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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共议员团抨击岸信介的反动演说
坚决要求日本走中立的道路
社会党决定在国会提出不信任案迫使岸政府辞职
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据“赤旗报”今天报道，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28日就岸信介首相的施政演说发表声明指出，岸信介仍然要坚持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对于它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进行反省，反而想把责任推给中国。
声明指出，岸信介所以要攻击日本中立的政策，这表明他害怕日本人民迫切要求走中立道路。
声明进一步指出，这一切事情表明，岸信介政府仍然在按照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排好的计划坚决执行以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为中心的屈从美国的政策，进一步把日本拖上军事同盟的道路。
声明强调指出，只要日本人民以在反对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展开斗争，并且同亚洲各国人民紧密合作，日本的中立必能实现。
声明号召全体日本人民揭穿岸信介政府的反动意图，并且为打倒岸信介政府而奋斗。
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报纸今天对岸信介首相的施政演说发出了一片谴责声。
“赤旗报”发表文章指出，岸信介在施政演说中表明他反对日本中立，并且要加紧进行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和强行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顽固意志。
文章指出，岸信介在演说中打着“和平外交”的旗号，其实这不外是要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关系”的外衣罢了。
“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岸信介的演说内容空虚，背离了日本人民的愿望。
“每日新闻”今天刊登了它的编辑局顾问新井达夫的文章。新井指出，当日本民族站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岸信介的演说对这次国会平时会议中最重要的日美“安全条约”和打开日中关系两个问题，没有作出能够答复日本人民要求的回答。
“朝日新闻”的文章指出，岸信介演说着重给“对两大政党抱怀疑者”和“中立主义者”以及“劳动运动”冠以“反民主”罪名，这种做法有通往“战前状态”的危险。这家报纸指出，在岸信介结束演说时，只有从自由民主党议员中传出零落的掌声，连自由民主党内的“反主流派”也表现冷淡。
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今天在静冈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社会党打算在2月底审议日本1959年度预算草案工作结束之前对岸信介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浅沼到静冈县是为了声援社会党人竞选知事。他说，岸信介对于为了强行通过“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而非法延长临时国会会期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承担他应负的责任。他还说，在自由民主党内部，反对岸信介内阁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浅沼说，社会党打算通过提出不信任案的办法来迫使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成立选举管理内阁来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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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妇联发表告世界妇女书
号召全力维护和平迎接“三八”节
新华社柏林29日电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了告全世界妇女书，号召妇女们以全力维护和平来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
告全世界妇女书说，全体妇女最衷心的愿望是她们孩子的幸福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样，大家都能在和平环境中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和人类科学发现的成果。
告全世界妇女书指出，实现这一愿望的最主要的障碍是军备竞赛，尤其是原子军备竞赛。妇女们决不能让精神和物质财富浪费在军备竞赛中。必须停止核武器试验，必须禁止原子军备，必须实行普遍裁军。告全世界妇女书最后号召全世界妇女向她们本国的议会、政府以及向联合国要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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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的怒涛吓坏了殖民主义者
英国殖民地部召集东非总督开会讨论对策
“纽约时报”惊呼西方要设法避免不利影响
本报综合报道 高涨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在震撼着殖民主义制度的根基。英国殖民地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和殖民地部的高级官员25日召集英国驻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的总督在伦敦开会，讨论东非形势和英国的对策。
英属东非对于英国侵略中东和非洲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从英国被迫撤出苏伊士运河基地和锡兰基地以后，东非地区在战略上更加重要。去年7月，英国军队侵入约旦以后，英国便曾从东非抽调部队，增援亚丁和南阿拉伯半岛，加紧镇压这个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去年10月，英军被迫撤出约旦以前，曾经举行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桑给巴尔的英国总督会议；并且强调指出，在中东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东非在英国的“战略计划”中所起的重要性。最近，刚果的局势促使这些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有了进一步的高涨，因此，英国当局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来举行这样一次会议。
“泰晤士报”在评论这次会议时指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报纸写道：“在非洲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无疑地连总督们自己也认识到斟酌在东非的殖民政策以避免困难和危险的必要性了……”。报纸说，这些总督们想使殖民地大臣对于“东非民族主义运动和泛非主义发展的真正速度”有一个印象，“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东非存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英国的殖民政策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总的解决。”
