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正确处理人民公社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杨波
最近，各地农村人民公社，都在安排、处理1958年的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这件事处理得好不好，关系到人民公社的巩固，公社生产的发展和每个社员的生活。
1958年，是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大跃进的一年，各地人民公社的收入，都比过去显著地增加了。这种情况，不仅为提高社员生活提供了远比过去丰足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为扩大公社积累、提高积累在纯收入中所占比重，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分配，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决定积累增加多少和消费提高快慢的两个因素
大家知道，积累的多少和消费提高的快慢，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1）决定于生产，这是基本的。只有生产迅速发展了，收入大大增加了，才既有可能提高消费，又有可能大大增加积累。过去几年，由于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5％左右，农民生活提高的幅度以及积累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受到了限制，各地农业社的积累率一般只占纯收入的10％左右。1958年的情况不同了，各地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是百分之几、十几，而是百分之几十，百分之百，甚至更多，这样，就有可能既保证农民生活进一步的提高，又能适当增加积累。（2）决定于分配。在生产发展中，必须保证农民的生活逐步有所提高；只注意扩大积累，不注意提高消费，是不对的，不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生活改善的要求是无限的，而收入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如果不注意正确的分配，如果不是根据农民生活只能逐步提高的原则来安排消费，而是生活来个一步登天，那么，积累依然不可能有较多、较快的增长，这同样不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本着什么原则来处理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问题呢？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农村的人民公社应当在勤俭办社的原则下，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在从总收入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缴纳税款以后，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的比例。但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应当使收入中用于社员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部分（包括用于公共福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部分）逐年有所增加，使人民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这就是说，既要适当扩大积累，提高积累在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保证公社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和物资供应，又要适当提高社员的消费，一般地要使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余社员的收入比上年也不致减少。
不能片面强调扩大公社的积累忽视提高社员的消费
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看法的。一部分同志，只强调扩大公社积累，不注意改善农民生活。他们认为，1958年是苦战三年的第一年，过去的“家底”又很单薄，应该把增产的部分多多用于扩大积累，不要忙于改善生活；以后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了，生活自然也就会提高。这种想法对不对？注意扩大积累、发展生产，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问题在于不能只抓这一面，还必须注意改善生活、适当提高消费的一面。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见“七一”1958年第五期所载“毛主席在湖北”一文）因此应该既注意扩大积累，又注意提高消费，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才能通过分配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消费增长的速度应该慢于积累增长的速度
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生产大跃进，生活也应来个大跃进；只注意改善生活，不注意扩大积累，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对，一是这些同志把现今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估计得太低了，好像只有从物质方面多加鼓励，才能鼓起农民的干劲，才能激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二是这些同志把扩大积累和提高消费，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件事情，没有看到其中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而且从根本上说，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要扩大积累，就要有计划地控制消费；今天适当地增加积累，正是为了明天更快地提高消费；为了社员的长远利益，就不能只管眼前利益，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消费增长的速度应该慢于积累增长的速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加速发展生产，有利于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也就更有利于不断地提高农民生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到底怎样安排才算适当呢？由于各个人民公社的生产、收入和社员生活水平等各不相同，不可能也不应该作出一个统一的硬性规定，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灵活掌握。由于各个人民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积累的比例高一些，有的积累的比例低一些。对一个公社完全适当的比例，对另一个公社未必适当。这就是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任何情况的、固定不变的比例，只能根据各个公社的不同的生产情况和社员生活情况来具体安排。衡量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是否妥当，不在于两者的百分比各占多少，唯一标准是看分配的结果，是否既保证了社员生活普遍有所提高，又保证了公社的必要积累。