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工农联盟牢不可破
——驳“工农关系紧张”的谬论
沙英
我国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式联盟和最高原则。特别是我国是有五亿多农民的大国，农民的态度如何，对于我国的命运关系极大。所谓国内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因此，正确地建立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工人阶级要是不把同农民这个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关系搞好，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能成功的。谁要是不懂得这个问题，谁就要在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正因为工农关系如此之重要，所以国内外的反动派总经常打算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妄图挑拨工农之间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从而动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例如在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在工农生活方面大发谬论，口口声声说“农民生活太苦了”，“农民生活已濒于饥饿的边缘”，“工农生活相差太大了”！如此等等。好像他们是很关心农民生活和代表农民利益的。以后，经过一场大辩论，他们在人民面前原形毕露，彻底地被孤立起来，那种挑拨工农关系的阴谋诡计完全破产了，我们的工农联盟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巩固和发展。
现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向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自然他们也没有放过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于是他们说话了：“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此外，他们还说了许多“严重”、“危险”、“损失很大”、“破坏了工农联盟”等等耸人听闻的、污蔑工人农民和我们党的一大堆坏话。按照他们的观点看来，我国现时的工农关系是“紧张的不得了”，国内形势是“漆黑一团”，无产阶级专政是处于“危机之中”。至于产生如他们所说的这种莫须有的状况的原因，他们则归罪于全国人民的大跃进和几亿农民的人民公社化。这实际上是反对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工农关系是如此之紧张吗？
诚然，正如周总理在“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所说的，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由于我们缺乏大跃进的经验，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使国民经济在个别环节上出现了某些失调现象，使城市一小部分副食品和少数日用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期，也同样是由于缺乏经验，的确曾经出现过某些管理权集中过多、分配上某些平均主义和某些浪费的现象。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大发展中产生的，是局部的和暂时性的，是在群众运动中难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迅速地纠正了和正在迅速地纠正着。但是，这绝不是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说的，已引起了工农关系紧张的“不得了”，“糟得很”，显然，这是他们故意歪曲事实，夸大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局部当作主体，把支流说成主流，向群众和干部大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和悲观的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着一时的、个别环节上的比例失调现象，攻击我们党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懂得综合平衡，“破坏了工农联盟”。可是，远在三年之前，毛泽东同志曾作过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有好几条都是讲的有关按比例发展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也曾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工农业并举等重要的方针问题。特别在1958年我们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规定的五个“并举”，都是根据客观的经济规律而制定的，带有战略意义的综合平衡。在以上这些文件中，都突出地指出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在我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所谓工农关系，归根到底，是依赖于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规定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前提。我们要使工农关系得到健康的发展，首先就要使工业和农业有正确的比例关系，防止和克服两者的脱节现象，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建国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在工业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在农业方面也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1958年，虽然发生过个别环节上的比例失调现象，但是国民经济中主要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确的。例如，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66％，农业的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5％。两者增长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两者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1959年上半年的经济情况是良好的，个别环节上的失调现象已逐步克服。同时，我们可以预见，在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指导下，可以保证我国的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今后继续高速度地前进，可以保证我们的工农联盟继续巩固地发展。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偏偏看不到这种整个的形势和光明的前途，而为自己主观所制造的幻象大惊小怪，胡言乱语，实在是非常荒谬的。