“观察家报”25日刊载了记者科林·勒格姆的一篇文章说：“东非作为一个地区来看，正在变得愈来愈不稳定。”文章写道：“东非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愈来愈多。东非两千万人口中98.5％是非洲人。欧洲人有五万，……由于泛非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由于最近成立了东、中非泛非自由运动，非洲民族主义的巨浪变得更加猛烈。它的目的是要结束白人的统治，获得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并且实现议会民主和自治。”
英国报纸还谈到，在中非，例如尼亚萨兰，独立运动也愈来愈高涨。据英国报纸报道，在尼亚萨兰南部的布兰太尔，最近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声援目前正在当地举行会议的尼亚萨兰黑人全国大会。
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纽约时报”在27日发表的社论中无可奈何地承认说，非洲人民要求独立的浪潮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这家报纸认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惊人特点”在于它的发展速度。
报纸写道，“按理想的情况来设想，进展应该是有节制的和适度的。”但是比属刚果人民最近的反抗行动证明，“争取独立的运动正在成为一种浪潮”。这家报纸认为目前西方应该考虑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和用怎样的速度来赋予（非洲人民）独立而不致使有关方面遭到不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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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曼人民痛击英国侵略军
新华社开罗28日电 阿曼教长驻开罗办事处今天宣布，阿曼民族主义者同英国侵略军，在撒哈玛、阿姆塔、阿兹卡和阿瓦比地区发生了猛烈的战斗。
在撒哈玛山谷，阿曼民族主义者伏击了英国的一个车队，击毙了十五名英国士兵。在阿姆塔地区，敌方车辆被地雷炸毁。
在阿兹卡城，双方的猛烈战斗持续了六小时。敌军在遭到损失以后，被迫撤出城外。
在阿瓦比城，双方也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击毙英国士兵七名和雇佣兵三名，并且击毁了敌方车辆两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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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冷战政策 抵挡舆论压力杜
勒斯向美国公众拚命泼冷水
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公众主张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呼声，在最近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美以后已更加高涨，这使得杜勒斯之流很感不安。
杜勒斯昨天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时竭力对美国公众这种正当愿望泼冷水，他吓唬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说，“苏联人提出的促进结束‘冷战’的每一项具体建议从来都是为了削弱我们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意志或能力以达到它世界范围的目标的建议”。
访问美国的米高扬刚刚离开，美国政府负责人就接二连三地出来表示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改善苏美关系，并且大肆散布苏联和平建议“没有诚意”的空气。副国务卿帮办墨菲26日特意挑选了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来发表这种演说，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刚在两个星期以前邀请了米高扬去演说。杜勒斯昨天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作证是他在两天之内公开发表的第二篇谈话。在前一天，他已经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同一天，副总统尼克松也在纽约一个宴会上叫喊“在世界目前的气候下，解冻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对苏联大肆攻击。
美国统治集团显然正在再度掀起一次反苏、反共、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宣传运动，企图以此来对付国内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猛烈指责和批评，并消除米高扬访美对美国公众引起的影响和更加高涨的和平愿望，以便他们可以继续执行他们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
杜勒斯昨天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企图装作他也是赞成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他说：“这些天来人们经常在说，世界上正在发生那么多的变化，因此我国的外交政策也必须是可以改变的。我个人也时常这样说，而这种信念的真诚不仅表现在言词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他还企图证明美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已经确实是“适应于新情况的要求，并且对于现在正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出现的新的演变施以影响”的，而不是像人们所不断指责的那样，是顽固僵硬的。
杜勒斯接着说：“可是，有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拟订一些据他们说会‘结束冷战’的新政策”。杜勒斯表示断然拒绝执行这样的政策，他没有别的办法来为自己的这种态度辩护，只好又一次抬出“共产主义威胁”来恫吓美国公众。但杜勒斯无意中表明，他最怕的就是紧张空气的缓和，他非常耽心，执行结束“冷战”政策就会“使许多不留心的人们觉得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我们的国家不再需要作那种现在需要作的努力和牺牲了。”
但杜勒斯却竭力想把“冷战”的责任推在苏联头上。他闭着眼睛不顾事实地说：“肯定地说，美国丝毫也不垂涎苏联和任何其他人民所拥有的东西”。杜勒斯把事情说成是：仿佛只因为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才有了“冷战”。他说什么“冷战”起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起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着大约九亿人民的政策和资源……”。杜勒斯甚至认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也是“冷战”的起源。可是，杜勒斯这种反对和平共处、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共戴天的立场和叫嚣，恰好证明了“冷战”的起源就在他自己身上。