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照这样说来，那么，社员的生活到底怎样安排才算适当呢？要使90％以上的社员收入比上年有所增加，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一般说来，目前安排社员的生活，可以按当地过去的富裕中农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来考虑，凡是目前已经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平均生活水平的，一般可暂时不提高或提高得少一些，主要可从集体福利方面作些改善；凡是已经接近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生活水平的，不应再过多地提高，原则上以提高到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宜；凡是目前社员生活还低于当地富裕中农平均生活的，则可根据全社的生产、收入以及扩大生产的需要等具体情况，逐步提高到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生活水平。当然，各地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的地方高些，有的地方低些；如果有的地方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确实很低，而且目前社内在不影响扩大积累、发展生产的条件下，又有可能和必要把社员的生活提高到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生活水平的，也是可以的，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在安排社员的生活和收入时，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此外，各地人民公社在具体安排社员的生活、收入时，还有以下几个新的情况值得注意。
首先，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一般都是采用按劳动日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制度，即按每一社员一年所作的劳动日数，按劳动日分值折成实物和货币，在年终决算时一次分配给社员（夏收后有一次预分）。至于社员个人收入怎样使用，完全由其自己自行安排。现在不同了，各地人民公社一般都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虽然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性质，但已具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萌芽。分配制度上的这种重大变革，在社员全部消费基金的使用方面，引起的变化是：工资部分，由社里按时发给社员个人，由社员自己安排用途；供给部分，大都是不发给社员个人，而由社里集中掌握，统一使用于社员的生活消费。这样，在消费基金的分配、使用方面，就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1）要合理安排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根据各地部分人民公社的经验看来，在目前，在公社收入分配中，要做到既能保证适当提高积累的比例，又能使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供给部分所占比例不宜过大，包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以只包“吃饭不要钱”为适宜。如果包的范围过宽，供给部分所占比例过大，其结果，不是减少了积累，就是难于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2）要切实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使每一个在食堂吃饭的人都感到比在家里吃饭还好，使每一个孩子都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3）在比较每一社员1958年同1957年的收入变化情况时，不能简单地把1958年社员个人的收入直接同1957年比较，应该把1958年底留在社里的准备用于1959年上半年开支给社员的工资和供给部分的消费基金，连同1958年已经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来同1957年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确切地说明社员个人收入的变化情况。因为事实上过去社员个人每年的收入，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第二年上半年消费的，所不同的只是过去这一部分消费基金都在年前分配给社员个人，现在则留在公社里集中掌握，分期使用。这一点，应该向社员讲清楚。否则，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1958年社员的收入实际上增加了，表面算来却减少了。
其次，过去两年，社员的全部收入中，虽然大部分取自社内，但个人副业收入也占相当比重，一般皆占百分之二、三十。现在不同了，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残余，如自留地、自营的成片果树等等，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都已基本上转为社有；全部劳动力也基本上都由社内统一安排、调配。生产关系上的这种变化，使社员个人的收入，基本上都全部取自社内。这是人民公社在分配社员个人收入、安排社员生活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新的情况。
再次，人民公社是由过去的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的，由于原来的各个农业社的经济基础不同，生产发展不平衡，收入有多有少，社员生活有高有低，现在要将全社的收入统一进行分配，就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统筹安排，妥善处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得合理，但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它同其它事物一样，也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之间，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但也有矛盾。积累基本上代表着社员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消费代表着社员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要增加积累，要争取今后的生产更发达，生活更美好，就要有计划地控制目前的消费，这就是矛盾的一面。积累增加了，生产不断跃进，社员个人的消费才有可能不断提高，才有更加充分的物质保证，这又是统一的一面。我们在实际处理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问题时，必须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善于从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把社员的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目前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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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星际航行的第二阶段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郭永怀