列宁指出，在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必须竭尽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使工业能够重新装备农业，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必须通过商品流转，建立城乡间和工农业间的经济合作。谁都知道，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这首先就需要钢铁，只有有了钢铁，才能制造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支援农业的技术改革。去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使我们不仅赢得了钢铁发展的高速度，增产了大批的钢铁，而且“以钢为纲”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飞跃发展。因为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有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整个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工业有力量去支援农业。事实证明，去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所生产的土铁、土钢，在今年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多农村用的简易机械和农具，都是用土铁、土钢制造的，没有这批土铁、土钢，仅靠洋钢，就不能供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正因为我们的钢铁工业发展了，并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所以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据北京市所属的朝阳、丰台、海淀、门头沟、昌平五个郊区的统计，1952年国家向这些郊区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总值是九十九万元，而1958年是二千零九十九万元，其增长倍数为二十点二。1958年北京郊区各人民公社得到城市工业支援的主要生产资料，有排灌机械三千二百五十台（共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马力），新式农具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四件，化学肥料二千九百七十一万斤，药械七千五百六十五架，农药四百五十九万斤，这基本上满足了京郊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再例如上海工业部门为支援各地农业的跃进，在今年上半年为农村制造的柴油机、锅驼机等动力机械近十二万马力，农业水泵三千三百多台，农业药剂二千多吨，化学肥料八千四百多吨，还有大批耕耘机械和喷射农药的机械。其中的动力机械和水泵，可供一千多万亩农田灌溉和排涝之用。如果展望将来，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必然导致我们的工业高速度地发展，必然促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加快步伐。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鼠目寸光，见识短浅，不理解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看不到它对于工农关系的促进。
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和健全的发展，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巨大发展，这使农业支援工业和保证城市的供应，促进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195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五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35％；棉花的总产量达四千二百万担，比1957年增长28％。除了农业总产值较1957年增长25％以外，林业产值增长193.2％，渔业总产值（指人工养殖部分）增长128％，牧业产值增长5.2％，副业产值也保持了1957年的水平。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商品流通量也有飞跃的发展。1958年农村出售农副业商品的总值达到二百二十亿元，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年，与合作化前的1952年的小农经济相比，几乎超过了一倍，与实现高级生产合作社的1956年相比，也增加了27.6％。今年上半年公社和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总值，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四亿元。这是说明，人民公社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农产品，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人民公社化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量的扩大和农民货币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显著地改善了。1958年每一个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比1957年大约提高百分之十左右。一年提高这样多，还是空前未有的。当农民购买力和自给性消费提高以后，某些供应城市的副食品就相对地减少一些，如农民每人多吃一斤二两肉，城市居民每人就少吃六斤。但是农民的生活一向是很低的，让勤劳的农民多吃一点，多穿一点，使城乡人民的生活的差距缩小一些，也是应当的。
由于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互相支援，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生产上和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更加巩固了。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了。几十年来，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之下，相依为命，并肩作战，建立了战斗的联盟，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取得了土地和自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人阶级又继续帮助农民，克服了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导他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中，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激烈的斗争，对农民又进行了一次巨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特别是在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之后，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由于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由于工人和农民在新的条件下共同劳动，互助协作，互相参观、访问，使工人与农民的友谊和政治上的联系更加发展了。在工农业各项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城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大约在六千万人口中进行了扫盲工作，超过了过去八年的扫盲总数。全国许多市、县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的达到85％以上。在广大的农村建立了数以万计的业余小学、业余中学、红专学校和文化技术学校，普遍地设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卫生所、文化馆、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等。这是说明工人和农民在文化上的联系也加强了。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看不见的，他们根本不理解工农之间的真实情况，他们对我国工农群众的觉悟估计过低，他们体会不到我国人民对于党、对于祖国的深厚的感情，他们是被一些局部的暂时的缺点蒙蔽了眼睛，迷住了心窍，这是因为他们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太深和严重地脱离群众的缘故。