杜勒斯还企图否认米高扬所说的，在结束“冷战”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人民的意见之间存在着分歧。他承认米高扬在美国听到过的关于和平愿望、善意、友好、缓和紧张局势、增加贸易等等的意见是美国人民“热烈的愿望”。但他认为这些都只是“泛泛的意见”，而美国政府需要处理的却是“具体的问题”。并说“在具体问题方面，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有很大程度的一致”。他说，“我知道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抓住看来可能结束我们目前所处的经常的紧张状态、负担和风险的言词”。他以完全无视美国人民这种愿望和蛮横地、拒不考虑苏联任何建议的态度说，“苏联人提出的促进结束‘冷战’的每项具体建议从来都是为了削弱我们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意志或能力以达到它世界范围的目标的建议。”
杜勒斯对苏联关于扩大苏美贸易和关于结束西柏林的占领地位以及缔结对德和约等合理建议进行了诬蔑，并且声嘶力竭地叫喊，“苏联的建议并不是良药，而是毒品，这种毒品会使我们感觉不到真正的危险，这种危险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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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艾森豪威尔在国会泄露真情
美国对外“援助”没安好心
中心目标是要推行军事侵略政策
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8日向国会提出关于美国对外“援助”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艾森豪威尔在报告里说，在去年6月30日结束的1958财政年度，美国对外“援助”的数目是三十三亿美元，其中十九亿美元是军事“援助”，十四亿美元是经济“援助”。报告承认，自从1950年以来，美国政府为驱使它的盟国进行军备竞赛拿出了总共二百零五亿余美元，而它的“盟国”则不得不花掉一千三百亿美元去扩军备战。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提供一块美元的军事“援助”，受“援”国家就要拿出五块美元。艾森豪威尔的报告表明，在1958财政年度，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最多的是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权（二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其次是南越吴庭艳傀儡政权（一亿八千四百万美元）。此外，这两个傀儡政权还得到“数目庞大”的军事“援助”。
艾森豪威尔再一次大叫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特别是恶意污蔑和中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什么中国在“威胁同它邻近的较弱小的自由国家”，企图这样来掩盖其对外“援助”计划的阴险目的。但是这种拙劣的伎俩很快就败露。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直接中心目标”是在远东设置军事基地和部署军队，维系美国拼凑的军事同盟，武装、训练和支持供美国驱遣的它的亚洲“盟国”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在谈到经济“援助”时也大谈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攻势”和“挑战”，企图以此来掩盖美国以“援助”为前导在经济上渗入受“援”国家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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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和古巴刚果人民站在一起
各地继续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行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今天下午联合举行集会，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对古巴、刚果人民的侵略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连贯，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马来亚归侨张楚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印度归侨常任侠，中苏友谊医院医生、美国归侨张炜逊和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副所长、法国归侨范秉哲等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
据新华社29日讯 全国各地人民继续声援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从北方草原城市海拉尔到西南的拉萨，从西北的西宁、乌鲁木齐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岛，到处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到处都发出了这样的怒吼：“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古巴内政！”“坚决反对比利时殖民当局屠杀刚果人民！”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26日晚举行了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的集会。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王铎和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内蒙古分会主席哈丰阿（蒙古族）在讲话中都表示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自治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呼和浩特市工人、农民代表也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最后还通过了支持古巴和刚果人民的决议。
在我国北部边疆的草原城市海拉尔，27日举行了集会。参加集会的蒙古、达斡尔、回、汉等族各界代表一致指出，古巴和刚果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政协呼伦贝尔盟委员会副主席德春（达斡尔族）说：在这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必须滚回老家去。
在广西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26日举行了有八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阎光彩在讲话中指出了古巴、刚果人民的斗争的重大意义。
在青海省和西宁市，各族人民一千多人26日举行的集会上，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省长袁任远说，青海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古巴内政，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屠杀刚果人民。藏族人民代表、海南藏族自治州州长丹德尔、土族代表松布、回族代表马明基等也讲了话。大会并通过了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电文。
