山一般的庞然大物和各种精密工具源源生产出来的时候，就会使你感觉到浓郁的青春气息，谛听到祖国大跃进的足音。
哈尔滨不仅有全新的“大洋群”，还有许多重要的技术创造，机联机械厂在一无大厂房、二无大机床、三无大吊车、四无大铸钢设备的“四无”情况下，创造出了“积木式”机床，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也和“大洋群”一样制造出了一批大型产品，给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现在机联的先进经验和不用水泥、钢筋、木材、砖瓦的四不用大楼的经验，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人民公社的阳光普照下，哈尔滨郊区呈现一片欢腾和繁荣景象。在麦秋季节，肥沃的田野里闪耀着金黄色的麦浪，蔬菜瓜果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到处牧放着成群的牛羊。松花江的大白鱼、鳌花鱼更是脍炙人口，在白雪纷飞的严冬，寒暑表的水银柱尽可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但是在郊区人民公社二十余万平方米的温室里，鲜嫩的黄瓜、西红柿、韭菜却照常可以大批大批地生产出来。从1959年起哈尔滨已经扭转了南菜北运的局面，开始了北菜南运。
哈尔滨是座工业城，也是一座科学、文化城。解放后不仅建立起了五十三所土木、兽医、农林等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机关，而且还有上千个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组织。现在，全市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已达万余名。他们在马列主义的武装下，探索着自然界的奥秘，勇敢地向科学技术尖端攀登。全市高等学校已经由过去的三所发展到二十所。在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从这里培养出了大批新型建设人材。
哈尔滨也是一座景色宜人，风光优美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有着丘陵起伏的地形、宽阔的街道和独具风格的建筑群，而且因为她正是傍偎在美丽、富饶的松花江边。无论是久住哈尔滨的居民，还是新来这里的客人，谁也不能不为那美丽的松花江景色而留恋、赞叹。江南岸的“长堤绿柳”是全市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在长堤上，有茂密的白杨、垂柳，五光十色的锦绣花坛，各种式样的艺术雕塑、凉亭，更是别具风格。江上亭阁，每天都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栏内清歌曼舞、人影婆娑，栏外则是潺潺的江流，波光似锦。江北岸是避暑和疗养胜地，在著名的太阳岛上绿树苍郁，岛下白沙碧水，是“濯足万里流”的天然浴池。
松花江妩媚可爱而又恬静多娇。当看到这优美风光，人们怎能不回想过去，怎能不因此而引起无限感慨。哈尔滨的人永远不会忘掉悲惨的1932年。那一年，由于哈尔滨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奴役之下，洪水凶残地、毫无阻拦地洗劫了大半个哈尔滨。洪水期间，多少人流浪街头、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间房屋被冲毁、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场深重的灾难，使人们至今犹心有余悸。解放后，1953年、1956年、1957年，洪水又连续袭来，而且是一年大过一年。1957年最高水位达到了一百二十点三米，比1932年淹没哈尔滨时的水位还高出五十八公分。但是，时代变了，哈尔滨已经不是1932年的哈尔滨了，在党的面前，在英雄的哈尔滨市人民面前，洪水再也不能肆虐了。巍峨的百里长堤永远镇住了风浪，洪水留给人们的不是灾难，而是指向睛空的防洪英雄纪念塔，而是哈尔滨市的又一名景——“塔镇江天”。
今天，多少人怀着自豪的激情去看那铜墙铁壁般的长堤，多少人怀着敬慕的心来瞻仰这座防洪英雄纪念塔。因为这是哈尔滨市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这是党领导人民走向伟大胜利的象征。
哈尔滨的夏天是美丽的，街道、广场和庭院一片葱茏，绿树荫浓、花香馥郁，沁人心肺。哈尔滨的冬天就更加美丽，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人们滑冰、浴雪，心醉神陶。城市像苍松翠柏一样，傲然挺立在风雪里，婀娜中露出刚健、苍劲中带有俊秀，越发显得“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哈尔滨——这座松花江畔的工业城，松花江的水在她脚下不停地流着，她也在不停地前进。当你在这里读罢这篇短文的时候，她却已经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昂首疾驰，又向前冲出了百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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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拍摄“风从东方来”的时候
干学伟
前几天，我又一次同观众一起看了“风从东方来”。当我听到观众的欢笑时，当我听到周围的人们为影片中某些情节和场面而发出各种反应时……我心里真充满了十分感激的心情。我们的观众，他们是这样的敏感，又这样的严格、公允。同时，从每一个镜头中都不能不使我想到那些同叶·吉甘、瓦·卡什夫尼柯夫、阿·哥尔查德、尤·捷别尔斯坦以及中苏两国的摄制组全体同志们共同工作的日子，那一些使人兴奋、紧张、难忘的日子。
“风从东方来”是一部富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史诗样式的影片。影片的样式，对于观众来说也许并不常常被注意，可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它却对我们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影片的史诗样式，一般说来，它并不是只表现某个个别主人翁的命运心理等等，它要求表现巨大的历史事件中人民群众的运动，它要求表现群众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和塑造出人民群众的英雄群像来……。我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样式，主要是我们所企图表现的题材和主题思想本身要求用史诗样式来表现它。我们所描绘的是不朽的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又是在国际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我们又选择了通过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与自然的搏斗、向自然进军来表现这样一个主题的。用这种样式来表现这样的主题当然就一定要求影片的造型处理方面具有宏伟的场景。