当然，现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是存在的。不论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等方面，城市都比乡村发达；就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来说，城乡人民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特别是就所有制来说，现在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城市中主要的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的。不过，谁都知道，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这些差别，是人类历史上的旧式分工和阶级对立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时不能消灭的。我们的任务，是寻求适当的途径和方法，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产品日益丰富起来，逐渐缩小这种差别，并创造条件，以便在将来消灭这种差别。而现在我们已开始找到了这种途径和方法，这应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一年来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不仅保证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普遍提高，而且在造林、修路、大搞水利、大炼钢铁和战胜自然灾害等方面，都出了大力。它已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的发展，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将不断增加（公社每年可由生产队提取积累），社办工业和社办事业将不断发展（公社企业的利润也不断增加积累），再加上国家的投资和帮助，这不仅可以较快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而且会使公社所有制很快地发展起来。就以社办工业来说，根据全国十七个省的统计，1958年人民公社大约举办了水泥厂九千多个，生产水泥二十九万多吨；化肥厂五十多万个，生产了土化肥五千多万吨；农具制造厂和修理厂近八万个，生产和修理了农具一亿件；炼钢、炼铁炉六十余万个，炼出土铁二百四十多万吨，土钢五十三万吨。根据最近的统计，目前全国人民公社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两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0％左右。1958年人民公社的积累达一百零一亿元，比1957年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增长一倍多，这一年公社增加的积累，大大超过了过去几年农业合作社期间的规模和增长的速度。由于公社积累的大大增加，农村的机械和新式农具是大量地增加了。同1957年末比较，1958年末公社的排灌机械由五十七万马力增加到一百六十万马力，水力发电设备由二万瓩增至十五万瓩，拖拉机由二万六千标准台增加到四万五千标准台，联合收割机由一千六百多台增加到三千五百台，双轮双铧犁由一百六十四万部增加到二百一十四万部。大家都知道，由于公社所有制已经包含着某种全民所有制的成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公社所有制的逐步扩大，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也将逐步增长。如果再把眼光看远一点，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全民所有制成分的逐步增长，随着农村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势必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为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开辟了道路，甚至为将来这些差别的消失逐步创造条件。这就是说，在我国的条件下，人民公社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是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灭”的光辉的理想，列宁也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对此作过伟大的预言，但是，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现在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具体的途径和形式，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经验的伟大创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顽固脑袋所无法理解的！
总起来说，在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之下，由于大跃进，由于人民公社化，发展了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协作互助，不仅工农联盟是更加巩固了，而且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我们党实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办工厂、办农场，工厂、公社办学校，学校与工厂、农场互相挂钩，向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知识化的方向前进；并且实行了干部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军官当兵，厂长当工人，公社干部当社员，在工厂中实行“两参、三结合”，在公社中实行管理民主化，等等，这样一来，城乡中的职工、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干部和群众、军队和居民的关系更加改善了。除了地、富、反、坏、右等少部分人以外，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同德同心，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受到了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工农关系和各阶层关系“紧张”的谬论，完全是造谣诬蔑，颠倒黑白，挑拨是非，其目的是为了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只能泄干部和群众的气，引起革命队伍的分裂，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大的“马鞍形”。当然，在我们全党大团结和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面前，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已！
第7版()
专栏：
谈鼓足干劲和客观规律
徐非光
害怕群众运动好像害怕火灾一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大办钢铁运动的伟大成绩，就不能不对群众的革命行动多方责难，向他们大泼冷水。把群众的革命干劲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等等。少数有右倾思想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是摇摇摆摆，存在着一大堆糊涂观点。他们干劲不足，精神萎靡，认为指标订得愈低，就愈符合客观规律。
根据这些人的逻辑，似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必然会发生“冒进”，必然会触犯客观规律性。要想防止群众运动发生偏差，就应当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个口号。然而我们知道，没有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就不会出现什么群众运动。这样一来，总路线就变成了空文，大跃进也根本不会产生。