苏联重达一千四百七十二公斤的宇宙火箭在突破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以后，已于7日正式进入太阳系的行星轨道，成为第一个人造行星。这是继人造地球卫星以后又一件划时代的创举。如果人造地球卫星是星际航行的第一阶段，那么人造行星的诞生就标志着星际航行的第二阶段。这就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握了通到宇宙去的必要工具了。
宇宙火箭与发射卫星的火箭的分野，在于前者的重量更大、力量更强。苏联从1957年10月4日起共发射三个卫星，最重的一颗约一千三百二十七公斤。发射这样卫星的火箭，推力大约在一千吨左右。发射几乎 一吨半重的行星，火箭就必须有使最后的一级逃脱地球引力的力量，它的推力就必须在万吨左右。如果发射卫星是三级火箭，宇宙火箭就最少是四级的。成功地发射这样重的行星，我们可以断定苏联在火箭发动机的技术上，已经解决了向月球降落的问题。
宇宙火箭的所以要特别强大，是因为它要把一吨多重的载荷送出地、月引力范围之外。我们知道地球卫星是在地球引力作用之下，环绕地球在圆形或近乎圆形轨道上运行的。在这样轨道上运行的速度大约每秒八公里。发射这样的卫星，火箭只须把最后一级加速到圆形轨道所需要的速度就行了。宇宙火箭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速度增加到大于每秒十一点二公里，即第二宇宙速度。要是火箭最后一级的速度小于第二宇宙速度，它就要在地球、月球的引力场内运行，轨道的形状是有很多可能性。适合于星际交通的一类为扁椭圆形。如果它的速度等于或超过第二宇宙速度，它就要按抛物线飞向月球。由于速度高，它虽然进入月球的引力场，但仍然摆脱月亮的影响，而继续向太空飞奔，终于逃出地、月的束缚，而后又陷于太阳的更强大的引力。
在太阳强烈的吸引下，这颗行星便逐渐走上新的轨道。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以太阳为一焦点。据计算的结果，这个小行星几乎是在地球的轨道面内运行。轨道是介乎地球和火星的轨道之间，最长直径为三亿四千三百六十万公里。这个轴与地球轨道的长轴成十五度角。周期是十五个月。
在向月球发射宇宙火箭的问题上，有一特点，即如何使两个运动的物体相遇。从火箭发射到它飞近月球的时间几乎是一天半，在这一天半的时间内，月球的位置也要改变。因此，在发射的时间和方向的控制上要有极高度的准确性。据估计，误差一度，轨道的远地点就有六千公里的误差，真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根据公报，人造行星携带的仪器共有八种及无线电发报机。按仪器的性质，我们知道行星将供给以下几方面的资料。（1）从磁性和放射性的测量，我们可以得到有关月球的结构及其来源的证据。（2）行星间弥漫稀薄的尘埃和气体，放射性很强的宇宙线，和经常出现的流星群。我们如果掌握了这类资料，我们就能对宇宙空间有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今后星际航行寻找安全措施，将有重要意义。（3）从无线电波的记录，我们也可以准确地推出火箭在月球附近的轨道，并根据轨道计算准确地得到月球的质量。这是今后设计地月间的更精确的交通轨道所必需的数据。
苏联在过去一年以来，在发射人造卫星之后又成功地发射了人造行星。这证明苏联的科学正以极大的步伐飞跃前进。火箭是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尖端，是一门综合性强、包罗万象的科学。部门既多，而各个部门又都还存在关键性的难题。要使一支火箭成功，每一环节便都不能苟且，都要结结实实地解决的。因此，一支火箭的成功就是广泛科学领域的高度水平的标志。在人类第一支宇宙火箭的光辉照耀下，苏联的最先进的科学高峰就再一次显示在全人类面前，世界的和平又得到了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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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平等待人
杜敬
人民群众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干部呢？更具体一点说，人民群众究竟喜欢具有什么样的作风，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干部呢？什么样的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比较有威信，受到群众的爱戴，因而工作起来方便，工作的效果也比较好呢？这个问题，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绝大多数干部说来，早已解决；而对少数干部说来，却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
绝大多数干部，在党的长期教导下，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放在平等的地位，与群众平起平坐，亲如一家，打成一片，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思想情况很熟悉，也很关心。对于这样的干部，群众称赞他们没有架子，不把他们当作什么官看待，而是看作自己一家人，见面之后，老张老王，呼名唤姓，无话不说。群众有什么作难的事情，或者不明白的事情，总愿意找他们商量商量，问个明白。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也愿意对他们诉说诉说。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对群众就更加了解了。干部一说话就说到群众的心坎里，群众也格外爱听。在革命战争期间我们的干部同群众就是这样的关系。解放以后，党同群众的这种水乳交融、互相信赖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特别是近一两年来，经过1957年到1958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了三风五气，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进一步调整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大批干部下放，又规定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广大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厂则普遍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同时，在群众当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逐步形成习惯，逐步形成一种经常的民主制度，群众对于干部作风等等方面的意见，可以随时用大字报的形式自由地表达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干部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同群众一起苦干实干，群众的干劲也就更大了，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1958年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极为宝贵的经验之一。
上述情况，是干部作风，干部同群众的关系的主流。应该十分珍视这方面的成就。但是，也有少数干部，或者很少同群众接触，或者在接触群众的时候，把自己的地位摆得很高，而不愿同群众站在平等的地位，有事同群众商量。只有他们说了话才算数，群众的话，他们听不进耳朵里去。他们只愿意以群众的上司的姿态出现，而不愿意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群众面前摆出一副官架子，才会为群众所尊重。