记得当我们拍摄影片中“人墙”这一场戏的时候，三次在河滩上搭起一百几十米长的临时坝布景，三次都为洪汛所冲垮。可是，我们第四次又搭起了这个景，终于拍成了这场戏。这里，不仅有新安江水电工程局的许许多多工人同志们以及工兵同志们的劳动，而且，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有六十岁左右高龄的叶·吉甘和阿·哥尔查德和五十多岁的苏联演员戈基同志等也同我们几千名战士和工人在一起，冒着人造的疾风暴雨，一次又一次地跳入冰凉的江水中进行了拍摄。苏联总摄影师阿·哥尔查德为拍摄这场戏的某些镜头，全身都泡在凉水中，他伏在摄影机上的神情以及苏联演员戈基在凉水中表演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在很多中国同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拍摄某些夜景以及洪水的形象，我们曾经在天明以前就出发，一直到月亮开始上升才能回来。为了利用太阳将出未出以及太阳刚刚下山的光线，全体摄制组同志们曾经做了多少准备工作。为了拍摄水淹龙王庙这个景，几十个制景工人夜以继日地分为三班在没膝盖的江水中、风雨中赶制了布景。这样的事例不只发生在中国，在莫斯科厂工作时，也是如此。为了赶在我国国庆节前完成影片的全部制作工作，使它成为国庆节的献礼片，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我们全部后期工作中为我们准备了充分的工作条件，每天工作达十六小时之多。尤其是敬爱的叶·吉甘在这部影片的剧作和拍摄中所做出的贡献更让我时时想起。从1957年10月开始酝酿剧本创作，一直到今年9月中旬影片完成，近两年的工作中，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他的卓越的劳动，特别使我难以忘记的是在中国拍摄阶段，除了每天实拍的时候，他同大家一起工作之外，他还经常地为了第二天或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作准备，或者同我们一起商量、布置，或者单独进行工作，很长的时间当中，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四小时甚至超过十四小时，常常在子夜以后，我还听到从他房里传出打字机的“哒哒”声音。第二天一早却要同大家一起出发拍摄外景。我想起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他，为了同他共同工作，我曾经看过四遍他所导演的影片——“革命的前奏”和“我们来自克琅施塔德”。他说：“在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友谊。”两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句话。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共同的信念上建立起来的，又由于在工作当中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而发展和巩固了起来。我认为，假如在“风从东方来”这部影片中还看不到在样式上风格上有不统一的地方的话，那就是由于在两年当中，我们之间有了充分的接触和理解的机会。
“风从东方来”的合作过程，对于我们中国摄制组的同志们说来，是十分珍贵和值得纪念的一页，它将留在我们的心坎里永志不忘。（附图片）
“风从东方来”的一个镜头：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列宁跟马特维耶夫和参加红军的中国工人王德民亲切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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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给了我艺术青春
陈伯华
从前，我们妇女常常喜欢隐瞒自己的年龄，明明是三十几岁，总要说只二十几岁，我就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个演员，更是害怕年纪大了，别人不来看你的戏。像梅兰芳院长那样高龄而能保持艺术青春的演员，在从前是极少有的。但是现在，我完全有信心、有勇气向老前辈学习，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要争取继续演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戏，让我的艺术青春继续保持几十年。
这种信心和勇气是党给我的。没有党，就没有现在舞台上的陈伯华。我的舞台艺术生活的真正开始，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艺术、艺术要为谁服务，是解放以后的事。解放前，我虽然演了几年戏，也“红”过一阵，但当时捧我的大都是老爷、太太们，他们不过把我当作玩物而已。吃人的旧社会，让一个16岁的少女、在艺术上正在成长、尚未成熟的演员不得不脱离舞台，去过着寄居的生活。对于一个演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
解放后，是党把我从坟墓里拯救出来，党给了我新鲜的空气，给了我新的生命力。从此，我才开始逐步和最可敬、最可爱的工农兵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很多实际斗争中，党让我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在朝鲜前线慰问、福建前线慰问，在肃反、反右斗争中，在防汛斗争中，总之，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日常工作、生活中，我总是深切地感到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感到党对艺术事业的无限关怀，感到党在培养、教育着我，我也总是听党的话，紧紧地跟着党走。我从旧社会来，身上是有很多毛病和缺点的，党总是十分耐心、十分爱护地指出我的毛病和缺点，并教导我如何克服它。今天的我与从前的我，判若两人。是党，教导我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从前，我只认为母亲是世界上最爱护我的人，现在，我感到党比母亲更要关怀我，她不仅关心我的艺术生活，更关心我的政治生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跃进，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文艺方针的英明和正确。党提出的“文艺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使艺术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了，使艺术更加繁荣起来了。从前，演一场戏，最多一千、两千观众，去年我们到孝感专区乡下演出，一场戏观众常常达到两万、三万。劳动群众对我们的热情欢迎是无法形容的。当我们为工人、农民和士兵们演出或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时，我的心情总是十分激动的，我从来没有感到作一个演员有今天这样温暖、这样愉快，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有今天这样年轻。我们汉剧这个古老剧种、我的许多同行，也是这样，都显得异常年轻。大批的青年演员蓬勃地成长起来了，肯定讲，他们将要大大超过我们这一辈。老一辈，像汉剧名小生李四立，解放前常常在厕所里睡觉，冬天没有棉被，就盖着破烂的“胖袄”（演戏时衬在戏衣里面的），那样子真和鬼相差不远。今天，他却容光焕发，而且添了几个孩子，扮起戏来和年轻人差不多，真是生龙活虎一般。
在庆祝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的时刻，能再一次来北京，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感到惭愧，我没有更好的东西向党献礼，这次带来的节目自己也不十分满意。但党给了我艺术青春，我要把它永远献给党，我将努力在建国二十、三十周年演出更好的戏向党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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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航线 胡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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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城晚雾 谢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