难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的与客观规律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吗？事实并不如此。正如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总路线不仅不与客观规律相抵触，他“本身就要求我们根据客观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遵从客观经济规律，注意各种比例关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总路线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个口号本身就正确体现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什么是干劲？我们所说的革命干劲就是指的群众的那种“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就是指的他们那种“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列宁）。鼓足干劲，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群众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什么是“上游”？这是指的客观存在的最好的可能性。干什么事情都存在着上游、中游、下游之分，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力争上游，也就是说，要在实践活动中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最好的可能性。
唯物主义者承认人的行动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所允许的范围。但是我们同时却认为在客观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人的不同主观能动作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过：“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船不能违背水的规律在水里行走，否则他要沉没。可是对于遵守这条规律，却可以有两种不同态度，一种人认为既然不能违反规律，那就把船放在水里任其漂泊好了。另一种人创造了桨，造了帆，把全船人力组织起来同心协力，使船迅速达到目的地。右倾机会主义就属于前者，他们永远无法达到大海的对岸。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属于后者，在他们看来，只要按照规律去办事，规律就不会成为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绳索。恰恰相反，它给人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场所。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个口号本身的含义，就是要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来争取实现客观存在着的最好的可能性。
是不是干劲大了就会触犯客观规律，干劲小一些、提出的指标低一些，就可以不触犯客观规律呢？事实并不如此。是否触犯客观规律，并不决定于干劲大或干劲小，而决定于人们是否在其行动中估计到客观规律，并严格地遵照客观规律办事。当然，违反了客观规律去行动，干劲愈大，便会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得越厉害。希特勒的一生中，反革命的干劲不是很大吗？但是由于他的干劲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干劲，所以他不能不带着失败走进坟墓。可是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干劲小一些，指标订得尽量低一些，就不会触犯规律了。一个不识水性，不会游泳的人，把游泳速度的指标订得再低，他还是免不了遭到没顶之灾。不按照规律办事，不管是干劲大小，都免不了要碰壁的。但是如果人们能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去行动，那么干劲愈大，就可能得到愈大的成果。人对客观规律认识得愈多、愈深刻，就可能使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上游无止境，干劲没有顶”，就是这个意思。
右倾机会主义者听了我们的话又会出来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先去认识客观规律，然后再来鼓干劲吧。不见有些人埋怨我们的大跃进没有通过试验吗？这些人忘掉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逐步深刻的。这个过程的长短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决定于人的干劲大小。譬如游泳，我们决不能在陆地上把游泳的规律完全掌握了以后才下水，而是要在实际游泳的过程中逐步掌握游泳的技术。一切通过试验，这绝不是说要把试验的阶段和实践的阶段绝然分离开来，而是不断试验，不断推广的互相交错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才能更多的掌握客观规律性。
对于广大的革命群众来说，认识客观规律，对这种客观规律认识得愈多，他们对自己的前进方向就会愈明确，他们对自己的行动就可以更有信心和勇气，因此就可能把干劲鼓得更足。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在客观规律面前胆战心惊，束手无策。对于我们来说，认识了客观规律是为了利用它为我们服务，但右倾机会主义者认识了规律，却使它变成限制人们前进的绳索。实际上他们完全是用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客观规律，以为人在客观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可怜虫。他们看来好像非常尊重客观规律，实际上却完全堕入了唯心论的泥坑。
为什么他们会堕入这种唯心论的泥坑呢？他们的可悲之处，就在于看不见群众，看不见广大劳动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出来，就可以“把世界翻过来”。他们见物不见人，根本不相信劳动群众创造世界的真理。因之他们就不能不在客观规律面前丧失信心，悲观失望。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完全相信，劳动人民鼓足了干劲，不仅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迅速改变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状况。但是在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心目中，中国的六亿劳动人民却仍然还是一副可怜的奴隶相，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对中国迅速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抱悲观主义的看法。这种对待劳动群众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老爷式态度。因此，他们在伟大的群众运动中，站在旁边，指手划脚，专挑毛病，不看成绩，就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但是六亿人民决不会因此就抛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伟大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们将继续发扬革命的干劲，把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贯彻到底。但是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能不面临一次历史的抉择，或者是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惊醒过来，抛掉资产阶级的观点，重新估计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并站在群众之中与他们并肩前进，或者是被这种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所淹没，去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们必须选择一种态度，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