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集体生活和个人自由是辩证的统一
忻定县南王人民公社一个生产大队展开辩论澄清思想
据山西日报消息 忻定县南王人民公社大南邢生产大队,于去年12月25日到26日,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就集体和自由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
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南邢的农民们欢欣鼓舞,对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说不尽来道不完。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对具体生活和个人自由缺乏正确的了解。为了划清界限,提高认识,大家敞开思想,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辩论。
人民公社促进生产力发展
征服自然有了更大的自由
“人民公社化以后集体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关系究竟怎样?”许多人首先从解放生产力的观点上,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仁旺说:几千年来,咱们农民都是给老天爷、龙王爷、土地爷这“三个爷爷”当奴才的,遇到天旱、水涝都没有一点法子。可是,实现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就不同了,我们已经有力量用“三仙传道”的办法,把池泉的水引到山坡上去,“三爷”也得听咱指挥了,这应当说是人生的最大自由。宋三毛对这种看法很感兴趣。他说:就拿咱大南邢来说吧,因为是个低洼区,过去往往三年两头遭涝灾,人们不知吃过多少苦头。难道当时人们不懂得排涝吗?不是。只因土地是分散经营,想排也办不到。自合作化以后,我们才得到排涝的自由。如今我们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不但可以保证丰收,而且在几年以后,将会在整个忻定盆地实现:“河渠密如网,井库满天星,河与渠相连,渠与库相通”。那时大南邢便又能排水,又能灌溉,多大的雨也成不了灾,一年无雨也能保丰收。这样的自由过去真是想不到。
“你们说的是全村,我就说说自己吧!”曾走草地、放牲口十多年的张继保,这时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公社带来的自由。他说:“对于养牲口,我不外行,也很热爱这个职业。可是过去为了吃穿二字,会干的不能干,不会干的偏得干,这就是个大不自由。建立公社后,实行了分工分业,量才使用,这我就自由啦,可以安安心心高高兴兴地去当饲养员了。”说到这里,妇女们也活跃起来了:这个说,她再也不蹩在家里受锅台的束缚了;那个说,她在家庭有了地位,男人再也不跟她吵架生气了……。
总之,大家一致认为:集体化的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发展,人们的自由越大;互助组比单干自由,合作社又比互助组自由,人民公社又比合作社自由。
那末,是谁觉得“不自由”了呢?会上认为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不劳而食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另一种人是资本主义思想还没有彻底肃清的富裕中农。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有了极少数人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没有大多数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越取消的彻底,社会主义的自由就越有保障。
自由并非无组织无纪律
离开集体便无真正自由
在大家认为公社对劳动人民有更大自由的时候,以又馋又懒又好逛游的张保山为代表的几个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说:“不能‘木匠的斧子’砍一面,公社固然有自由的一面,但也有不自由的一面,比如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于个人的自由就有拘束。”这样就给大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辩论题目:公社自由是一面还是两面?自由要不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生活和个人自由是什么关系?
于是辩论转向深入。有些人觉得张保山他们说的还有些道理,有些人则觉得他们完全错了。而在后一种意见看来:人民公社的自由的确有两个方面,但不是张保山等人说的那两个方面。正确的认识应该是:一方面同过去比较起来,人民公社确实使劳动人民“一圪蛋儿”自由啦,比如今年夏天一家一户吃饭时,人口少的人家因粮食调剂不开,吃饭还得搭搭对对,如今成立了公共食堂统一调剂粮食,人人可以吃饱吃好了。另一方面同将来比较,现在就不能算完全自由了,比如我们都想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但目前生产还不发达,还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我们“苦战三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正是为了争得更大更多的自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就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要依靠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像战士和工人那样有组织有纪律。要不然,咱农民还是一盘散沙,什么也干不成。咱们单干的时候,表面看来挺自由,可是经不起天灾人祸,风吹雨打,实际最不自由。所以自由和组织,自由和纪律,既是两回事,也是一回事。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是得不到更大自由的。要不是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民主化,今年跃进的成绩绝对没有那么大。
