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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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撒播试点”及其它
  龚同文
小麦的播种方法,有“撒播”,有“点播”,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有“条播”,这在湖北省来说,却是耕作技术方面的一项改革。要改革,就有斗争,即使是一点点改革,也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抱住老祖宗的老规矩死也不放的人,几乎是拼命地反对任何改革;而许多已经亲身感受到老祖宗的许多老规矩早已过了时的人,则是热心改革的。到底是条播好,还是撒播或者点播好,不是几句话说得通的。几年来,经过条播试点,由点到面地实现了小麦播种的“条播化”,事实证明,条播比撒播和点播要好得多。可是,到了1959年小麦播种的季节,却还有人提出了条播和撒播的争论,并且还搞了个什么“撒播试点”。这也算是一则“新闻”吧。
如果说,在许多人反对条播的时候,搞个“条播试点”,算是大胆革新的话;那末,在撒播了二千多年以后,在条播已经代替了撒播的时候,还要搞“撒播试点”,这不是大胆后退是什么?!或者是大胆革新,或者是大胆后退,这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而这种先进和落后的斗争,在目前又常常表现为党的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走。要嘛,就前进;要嘛,就后退;停滞不前也是后退。从撒播到条播,这是前进,再从条播变撒播,这是后退。为了后退而搞“试点”,真可谓“大胆”了!这种大胆后退的动力是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右倾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抵抗。我们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具体地说,就是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搞试验田,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把说服和示范结合起来,一边带头做出样子,一边开现场会,评比辩论,把技术革新运动,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像怒海波涛一样地冲击着右倾思想和习惯势力,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跃进一步。可是,反对技术革新的右倾思想和习惯势力,总是“阴魂不散”,一有机会就缠住一些人,敲着各种锣鼓,打着各种旗号,哼着各种调子,和我们唱对台戏。
有人唱对台戏,这是好事情。搞了二千多年的撒播,还要搞撒播试点,好嘛,你搞你的撒播,我们搞我们的条播,你大胆后退,我们大胆革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你们这些抱住过了时的老规矩死不放手的人,能够有什么出息?如果有,除了撒播,还是撒播、撒播。看来,你是要一直撒播下去,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一切永远照旧,丝毫不准改动。老祖宗怎么想,你也怎么想,老祖宗怎么说,你也怎么说,老祖宗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老祖宗忍受一穷二白,你也忍受一穷二白。但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
过去,在黄梅县的人看来,“鼓角山上划船,源感湖里种田”,这是“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办不到的事。可是,老祖宗想不到的事,我们做到了。现在,鼓角山上,修了一个大水库,已经“划船”了;由于筑了“华阳闸”,源感湖的水,可以由人节制,过去的一部分湖面,已经“种田”了。均县山上的一些老农说,“生就了吃红薯的嘴,怎么能吃得上白米饭?”劳动模范李大贵不服气,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引水上山,建成了山区自流灌溉网,改旱地为水田,到现在,“吃红薯的嘴”吃上了香喷喷的白米饭了。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千千万万。这是用斗争的方法所得到的胜利。矛盾是不断发展的,斗争也是不断发展的,因而胜利也是无止境的。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遗产,我们应当对得起老祖宗。一代胜过一代,我们应当比老祖宗生活得好,我们的后代应当比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要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改撒播为条播,不过是小改而已,我们还要大改特改,要根本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啊呀,怎么说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了?可不要吓坏了那位搞撒播试点的“孝子贤孙”呀!
我们要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而他要搞“撒播试点”,还有什么“包产到户试点”,“分户吃饭试点”,你看这个对台戏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还有人要搞“三寸金莲”的“试点”呢?真奇怪,生活在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里,怎么还是满脑子的“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难道这种人在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没有“感染”一点热气?!难道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火热斗争面前无动于衷?!不奇怪,当一个人被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捆住了头脑和手脚的时候,他只能是一副奴隶相,或者采取老爷式的态度,给人民群众泄气,松劲,泼冷水,唱反调,打退堂鼓,喝令“向后转——跑”,搞“撒播试点”,“包产到户试点”,“分户吃饭试点”,如此等等。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六亿多人民为了改变祖国的一穷二白的面貌,要革命,要前进,要对得起老祖宗,要对得起后一代。六亿多人民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是无往而不胜的。六亿多人民,每一个人挑一担土,就是一座山,每一个人挖一锹土,就是一条河。六亿多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举党的总路线的红旗,就可以翻天复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一经为六亿多人民所掌握,就变成了伟大的物质力量。反右倾,鼓干劲,掀起了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个高潮冲击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使我们的精神面貌,更加开朗,更加光辉,使我们更加坚定地向着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同时我们要向那些犹豫动摇的人大声召唤:同志们,和我们一道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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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从统计数字看十年成就 介绍“伟大的十年”
 国家统计局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廖季立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周年了。
十年以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宣告诞生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就预言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现在,实际生活已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言地那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辉煌的成就。短短十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国民经济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而伟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结束了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新的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中,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工农业生产成倍地增长,十年中新发展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历史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认识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对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表现着无比的信心和决心。
十年来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创立的丰功伟绩,需要我们从各方面加以反映。最近由国家统计局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十年”,就是运用大量的统计数字,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本书。
“伟大的十年”是一本极其重要的资料书。书中的每一张统计表,每一组统计数列,都代表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进行的高尚劳动的结晶,代表着党的总路线所结的丰硕果实。人们透过这些统计数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么巨大的优越性,解放了的劳动人民可以发挥出多么巨大无比的力量!