拉萨市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和宗教界代表二百多人在27日集会。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惠毅然在会上指出，古巴和刚果人民的斗争，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帕巴拉活佛以及拉萨市爱国青年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和学校的代表在讲话中，都表示坚决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昆明市各族各界七千多人26日举行的大会上，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副省长刘披云代表全省一千八百万各族人民欢呼古巴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刚果人民反帝运动的蓬勃发展。彝族妇女李桂英等在会上也发了言。27日下午，贵阳市各界人民四千多人在市体育馆集会。贵阳市市长赵克强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古巴和刚果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贵阳钢铁厂工人李绍荣、农民和妇女代表等。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各界人民一千多人在27日集会。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在会上说：“帝国主义者的脚下到处是地震，到处是火山，土崩瓦解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各机关团体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讲话中，也都表示坚决支持古巴、刚果人民的斗争。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一千三百多人26日下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吕剑人说，帝国主义必须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伊明·马合苏木、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任玛依努尔和自治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托乎提他尔汉等人在讲话中，也一致对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的斗争表示支持。
长沙市各界人民的代表在27日下午集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在会上指出，为了更加有力地支持古巴人民和刚果人民的斗争，支持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应当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各民主党派湖南省地方组织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工人、农民、部队、学生和妇女代表在会上也讲了话。大会并一致通过了支持古巴、刚果人民反帝斗争的决议。
曾经接待过不少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朋友的杭州市，各界人民对古巴、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关切和同情。27日晚，这个城市举行了有二千五百多人参加的集会。会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书记吴宪说，我们深信，古巴、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和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各界代表也都在会上讲了话。大会最后还通过了支持古巴、刚果人民斗争的决议。
福州市27日也举行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魏金水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福建分会主席陈绍宽、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郭瑞人在会上也讲了话。
在厦门岛的人民公社里，这几天也到处可以听到社员们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声音。在严惩金门蒋军的战斗中被誉为“二十三勇士”、民兵“穆桂英排”的成员，热烈赞扬古巴、刚果人民的英雄气概，一致表示坚决和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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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说明什么？
——南斯拉夫经济状况的若干问题
苏联 尼古拉耶夫 杜金斯基 洛夏科夫
最近，南斯拉夫报刊上出现了歪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状况的文章。同时，南斯拉夫的宣传又百般吹嘘南斯拉夫本国经济建设的成果。这样作的目的是要诋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过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经验所检验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用南斯拉夫自己的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特殊”道路来与它对抗，南斯拉夫的道路被说成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大家知道，对比的方法在经济学中是最可行的方法之一。也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现在的南斯拉夫国民经济的状况，哪怕把它同那些过去在经济水平上原来同南斯拉夫相同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较也好。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下一原理的正确性，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要以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必然具有的一系列主要规律作为基础。当然，这些规律在每个国家中是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特点和传统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和传统无疑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社会主义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发展着，并且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新的社会制度早已越出了一国的范围。社会主义变成了世界体系。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到现在以前只是在一个国家——在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正进入很多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特点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提高生产力和增进劳动人民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队伍进一步团结了，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联系全面地发展了。