结果怎样呢？恰恰相反。群众对这样的干部，或者敬而远之，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他，遇事打上几句官腔，内心里却不满意，有话也不愿对他说。这样的干部，虽然也想为群众服务，并想服务得好一些，但由于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心情，工作就很难作得好。这虽然只是一个指头甚至还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
干部能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能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怎样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怎样认识干部个人作用的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胜利当中，更加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我们看到，由于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得到了大大发扬，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各种工作当中大搞群众运动，广大群众解放了思想，鼓足了革命干劲，征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多少惊人的奇迹。这些奇迹，有那些不是在党的领导下，由群众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呢？又有那些是瞧不起群众的干部所曾预料到的呢？在这些事实面前，也许有人提出，离开干部的领导，群众能创造出奇迹吗？是的，干部领导的作用和成绩是不能抹煞的。但是，干部的领导所以有成绩，仍然离不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到群众当中去吸取智慧，总结经验，不首先向群众学习，只凭少数干部坐在房子里空想，是不会有什么正确的领导的。干部的聪明，正是由于集中了群众的聪明，干部的经验，正是由于集中了群众的经验。谁肯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面前老老实实地甘当小学生，从群众当中吸取的东西多，谁的领导就会高明一些。谁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自以为高出群众一头，谁就反而会变得更愚蠢。
能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这是衡量我们的干部的一个重要尺度。我们的干部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官有着根本的区别，按照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干部就是干部，群众就是群众，必须分得一清二白；如果干部也像个普通劳动者，还成什么样子？干部是官，群众是民，官是管民的，如果干部和群众平起平坐，成何体统？既是干部，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威严，群众才会唯命是从；如果随随便便，群众不听话怎么办？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反映。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特别是在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上的三风五气、老爷态度等等，我们必须彻底破除。我们认为，干部和群众，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这决不同于旧社会的官和民的关系。我们的干部是从群众当中选拔出来的，是在群众运动当中生长起来的，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干部要领导群众，但又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干部要作群众的先生，但又必须首先作群众的学生。干部和群众，是站在同一立场，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是依靠于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给群众办好事，并密切联系群众，而不是依靠强迫命令。因此，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旧社会的官和民，则是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压迫者同被压迫者的关系，是站在互相敌对的立场上的，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被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被掌握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手里，一不小心，就可能祸从天上来，闹得家败人亡。因此，劳动人民对于那些官老爷表面上只好唯唯诺诺。劳动人民暗地里却组织什么抗捐抗税抗租的活动等等。这才是劳动人民的真实态度，这才是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的关系的本质。由此看来，我们是应当如何地鄙弃剥削阶级那种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并坚决消除它的影响呢！
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也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劳动中以及其它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地改变或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样才能加速我们的建设。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了，这是一个革命。经过这个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又经过整风运动，生产关系当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如前所说，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就更进一步启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因而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空前未有的局面，大大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干部作风不好，像前边说的那些情况一样，在群众面前摆架子，缺乏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因而妨碍着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这应当看作是对于生产力的束缚。提倡干部以平等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对进一步调整和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是极为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