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伟大的十年”这本书的内容。
全书共分十个篇章,每篇除有内容丰富的统计表,还有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卷首附有三十多幅概括反映我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彩色统计图。
这本书的首篇,是这样一个醒目的题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与壮大”。在这一篇里,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山川壮丽,物产丰富的国家;了解到旧中国由于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国民经济落后到什么程度;同时,更可以看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十年来在工农业生产等各方面取得了何等伟大的成就。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与壮大,编者不仅运用简明的统计表,论证了我国的国民经济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奋进,而且在文字说明中,扼要地介绍了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般过程,并着重地说明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同时,编者也用简短的几个数目字,用对比的方法,生动而具体地介绍了新中国十年中发展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旧中国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生产能力,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篇着重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胜利。这一篇中,首先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彻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接着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我国人民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并且着重论证了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意义。编者在这一篇中组织了一张“农村人民公社光芒万丈”的统计表,这张表中列举的统计数字,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人民公社的伟大生命力。那些无耻地诬蔑和攻击我国的人民公社,说什么人民公社“办糟了”的国内外敌对分子,在这张统计表前不能不原形毕露了!
第三篇集中地介绍了十年来我国人民所进行的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从这一篇的各组统计表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十年来我国的基本建设规模年复一年地扩大,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超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的总和,而1958年一年的投资又接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部投资的一半。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贯彻执行了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由于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结果,我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
内容丰富的统计表告诉我们,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同时,在交通运输、农田水利、文化教育、城市公用事业和职工住宅等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读者想知道十年来我国新建了多少铁路、公路,有哪些新建的主要干线,打开这一篇的有关统计表,便可一目了然。为了说明十年来我国水利建设的巨大规模,编者算了这样一笔引人注目的账:十年来我国水利建设完成的土石方,约相当于挖掘四百条巴拿马运河或九百六十条苏伊士运河的工程量。如果把这些土石方按一立方米的体积接连起来,约等于地球赤道长度的一千七百七十倍。
读者如果想综合观察十年来国家所进行的基本建设的效果,则从这一篇所附的各张新增固定资产统计表中可以得到回答。这一组统计表告诉我们,从1950年到1958年的九年中,由于基本建设而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达七百十九亿元,其中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达三百四十三亿六千万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中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和的二点七倍。
第四篇到第七篇,是反映十年来我国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运输邮电事业和商业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这几篇还着重说明了1958年我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各篇中列举的大量的、丰富的统计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给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跃进速度。
资料表明,新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例如,从1950年到1958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生产增长了八点三倍,平均每年增长28.1%,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9%,平均每年只增长3.7%;英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29.5%,平均每年只增长2.9%。农业生产方面,同一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一点三倍,棉花产量增长了三点七倍,而美国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25.2%,棉花产量不但没有增长,而且下降了28%;英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了6.5%。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远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有力的明证。
十年来我国运输邮电事业和国内外商业的发展情况,书中均有详细的资料专篇记述。
第八篇到第十篇,着重反映了十年来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情况。
资料表明,十年来在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空前地壮大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已经消灭,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显著地提高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给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带来的幸福。
从以上的很简要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十年”是一本内容极为丰富的资料书。一般读者可以从中具体地了解到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有力的宣传材料,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极为丰富的教学材料,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者也可以从中得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有关资料。
值此全国各族人民以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热烈祝贺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奋勇前进的时候,“伟大的十年”的出版,无疑地,将会更加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同时,它的出版,也将会更加有力地给那些一贯地诬蔑和攻击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诽谤我国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国内外敌对分子和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迎头的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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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
空想社会主义者四种学术名著