而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隔绝的现在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
南斯拉夫的统计数字表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原来发展水平同它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1958年的工业产值比战前水平增加了二点四倍，而保加利亚大约增加了八倍，波兰增加了四倍半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同1949年相比大约增加了九倍。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生产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向前发展的最明显的表现。
如果把两个相邻的国家——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保加利亚不仅整个经济、而且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地超过了南斯拉夫生产的增长。例如，南斯拉夫的发电量同战前时期相比增加了四点三倍，而保加利亚则增加了九倍。1957年南斯拉夫煤的开采量仅为战前水平的87％，而保加利亚则增长了一点三倍。南斯拉夫的糖产量同战前水平相比增长了一倍，而保加利亚则增长了将近四倍。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保加利亚在很多种产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已远远地超过了南斯拉夫。
尽管南斯拉夫建立了一系列工业企业，它也未能达到工业发达的国家的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南斯拉夫的工业所占的比重从1939年的34％增加到1956年的49％，而在同一时期，保加利亚的工业所占的比重则从27％增加到58％。
南斯拉夫经济的特点还有：生产能力经常开工不足，劳动生产率非常低，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加工工业部门同电力和原料基地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的现象日益加深。
南斯拉夫联邦经济计划局副局长乔贝利奇在1958年底所作的报告中说：“1956年生产能力仅仅利用了77％。为了证实这个结论，应当指出，这一年工业的固定资金比战前增加了二点四倍，而工业生产只增加了一点六倍。”乔贝利奇又说：“这些数字表明，利用所投入的资金本来可以取得更高的生产成果，所产生的比例失调的现象本来可以不那样深刻……”
一方面，南斯拉夫的机器制造企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农业又严重地缺乏机器，很多企业的设备都已经非常陈旧，最重要的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水平至今还非常低。
当然，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在经济建设中的英勇努力。但是，如果南斯拉夫的国民经济能够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发展，那么，南斯拉夫劳动人民所取得的成就就远远不止这么一点。
弗·伊·列宁教导说，对于新的社会制度胜利来说，归根结底最主要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南斯拉夫的经济在这方面也落后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人人数的增加。南斯拉夫报刊发表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实际上放弃了农村生产合作化的路线，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这种合作化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强有力的手段。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南斯拉夫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建立了约七千个这样的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17％。实现农业的生产合作化要求进行巨大而紧张的工作，来在经济上和组织上巩固合作社，并且建立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南斯拉夫没有做这种工作，反而用纯粹的行政命令方法来代替这种工作。当生产合作社由于这种拙劣的作法而处于严重状态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不寻求任何好的方法，只是宣布农村生产合作化的主张本身有毛病，走上了消灭已经建立的生产合作社的道路。由于1953年所通过的政府决议，绝大多数的生产合作社解散了。到1957年，南斯拉夫总共只剩下几百个这样的生产合作社。
目前，全国有90％以上的农业用地属于私有经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正在发生着农户的急剧分化的过程，细小和最小农业生产单位的数目在增加，而富农阶层也同时在加强，从1952年到1957年，农户的数目增加了三十七万，达到了二百三十三万二千户。1957年，在这些农户当中，有六十九万七千户拥有不到两公顷的耕地，有九十三万三千户拥有二至五公顷的耕地。同一期间，富农户数增加了三万七千户，达到了三十一万七千户。富农户数在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为14％，但是它们却差不多拥有农业用地总面积的40％。同时全部农户中有70％是贫农和小中农，它们仅仅占有38％的土地。根据南斯拉夫报刊的材料，主要谷物产区的绝大部分劳动农民都没有耕畜和基本农具。
南斯拉夫的农业长期处在危机中。从1935年到1939年，南斯拉夫的小麦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六十万吨，而从1948年到1957年则为二百二十万吨；在1935年到1939年，玉蜀黍的每年总产量为四百五十万吨，而1948年到1957年则为三百五十万吨，这表明了农业生产衰退的总的情况。只是在1957年，由于气候条件十分良好，南斯拉夫的农业生产才超过了战前水平。据初步材料，1958年主要谷类作物的收获量又下降到战前水平以下。
在战前时期，南斯拉夫不仅满足了本国对农产品的需要，而且大家知道，它还是粮食的大宗出口国家。在1934年到1938年期间，南斯拉夫平均每年出口十七万多吨小麦和约四十七万吨玉蜀黍。现在的南斯拉夫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却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例如1953年南斯拉夫就进口了七十五万八千吨小麦，1954年进口了八十三万二千吨，1955年进口了九十七万五千吨，1956年进口了一百三十二万二千吨，1957年进口了一百零九万六千吨。粮食的进口超过了南斯拉夫全部进口商品总值的四分之一，这给南斯拉夫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农村生产力急剧高涨的情况下，南斯拉夫农业的衰退更显得特别突出。在南斯拉夫的邻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里，播种面积不断扩大，进行着巨大的土壤改良工作，改进着农业结构。合作化制度急剧地提高着农业生产力。尽管迫切地需要商品粮食，目前南斯拉夫的谷物播种面积仍然比战前水平低10％到12％。