这时,张隆珠、张有才等人又从个人的自由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巩固和发展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们说,个人的自由都是从集体利益的巩固和发展里来的,谁要想干就干,不想干就算,不顾集体利益,不但集体利益要受到影响,个人的自由也不会有保障。拿河网化来说吧,如果都像张保山他们那样自由散漫,不用说,总是搞不成。河网化要搞不成,大家沾不上光,你自己的生活也不会自由幸福。因此,离开集体利益的巩固和发展是没有个人的自由的,个人的自由必须服从集体。张保山他们觉得公社只有集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完全是一种糊涂的想法。
在不妨碍集体利益原则下
大集体中可以有个人自由
在辩论集体生活和个人自由关系时,又暴露出另一种不正确的意见。这就是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的几个社员提出了逐步取消个人的自由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有二:一、既然个人的一切自由都是从集体的自由中来的,所以集体的自由中已经把一切的个人自由完全代替啦,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样样东西都供给,要吃啥,都吃啥,要穿啥,都穿啥,个人的自由就连一点作用也没有了。二、个人的自由是个灰东西,个人的自由多了,必然要影响大集体,大家都要自由开了,什么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就没法维持,所以个人自由是越少些越好,没有了更好。
集体的自由是否就能把个人的一切自由都代替了?张能治、乔云集等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个人的一切自由虽然都是从集体的自由中来的,但是并不是有了大集体就不允许有个人自由了。因为每个人的喜爱和所好是不同的。如我们的食堂每顿饭菜多样化,并对老人、小孩、病人给以可能的照顾,所以大家都满意我们的食堂。如果不顾社员的不同情况,大家来个清一色,社员就会有意见。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赵玉梅也说开话啦:“咳,这算说对啦。比方我们妇女就跟你们男人的情况不一样,要不给我们妇女有一些特殊的自由,那可没办法啦。”
“在不妨碍集体利益的原则下,应该有个人的自由。随着公社的巩固、生产的发展,个人的自由还要越来越多”。刘恩宽、王仁和、刘兰花等都是这样认识的。他们的道理是,将来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一个人就能作几个几十个人的活儿,因此劳动时间准要缩短,自由支配的时间准要增加哩。现在是“苦战三年”期间,劳动比较紧张一些,看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不算多,但将来劳动的时间比现在就少了,剩下的时间就多了,就由自己来支配。再说,也不能把集体劳动说成是不自由,咱们大家都齐心合劲地好好劳动,咱们的国家工业化了,公社工业化了,生产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品种花样也会越来越丰富了。那样,咱们现在吃不上的就可以吃上,现在穿不上的就可以穿上,现在用不上的就可以用上,并且自由挑选的范围也一天比一天扩大。因此他们把集体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比作河跟渠的关系;河里水溢了,渠里却干的见不上水,世上没这个道理。
自由多了是否会影响集体。大家的共同认识是看你是什么样的自由: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自由一定会影响集体,因而决不能允许。但是正当合理的自由,不但不会影响集体,反而有利于集体。人们得到了多种多样的自由就会想一想:这些东西是那来的。吃水想起了打井人,他们就会对集体更加爱护的。咱村的人为什么这样拥护公社,就是大家都懂得公社是自由幸福的命根子。
这场大辩论起了三个作用:一、划清了界限,提高了认识,解除了群众对人民公社和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的不少误解,不但看到现在,而且还看到了将来。二、根据辩论的结果,群众的需要,和本大队的条件,确定了在大集体范围内的个人自由,改正了工作中的缺点,从而也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三、揭穿了敌人的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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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看问题的尺度
南王人民公社大南邢生产大队进行了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农民们用切身的体验,朴实的语言,广泛而深刻地阐述了集体和自由的关系。这场讨论,是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的又一次证明。
看问题,有各种侧面和尺度。什么是自由?也可以有不同的衡量。正确与否,关键问题在于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大的方面去看和从小的方面去看,这是两种不同的尺度。从大的方面去看,就可以充分看到集体化后排山倒海的力量,看到人从自然的奴隶逐步转向自然的主人,就会感到无限的自由。
从长远的方面去看和从眼前去看,又是两种不同的尺度。看得远一些,既回顾个体生产时广大农民捉襟见肘的穷困生涯,又瞻望集体化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美妙远景,就会增加无限信心和力量,万分珍视自由的生活。
从全面看和从片面看,也是两种不同的尺度。全面看问题:一方面努力维护集体利益,一方面合理安排个人自由,就可以使人人心境舒畅,精神奋发,使个人在集体生活中如鱼得水,融洽无间。
大南邢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的辩论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启示。请读者读读这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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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 又有革命热情又有科学分析