以翻译、出版外国古今学术名著为主要任务的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了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四种:“傅立叶选集”第一、二卷(全书共四卷)、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让·梅叶的“遗书”第一卷(全书共三卷)和威廉·葛德文的“论财产”。除“新大西岛”在解放前已有过译本,这次是重新翻译了的外,其余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译文质量较好。
“新大西岛”是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始祖、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培根(1561—1626)在晚年所写的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627年出版。培根生长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培根在
“新大西岛”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把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扩展到极度。他的理想计划中所拟制的社会改革方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斗争,这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英国专制政体的斗争。
这部著作在早期乌托邦的作品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培根所展示的新科学和新技术,虽然设想是为社会解放和消灭贫困服务的,但实际上,它只是为加强资本的权力服务。这样的理想,只有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才能真正获得实现。
“遗书”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最坚决的无神论者梅叶(1664—1729)所写的一部杰出的著作。这本书在梅叶死后才以手抄本流传出来,1762年伏尔泰把它删节发表,1864年才全部公诸于世。
梅叶出身于乡村纺织工人的家庭,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一直担任神甫。由于他长期在乡村和贫苦农民相处,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认识到宗教只不过是剥削阶级用以压迫人民的工具。他写这部著作,就是为了揭露宗教的迷信、谬论和欺骗。他愤慨地告诉人们应该坚决摒弃对宗教的有害信仰,积极起来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他主张建立一个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公社联盟;在公社中,人人参加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梅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劳苦群众、特别是贫农的社会愿望和政治观点。他的社会观带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色调。“遗书”不仅是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著作,而且是战斗无神论的杰出文献。恩格斯和列宁都指示过我们,要把十八世纪的战斗无神论的文献一一翻译过来,将其“广布到民间去”。“遗书”中译本的出版,正是我们在这项工作上的一个开端。
“论财产”的作者威廉·葛德文(1756—1836),是十八世纪英国的急进作家,他一生从事文学活动,主要作品是小说,此外也写过一些政论和历史著作。“论财产”是他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撰写的一部政论“政治的正义及其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中的一篇。在这篇论文中,葛德文从理性原则出发,对私有财产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暴力和欺骗的社会。为了伸张人类的理性和正义,他要求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分配固然不应该以所有权为依据,也不应该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因为葛德文认为人的劳动能力不会是均等的,理想的分配制度应该是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葛德文坚信他理想的社会比他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社会要高出百倍,他认为应该不惜一切牺牲和痛苦,甚至采取暴力革命来实现它。尽管如此,葛德文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反对大机器生产,反对由社会组织生产和消费,他幻想着可以有一种技术,使现在这些联合成集体的工人重新分散成各别的小生产者,从而返回到个体小生产去。
由于葛德文的思想中,有许多光辉夺目的因素,所以也受到了科学共产主义者的尊敬和重视。他的作品有一个特色,就是从头至尾都贯穿着热情洋溢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干巴巴的说教。他的文风堪可称道。
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是大家熟知的一位社会主义前驱的思想家。在他的学说中不但贯穿着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而且还包藏着对于未来社会的天才洞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的学说和思想有极高的评价,同时对他的空想的社会政治观点也作过批判。
“傅立叶选集”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编选的,傅立叶的主要著作都已选入。中译本是从俄文本转译的。全书共四卷。第一、二卷收集了傅立叶的“世界和人类的命运”、“文明制度的批判”、“未来的道路”三部著作和“四种运动论”中若干片断文章。第三、四两卷收集了“新世界”一书和“经济上和科学上的无政府状态”、“新世界宣告书”两篇文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既有天才预测又有玄虚幻想的成份。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咒骂它,梦想消灭它,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发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他们找不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他们的学说甚至起了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所以说,“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共产党宣言”)。但是,正如恩格斯说的:“虽其学说含有十分虚玄和非常空想的性质,但终究是自古迄今最大智士并英明地预示了现在我们用科学方法证明其正确的无数真理的思想家”。(“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因此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如果历史地对待它们,仍能得很多的有益的启迪。
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夕的汤普生、惠特林的著作,不下数十种,我国已经翻译、出版的除上述四种外,还有“乌托邦”、“公有法典”(德萨米)、“新社会观”(欧文)和“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约翰·勃雷)等书。商务印书馆目前正在翻译“遗书”和“傅立叶选集”两部著作余下的卷次,另外还在翻译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里、圣西门、欧文等人的选集,这几部著作将在今年年底至明年上半年陆续出版。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者的生平和学说,在各书的前面均分别撰写了序言或译载了苏联学者的研究论文。 (高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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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海瑞集”即将整理出版
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官,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他代表封建社会中的进步力量,顽强地同腐朽贪婪的统治者战斗了一生。海瑞文集中,无论是奏议公文、私人信札和一部分施政条例,都密切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因此是很好的历史资料。他的“淳安县政事”和他在江南巡抚任上所订立的条约,都具体地记载了明代地方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他对于税收、差役和行政开支都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看出他是那么注意兴利革弊,减轻人民负担和杜绝官吏贪污。
现在经中华书局重编不久即将出版的“海瑞集”,有如下的特点:参考了好几种明、清的版本,集合了各本所有的文章;从县志里辑出了一些佚文,作了必要的校勘,加了新式标点;除了原来附录的传记和荣哀录以外,又从明代的史籍、笔记中辑录了一些有关资料,以供阅读时参考。因此,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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