战前，在主要谷物（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蜀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水平大致相同。1956年，按人口计算的上述几种谷物的产量，保加利亚为四百五十公斤，罗马尼亚为四百零八公斤，而南斯拉夫仅为三百三十公斤。在丰收的1957年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主要谷物产量达到五百五十三公斤，保加利亚达到六百一十七公斤，罗马尼亚达到六百二十一公斤。
最近时期农村的状况十分危急，以至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得不谈改造农业的必要性。然而就在这方面，他们也是反复的谈论“特殊道路”。他们认为农村可以通过所谓一般类型的合作社，也就是通过供销合作社及合作社的低级形式来加入社会主义。这种形式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高南斯拉夫的农业生产力。不但如此，一般类型的合作社的福利首先为农村的富裕阶层所享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谈论所谓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首先是为了安慰国内的群众，是为了造成一种在南斯拉夫农业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假象。
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市场的自发势力，富农的地位在加强，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在迅速地赤贫化。
作为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它使劳动者摆脱剥削和贫困，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全世界人民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榜样中看到，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福利在不断地增长。
在南斯拉夫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南斯拉夫自己的统计资料就表明了这一点，最近十年以来，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如果以1948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量为一百，那么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则平均不到93％。1956年，主要食品、商品和工业商品的消费量仍然低于1948年的水平。在随后几年，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例如，在1957年，一个有四口人的工人家庭的生活费用比1952年增加了25％，而职员家庭的生活费用增加了23.4％。1958年上半年，工人家庭的生活费用比1952年的水平增加了35％，而职员家庭的生活费用增加了32％。
南斯拉夫的家庭主妇很害怕上市场。在市场上，她们差不多每天都会看到物价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得特别快。在1958年6月，食品价格比1957年同期上涨了14％。1958年10月，联邦执行委员会再次把面粉、面包、糖、烟草的价格平均提高了10％到15％，电费增加了20％以上，铁路运费增加了15％。
南斯拉夫还存在着失业现象，这是无法掩盖的。去年举行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代表大会承认，全国寻找工作的人数从1953年的八万二千人增加到1957年的十一万六千人。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把自己的经济建设计划同取得其他国家的贷款联系起来。
“战斗报”不久前刊登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伏克曼诺维奇的谈话说，为了南斯拉夫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尽可能多的外国贷款。伏克曼诺维奇说：“如果我们不在凡是可能取得贷款的地方都拿到贷款，那我们就是傻瓜。我们今后也将这样作，并且把我国变成经济上强大的国家，我国的财富将全部用来改善我国人民的物质状况。”
但是南斯拉夫从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援助”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目前南斯拉夫的外债已经超过八亿美元。为了这些贷款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南斯拉夫出口的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都用来偿付外债。
南斯拉夫的经验只能证实一切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所公认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大家庭存在的时代，任何想脱离这个大家庭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单枪匹马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企图，都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虚幻计划，只能毁掉社会主义事业而已。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上的修正主义政策越来越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
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曾经为了自由、为了获得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设生活的权利而流了不少血，他们应当有较好的命运。
通向伟大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是孤立的、曲折迷离的羊肠小道，而是对所有国家共同的康庄大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往不胜的学说给各国人民照亮了这条走向幸福和进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原载1959年1月26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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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罢工工人反抗警察镇压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工厂工人，从1月9日起罢工，抗议厂方解雇五百多工人。目前，罢工正在扩大中。意大利政府当局出动警察镇压罢工者，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抗。
图为罢工工人和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斗争。 新华社稿