进贤县工作越做越细致
本报讯 江西省进贤县广大干部在去年大跃进的一年中,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工作愈做愈细致。中共进贤县委最近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收获,决定在1959年要做得更好,把革命热情和科学分析的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共进贤县委在去年一年中,曾组织全县干部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以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每个时期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等。干部通过学习提高了理论思想水平,在工作中也就自觉地养成了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县委和各区、乡、社党委,每个季度都全面调查一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改进工作。在进行每一项中心工作时,他们也都事先进行调查研究,以做到心中有数。
由于深刻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情况,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也就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梅庄人民公社党委在调查粮食供应工作时,发现有的大队对贯彻保证社员吃饱吃好的原则有偏差,他们片面地理解吃饱吃好就是每天三餐干饭,粮食不足就向国家要,而不精打细算,以致造成浪费。根据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向各生产队干部进行了教育,并采取定量到食堂的办法,发动食堂想办法,既要保证大家吃饱吃好,又要节约粮食。
县委在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的情况下,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是头脑比较冷静的。县内有个军山湖,是鄱阳湖的岔口,只要鄱阳湖一起风,附近三万多亩良田就受淹。在今年兴修水利运动中,干部和群众积极要求堵死岔口,有的人马上就要动手干。县委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表示支持,同时对这个工程能不能搞和在什么地方搞,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为了弄清在什么地方堵口好,县委第一书记邢海川亲自坐船勘察了七天,最后选择了一个最窄的地方,只需要一百三十五万土石方就可以堵好。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就避免了盲目动工,使工程进展很顺利。
进贤县干部所以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主要由于县委重视这一工作。全县公社化以后,有部分干部产生过这种思想:“生产大跃进那有时间搞学习、调查?”“现在群众觉悟高了,思想工作少了,学习和调查研究可搞可不搞了。”县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在干部中展开了“大跃进中要不要学习和做调查研究工作?”“现在我们的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是够了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通过辩论,广大干部认识到:目前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公社化后有许多工作需要跟上去,而干部又缺乏领导和管理公社的经验,因此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不应放松,相反要大大加强。同时,在每次干部会议上,县委都强调要搞好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由于注意学习同工作紧密结合,使学习的东西能够很快用来指导生产和工作,这就巩固了大家对学习的兴趣。又由于经常进行单位与单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评比,也保证了这一制度经常贯彻执行。
中共进贤县委认为,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是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不断改进工作作风的有效办法,今后每个干部必须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经常贯彻执行,做到工作好、学习好、调查研究好。同时又向干部提出要建立“三书四本”(政治理论书、文化书、技术书,调查研究本、学习笔记本、劳动手册本、创造发明本),以便更好地贯彻把革命热情同科学分析的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把今年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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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学校关怀幼儿园
太平公社小学教师帮助保育员提高业务水平
沈阳少年儿童帮助街道托儿所开展文化活动
本报讯 四川省遂宁县太平人民公社,为了帮助保育员迅速提高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在党总支领导下,采取了由小学加强对幼儿园的辅导的办法,使幼儿园一天天巩固起来。目前该社已办起幼儿园三十四所,入园幼儿一千一百三十人。儿童的家长反映很好。
公社小学每个星期日都要把保育人员集中起来学习和交流幼儿工作的经验,练习唱歌、找教材、开现场会议,参观教学。本期已举办了两次参观教学和现场会议的活动,对保育人员业务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为了解决保育人员缺乏教材的困难,公社小学除了编印一部分发给他们外,有时还同保育人员一起,自编一些儿歌、游戏。公立和民办小学的教师并采取分别包干辅导的办法,帮助保育人员解决工作上的具体问题,发动小学学生为幼儿园做玩具。
通过以上工作,全社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不断地改进了教学。目前每所幼儿园的保育人员都会教唱几首歌和教儿童做一些简单游戏,不安心工作的人大大减少了。如保育人员易宗贞、邓明英在边学边教中发挥了很大干劲,能自己编选教材,自己创造适合幼儿年龄特征的游戏。
据新华社沈阳7日电 沈阳市中、小学校的少年儿童利用课余时间到街道幼儿园和托儿所帮助开展文化活动,使幼儿园和托儿所儿童的生活更加活泼和丰富。
沈阳市自去年9月以来,街道托儿所和幼儿园有了很大发展。在共青团沈阳市委的组织下,全市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员和少年儿童普遍和街道托儿所联系,担任保育员的助手。在课余时间,少先队员和少年儿童就到托儿所和幼儿园去,教入托的学前儿童唱歌、舞蹈和画画。中、小学生还在课余时间做了五万多件精致的玩具,送给街道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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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益求精
易槐
江西进贤县委最近总结了他们在大跃进中工作越做越细致的经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党的六中全会特别向我们指出,工作一定要越做越细致。所谓细致,不是别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接近实际或符合实际,越来越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相适应。
事物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和不同的发展规律。但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细致,由低级到高级。生产如此,生活也同样如此。比如人民公社,比起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是更高级的,更进步的,正因此,它也就比农业社复杂得多。又如生活的集体化,乍一看,这似乎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化了,其实不然。生活集体化,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使她们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使她们的生活由简单枯燥走向丰富多彩。就是吃饭、穿衣、带孩子这些事情本身,同样也要比集体化以前变得复杂多样。事情既是这样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工作就必须越做越细致。领导农业社比领导互助组复杂,领导公社比领导农业社更复杂;随着生产的发展,领导生产的工作需要越做越细致,而当组织群众生活的责任也担在我们的肩膀上的时候,工作就得更加细致。对这一点如果不十分明确,而企图把事情简单化,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碰钉子。
事物的实际情况总是比人们原来所设想的或书本上所记录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又在不断发展变化。要工作得细致,接近或符合客观情况,就必须像党中央所教导我们的,把冲天的干劲和细致的调查研究,冷静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这一点,进贤县委做得很好。为了大跃进,群众要求堵死鄱阳湖汊口。这是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领导不可忽视。可是,堵口的工程究竟能不能搞,怎样堵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这就不是单靠干劲和热情所能解决的了。如果县委书记不那样细致地调查研究,堵口工程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就可能发生浪费甚至使工程失败而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
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工作,不仅在动手办一件事情之前要充分进行;在工作开始之后仍然要不断进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接近实际的,决不可能一劳永逸。有些事情,刚一接触,似乎还不太复杂;以后,越接触得多,越接触得深,就越会看到这一事物的来龙去脉、各个侧面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了这些,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工作越做越细致。比如学生住校这件事,刚一开始,人们会设想得比较简单,以为只要使学生有房子住、有床铺睡、有食堂吃饭就可以了。及至学生住进学校以后,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要安排学生课余的各种活动、要关心学生的健康、要防止传染病的流行、要有人帮助学生缝缝洗洗,使他们生活得更好……。这样,原来的计划就要有所补充和变动,工作也就随之更加深入细致。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害怕修改和变动原来的计划,而要尽可能地多倾听群众意见,多研究实际情况,主动地去修改和补充已有的计划。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种变化,正是促使我们的工作更细致、更接近实际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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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四害常胜将军沈前明
本报记者 孙跃冬
四川省蓬安县的大小场镇和广大农村里,一提起沈前明,无人不知,谁人不晓。人们称他为“除四害专家”“除四害常胜将军”。
每天中午或傍晚,当人们休息的时候,蓬安县陵江镇有一支数十人的队伍就出动了。他们背着背兜,扛着梯子,提着肉皮和骨头,拿着洋铁筒,这就是沈前明领导的除四害突击队。下午或第二天清晨,当人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提着一桶桶的老鼠,一串串的麻雀胜利而归,从不空手。他们就是这样轮流到各场镇的居民段或公社的生产队去活动,几乎把全县都跑遍了。而沈前明自己,从1952年到现在,六年如一日,一直没有放松除四害的工作。六年中,他利用业余时间共杀死老鼠二万零七百多只,麻雀九万一千多只。至于他杀灭的蚊蝇就不计其数了,仅去年一年,他掘出的蝇蛹就有四十斤。
沈前明是蓬安县陵江镇人民医院的勤杂工人。他很勤快,又肯学习。工作之外,他学会了打针、敷药、接生等技术,被医院评为模范工作者。当他认识到除四害讲卫生的意义之后,便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曾多次被县和南充专区评选为甲级和特等卫生模范,受到五次奖励。去年9月,他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并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和北京防疫站顾问。不久前,他又被选为出席全国农业生产及爱国卫生先进单位代表大会的代表。
沈前明被人们称为“除四害专家”,不仅因为他消灭“四害”的数量多,而且还因为他极熟悉老鼠、麻雀的习性,掌握了它们活动的规律,从而创造出一系列不同的捕杀方法。当他发现老鼠有爱互相邀约偷食的特点,就把原来用盆子扣、用坛子漏的方法,进一步改进了一下,把只撒在里面的饵食,改撒在附近的一片地方。这样,第一只老鼠吃了饵食以后,便回去约另一只。只只相约,等到一群老鼠吃到中间的饵食时,捉到的就不再是一只,而是一群了。
由于沈前明肯于细心观察,因此他能根据鼠洞和被啃咬的东西,判断出是那种老鼠;当老鼠跳跑时,他会判断出老鼠是到坡里吃庄稼去了,或到厕所里吃粪去了。有一次,一个农民问他:为什么放上打鼠板,老鼠却不来吃食?沈前明到他的屋里侦察以后说,老鼠是每天夜里从窗上进来的;按照老鼠的习性,它进屋后,并不立即到有吃食的地方,而总是要绕屋跑大半圈,并且一般是从右向左,听听动静,因此打鼠板虽然放得离窗户不远,但是没有放在过道上,老鼠就不去吃。那个农民按照他的话,把打鼠板改换了一下位置,第二天果然打到了老鼠。
捉麻雀时,沈前明也是先研究出麻雀繁殖的时间、地点,麻雀晚上常栖的地方和习性。他说,麻雀爱在背风向阳的房顶上繁殖,而且爱聚在一个房顶上;每年3月到8月繁殖,每二十天就生一窝蛋。他只要看看窝门口的草,就能知道里面是蛋,是小雀、还是空窝。因此,他掏雀蛋和小雀,有一定的去处,而且一次总是能捉数十只到一百多只(包括蛋)。
开始时,沈前明是单枪独马一人单干。只要他听到说那里麻雀、老鼠猖獗,就赶了上去。只1952年2月一个月,他就杀死老鼠八千只。第二年初县上评奖时,他得到一面红旗。后来,中共陵江镇总支书记陈正三对他说:“老沈呵,你不过一个脑袋两只手,搞得也有限;要想取得更大的成绩,只有发动大家一齐干!”这一下,沈前明的脑筋开了窍。
那时候,蓬安县的群众还没有用过打鼠板,有的不会用,有的不相信打鼠板能打住老鼠,买的人少。沈前明就把自己买的数十个打鼠板借给大家,并教给他们使用的方法。他又把用木盆扣,用坛子漏等简便方法教给群众,告诉他们怎样才扣得多。结果全镇在第一轮次,就捉鼠近一千只。这一下,沈前明的捉老鼠方法,就开始在附近推广开了。
去年,沈前明走遍了南充专区十二个县市,当场表演传授技术,许多青年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他又把本县的数十个徒弟组织成一支除四害突击队,把两次领到的六十元奖金,全部拿来买成工具、药品,利用业余时间带领他们到各处歼灭四害。不久前,他来北京开会,还随身带着药品,准备路上遇见麻雀时使用。当我问他为什么干劲这样大时,他说:“现在人民生活过好了,决不能容许四害这些坏东西继续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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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侗家村寨变化多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过去曾流传着“山山有风水,处处有神灵”的传说。在生产大跃进中,农民群众经过大争大辩,把这种千百年的迷信忌讳一扫而光。山开了,土动了,粮食增产了!现在,各个村寨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个专栏里所反映的事例,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编 者
鲤鱼坡变宝地
程阳大寨的南面,有个山坡,形状好似鲤鱼。因此,人们都称它为鲤鱼坡。相传程阳八个寨子是一条长龙,鲤鱼坡是个“龙前宝”,有了这个宝,村寨才得平安无事。所以,自古以来鲤鱼坡一锄头也不许动。
是1957年冬天的时候,大跃进的号角响遍了程阳。程阳人多地少,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开垦一些荒地。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提议挖平鲤鱼坡。社员们猛一听,都怔住了。杨桐茂、王老翁带头反对,一个说:“把‘龙前宝’挖掉,寨子就要失火死人,谁动锄头谁生病。”那一个又说:“做事要小心,寨子安全要紧,不能这么胡乱来。”会场上嘀嘀咕咕,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于是,党支部便提出几个问题,让社员们辩论:我们侗族是守住迷信落后好,还是破除迷信求进步好?是大跃进争取千斤县好,还是按老规矩少打粮食好?在辩论会上,迷信派又开腔了:“千斤县要办得到,老祖宗早就办了,还等我们这个时候!”这一说,急坏了刚从外地参观回来的几个积极分子。他们蹩不住站将起来,振振有词地说:汉族能干,我们侗家为什么不能干?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两千多人的大会越辩越热火,直开到深更半夜。最后,一致同意向“龙前宝”进攻。
当晚散会后,大家便冒着寒风,扛起锄头,朝鲤鱼坡涌去。党支部书记石明德和老年促进派吴家盛,在鲤鱼坡上挖了第一锄土。自此,这里每天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劳动。夜晚,坡上一片火光。没有多少日子,就把鲤鱼坡劈掉一大半。去年,这儿种上了十八亩木薯、黄豆,还办起了一座小工厂,利用坡上的粘土制造土水泥。如今,一提起鲤鱼坡这个“龙前宝”,寨里的人便笑道:死宝变活宝,真是万事靠人不靠神啊!
风雨桥边稻谷香
林溪河上,有一座高大的风雨桥,结构精美,别具风格,真是侗族文化艺术的一大创造。每逢初一、十五,就有许多人到这里来叩头烧香。人们路过大桥时,也都是轻手轻脚的,惟恐惊动了“神明”。解放以后,虽说来求神上香的人逐渐稀少,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这座大桥仍是百事禁忌之地。
在大桥的西头,有三十五亩旱地,年年收成不好。农业社分给谁,谁也不乐意要。后来,共产党员杨云高,把这块地接受了下来。他想:河那边有沟有渠,水足庄稼自然长得好,要是把水引过来,增产就没有问题了。他和青年红旗队的队员们一商量,大家决定紧挨着风雨桥架一条水槽。去年春天,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动工了。动工时,有些有迷信思想的人说:“木槽淌水哗啦啦响,吵得桥上神公日夜不安,惹出了祸事怎么办?”队员听了个个不服,都说:这分明是好事,怎么会惹出灾祸?就这样,他们终于靠桥架起了木槽。这片田,过去最高亩产只有四百八十斤,去年早稻平均每亩收了一千多斤。在收割的季节,人们唱着:收割的日子笑盈盈,堆堆谷子撞着半天云,风雨桥、鼓楼都变仓库,也装不完这样多的金!
无底洞上庆丰收
凤朝村西南边“无底洞”上的晚稻,去年打了一万三千八百多斤,平均亩产达二千三百一十三斤九两,真是破天荒的大喜事!
提起“无底洞”,说来话长。相传,这儿早先是高山深谷,遍地荆棘,勤劳的少数民族人民劈山填沟,把河谷变成了良田。多少年代以后的一天,一个农民在田里耙田,突然陷到烂泥里不见了。后来在五里地之外的“龙吸口”,才发现了他的尸体。从此,这块田常年冒水,冰凉彻骨,变成了可怕的陷井。一直到1957年,谁也摸不清田有多深,也不敢去耕种。人们说那里面有吃人的妖怪,取名叫“无底洞”。
党关于破除迷信、发展生产的号召,激发了青年人敢想敢干的雄心。去年2月,有一群小伙子冒着严寒,到“无底洞”去探险了。他们扛着一块长木板,用绳拴住四个角,放在田里漂着。侯帮理、侯光宗坐在板上,拿着竹竿探试深浅,其他的人站在田边拉着绳子。侯帮理用力猛插第一竿,入泥四尺多深,以后,又达到了五尺,八尺,最深也不过一丈多。原来,无底洞还是有个底。怎样来改造呢?青年们商议着。他们想起党委曾经指示过:浅田变深田,深田也能变浅田。马上集合了六十多人,凿岩石,挑泥土,用“移山填海”的办法苦战五昼夜,把无底洞填得只有三尺多深。然后用红粘土掺石灰、粪肥打好了田底,并插上了秧。就这样,无底洞终于披上了青装。第一季亩产七百八十四斤,加上晚稻,这往年颗粒不收的六亩田,平均亩产三千多斤。在寨子里,“无底洞”吃人的神话,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附图片)
程竞明 李进挺文 肖树淳 赵志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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